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新迎发展.docx
《创业创新迎发展.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创业创新迎发展.docx（4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创业创新迎发展
第二章创业创新迎发展
第一节天下宁波帮
第一课经营奇才——张兆庆
张敏钰，字兆庆，1913年出生于今宁波北仑霞浦街道霞南村。
逝世前曾任台湾嘉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爷爷爱国爱乡，关心家乡建设，尤重教育事业，先后捐资助建了霞浦小学和中学、柴桥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楼和综合楼等。
同时，张先生还为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捐资。
他为人低调，却掩不住鼎鼎大名——台湾“水泥大王”。
张爷爷有一部张敏钰回忆录，正如它的书名———《平凡中创新机》，记载着他看似平凡实质非凡的商战谋略、非凡的经营业绩、非凡的经商才干。
而“平凡中创新机”的“新机”两字也道尽了张敏钰的成功秘诀。
张爷爷少小入私塾，14岁辍学去上海学生意，从学徒、跑街做起，20年间创办起悦新纺织厂等多家纺织企业，并在南京、杭州、宁波、定海等地设立多家联号。
1949年去台湾后相继创办中国悦新纺织厂、嘉和面粉厂、嘉新水泥公司、益新纺织公司等企业，成为岛内著名的实业家；并捐献巨资先后创立嘉新奖学金、嘉新文化基金会，多次获台湾“教育部”、“经济部”嘉奖。
1969年获美国林肯纪念大学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
张敏钰有一句名言：
当一个危机来时，往往是另一转机的开始。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张敏钰自小就是从“危机”中长大的。
由于家境清寒，张敏钰9岁才上私塾，可第二年就因交不起2块银元的学费而面临失学的危机。
家里无钱，又想上学，他决心自己挣来学费。
一个9岁的孩子，又是身无分文，你看他怎样挣钱？
那年夏天，他向一位同学的父亲赊来一只西瓜，放在井水中凉透，均匀地切成16片，然后拿到路边的凉亭去叫卖，每片3个铜板。
过路的商旅、挑夫，或是出海归来的打鱼人，天热难耐，纷纷买他的西瓜，居然卖得48个铜板。
于是他赶快跑去付清瓜钱，所得余钱够买一个就买一个，买不起就再赊一个，一天下来，居然净赚了50个铜板。
当时300个铜板等于一块银元，一个热天的西瓜卖下来，2块银元的学费早就挣够了。
说得夸张一点，这就是张敏钰平生掘得的“第一桶金”。
就是这笔小得不能再小的买卖，让张敏钰自幼就懂得了“就近找机会”的道理，也让他第一次懂得了：
原来“危机”的后面就是“转机”。
尽管张敏钰在上海做纺织取得了成功，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危机却如影随形地常常跟着他，有个人的危机，也有整个台湾的危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岛内人口激增：
1946年还只有624万，1949年已经增加到736万，而台湾的工业生产水平却只有1941年的6成。
这么多人挤在一个海岛上，要吃要穿要住，生计问题一下子严峻起来。
1952年的一天，张敏钰应邀参加一个工业研讨会，只听台湾“工业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尹仲容皱眉头说：
“最近，日本派人来台湾采购蓬莱米，真令人伤脑筋。
”
原来就为这点小事呀，张敏钰不解地问：
“日方向我们买蓬莱米，我们能赚取外汇，这不是好事情吗？
”
尹仲容说：
“你有所不知，台湾目前蓬莱米的产量刚好够自己吃，所以卖不得啊！
”
台湾的蓬莱米，是用日本神户引进的几个优良品种改良而成的优质米。
这种米外观珠圆玉润，吃口软糯香甜，而且一经煮熟即使冷掉了，饭粒也不会变硬，仍保持软糯。
这正是日本人做寿司的最佳原料，所以日方才会派专人急迫地到台湾洽购，而且是志在必得。
当时台湾当局急欲紧紧拉住日本，刚刚和日本人谈判了70天，好不容易签了一个贸易协议。
现在日本乘机提出要蓬莱米，给吧，台湾自己正在闹粮荒呢，哪来多余大米出口？
不答应吧，为了区区蓬莱米扫了对方的兴子也犯不着，一时弄得束手无策。
主事者尹仲容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拒绝日方，所以才在研讨会提出问题，请大家献良策。
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话题自然都围着“如何婉拒日方”打转转。
张敏钰却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日方呢？
我主张先把蓬莱米卖给日本。
”
有人当即发问：
“我们自己不够吃，怎么办？
”
张敏钰胸有成竹地说：
“缺额部分，我们可以向美国买小麦来弥补啊！
”
原来，当时美国的小麦过剩，美国人正在台湾谋求以“经援”的形式大量推销他们的麦子。
经张敏钰一说，大家一下子开了窍：
一个要买，一个要卖，这不是两边都不得罪，岂不两全其美？
不仅如此，张敏钰还列举了出口大米、进口美麦的诸多好处：
一、此举可促进台湾与日、美三方的贸易。
二、麦贱米贵，卖一吨蓬莱米的收入，可以买到两吨美麦，等于白白赚了一吨。
三、有了小麦，可以刺激台湾面粉业的发展，替代面粉进口。
四、小麦加工后剩下的麸皮，可以发展饲料工业。
五、生产出来的饲料，可以喂养猪牛、鸡鸭等，又可发展畜牧业。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尹仲容欣然采用了张敏钰的建议，一个死扣豁然而解。
这一建议，不仅如其所愿地取得“一石三鸟”之效，而且其后台湾的面粉业果然发展起来了。
台湾的面粉历来仰仗进口，到1952年进口面粉达到73%，由于当局采纳了张敏钰的意见，到1958年已经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了，而台湾的食品加工业在整个制造业中的比重也已达到26%。
如果说，张敏钰这一逆向思维使“危机”有了“转机”是神来之笔，那么，他敏锐地从“转机”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更是堪称“经营奇才”。
当台湾决定从美国大量进口小麦后，张敏钰立即和好友合伙开办了嘉和面粉厂，后来又独资开设了嘉新面粉厂，而且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张敏钰还有一句名言，曰：
“机非常来，常来非机”。
这说的是商机难得，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见微知著，独具慧眼，能从别人视而不见之处看到“商机”是一种本事，而能从商机一露头就一秒钟也不耽搁地紧紧抓住它，更是一种本事。
如前文所述，50年代的台湾面临很大困难，不惟粮食紧缺，纺织业也十分落后，加之通货膨胀非常严重，人民衣食困难，甚至连面粉袋也做成衣服穿在身上。
有一个经典的笑话，说是有人在街上行走，他的短裤上前面印着“小心受潮”，后面印着“净重三十斤”，惹得路人掩口而笑。
这个笑话，别人只当它是个笑话。
但有人却触动了灵感，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他就是张敏钰。
台湾的粮食困难带来了“食”的商机，被他看到并抓住了，他不失时机地开办了好几个面粉厂，掘到了好几桶金。
现在他又从“短裤笑话”中看到了另一个商机，从而产生了新的灵感。
张敏钰的思路是这样的：
既然人们这样珍惜布料，甚至连印着“小心受潮”字样的白布袋都做成短裤穿在身上，那么为什么不把白布袋换成花布袋呢？
张敏钰原是做纺织的，他在自己的纺织厂里生产了一些印有碎花、波浪纹等花色的布料，用来做自家生产的面粉的包装袋。
他当然不会印上“净重三十斤”的字样，但为了区别不同的品种和重量，他把花布印成红、绿、蓝、黄4色，再加上一个3个三角形组成的嘉新商标，使他的面粉品牌特色鲜明。
当然，更妙的是人们买他的面粉，等于额外得到一块色彩鲜艳的花布，家庭妇女、大姑娘小媳妇都乐于用它来做衣裙、枕头、窗帘，于是人人争购嘉新面粉。
还有想不到的好处，由于他用来做面粉袋的花布要经过漂白和印染处理，具有防虫和杀菌作用，因此嘉新的面粉还特别耐存放，因而更受人欢迎。
由于张敏钰有先见之明，为花布袋申请了10年专利，因此花布袋没有被模仿抄袭，始终独领风骚。
直到晚年，张敏钰对他的花布面粉袋的创意犹津津乐道：
“我的花布面粉袋竟成了活广告，也使我的嘉新面粉在众多的品牌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出众的品牌，牢牢地占有市场。
第二课爱乡游子——张忠范
张忠范爷爷出生于霞浦街道霞南村人，自幼赴上海求学，后经台湾到日本。
张先生离开故乡多年，但仍操一口流利的本地话，他身在海外，心却始终牵挂故乡，1992年张先生慷慨捐资建造了美邦儿童乐园，儿童乐园设计融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与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园内还放置一架从部队“退休”的战斗机，曾为新329国道霞浦段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是霞浦当地儿童娱乐休闲的好去处。
《美邦儿童乐园》是由日本女士上野千奈美设计、张忠范先生和日本曹洞宗宗务长大竹明彦等12位日本友人共同出资建造的。
它既有日本庭院的优美和谐，又有中国园林的传统特色。
乐园中央矗立着一块褐色的石碑，碑面刻着张忠范先生亲自书写的碑文：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隔海遥望，思乡情浓，但愿身后魂系于斯，与故乡后世子孙朝夕相伴，吾愿足矣。
”赤子之心，表露无遗。
2004年7月18日，旅日侨胞张忠范先生一行十余人到故乡霞浦探亲。
张爷爷对家乡的巨大变化非常欣慰，他说我身在海外，却始终关注家乡的变化，真可谓是隔海遥望，思乡浓情。
第三课红帮裁缝——戴祖贻
“培罗蒙”是上海南京西路的著名西服店，近20年来，从“培罗蒙”衍生出来了“罗蒙”、“培罗成”、“培蒙”、“培罗达”等。
“培罗蒙”的创始人是许达昌，他生于1895年2月，籍贯定海县，祖上行医，信奉基督教。
家中兄弟10人，许达昌排行第6。
20世纪初，许达昌到上海南京路“王顺昌西服店”学业，约30岁时，他借下南京路西藏路口“新世界”附近街面房，开设许达昌西服店。
1932-1933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改店号为“培罗蒙”。
“培罗蒙”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加以培罗蒙的西服精工细作，从此走上了名牌之路，许达昌也逐渐名闻上海滩。
1934年6月24日，培罗蒙店堂来了两位宁波人，一位是年纪10来岁名叫祖贻的男孩，另一位年长的是他的舅舅，舅舅领着祖贻到培罗蒙当学徒，恭恭敬敬拜许达昌为先生。
许达昌生性善良，常以济贫助困为怀，非常喜欢家庭苦出身的孩子。
从此，师徒俩志同道合，结下不解之缘，时聚时分，整整交往60多年。
祖贻，姓戴，镇海县霞浦镇戴家（今属宁波市北仑区）人。
戴家是一个小村庄，只有30多户人家，靠种外村人“租田”养家糊口。
祖贻的父亲体弱多病，只能长年累月上山砍柴来维持全家生活，偶而去镇上帮帮工，母亲也曾一度外出做娘姨（即佣人），虽然家境穷困，但做父母的知道自己目不识丁的苦楚，还是省吃俭用供祖贻上学。
13岁时，在霞浦水音头的私立国民学校小学毕业后，父亲就托舅老爷带祖贻到上海，希望他能早日赚钱养家。
戴祖贻是培罗蒙的第一个学徒，当时店堂只有绍兴来的沈先生和戴祖贻两个帮手，从早到晚十分忙碌。
他时时处处留心许达昌的裁缝诀窍，不懂就问，学了就做，废寝忘食，直到弄懂为止，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很快掌握了西服缝制技艺。
当培罗蒙搬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284—286号时，已发展成为上海最高级的西服店，一楼陈列式样，二楼定货交易，三楼住人，店后面晒台搭工场，20多个师傅做活。
顾客除上海上层社会外，常来常往的还有英、德等国的银行家、商行和石油行的高级职员。
为了摆脱语言交流的困难，他遵守店堂的规定，到营业打烊后，就刻苦练习英语，这时戴祖贻已渐臻成熟，倍受许达昌的器重。
1936年起，经胡蝶的丈夫潘有声介绍和《中华日报》（汪派报纸）经理林柏生牵线，许达昌先后结识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几位达官显贵，如行政院长汪精卫，外交部长张群，要员张治中、宋子文、何应钦，山西省省长阎锡山，军阀马步芳等，曾多次派戴祖贻到南京为他们量体订制服装。
为了争取时间，又讲究体面，他常常包了一辆黄包车，穿行在南京政府的有关部门和官员的别墅之间，边试样，边交货，边度身，再接定货，不敢有丝毫懈怠。
因为做这些人的衣服，其标准绝不能按普通人的要求，必须谨小慎微，精益求精，从而也锤炼了戴祖贻，提升了他的技术水准。
许达昌有心栽培他，还保送他到王宏卿、顾宏法等开办的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深造半年，重点是提高他的裁剪水平。
西服的裁剪是一件衣裳成败的关键。
培罗蒙坚持以顾客的满意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别出心裁，注重纸样这道关口。
纸样，即样板，一般店家在为顾客量体后，先剪出纸样，然后按照纸样裁制衣服。
戴祖贻他们反其道而行之，重视量体裁衣后的“穿样子”（又叫“劈门”）这道工序，一个裁缝的本领，要看劈门水平。
培罗蒙的规矩是一旦试样成功，顾客满意后，再按照“样子”剪出纸样，这种纸样贴身准确无误。
并在每份纸样上标明客户姓名、地址、电话，专人统一保存。
由于人的身材高矮胖瘦千变万化，斜肩、大胸、凸肚、瘦长、矮胖、驼背等特殊体形制衣难度更大，要想成功，必须把好裁剪试样关，试样成功了，后面的工序就便当了。
各种纸样又能总结经验教训，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博采众长，运用于各种顾客，百发百中，得心应手。
经过10余年含辛茹苦，厚积薄发，戴祖贻的裁剪技艺达到娴熟的地步。
除了试样，另一项技能叫“势道”，也就是讲究格式，要棋高一着，脱颖而出。
好比中国人的书法艺术，不要以为写的都是方方正正变化不大的方块字，通过书法家的研究运用，却有龙飞凤舞之势。
西服是正装，有一定的陈规程式。
各国式样不同，驳头的空阔、衣袋的大小、眼子（钮扣）的高低等等，都十分讲究。
而穿着的主人，在文化修养、兴趣爱好、从事行业、年龄阶段等等都是不同的，这就要求服装技师分门别类，因人制宜，精心设计，以显示其风度和气派。
在缝纫上，戴祖贻追求针脚紧密匀称，每一道手工缝子连虱子也钻不进去。
“吃过苦中苦，方为人上人”，10余年的磨合，10余年的积累，戴祖贻终于学到了“劈门”（即势道）的精髓，为他以后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中国人最早做西服的社会群体———宁波“红帮”裁缝，起家在19世纪初的日本横滨。
通过近一个世纪的拼搏，经受了服装市场阵阵风浪的考验，保持与时俱进，从中锻炼和培养出了一支“红帮”高手，东北哈尔滨的“红帮”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许达昌为了培育“培罗蒙”名牌，不惜重金，高薪聘请哈尔滨的西服技师，在市场竞争中使品牌增值。
如王阿福、王宝福、吴德才、庄志龙、鲍昌海、沈锡海等，都身怀绝技，各有专长，他们的手艺一准二快，独挡一面，使人心服口服。
对经营的品种，以西服为主导产品，包括各种礼服、大衣、马裤等。
马裤是赛马用的，当时上海十里洋场有许多外国人定居，这些外国人平时喜欢骑马，每逢礼拜六，都争相到跑马厅赛马。
骑马要一种专用裤子———骑马裤，这种裤子一般西服店难以制作。
因为骑马裤用马裤呢制作，要求在裤子的大腿内侧加一层鹿皮，而且内侧要平直，这是夹马背用力的地方。
小腿部位要收缩，又要舒服。
马裤有两种，一长一短，短的可穿靴子。
戴祖贻在许达昌指导下，掌握了做马裤的技术，令周围的裁缝翘起大拇指，众口夸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祖贻升任襄理之职。
1948年，许达昌带着几位“红帮”师傅到了香港，先在遮打道的思豪酒店开设培罗蒙，又到雪厂街太子行发展。
这时顾客中不仅有外国人，还有许多国内来到香港的老主顾，由于香港物价低于欧美，西服生意热火。
翌年12月，戴祖贻取道澳门来到香港，仍旧协助许达昌经营香港培罗蒙。
当时，培罗蒙已成为世界五大西服店之一。
期间，香港培罗蒙曾为李嘉诚、董浩云（董建华父）、包玉刚和肯尼迪胞弟等制装。
1950年初，许达昌又将业务拓展到日本，在东京千代田区富国大厦设立店面。
后因他糖尿病日益严重，加上日本当时医药困难，而富国大厦租用的店面又发生问题，戴祖贻受命于危难之际，便于是年7月由香港搭乘太原轮去日本，几经辗转，于8月初在横滨上岸。
1951年的日本，由于战后元气大伤，国力锐减，市民度日如年，大街上洋服店极少。
戴祖贻入乡随俗，除在上海已经学到的一些英语外，抓紧学习日语，尤其是制作西服的普通会话。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帝国主义纵恿下，联合国派遣武装力量，从日本进入朝鲜半岛。
来来往往的商人、军人，都看好日本东京价廉物美的成衣业，纷纷上洋服店定制西服，培罗蒙生意回升。
因为在美国，原先只有现成的西服，由顾客按自己身材大小去套用。
至于量体定制、穿样子定型那是特殊待遇。
所以对培罗蒙能如此尊重顾客，感到十分满意。
虽然每套价格在3000美元左右，却顾客盈门。
戴祖贻有了资本，三番几次与富国大厦房东商量，终于得到了房东的同意，另借用415号室的半间，全力应付门市。
正在需要帮手的时候，戴祖贻碰到了还没有找到落脚之处的上海西服工艺学校校长顾宏法，顾宏法懂日语和英语，能裁能缝，师生之谊，朋友之情，促使他俩走到了一起，便请顾宏法负责管理工作，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
这样，经过几年的打造，培罗蒙的名牌效应和戴祖贻的出众技艺，在东京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到了1963年，因富国大厦改造迁移，培罗蒙也跟着到东京北青山开店。
1964年，时来运转，那一年奥运会在东京举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观众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的团队游客被培罗蒙高级的面料、精湛的工艺、周到的服务、适中的价位象磁铁一样，吸引过来度身订制西服。
戴祖贻夜以继日，有时通宵达旦，将成百套培罗蒙西服如期送到客人手中，从中挣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
1969年，名义上归属许达昌所有的日本培罗蒙，将资产全部转让给戴祖贻。
戴祖贻没有辜负业师的期望，百丈竿头，更进一尺。
到了1990年，新建的东京帝国饭店缤纷开业，60多岁的戴祖贻再次抓住机遇，谋划发展。
他仔细分析，帝国饭店是日本的第一饭店，也是全世界的顶级饭店，餐饮、住宿档次数一数二，莅临帝国饭店的宾客，都是日本的皇族及贵族，后来扩大到各国大人物，包括20多个国家大使馆的外交人员，他们的行装都是清一色的高级的西装革履。
戴祖贻寻思，如果到那里开店，生意肯定不错。
但帝国饭店要求非常严格，入内营业须经详细调查才可订约。
为了在帝国饭店争得一席之地，经贵客介绍，他不惜重金，以月租100多万日元租用两间80多平米的铺面，作培罗蒙营业之用，裁剪和试样，再在附近另租一个工场。
新潮装修，时尚样品，高档料作，舒适环境，立刻迎来了一大批客人光顾。
这些客人腰缠万贯，定做西装只求质量不计价格，定价每套30万日元（按现价）的西装供不应求。
其中一位美国客商是培罗蒙的常客，他在12年中做了200多套西装、100多条西裤，化费6000多万日元，这位客人因身体发福，几次叫戴祖贻去美国为他改装，有时还送上机票，安排好旅馆。
由此可见培罗蒙在消费者中的良好印象和崇高信誉。
面对丰厚的经营利润和社会上的知名度，戴祖贻并不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是立志攀登世界西服的高峰。
他经常忙里偷闲，出洋考察服装市场，到产地采购材料，学习先进工艺，如饥似渴地充实提高自己。
如到英、美、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前苏联等国家，象蜜蜂采蜜似的购买面辅料和西服附属品，添置新颖裁剪书，参观服装展览会，学习特殊工艺，基本上每年一趟，每趟在半月以上。
同时，他还经常向消费者传达西方时尚服饰的信息，并与日本服饰市场联姻，将培罗蒙作为交流平台。
培罗蒙在日本第一家经销获英国女皇嘉奖的“Aquaotum”（名店）皇家出品的现成大衣和西服，原定一年推销200件，后来超过2000件。
其中有麦克阿瑟将军穿的双边眼大衣、电影《魂断蓝桥》男主角穿的大衣等等，专门设置橱窗陈列，销路很佳。
更难得的是还经销意大利Balvest现成衣服工厂出品的名牌西服，取名Bailitti，一年定制数十套，价位每套20多万日元上下，培罗蒙已成为日本西服业的领头羊。
培罗蒙先后为美国总统福特，日本部长大臣及商界领袖，20多国驻日本大使，体育、电影明星，如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等精制了数以万计西装，戴祖贻的名字伴随培罗蒙品牌，飞向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等地。
时光流逝，1996年底，77岁的戴祖贻为培罗蒙奋斗65年，年届退休。
照例，戴祖贻已经事业成功，声名卓著，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定居香港、日本和美国，收入不菲，完全可以轻轻松松地领领孙子外甥，享享天伦之乐，过过优越安逸的生活。
然而，他的人生哲学却不是这样。
他对在中国弟妹的10多个孩子，百般关爱，鼓励他（她）们上高等学府，攻读专业，现在这些晚辈们也都遨游商海，成家立业。
他对自己的故乡———现宁波市北仑区霞浦镇戴家村，梦萦魂牵，不惜慷慨解囊，造福桑梓。
近10余年来，年高德劭的戴祖贻，经常出现在他的出生之地，他出资铺了村口300多米长的水泥路，路旁遍植花木；并在村中河漕两旁驳起石勘。
出资建立村老年协会；又修复祖堂、祠堂。
每次来时，总忘不了为乡亲们送上崭新的针织衣服和一叠叠现金。
对邻近的大胡水俞村（其阿姨老家）也一视同仁，送衣送钱送毛毯，照顾老弱，接济病残。
他在家乡的山坡上，为父母和岳父母、亡妻修了墓地，带着他的所有儿孙跨洋越海前来祭奠扫墓，叫他（她）们永远怀念老家的山山水水。
为庆贺其年轻守寡无儿无女的姨母90寿诞，他设宴招待两村的亲属。
当姨母执意要将住房送给戴祖贻时，戴祖贻便将房子捐赠给水俞村，作为村老年活动室。
同时，他又嘱咐其做服装及用品生意的儿子、侄子，在上海、苏州、宁波等地投资，扶植地方服装生产，既增加就业机会，又赚取外汇，促进国家建设。
这些济世为怀，轻财重义的善举，都反映了他的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受到了乡亲的好评。
第四课影响世界的华人发明家——张霞昌
张霞昌，祖籍北仑霞浦，这位2006年的明星科学家因为发明了“纸质电池”而被大家所认识。
这种一面镀锌、另一面镀二氧化锰的薄纸电池，厚度不到半毫米，可以多个叠加使用，避免了传统电池会产生的金属、锂及碱性化合物泄漏的问题，它可作为一般的家庭废物处理。
价格也很便宜，如能实现批量生产，单个的售价仅为1美分。
在今后的人类发展史上，将很需要这种电池。
从小到大都是追求100分的好学生。
1989年，张霞昌从华东理工大学拿到生物工程硕士学位，启程前往芬兰，去赫尔辛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8年来一直呆在芬兰。
他喜欢芬兰的天气，“夏天也只有24度”，又惦念着上海的饮食。
眼下，他计划把业务重心转向中国，因为“国内的机会太多了”。
他对母校华东理工大学的学生们说，“如果今天我像你们一样，现在也才二十几岁，肯定不会出国，我会踏踏实实在国内干点事情。
”
1993年，张霞昌决定研究“生物燃料电池”。
这是一种非常先进、对环境也很友善的电池，问题是这种电池产生的电压比较小，造价比较贵，很难打开市场。
张霞昌及其团队果断调整方向，开始研发更便宜、更有市场前景的纸质电池。
这是他的研究生涯中第一次彻底拿掉“生物”内容。
实验做到一半，突然没钱了，这样的困窘成了家常便饭。
张霞昌在科研之余，也要经常出去拉拉赞助。
几年下来，张霞昌已经习惯了一边以学者和技术官员身份搞研究，一边以芬兰Enfucell公司合伙人的身份吸纳资金。
纸电池的生产成本很低，研发成本却不小。
他们找过风险投资，也向芬兰政府求助过，最尴尬的时刻，是初期艰难融得的60万欧元风险投资所剩无几，政府的几十万资金申请还没批下来。
他和几个搭档开始自己往里面投钱。
而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以色列的PowerPaper公司已经拿到了几千万的风险投资，无论在产品的研发还是市场的宣传上，都远远地走在了前面。
转机发生在2006年下半年，政府投入的几十万欧元资金到位。
有了强大的资金支持，纸质电池很快研发成功。
去年年底，这项发明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2006年度技术先锋奖。
美国《时代》周刊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明星的光环并不能转化成投资，填补张霞昌所在的Enfucell公司的资金缺口。
4月，凤凰卫视请张霞昌从芬兰回国，参加“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活动。
张霞昌很高兴，利用一切机会传播纸质电池的概念。
“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颁奖典礼上，有人激动地宣布，“有了张博士的发明，以后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就可以非常轻便了！
”张霞昌当场忙不迭地纠正，说这是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误解。
这种“纸电池的问世将是解决人类能源危机的一次进步”的说法，是传媒和舆论在得知“纸电池”问世时的普遍误读。
张霞昌说：
“我们的产品主要针对应用市场，和现在常常提到的电视机等电器那个市场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针对的是新一代电子产品。
这种产品要具备用电量小以及一次性两个特点，比如音乐卡、化妆品以及目前应用最广的RFID（RFID是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的缩写，即射频识别，俗称电子标签）。
我们的产品会在这个领域大量使用，甚至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日常生活，因为超市的产品都会有RFID。
这并非传统的电池，也不需要很高的能量。
这完全是不同的应用领域，与传统电池不存在竞争的问题。
”
“以后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要用到它。
1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