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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残刻书史遗珠——全椒积玉桥千字文残刻探析加入时间：

2013-7-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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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一“残刻”的发现及其相关背景

　　民国九年版《全椒县志》记载，1917年该县修理位于县城东北、尊经阁之西（《儒林外史》中提及过此阁）、老襄河（吴敬梓移家金陵水道）之上的积玉桥时，首次发现了珍罕的石刻大字，一石一字，字大18公分见方。

比之黄庭坚称誉的大字之祖《瘗鹤铭》还大得许多（笔者在镇江焦山碑林实测铭字仅为8×10厘米）。

当地名士江克让先生遣子、徒先后四次共拓得86字，并写有四篇跋文，备纪始末。

拓过的刻石，大多又甃入桥基，仅留下26字（石）藏于当时学宫。

拓者初识，刻字为南朝梁人所书《千字文》内容。

　　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李瑞清先生（1867—1920）在见到上海广文馆的全椒学人汪文鼎先生（清末廪贡）代呈的残刻初拓本，甚为惊叹，并以他精擅的魏楷写下一跋，极力推赏。

　　1919年上海有正书局初次出版，书名《初拓全椒积玉桥残刻》。

尔后，中华书局也曾影印出版过［1］。

不过，当时印数甚小。

　　著名书画家、艺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极喜此帖，常临不厌，也以他精敏之资、渊博的字学书识、独特的审美理念及体验，在自己藏用多年的《初拓全椒积玉桥残刻》帖本眉边写下洋洋500言跋语。

惜徐先生谢世太早，这篇妙语警言，仅限他身边个别学生有幸读到，直到他逝世29周年时，才有叶喆民先生《悲鸿先生谈书法》纪念文章中公开。

叶文称，“《积玉桥字》便是他平生最为喜爱的一本六朝字体。

由于原石已佚，所以我当时曾借来摹拓一部，顺便将跋文抄录于后，珍藏至今。

”［2］

　　为进一步廓清背景，便于阐述，引录李瑞清、徐悲鸿两先生的跋识于下：

　　李跋：

全椒积玉桥，故老相传汉初已有桥，近圮。

吴佩之、朱理真拓之以示江退公先生，先生大惊，以为有汉魏遗矩，乃命其门人盛峻居及其子兆沅于乱石剔藓搜拓之，得七十余字，（第三次累拓数）有广文汪先生以拓本来。

其用笔古厚浑朴，文字之损益皆六朝法也。

如“归”、“为”、“让”、“坐”、“知”、“凤”等字是也。

然字略带行押，如“律”、“良”等字是也。

当粱人书鹤铭书势亦带行押体，况文本千文，当时周兴嗣初奉敕为千文，或民间盛行以之记石数耳。

己未（1919）十二月。

［3］

　　徐跋：

天下有简单之事，而为愚人制成复杂，愈久愈失去益远者，中国书法其一端也。

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

演进而简，其性不失。

厥后变成抽象之体，遂有如音乐之美。

点画使转，几同金石铿锵。

人同此心，会心千古。

抒情悉达，不减晤谈。

故贤者乐此不疲，责学成课，自童而老不倦。

嗜者耽玩，至废寝食。

自汉至今几两千年，耗人精神不可胜数。

昔为中国独有、东传日本，亦多成癖。

变本加厉，其道大昌。

倘其中无物，何能迷惑千百年“上智下愚”，如此其久且远哉？

　　顾初民刊甲骨已多劲气，北魏拙工勒石弥见天真。

至美之寄往往不必详加考虑，多方策划。

妙造自然，忘其形迹。

……

　　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之所谓“法”。

［4］

　　由上跋知，李瑞清先生基本上认同江克让（退公）对此古物的初识的，进而肯定其构字奇古，笔法有汉魏遗矩，六朝法度，字体略带行意，颇类《瘗鹤铭》，年代约在萧梁间，功用疑为民间修桥记石（块）数。

惜乎李先生题跋后不几月就去世了，未及作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不能不引为憾事。

　　悲鸿先生跋文，则独辟蹊径，旨意深刻，从文字衍化引伸到书法艺术魅力及学书明道等，喻理精辟，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特别对于我们今天深入认识、探讨“残刻”的书法艺术内涵和审美意趣极有指导意义。

　　论及该拓帖的后续影响，囿于流传，知者、识者、研习者甚少，其境遇无法与得到阮元、康有为等宗师的阵阵喝彩、有力鼓呼的《瘗鹤铭》和“二爨”相比。

这无疑还是与李、徐两先生的早逝大有关系吧？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书画、古籍市场的出现，“初拓”旧帖又得以露面，再度引起惊异。

1992年，画家刘二刚先生在南京一小画店偶得“初拓”，曾复印数字，赠一二好友学习欣赏，并在《书法导报》（2000年4月12日）及其后来所著《画里画外》［5］一书中着意披露。

　　2007年冬，书法史论家梅春林（韦庐）在武汉古籍市场也淘得“积玉桥残刻”宣纸本旧帖，欣喜异常，著文宣称为“旷世碑刻”（见2008年1月23日《书法导报》）。

刘、梅两先生均言称自力出版和编号印行，惜至今似未见梓行。

［6］

　　二“残刻”文字的试整理

　　积玉桥千字文石刻，因出土时零乱散地，加之天寒地冻，拓手亦非专业，所拓粗精悬殊，出版也未加以精整，均以一页两字，杂乱无序的散字成书。

笔者经年多番研读《初拓全椒积玉桥残刻》，颇有会心，并尝试作以整理。

今按《千字文》（四字成句，共250句）句序及字体书风、镌刻刀法等因素分析，编成图表,以就教读者方家。

　　对照图表，料想读者将不难看出：

1、文字内容为《千字文》是确定无疑的；2、书风不够统一，写、刻手多人；3、《千字文》本无重字［7］，若据此重字、重句粗作分析，似有三组刻石，以一石一字推算，此桥至少用石两千多乃至三千块，工程甚浩大。

　　就三组中重字、重句比较：

　　出现重字的有：

第2句“宇”，第3句“盈”，第4句“辰”“，第10句“霜”，第18句“鳞”，第21句“制”，第22句“裳”，第32句“宾”。

重字在字形、书风、刻工上显然不同，尤其是“鳞”“盈”“裳”“宾”等更为明显。

　　对应重句：

　　甲、乙组，有第12、18、40句；

　　甲、丙组，有第2、3、4、8、10、21、24、32句；

　　乙、丙组，有第22、25句。

　　从存字的句序规律上区分，每组基本上都是前50句有存字，此外，甲组第166句、乙组第122句、丙组第123句有存字，应是250句的中间部位。

据此规律，亦可以推测桥的断裂位置。

　　再就石刻中出现的民间俗字、别构字、减笔省划字、代用字（共9例），试作释解：

　　1、甲组12句,“玉出（山）昆岗”中“山”形字，应为“出”的一半，代“出”，识为“出”。

现传《千字文》最早本子，启功先生认为不早于陈隋人智永（王羲之七世孙）真草《千字文》写本［8］（下文分析比较均据智永本）。

该写本中无“山”字，其后的版本亦无。

古今书家常有将“出”写成两“山”叠加的习惯。

　　2、甲组21句，“始制文字”的“制”，缺笔划明显，也有有可能刻、拓所致，非为大碍。

　　3、甲组166句识为“我艺黍稷”，“米”头加一撇，识为“黍”。

古写“禾”下加“米”与“黍”同。

例见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丰年多黍”，“黍”就是“禾”下加“米；智永本也是“禾”下加“米。

这里省略，用一撇代“禾”加在“米“上代“黍”，不难理解。

　　4、乙组15句，“果珍梨柰”的“梨”在后来的版本中均为“李”。

　　5、乙组18句，“鳞潜羽翔”的“潜”缺三点水，易识。

　　6、乙组122句识为“漆（米）书壁经”，其中“米”识为“漆”。

千字文中无“米”字，带有“米”字左右结构的字有四个，均在203句后，从存字只到166句的规律（桥断的位置）上看，可以不考虑；此86字中上下结构有“米”字仅有两例，见上166句“黍”和此例。

古写“漆”，多以“米”为底，例见汉《礼器碑》、赵孟頫《六体千字文》。

赵书“漆”字，左右结构，左三点水，右上“土”，右下为米。

这里以“米”代“漆”，且又区别“米”头加撇的“黍”，较合情理。

　　7、丙组25句，“弔民伐罪”中“罸”同“罚”，代“伐”，音同。

　　8、丙组50句，“诗讃羔羊”中，“言”旁加“干”，从形声造字上推想，识为“讃”较合理。

　　9、丙组51句，“景行维贤”的“维”，虽刻划略草率，有破损,从左旁观察，基本似“维”。

　　以上析解，诚属一己之见。

古来碑刻多为民间所为，别字问题亦是正常现象，历代贤哲也早就重视到这些问题。

宋洪适始著《隶释》，历元明皆有续作增益。

清赵之谦辑《六朝别字记》，近代著名文字学家罗振玉家族两代三人致力“碑别字”辑录研究，有《碑别字》、《碑别字补》、《增订碑别字》五卷存世。

当代有新近出版的秦公辑《碑别字新编》、陆明君著《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

好在此“残刻”过于荒诞的别字少，如以上所举9例，基本都属于变形不失态，简笔亏画尤可识，代用易推测，离奇而不失造字、构字原理。

如象形字减笔缺画、形声字结构上下左右颠倒互置等情形、类型多见。

　　三“残刻”年代、功用及书法审美探析

　　关于“残刻”的年代

　　积玉桥历史悠久，据全椒县志记载，相传汉初已有。

东晋简文帝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征西大将军、大司马桓温讨袁瑾时，瑾援军秦遣将王鉴、张蚝帅步骑三万与温遣将桓伊恶战于石桥。

　　古桥历经宋、明多次重建重修，最早记载北宋嘉佑重建过，大观进士全椒人王彦成有记文，今佚。

明景泰元年（1450）重修，邑人黄　有《重修积玉桥记》，但未见有桥体刻字的记载，可以说是一个“疑案”。

　　积玉桥现基本保留民国期间重修的大致面貌，仍为城内南北过往之要道。

桥高9.6米，宽4.2米，长41米，三孔四墩，桥面用麻条石铺就，原砖砌栏杆被代以现代钢骨水泥材料。

　　《千字文》成书时代，一般研究资料比较公认的大约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天监初年）。

《梁书周兴嗣传》载，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文》在天监九年（公元510）。

无疑，“残刻”是在其后。

　　由于《积玉桥千字文残刻》与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大字刻石《瘗鹤铭》、《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一样，早期史无记录，石上亦无书刻年月和撰、书人姓名，这为后人的研究，特别是精确年代的认定，带来相当困难。

《瘗鹤铭》从宋代至今研究者无数，虽有观点疑为天监13年（公元514年）尚无定论。

“金刚经”也只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才被郭沫若等推断为北齐时所刻，精确年代难定，作者也未确定。

上文引述的江退公、李瑞清等先贤从“残刻”书体演进、书风嬗变、时代习尚乃至笔法等多方面因数考量，判为萧梁时代，与《瘗鹤铭》基本同时，这与徐悲鸿先生跋文大意也是极相吻合的。

笔者以为尚没有更新的资料来作进一步推断，或在研究上重大突破，一时作不了精准确定，聊以李瑞清、江克让“萧梁说”与《瘗鹤铭》基本同时为宜，以待今后研究的深入再作确定。

　　关于“残刻”的功用

　　《千字文》出现后，由于无重字，被人们用来排序计数的，常有不鲜。

如宋、辽刻释家大藏（佛教经律汇集称大藏）多达千卷，就以“千字文”字头编作卷、函序号。

李瑞清“积玉桥刻石跋文”从历史角度分析，指为记数功用，可以说也不会有大争议的。

不过，记数方法很多，何以如此耗费，以刻字（石）数千计数？

笔者以为，恐不全在于此，可能别有他图。

　　南朝梁周兴嗣奉梁武帝（萧衍）之命拓取王羲之书迹中不同字1000个，编集为易诵易记的四言韵语的千字文，其内容涉及有关自然地理、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知识，极受社会欢迎，广为流行。

不但作为蒙学课本供学童诵读、识字，也被历代书家写成各种书法帖本流传于世。

如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唐欧阳询小楷《千字文》、怀素《草书千字文》、元赵孟頫《六体千字文》、明文徵明《四体千字文》等乃至当代书家，都喜书此，成为传统。

　　推想《千字文》初创时代，书籍主要靠手写传抄，传播方式、普及程度远远适应不了大众文化教育的发展需求。

据记载，稍后几十年的智永和尚曾手抄八百本《千字文》流传浙东寺庙。

全椒地处南梁都城今南京近郊，经济基础、文化教育等条件相对较好，实施这样的工程，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有条件刻大字于桥上，让行人及舟车过客阅读、浏览，方便快捷，无疑是极好的普及形式。

这可能是刻石的另一重要目的，而不仅限单纯的计数用途。

　　“残刻”的书法审美

　　从以上征引的李瑞清、徐悲鸿两跋文以及刘二刚、梅春林相关文章的观点阐述，基本表明了近代以来艺界对“残刻”书法审美的高度认同和极力推崇。

尤其是悲鸿先生由“残刻”引发出的一番妙论，亦足见暗合其的审美，徐先生的书法艺术大体上受康有为碑学思想影响，实践上，创造性地吸收了汉魏六朝碑刻特别是“二爨”以及“残刻”的审美意趣，求变出新，形成结体稚拙奇巧，疏放妍妙的独特面貌。

为我们树立了融古铸今的典范和榜样。

我们从大量的悲鸿先生书迹中可得以证实。

　　笔者初见这些字形硕大，字迹奇古，且异于“瘗鹤铭”、“爨龙颜”书体的“残刻”，即有一种莫名的慑人感觉。

这86个散字，个个憨貌可掬，一字一态，脱落形迹，有奇逸者，有疏宕者，有雄浑者，虽保留些不少不粗疏成分，但充满了生机和异趣。

基本审美趋向可以说是简率、质朴、旷达，与北魏碑刻、六朝造像艺术非常相通。

　　再细察其字形体貌，大小磊落，既不似“爨体”险怪，也不同于“铭”（瘗鹤）书的（魏）碑势分（隶）韵，意趣高古，结构变化自由，点画增损，随性自然。

笔法上，“篆隶孑遗”、“汉魏遗矩”，较显弱化，篆书的盘曲、隶书的波磔，魏碑的欹侧圭角等特征不彰。

用笔极单纯，技法简约，刀锋斧痕，经自然侵蚀，尤显点画峻厚，沉稳从容，稚拙气充盈。

　　概言之，残刻文字，确实是汉字书体在隶转楷行时期，民间出现的一种不守故常，新奇有趣的的书体。

因其随意书写，没有法度限制，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呈现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美。

也正合徐悲鸿先生之独到之见：

“至美之寄，不必详加考虑”，“古人并无笔，更无今日所谓法”，其内在精神颇能荡人心魄。

由此不难想象，1500年前南朝先民的天真清旷和率意豪纵的情状。

　　四、余论

　　由于中国北方长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地理位置，故古代碑刻多集中在黄河流域，如山东的汉碑、洛阳的魏碑、西安的唐碑等。

康有为说“南碑刻绝少”［9］；包世臣说“南朝遗迹惟《鹤铭》、《石阙》二种，萧散骏逸，殊途同归”［10］；阮元《北碑南帖论》也同样说过“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无复隶古遗意。

［11］”又如201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仲威编）收录的南朝宋碑刻仅有《爨龙颜》、《刘怀民墓志》；梁碑刻也只有《瘗鹤铭》、《太祖文皇帝神道阙》、《萧宏神道阙》、《萧敷墓志》、《萧螗碑》、《程虔墓志》可数几方。

　　积玉桥千字文残刻，作为“千字文”书法，早于隋智永所书《真草千字文》，毫无疑问为历史上最早的书法版本。

又因其书刻是民间创为，形式语言自有一种天真自然，生动活泼的原发性，一扫南朝（派）书法受“二王”父子影响，柔美妍媚风格，开创了“稚拙”楷书之先风，让人耳目一新，也给人以诸多启示。

　　再以石刻论，又是最早将《千字文》用于刻石内容的，应属南朝书刻稀见之珍。

一字一石，多人参与书刻，其字数之多、规模之大，世所罕睹，洵为殊观。

其次，推测旧时用以“千字文”计数排序的，亦可能不会早先于此，更具一番研究意义。

　　因此可以说，此“残刻”是一项不可复得、再生的文化资源，既是地域文化研究珍贵实物资料更是书法史料之遗珠。

它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书体嬗变的历史轨迹，真实地保留汉字书写发展（隶楷过渡）阶段面貌多样性，并为书法艺术的创作增添丰富、新颖字体素材。

　　为使此件长期隐迹的南朝绝少书刻，不再沉寂以致淹没，笔者抛砖引玉，以期引起学术界、艺术界、出版界及相关媒体的关注，加强出版（或翻刻），扩大影响，让更多人了解、研习，这其中，尤其需要理论和学术上支撑，确立起应有的历史文化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这一珍贵文化遗产在现代先进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注释：

　　［1］《全椒文物志》全椒文物所编，1985年版

　　［2］、［4］《美术研究》1982第4期第15页

　　［3］《李瑞清楷行三种》浙江人美1992年版

　　［5］《画里画外》刘二刚著，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版

　　［6］笔者2009年11月11日拜访刘二刚先生核实，尚无出书考虑。

　　［7］《千字文》中无重字，是指写法相同的重字。

写法不同的重字是有的，如云、云；昆、崑；寔、實；巨、钜等

　　［8］《说千字文》，启功著，《文物》1988第7期85页

　　［9］、［10］、［11］《古书论精华译评》，杨福生等著，黄山书社，1992版第276、258、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