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体释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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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体释论
“吴中体”释论
摘要：
“吴中体”，指“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形成于北郭结社，既是吴中派崇古用世、遁隐顺时、遗世独立、适意求静士人心态的外现，又是吴中诗歌传统的承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吴中体”宗唐、复古，力矫元人多作七言近体及“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主要特征有五：
崇尚才情，风华颖迈；感时伤事，诗以存史；自适性情，清新自好；不主新奇，擅于咏物；诸体兼擅，臻于“大全”。
与吴中派兴衰相对应，“吴中体”也发生较显著的变化，即从前期自适性情，到中期多凄凉之音，再到后期归于“清雅”。
关键词：
“吴中体”；文化生成；诗学取向；诗体特征
作者简介：
李圣华,男,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明诗话的历史生成、批评话语、理论体系及文献辑佚研究”，项目编号：
2009BWX011
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0-7504（2011）03-0１０１-06收稿日期：
2011-03-12
如何拓展和深化明清诗文研究，是当前学界所面临的一个不小难题。
笔者主张通过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推动有关研究的发展，基于这种理念，先后提出“明学”、“晚明地理小品”、“牧斋体”、“茶村体”等概念。
提出依据大抵有三：
一是文学史客观存在；二是研究方法运用；三是研究方法与文学史存在相结合。
当然，一些提法还有待时哲明贤商讨以验证是否成立。
拙著《冷斋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提及的“吴中体”，即“吴中四杰”为代表的吴中派诗歌之体，并非完全是新概念，而是借鉴化用了清代诗论家所说的“四大家体”、“高杨张徐体”①。
今不揣浅陋，对“吴中体”简作探讨，以期家就正方。
一、文化生成
（一）北郭结社。
作为吴中派诗歌之体，“吴中体”的形成发展与吴中派兴衰密不可分，如果说吴中派是“根枝”，“吴中体”则是“花果”。
吴中派形成于元末，始于至正十四年（1354）前后高启、杨基、徐贲倡立北郭结社。
社集内容，高启《送唐处敬序》载云“辩理诘义以资其学”，“赓歌酬诗以通其志”，“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1］（P871－872）。
王行《跋东皋唱和卷》亦载云：
“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
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盖卷帙既富矣。
”［2］（卷8）诸子游览赋诗，又论议谈学，故与一般征歌逐酒之会有所不同。
北郭社之兴不外乎两大动因：
一是乱世以诗为寄托，如丘?
F《刘草窗诗集序》所说，“国初诗人生胜国乱离时，无仕进路，一意寄情于诗，多有可观者，如吴中高、杨、张、徐四君子，盖庶几古作者也”［3］（卷9）。
二是吴中相对承平富足，张士诚及其属官饶介等雅好文学。
二十三年（1363）九月，士诚叛元自立。
北郭诸子散去，张羽、徐贲偕隐吴兴，高启归居吴淞江上，社盟时续时断。
朱元璋军攻吴，北郭诸子陷围中，不废社集，放歌作答。
二十七年（1367）九月吴城之陷，构成北郭社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
余尧臣、杨基、徐贲谪临濠，高启、张羽惶恐中隐遁山林。
洪武元年（1368），余尧臣授新郑簿，杨基授荥阳令，徐贲放归。
明年，高启、谢徽征修《元史》。
洪武三年（1370），高逊志、王彝续修《元史》。
尽管诸子幸得无恙，但旧盟难复。
高启睹故旧凋散，感慨系之，与王行思修复社盟，遂有洪武五年（1372）狮子林唱和。
洪武七年（1374），高启、王彝牵入魏观案死，北郭社初有复兴之象，即化为冷寂。
其后杨基、徐贲、张羽相继以仕宦得罪死。
吴中派进入衰落期，代表诗人为王行、韩奕、王宾、道衍。
王行洪武末牵入蓝玉党被杀。
道衍事燕王朱棣藩邸，力赞靖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已逸出吴中派。
韩奕、王宾高蹈于世。
吴中派后期诗歌活动真称得上寂寥了。
“吴中体”的形成发展与吴中派兴衰大抵一致，结合北郭结社活动，我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至正中到至正末，伴随结社之兴，“吴中体”形成，主于自适性情，“吴中四杰”、王彝、唐肃等人为代表人物。
第二时期洪武元年（1368）至十八年（1385）张羽卒世，吴中派入明遭际之变促生创作又一高峰，“吴中体”也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三时期洪武十九年（1386）到永乐中，吴中派式微，诗风趋于“清雅”。
如徐泰《诗谈》所云，“至王行、王汝玉辈，渐入清雅，然不及高、杨耳”［4］（P1205）。
（二）吴中派士人心态。
对于具有典型意义的诗体，研究中不应孤立地谈论风格，而应将士人心态与文学批评、文学创作放在一起来探讨。
作为元末明初时代的产物，“吴中体”无疑是吴中派士人心态的外现。
吴中派兴衰与张士诚、朱元璋休戚相关，故探讨“吴中体”，有必要发覆吴中派与张、朱的关系及士人心态的变化。
北郭结社正值元末鸡鸣风雨之时，吴中派对蒙元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然不忘“中兴”。
至正十六年（1356），张士诚占有平江。
就在北郭诸子自哀身陷乱离之际，时局发生变化。
第二年，士诚为摆脱与朱元璋争战不利，主动降元。
北郭诸子由此将士诚与朱元璋、陈友谅等割据群雄区别开来。
《明史》持朱明“正统”史观，鄙夷士诚，多有毁词。
事实上，他喜延揽人材，吴中相对承平，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对士人还是充满吸引力的。
“东南名士多往依之”［4］（P517），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真实。
“吴中四杰”被聘为记室①，北郭社一些人物正是为士诚所用始来吴中的。
高启对士诚及其属官饶介、蔡彦文的好感就体现了这种认同态度。
如《送蔡参军序》颂歌士诚“雄镇南藩，以戡乱为己任”，“方兴桓、文之业，内修外攘，以答天子之宠命”［1］（P901-902）。
所谓认同，一方面是士诚降元，俨然“中兴”之望，异于乱世枭雄；另一方面是吴中远离战火，“一柝之警不起，民恬物熙，独保完实，斯其民亦幸矣”［1］（P894-895）。
不过，他们与张氏政治集团的亲近关系建立在招安基础上，当这个平衡点被打破时，其间关系自然发生变化。
士诚叛元，诸子大失所望，纷纷遁隐。
吴中派期待元廷“中兴”，对张士诚治吴存有好感，对朱元璋、陈友谅持敌视态度。
朱元璋平吴后流放士诚旧属，对吴中派造成巨大冲击。
南北统一，朱明政权日益稳固，朱元璋在惩罚吴中文人后，有意放弃前嫌，显出君临天下的大度。
在此历史语境下，吴中派获得新生。
高启、王彝、谢徽、杜寅、高逊志参与修史，杨基、郑元、钱逵、余尧臣参与考礼。
都穆《都公谭纂》叹云：
“此可见吾吴文物之盛也。
”［5］（卷10）吴中人文之盛固是事实，然吴中派能为朱明所用，更靠朱元璋态度转变。
洪武三年（1370），高启、谢徽并授翰林，未几朱元璋亲擢高启户部侍郎、谢徽吏部郎中。
对于这段特殊经历，高启以纪梦的形式作了记录，《志梦》并说：
“余欲书此以觉之，惧有诮夫诞也，乃私识之，且贻玄懿，聊相与自警焉。
”［1］（P944-945）这类帝王宠遇与历史上君臣际会一样，大都出于偶然，而且也不会长久。
朱元璋推峻法重典于天下，肆行帝力而逆人情，高启、王彝竭力请归，已重忤帝意，未几死于魏观案。
不幸接踵降临，唐肃谪戍卒，杨基供役卒，徐贲下狱死，张羽投江死。
基于此，来看吴中派士人心态。
吴中派并非只是一群优游唱和、不关心世事的文人。
他们忧世愤时，内心涌动着热血。
杨基喜观古今事，探求成败得失，著《论鉴》十万余言。
高启、王行、宋克、道衍喜谈兵，豪侠自负。
高启在饶介幕中与倪雅论兵法“穷昼漏”，“自是每见，必挟史以评人物成败之是非，按图以考山川形势之险易”［1］（P872）。
宋克击剑走马，思自树功业，学为兵法，将北走中原从诸豪杰计事，会道梗而归。
吴中派怀“中兴”之志，与张士诚政治集团合作，正是其用世心态的一种外现。
然所托非人，政治理想化为幻影。
失望之余，隐居避乱的想法然占据上风。
高启《野潜稿序》：
“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故君子不必于潜，亦不必于显，惟其时而已尔。
”［1］（P881）隐去身与名以全其道，成为吴中派用世热情消退后的群体心态。
在朱元璋示以宠遇时，高启、谢徽、王彝等却未如其所说的士贵顺时那样立于庙堂，反而选择匿耀伏迹畎亩之间，岂非自相矛盾？
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吴中派不慕荣利，遗世独立，元末如此，明初亦然。
如高启《槎轩记》自称天地间一槎，“亦安乎天而已矣”［1］（P861）。
杨基《白发》吟唱“青山识我归来意，白发消人仕宦心”［6］（P216）。
他们当然不是甘为士诚所用，而不甘仕朱明。
即使在元末，与士诚的关系也是很松散的，保持了独立自由人格。
诗人向慕人生适意，任情自然。
如王行《适轩记》说“适”之为道，不在于故求淡泊，而在与自然浑为一体［2］（卷12）。
在现实中，尤其是社会大动荡之际，寻求自适还需要远离喧嚣，亲近自然。
如张羽以“静者居”名室，高启《静者居记》：
“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
”［1］（P856）
二、诗学取向
吴中人文兴盛，渊源流长。
吴中派与越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一样，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体现了元末明初诗歌发展的地域化倾向。
“吴中体”形成于吴中，传承吴中风雅，渊源有自。
明人莫如忠《吴淞诗委序》称陆机、陆云、顾野王、顾况、张翰肇开吴中风雅，迄于明，诗道益广，“高、杨、张、徐四子崛起，后先其所撰造，几贞观、开元之逸响”［7］（P2766）。
清初朱彝尊《张君诗序》复述及晋宋“江南音”与宋室南渡之功，以为“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8］（P471）。
这是后人的说法，明初诗人谈及吴中诗歌渊源有所不同。
王?
《缶鸣集序》尤推重陆龟蒙、范成大，论元代吴中诗仅推陈谦一人。
王行《送陈士开序》指出元代人文衰落，吴中情况还算好一些，彬彬之风犹不尽废［2］（卷6）。
所论各具识见。
从晚唐陆龟蒙到宋人范成大，再到元末前有陈谦、顾瑛，继有吴中派振起，风雅不绝。
昆山顾瑛主盟玉山雅集，鼓吹风雅，对北郭社多有启迪之功。
谈及“吴中体”近源，还有两位元末诗坛领袖值得注意：
一是无锡倪瓒，淡泊名利，以诗、书、画游戏于世，与“吴中四杰”为忘年友；二是会稽杨维桢，侨寓云间，往来吴下，诗号“铁崖体”，吴中诗人从游者甚众。
“吴中体”与元明诸体诗学取向相比，有何独特处呢？
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吴中派反思近百年来元人多作七言近体之习，提倡复古，兼采汉、魏、晋、唐。
标帜复古是元末诗坛新潮流，越中派声气最盛，其次推吴中派，其间旨趣不尽相同。
吴中派力避近人专好七言近体之习。
王行《柔立斋集序》以为元人此习始于元好问《唐诗鼓吹》专取七律，赵孟?
\、虞集、揭?
菟勾罅ν旗敝?
，转相染习，诗道浸衰。
由此他提出追宗溯远，继承古诗传统，称道朱熹教人“须先学韦、柳”，谓由此上溯于《诗》乃康衢大道［2］（卷5）。
谢徽为高启作《凤台集序》，叹说：
“四百年无此作矣！
”又说他厌近世之体，取师唐人，“于是古之习俗一变”［9］（卷5）。
越中派以《诗》为本，不以宗唐为法，吴中派则推尊唐人。
唐肃《读唐人诗作》：
“一过抄诗百过吟，分明窥见古人心”，“英魂地下如堪酹，千载怜予属赏音。
”［10］（P178）道衍《馆中公暇，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子厚诗四首》其一：
“挥洒自为乐，吟咏得真情。
”其二：
“闲澹意有余，鲍谢焉足拟。
”其三：
“古淡岂易学，五字真五师。
”其四：
“寓意一于诗，出语何清妍。
”［11］（P559）吴中派诗人以唐人千载知音自许，学唐取法不一，在推重韦、柳上则趋于一致。
洪武初，徐贲编次高启诗成集，王彝《高季迪诗集序》指出高启力矫元人“沙陲弓马”、“诗情益泯”之习，“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12］（卷2）。
既肯定“情与诗一也”，又力辩“情”必有“节”始存古作者之意，盖鄙视蒙元不知“性情”、“礼义”，诗风因世而变，以至恶乱。
“情”、“节”合一说有其具体历史与诗歌背景，应该说，吴中派更重尚情自然。
如高启《缶鸣集序》称《国风》是真情自得之作［1］（P906）。
王行《唐律诗选序》谓《诗》未有一定之律，“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盖几希矣”，惟有复归“拙而浑朴”，方不失自然之意［2］（卷6）。
三、诗体特征
“吴中体”总体上呈现出深情自然、风神隽逸的风貌。
细绎其诗体特征，主要有五：
首先，崇尚才情，风华颖迈，隽逸清丽，甚而不避?
艳。
“吴中四杰”是“吴中体”的代表，高启诗尤为典范。
顾起纶《国雅品》说他“首倡明初之音”，四杰并称“豪华”，“惟季迪为最”。
如《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辞气淋漓，《李夫人歌》、《王明君》婉转情深，《吴趋行》、《惜花叹》隽丽多姿，《石射堋》、《池上雁》个性张扬。
就风华而论，实超出刘基、袁凯诸家。
杨基诗是“吴中体”又一典范，与高启相近，不过稍偏于?
华。
除从初唐四杰、韦应物那里汲取养料外，他还对李商隐诗情有独钟，《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五首风格?
丽，音调清婉。
诗序：
“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
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
”［6］（P253）“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多有穿凿之嫌。
他之所以认定《无题》大有深义，盖不仅崇尚?
丽、清婉，而且注重寄托。
《眉庵集》看花诗多达数百首，如《约范园看杏花》、《九日袁赞府宅赏菊》、《宜秋轩桂》诸篇，结辞高华，隽永逸宕，浑然无迹，如江朝宗《眉庵集序》所评“?
丽纤蔚”，殊有唐人风味。
张羽、徐贲、唐肃等大抵不离于隽逸流丽。
张羽诗情喻幽深，清丽自然，偏于娴雅融润，顾起纶《国雅品》评曰“颇似钱、郎”。
徐贲诗气韵纵横，体裁精密，偏于风韵凄朗，《静志居诗话》卷三评曰“颇有类皮、陆者。
”唐肃更擅长简质华澹一路。
其次，不忘世情，感时伤事，情致绵丽，或识见雄特，诗以存史。
以绵丽之调吐写感时伤事之意是“吴中体”的擅长。
徐贲诗“如楚客丛兰，湘君芳杜，每多惆怅”［4］（P1474）。
如《兵后过?
G亭山》：
“?
G亭西去远，一过一凄然。
雁宿芦中月，人归草际烟。
渔家多近水，戎垒半侵田。
尚喜余民在，停舟问昔年。
”［13］（P191）写乱后悲凉之情，读之惊心。
《咏三虫》咏蝶云：
“花开心事已蹉跎，每怨春多恨转多。
赖有黄花相慰藉，不知风雨又如何。
”［13］（P259）神韵清泠，哀怨动人。
徐伯龄评曰：
“其感慨之意见于言外，抑生值元末乱离之际，激愤而然耶！
”［14］（卷8）又如《听笛》、《空木》、《次韵看花》等绝句，风神凄朗，弦外之音是无尽的怨意。
道衍诗，高启《独庵集序》称殊异僧家之流。
道衍确实无意说空说幻，其人介于释、儒之间，身在空门，心却逸出方外，不事“枯槁山林”之学，亦不作“枯槁之诗”。
如《废苑芍药》：
“阑绕荒烟砌满苔，花容仍拟旧时开。
白头邻叟贫犹在，记得金盘托荐来。
”［11］（P603）寄写盛衰，感慨独深。
《废宅行》将历史兴废浓缩“废宅”一景，《乱后入城有感》历述平吴后见闻，一唱三叹，余哀不尽。
张羽《听老者理琵琶》属于吴中派擅长的借歌伎、梨园以见世变的题目，诗云：
“老来弦索久相违，心事虽存指力微。
莫更重弹《白翎雀》，如今座上北人稀。
”［15］（P311）《白翎雀》俗称《海青打鹅》，元伶官石德闾制曲，音调悲怨，始虽雍容和缓，终则急躁繁促。
高启、杨基未有咏作，然高启《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杨基《赠京妓宜时秀》正可与相对观，俱是在绵丽中传写了深沉的感时伤事之意。
吴中派生逢末造，经历朝代鼎革，“吴中体”生动纪录了一段真实历史与士人心灵史。
高启《送陈秀州》、《送流人》、《答余新郑》、《赠杨荥阳》，与前代的元好问、后来的吴伟业各领一代风骚。
洪武初赋咏吴中山水，“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废兴之故”，“存劝戒而考得失”［1］（P907），有《姑苏杂咏》一编。
先是南京修史，与宋濂等商讨宋元兴废，《姑苏杂咏》也是他治史的余绪。
韩奕隐于医，徜徉世外，然非能忘世。
《题戏婴图》借题画写世乱：
“棕榈阴转画栏斜，两两斑衣戏落花。
借问江南二三月，年来此景有谁家？
”绝句极含蓄，但诗人生活时代的特征太明显了，所以我们不难体味所抒写的沉痛之感。
《送戍人二首》更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其二云：
“全家万里戍，念汝特还乡。
雨露春时怆，山川客路长。
旧坊邻姓改，先垄墓田荒。
又迫公家限，含凄理去装。
”纪写朱元璋平吴后吴中士子谪戍异乡的悲惨历史，无疑是诗史之作。
再次，遗世独立，张扬个性，自适性情，清新自好。
吴中派诗人有志用世，但最大的理想还是作“专业”的诗人。
高启以为古人不专意为诗，后世始有专以诗名家者，《缶鸣集序》自称一事于此，疲殚心神，或视为废事丧志，然独念“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遂为之不置。
早在写此序前，他就发表了要作“专业”诗人的宣言，《青丘子歌》：
“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
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
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
”［1］（P433-434）杨基遁隐遗世，自号眉庵，亦驰聘于诗歌疆域。
诗是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为乱世士人提供精神依托与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北郭社即构建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与诗人“选佛场”。
诸子对诗歌的酷嗜，即使在炮火纷飞中也不肯减去几分，“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12］（卷2《衍师文稿序》）。
沉溺于诗不能自拔，自非玩物丧志。
以诗作为人生的存在，是一种很高的价值追求。
吴中派诗人追求自适，性情嗜好又略有不同。
高启、杨基喜好看花，张羽则酷爱听雨，《静居集》仅以雨为题者就有《雨中试笔》、《大雨山中作》、《雨夜》、《雨后望西山》、《雨夜偶成》、《雨中言怀》等十余篇，将“静者”志趣寄托一个“雨”字。
如《雨夜》：
“寝阁去门远，春雨荒园夕。
谁谓在人境，宛似空山客。
禽归暗竹喧，风断疏钟寂。
戚戚寡欢?
?
，良宵端可惜。
”［15］（P43）雨中寂坐，感受天地自然，虽谓人境，宛若空山，不必饮酒登眺，已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愉悦，李白“相看两不厌”的超然。
王夫之《明诗评选》卷四评云：
“‘寝阁去门远’，何关雨夜，正得居雨者之神。
”吴中派诗人多擅长绘事，王行喜泼墨成山水，时称“王泼墨”，题画诗亦重意，不较笔墨工拙。
如《题听松卷》：
“长松知几树，树树着清风”，“那复钧天梦，知音自不穷。
”钧天一梦非所好，诗人深恋的乃是荡涤心胸的长松清风。
又如绝句《松云二士图》、《题画八首》、《秋景小幅》、《高林雪竹》，林泉逸兴，流于笔端，冲澹幽婉，无一丝尘俗气。
复次，追求独造，富有妙思，擅于咏物。
“吴中体”不故求新奇，然能出人意表。
如杨基《登宋宫故基》“尽道河边金线柳，腰肢犹似李师师”［6］（P327），看似轻浮，实是细切传写历史沧桑之感。
徐贲《折杨柳》：
“人言折柳愁，我言折柳好。
倘向柳边行，识君去时道。
”［13］（P81）轻俊可爱。
咏物是“吴中体”又一擅扬，四杰咏物堪称一奇。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二以为高启《梅花》、杨基《芳草》及袁凯《白燕》俱一时少见之作。
道衍也是咏物的妙手，如《秋蝶》绝句：
“粉态凋残抱恨长，此心应是怯凄凉。
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
”［11］（P601）婉曲动人，情意甚妙。
这类作品出自一个僧人之手，着实令人侧目。
最后，不满于元人专好近体七言，故诸体兼备，臻于“大全”。
高启《独庵集序》称诗之要曰“格”、“意”、“趣”，“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
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如是而诗之道备矣”［1］（P866）。
所作或豪俊清丽，或冲淡幽婉，皆能造佳境。
《静志居诗话》：
“季迪之才，始于兼，故其体备。
”吴中派工于近体不必论，古体、乐府也取得很高成就。
如高启古体自然浑成，乐府不拘旧题，写出许多新意。
钱谦益推崇李东阳乐府，李攀龙盛赞王世贞乐府，李、王成就毕竟比高启差了一些。
张羽五言古《杂言》、《戴山石上听松风偶咏》咏怀写心，卓然名家；七言古《听蝉曲》、《温泉宫行》借初唐四杰华美“外衣”抒写历史感受，多有常人不能道之意；乐府《驿船谣》、《踏水车谣》摭取亲历见闻成篇，刻画下层民众悲惨生活，质朴感人。
这类作品情质相生，如《艺苑卮言》卷五所评，“如乡士女，有质有情”。
徐贲、杨基、唐肃、道衍、韩奕等亦是诸体兼擅，诗才殊众。
这在明诗史上尚是不多见的。
当然，作为吴中派士人心态、性情旨趣、诗学追求的体现，“吴中体”自非一成不变。
“吴中体”前期自适性情，中期多凄凉之音，后期归于“清雅”。
其中易代所造成的变化最引人注目：
一方面，从放拓到深稳。
吴中派元末诗个性张扬，难以束湿，入明后深稳之作渐多。
如高启《禁中雪》、《圣寿节早朝》等颂圣之作，风格稳重，寄兴深微。
徐贲巡按广东，《登广州城楼》：
“清时不用频兴感，万里惟存向阙心。
”［13］（P230）诗人对时政、宦旅感受如何？
“清时不用频兴感”耐人寻味，正可见“兴感”亦自不少。
总体来看，吴中派入明诗收敛了不少放拓之气。
另一方面，从显露到含蓄。
吴中派元末诗放笔吐写哀怨，笔锋犀利。
入明后趋于含蓄隐曲，谈及政治，笔调更是含婉，高启《早至阙下候朝》写洪武初丞相炙手可热即是。
诗人遭际丧乱，及天下太平，又要面临残酷的杀戮迫害。
张羽《悼高青丘季迪》其一云：
“灯前把卷泪双垂，妻子惊看那得知。
江上故人身已没，箧中寻得寄来诗。
”［15］（P308）泣咽悲歌，又岂能不含蓄？
后来张羽也未能逃脱明初文人之厄。
四杰及王彝等罹难后，“吴中体”归于“清雅”，也是一种极自然的变化。
概而言之，“吴中体”不屑苦吟，高华清丽，寄兴幽远，既不同于“元遗山体”之雄健苍深，“铁崖体”之艳宕新奇，也异于“李何体”之高古雄放、“中郎体”之轻灵隽永、“锺谭体”之幽深孤峭。
至于弊端，较突出的一点就是流于“纤巧”，此恃才情太过使然。
但“纤巧”之作如高启《梅花》、杨基《春草》、徐贲《折杨柳》，含蓄而有情韵，轻俊而有思致，故又不当尽黜之。
四、诗史意义
吴中派为元明诗坛重派，《明史?
文苑传》总论所举明初以诗著者“高、杨、张、徐、刘基、袁凯”六家，“吴中四杰”就占据四席之位。
“吴中体”独标一格，不仅推动一代诗歌的创新与繁荣，也对明诗发展演变产生深远的影响。
宗唐、宗宋是关系元明诗史演变的大问题。
吴中派不满于元人专主七言近体，兼采众长，尤多法乳唐人。
尽管“吴中体”借鉴初唐四杰，推崇韦、柳及李商隐，不以李、杜为宗，但对明诗宗唐风气的形成仍有其特定的意义。
与此同时，“吴中体”的复古倾向也开启明诗复古端绪。
后人论明诗首重复古，论复古首推七子派。
这大抵是不错的，却不免忽视一点，即在明诗史上复古是前后一贯的。
吴中、越中派为复古初兴，前、后七子派近百年复古为再兴，复社、几社为三兴。
尽管三次复古的理论和旨趣各不尽同，但其间因承转变的关系不容轻视。
吴中派远承陆龟蒙、范成大清远、流丽之风，创立“吴中体”，不仅标志吴中诗歌真正黄金时代的到来，而且奠定了明清“吴音”风华整丽、风神俊朗的基调。
后世吴中诗人大都以“吴音”为尚，澹宕拔俗，风流俊赏。
如“吴中四才子”颇效法“吴中四杰”。
钱谦益《孙子长诗引》：
“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
士多翕清?
南剩?
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
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
徐昌谷，江左之逸才也。
一见李献吉，阳浮慕之，几欲北面，至今为诸伧口实。
皇甫子循，歌诗婉丽，?
?
年盛称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于其声光气焰耳。
”［16］（P1086）由于不满吴中诗人“屈折”七子派声光气焰，指责“好随俗尚同”。
事实上，明代吴中诗人传习“吴音”不绝，已是诗坛一大景观了。
而且即使吴中诗人之变，亦不离于“吴音”。
徐祯卿受李梦阳影响，悔其少作，然所操仍是“吴音”。
王世贞为李攀龙鼓动，转事高歌朗调，中岁后幡然有悟，复返“吴音”。
后七子派后期复古浸润“吴音”，与此前颇有不同，皆可见“吴中体”的深远影响。
此外，“吴中体”崇尚才情风流与独立于世、适意自放，也为后世诗人树立典范。
“吴中四才子”适意人生，即是藻贯了这种诗歌精神。
看花诗为“吴中体”一大宗，明中后叶盛行于江南的落花咏，即是近承杨基、高启诸子咏花之风。
参考文献
［1］高启.凫藻集［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王行.半轩集［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3］丘?
F.重编琼台稿［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周维德集校.全明诗话［Z］.济南：
齐鲁书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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