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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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摘要：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在所处社会政治生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四个主要特征：

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和为贵的政治心态；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的并行不悖。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

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推动了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发展；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及滇川藏交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纳西族；木氏土司；政治文化；功能和作用

　　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界定是：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

”〔1〕政治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一定反作用，一个民族积极的价值观念文化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到促进作用，影响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往往具有这样的基本功能：

变革政治体系、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维持政治关系、规范和约束政治行为。

纳西族在所处社会政治生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文化。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趋于成熟稳定，形成独特的内涵和特征，对纳西族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本文试图从政治文化的功能和作用来阐释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

　　一、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具有如下特征：

　　1．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

　　在纳西族的早期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共同体利益优先这一政治文化的萌芽。

“尔”是纳西古代氏族社会的基本组织，也是早期的政治组织。

在这一共同体中，纳西族个体总是把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以这一利益标准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取舍，作为共同体成员，首先必须服从共同体的首长。

当元、明时期纳西族社会正式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管辖时，即这些独立的共同体被统一到更大的共同体中央王朝中时，原来的共同体并未打破，而是以整个为单位加入大的共同体即国家中。

从而在大小的各共同体之间，就形成了井然有序、层层依属的主从关系。

实际表现为共同体首长之间的服从关系。

这样的共同体主义的秩序原理奠定了纳西族社会结构的有序性。

　　古代纳西族社会的这种共同体利益优先的社会秩序意识在元、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就结晶为“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产生了木氏土司“内王外臣”的政权取向。

木氏土司对中央国家政权是认同、服从、归顺，内部实行“木瓜制”的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内部社会结构和秩序很稳定。

以木氏土司为政治代表的纳西族上层精英的一系列政治行为模式表现了纳西族群体的这种政治价值取向。

　　在主流政治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下，木氏土司将自己民族固有的祖先崇拜与主流政治文化中的王权崇拜融合在一起。

明代以后，在纳西族“敬天法祖”的祭天仪式中，在原来的“天”和“祖”之外还加进了“王”，这是其忠君爱国的政治文化的体现。

木公在《建木氏勋记》中写道：

“……学书学礼，忠君至恳，孝亲至勤，爱民至专，祀神至诚，训子至要。

此五者，蓄诸内而行诸外，垂诸子孙，庶几永久无替。

……凡我子孙，受朝廷世袭美官，拓边守城，不可有动挠患，以遗天子忧。

”〔2〕这一段文字既是木氏家族的道德行为准则，又是木氏几代政治首领作为纳西族整体政治利益代表总结自己民族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在滇、川、藏这一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深谋远虑的政治思想的结晶。

是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表达的是一个民族的政治心声。

表明木氏已接受主流政治文化中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思想，民族自觉意识和国家认同意识已很强烈。

　　2．和为贵的政治心态

　　纳西族由于其漫漫的迁徙之旅，曲折的历史，滇、川、藏这一民族走廊的特殊地理位置，三面夹攻的民族政治关系，东巴文化体现的与自然万物和谐一致的固有文化特征，主流文化的“贵和”传统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纳西族政治心态和行为模式均体现出“和为贵”的特征。

“和为贵”的思想深深渗透在纳西族的心灵之中，积淀成为这个民族一贯看待事物、思考问题、评判是非、行为选择和取舍的文化模式和标准，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构成了纳西族独特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这种生态伦理价值观推及到社会领域，在民族内部形成人与人和睦相处、相互依赖、团结一致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在民族政治关系上，就形成了纳西族近千年来与中央王朝、与周边民族和谐共处的民族政治策略。

使纳西族在唐以来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其政治行为选择，始终能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处理好了滇西北复杂政治生态中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纠葛，开创了滇、川、藏交接区域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格局。

　　3．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

　　元、明、清以来，纳西族的上层政治代表，在历史发展、政权转换的关键时期，皆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或积极拥戴，参与代表社会历史潮流的新兴政权的建立，或识时务地归顺、依附，尽快适应社会政治的变革。

木氏22代土司皆忠君至恳，奉命征调，御蕃卫国，拓边守城，移民屯垦，按时贡赋。

在历史变革面前，木氏土司作为纳西族的政治利益代表，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历史秩序意识，采取现实主义的政治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

纳西族深深地懂得，民族与国家共同体是共存关系，从而能以国家利益为行动和价值的取舍标准，关注现实利益，这种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历史秩序意识为民族自身的跃进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使纳西文明绵延不绝，没有经历那种毁灭性的覆灭与倒退。

　　这一特点使纳西族的政治行为具有较强的现世利益主义特色。

　　4．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的并行不悖

　　纳西族定居滇西北以来，一直处于主流文化和外族文化的包围之中。

为着保证民族共同体的持续不断与繁荣，纳西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采取的行为模式之一是传统主义。

正是强调传统使纳西族的本体文化一直延续下来，在一次又一次外来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的冲击下，纳西族的上层人士和民众能够以本民族的固有文化精神去取舍，通过改造和转化，使外来文化更适合本民族发展的需要。

这种意识使之在吸收外来文化中具有鲜明的选择性与实用性，也不必担心为外来文化所同化。

　　与传统主义并行不悖的是，纳西族又很注重变化。

木氏土司率先积极摄取、移植内地及周边民族的先进文化乃至异域文化，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种风气，一种社会风尚，纳西族民间，百姓亦争相效仿社会上层的文化价值追求，纳西文化形成了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精神。

　　注重变化使纳西族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能保持对先进文化和时代发展特点的敏感性，积极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丰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内涵，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各具特色，政治文化呈现出时代性、阶段性变化。

而强调传统却使政治文化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总有着始终一贯的主题和基本不变的内容。

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是并存和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

正是传统与变化的统一，强调传统还是强调变化因时期和具体情况而不同，二者交替使用，此消彼长，相互结合，使纳西族的政治行为在保证民族共同体存续和利益的前提下，又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既可以因民族性的保持强调传统，又可以因共同体利益发展的需要强调变化，适应环境，顺应潮流，灵机应变。

　　二、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本文原文

　　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

　　政治文化是通过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念、政治意识、政治信仰而对政治行为发生影响和制约。

人们的政治行为又对政治体系和宏观的政治活动发生作用。

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往往具有这样的基本功能：

变革政治体系、维持政治体系的稳定、维持政治关系、规范和约束政治行为。

纳西族木氏土司时期的政治文化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表现在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

　　1．营造了滇西北区域和纳西族社会的稳定的政治环境

　　社会政治稳定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当代政治学认为，政治文化是社会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

均质而有力的政治文化会促进政治关系的稳定，一个社会稳定的政治关系才能保证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延续。

政治体系维持和延续的重要保证是其合法性的存在。

而这种合法性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心理上的认同意识。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群体在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基础上结晶而成的以国为重的政治认同，引导纳西族群体遵从中央政权的政治统治，维持中央政权的政治体系，规范自身的政治行为，自觉符合国家政治体系所确认的行为准则，形成稳定的政治行为模式。

从而保证了中央王朝政治体系和纳西族社会内部政治体系的维持和延续，赢得了纳西族社会内外的政治稳定。

　　纳西族木氏土司在历史上滇西北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和民族关系中，明智地认识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是历史的大趋势，自觉将自己民族视作中华民族中的一分子，主动将纳西族地区纳入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承担起维护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的历史重任。

这种以国为重的政治文化打破了唐以来滇西北以冲突和矛盾为主导的民族政治格局，形成了和谐的新的民族关系，营造了滇西北区域稳定的政治环境，为纳西族的生存和发展赢得了良好的空间。

　　木氏土司统治的470年间，纳西族地区免遭了外部政治力量的蹂躏和战火的侵扰，人民获得了安宁的生活，为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对纳西族政治文化传统的积淀作用

　　木氏土司经营管理丽江纳西族地区470年，木氏22代土司，无一不维护国家的统一，对代表国家统一政权的中央王朝忠诚至恳，谨遵朝命，拓边守域，从未叛乱。

贡纳赋税，捐银助饷，出兵出力，尽力效劳，为滇西北乃至滇、川、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木初“能用夏以变夷，摅诚报国”。

木森“夙志怀忠，远而麓川烽警，募兵勤旅”。

木定“恭事中廷，久而弥笃”。

木公“效力输忠，辑宁边境”。

木东“奉命专诚，能用文而济武；诚心报国，克移孝以摅忠”。

木旺“格守官常”，“克笃从王之义”。

木增“世安臣节，格守官常”，“琅琅大义，始终不渝”，“丕着忠勤，屈指诸司罕埒”等等〔3〕（P70）。

这样一种始终一致的政治价值取向，代代相传，由此积淀而成纳西族比较稳定的一以贯之的政治文化传统。

这种传统使纳西族政治文化虽然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但始终有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这种内在逻辑，一方面通过政治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得到体现，另一方面，则是在政治文化与现实社会间的交互作用中得到体现。

在交互作用中，社会选择文化，文化影响社会，社会促进文化，循环往复，直接相互适应。

在交互作用中，政治文化不仅形成了自身发展所需的现实起点和逻辑起点，而且形成了自身发展所特有的内在价值取向，积淀而成纳西族稳定的政治文化传统。

　　3．规范和约束着纳西族后世的政治行为

　　纳西族群体的这种内在价值取向积淀而成的政治文化传统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功能和作用，规范和约束着纳西族后世的政治行为，起到定向器的作用，规定着纳西族社会政治发展的正确路径，使其在社会更迭、政权转换的关键时刻，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能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行为取舍的标准。

　　清朝初期，云南几股地方势力之间发生冲突，引发较大的社会动荡。

顺治十六年，吴三桂统一了云南，丽江木土司木懿率先投诚，归附清朝，获准继续世袭丽江军民府土知府一职。

1665年吴三桂妄图与驻扎在中甸的蒙古势力共图不轨，对木懿威逼利诱，但木懿始终不肯答应。

木氏土司被卷入巨大的政治漩涡中。

吴三桂怀恨在心，以私通吐蕃的罪名将木懿囚禁了7年。

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反叛清朝政权，康熙迅速组织力量平叛。

木土司积极筹措粮草，加固防线，大力协助清朝政府平叛。

1681年，吴三桂一部逃窜到丽江，丽江军民一万多人进行围剿，在澜沧江边把吴三桂的部队剿灭。

1717年，新疆伊犁准噶尔部蒙古兵突袭西藏，木土司木兴奉命率兵并带养子木崇一同出征。

父子两都在征途中病死。

清初动荡中纳西族的政治行为体现了纳西族在社会动荡中始终能识大体、顾大局，自觉维护国家利益，有较高的国家认同意识。

经历了“三藩之乱”后，清朝政府制定了改土归流的政策。

纳西族地区在改土归流的巨大社会变革中同样保持了以国为重的政治文化传统。

雍正元年，丽江一部分新兴的地主势力，赴省申诉，主动请求改土归流，得到朝廷准许，皇帝一纸令下就将丽江木氏土知府改为土通判，将知府改为流官。

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就这样在风平浪静中悄然完成。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纳西族地区在原有封建主义、当地封建领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增加了帝国主义这座大山，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成为纳西族地区的主要社会矛盾。

纳西族共同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这一具体历史条件下结晶升华为爱国主义精神。

光绪十一年，纳西族官兵参加了着名的反法爱国战役——镇南关战役，百余名官兵为国壮烈捐躯。

光绪三十年，纳西族人民参与了藏族同胞反洋教的斗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

辛亥革命后，纳西族地区涌现出一批进步的爱国仁人志士。

纳西族人民在“重九”武装起义、“护国运动”中都做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红军二方面军长征转战丽江，从石鼓渡江北上抗日，纳西族开明士绅王赞贤先生和群众在这历史关头，准备了船只，积极协助红军抢渡，使红军顺利渡江北上。

抗日战争爆发后，数千名纳西子弟，随滇军奔赴前线，在台儿庄等着名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抗日阵亡官兵达280多名。

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起，丽江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就为争取丽江及滇西北的解放开始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斗争。

1949年，丽江和平解放，再次体现了纳西族共同体主义价值取向的积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纳西民族获得了真正的平等自由，新的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进步的民族关系得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产生了较好的政治认同，丽江县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共同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促成了以国为重的政治利益选择，产生了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顺应历史潮流。

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传统与变化并行不悖的精神始终是纳西族各个历史阶段政治文化的主流。

　　推动了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发展

　　1．成功地实现了多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

　　丽江纳西族自唐代以来，就一直与汉、白、藏、彝、普米、傈僳等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

丽江处于滇、藏茶马古道的重要历史地理位置，木氏土司时期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并行不悖的政治文化，造就了纳西族在文化上的开明开放精神，形成了“窥中原文脉，纳百川之精”的文化心态，对异民族及其文化相当包容。

纳西族在形成和发展中融入了汉族、藏族、白族、普米族、蒙古族、傈僳族等民族的血液，尤其是与汉族之间发生了双向的同化，实现了汉文化与纳西文化的有机融合。

　　云南在明代以前，其人口以少数民族占大多数，明代实现军屯制度，大量的汉族士兵携带家眷来到云南，于是很多少数民族逐渐被汉族同化，汉族人口慢慢超过少数民族人口〔4〕（P352）。

与云南其他地区一样，明以来，丽江不断流入外地移民。

丽江附近的北胜州（今永胜县）的军官、良官镇，鹤庆县的辛囤当时都是屯兵数万的地方。

这些屯兵点的汉文化必然向周围地区辐射。

木氏土司为发展地方经济文化，吸纳了不少内地人才。

如在丽江文化上有影响的周氏，约万历年间迁入丽江〔5〕（P81）。

在纳西族医学史上有影响的杨辉医生，是在明初从昆明来到丽江的〔6〕，在丽江手工业史上享有盛名的陶器制造商“德荣昌”的先祖杨茂芳是木土司从巴蜀请来的铜匠〔5〕（P83）。

丽江造纸业的李氏，原籍江南，落籍鹤庆，约在明天启年间聘到丽江造纸〔7〕（P89）。

另外赵氏、张氏、姚氏、白氏、赖氏等姓氏也都是于明代迁入丽江的外姓，逐渐被纳西族所同化，在丽江繁衍生息下来。

在今四川的巴塘、理塘等地，由于历史上木土司的开发和经营，带入一大批军屯的纳西族，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逐渐被藏族同化。

有人推测，在巴塘、理塘，今天有一半以上的藏族是被同化了的纳西族。

在巨甸、塔城、小中甸、维西等地也有不少藏族变为纳西族，或纳西族变为藏族。

在怒江的兰坪、六库等地，也有纳西族融合到别的民族之中。

　　木土司对流入丽江的外来军士、工匠、教师、医生、画师、商贾、游宦等采取了强制性的民族同化政策。

乾隆《丽江府志》记载：

“流寓入籍者必改姓和。

故今里民和姓居多，自设流后，渐复本姓。

”一方面，外族移民因为融入纳西文化这样一个文化包围圈之中，土司使其“复弃其儒学，变服从俗语，渐化为夷”〔8〕（P23），这是文化的礼俗层面上的纳西化；另一方面，汉族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又高于纳西族，外族的移入必然带来新的文化因子，与纳西文化产生碰撞，激发文化发展的活力，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方式也得以传播开来。

所以，“貌虽汉化为夷，实则夷化为汉”〔8〕（P23），这是文化内涵上的汉化。

“汉化”和“夷化”二者同时存在并且是互动的。

“汉化”和“夷化”的双向互动是纳西文化与汉文化有机融合的途径。

　　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使纳西文化中沉淀了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白族文化、喜马拉雅周边文化、萨满文化、藏传佛教文化、道教文化等多种文化因子，丰富和发展了本体文化的内涵，营造了丽江多元文化交融的文化生态。

从而形成以丽江古城为中心，辐射白沙、束河、拉市、石鼓、巨甸、大具、塔城等小镇和区域的纳西文化生态圈。

　　2．形成了纳西族社会重教兴学的良好传统

　　木氏土司开创的对汉文化积极学习、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在清代改土归流以后儒学全面推行的历史机遇下，积淀而成纳西族社会一直沿袭下来的重教兴学传统，为纳西族的发展提供和储备了人力资源。

　　清代康熙三十六年丽江建立儒学，经历代流官的努力，广设义学，建造书院，兴办私塾，丽江教育推向民间。

清乾隆到民国初，一批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他们因厄于仕途，为着谋生，被城乡百姓聘为教师，嗜学乐教，为家乡培养子弟，广办私塾。

丽江城乡出现过不少有名望的塾师。

在纳西族民间，在民众中以培养子女就读、成才为荣。

尤其是在城区和文化积淀较好的村落，读书已蔚然成风，形成尊师重教的美德。

自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初，在古城、白沙、束河、石鼓等地，可以说是“书声一条街”。

可见当时丽江纳西族已具较强的教育意识。

自康熙三十五年设学至清末的二百来年间，“丽江科员之士约有：

翰林院吉士2人，文进士7人，举人60名，武举人13名，贡生100多人。

还出了一些作家和画家，有50多人有诗文传世。

”〔9〕（P46）说明当时丽江纳西族的儒学教育已发展到较高水平。

通过儒学的造就，培养了一大批汉文化修养较高的旧知识分子，使丽江纳西族虽地处边地，却能与内地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相互交流，为丽江纳西族近现代文化的繁荣打下一定的基础。

通过儒学的传播，还促进了纳西族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使纳西族地区的思想意识形态与主流传统政治文化基本保持一致。

通过儒学储备的人力资源，极大地促进了丽江纳西族社会的发展，使丽江在近代成为经济和文化都较为繁荣的滇西北重镇。

　　正是在这二百来年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至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丽江新学凭借这较为深厚的重教兴学传统，在时代发生变迁的条件下仍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到1921年，丽江已有小学85校，教员111人，在校小学生3191人。

其中有高等小学4校，即县立高小、白沙高小、石鼓高小和县立女子高小，在校高等小学生655人，已毕业高等小学生555人；有公立初等国民学校81所，在校生2536人，已毕业初小生972人〔9〕（P71）。

可见这一时期纳西族地区新教育的普及程度。

　　从纳西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大致脉络，我们看到：

纳西族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得益于纳西族社会几百年来养育起来的重教兴学传统，而这一传统的积淀又得益于其良好的政治文化传统。

　　3．铸就了纳西族与藏族间不可替代的文化亲缘力

　　纳藏之间历史以来就有着经济上的联系和文化上的交流，两族群众在西康地区、塔城、维西、中甸等地由于交错杂居，历史地、天然地存在着血缘和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

　　木氏土司统治时期，在中甸地区采取种种积极的举措，如改革田赋税制度，移民屯垦，筑路开矿，引进新的生产方式；保护经营珠宝、牲畜、布帛等大小商人的正当权利，疏畅商途，修建了三巴丁铁索桥、天接黄金桥、盐井永镇桥等，造福地方；在北胜州开设茶马互市，使丽江、中甸的滇藏贸易初具规模；大力弘扬藏传佛教，大修理塘寺等寺庙，刻印丽江版《甘珠尔》，促进宗教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等。

这些举措既密切了源远流长的纳藏文化交流，又在拓展中传播了主流文化，密切了藏区与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巩固了边疆。

从而铸就了纳西族与藏族、丽江与中甸、纳西文化与藏文化之间的亲缘力。

　　这种亲缘力既加强了藏区与中央王朝的政治联系，为藏区的政治稳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又使丽江纳西族聚居区在明代以后始终成为维系汉藏文化交流的连接纽带。

丽江自唐以来就成为藏文化向南传播的前哨站，藏文化以藏传佛教为载体对纳西族文化影响较深。

同时，丽江又是滇、川、藏交接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成为汉文化向边地传播的中介，构筑起一个汉藏文化交流的平台，具有很强的文化辐射能力。

　　这种亲缘力弥合着藏区与中原政权之间的裂缝，密切了主流文化与藏文化的联系，从而增强了藏区群众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感情。

应该说，纳西族以国为重的政治文化在滇、川、藏交接区域的统一和政治稳定中发挥了情感纽带和政治纽带的作用，丽江确实成为内地与边地民族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和平衡点。

　　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及其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的发展

　　政治文化创造的社会政治稳定能为经济的繁荣提供前提和条件，这也是政治文化的功能和作用的具体表现。

由于木氏土司能顺应各民族要求统一的历史潮流，与周边民族和睦相处，并采取了发展经济的积极举措，政治安定带来的和平环境以及这些积极的策略和举措极大地促进了纳西族地区及其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的发展。

　　1．促进了丽江封建领主经济的繁荣

　　元代以来，纳西族地区已由畜牧经济转向农耕经济。

木氏土司为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不惜花重金从中原聘请工匠、技师等到丽江传播先进技术经验，积极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方式，引进新的物种，移民屯荒，发展商贸，筑路开矿，发展手工业和畜牧业，如制铜业、皮革业、造纸业等，当时都颇有名气。

这些举措有效地促进了丽江社会经济的发展。

《元一统志》通安州条载：

“山半数泉涌出，下注成溪，灌溉民田万顷。

”“万顷”形容数量可观。

明代丽江水利条件改善，境内本是江河纵横，金沙江支流众多，水资源相当丰富，加上纳西族人民的改造利用，形成了良好的水利灌溉网络，为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使丽江成为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的中心

　　通过明代木氏土司的苦心经营和开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势力的增强，逐步奠定了明以来丽江在滇、川、藏交接区域的中心地位和特殊影响力，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重镇和滇藏民间贸易的商品聚散地。

　　由于滇、川、藏交接区域各自不同的自然生态而造成的物产差异，天然形成了滇、川、藏交接区域的互补型经济贸易区，而丽江是这一经济贸易区的中心。

茶马互市的开设，使丽江成为滇、藏茶马古道的重镇，来自内地的行商坐贾和来自遥远印度、尼泊尔、藏区的商人、马锅头都云集丽江。

丽江进入藏区的主要商品是茶、铜、铜器、皮革制品等。

藏区进入丽江的商品主要有皮张、羊毛、氆氇、褥子、藏香、麝香、虫草、鹿茸等。

木氏土司立足丽江积极开发经营滇、川、藏边区，使丽江逐渐成为辐射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的中心，担负起这个区域“出入藏区之咽喉”的汇聚集散功能，带动着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的发展。

历史上的丽江，的确成为北到今四川巴塘、理塘，西到今西藏昌都地区的芒康一带和云南的怒江一线，东到今四川西昌一带，南到今剑川、鹤庆一带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成为滇、川、藏边区的门户。

　　正是这种历史性影响，使丽江在明清以来一直是滇、藏茶马古道的重镇，滇、藏文化交流的舞台，滇、藏间民族迁徙与交融的腹心地带，滇、藏民间贸易的物资中转中心等，这些称谓是丽江作为滇、川、藏交接区域经济中心的集中显现。

　　一个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三大问题。

一是处理好民族与国家共同体以及其他民族的相互关系，获得外部良好的政治生态，这是一个民族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条件；二是处理好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关系，营造内部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三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