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康母体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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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母体文化

安康的母体文化：

农耕文化

李家成

不少人讲起安康文化，张口闭口就是汉水文化或移民文化，极少提起母体文化。

安康的母体文化是啥？

是什出影响到了安康人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吃穿住行、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民间文艺、方言谚语呢？

这要从安康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来了解。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

安康亦不例外，农耕文化即是安康的母体文化。

何谓农业文化？

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

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我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

这里的农耕文化，主要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

安康母体文化即农耕文化起于何时？

有何内容和特征？

如何传承和弘扬？

本文试图作些探讨。

一

我们先翻翻史料记载。

由南北朝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卷一·巴志》载：

公元前11世纪中期的巴国“土植五榖。

牲具六畜。

桑、蚕、麻、苎…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皆纳贡之。

”巴国涵盖今汉江中上游，今安康正处中心位置，标明今安康在内的陕南，当时已土植五谷，饲养六畜，并兴桑养蚕、植麻、种茶。

巴史专家白九江《巴人·巴国·巴文化》一文中对巴国作了解读。

他说：

“西周初期分封了71个诸候国，宗姬在汉水上游被封为巴子国，简称巴国。

”“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陕南的汉水上游，南及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

”“他们曾在商、周、楚、秦等强大部族的包围中经过不断征战，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岭中，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下，自强不息，世代繁衍。

他们斩蛇蟒、射虎豹、猎牧捕鱼、垦荒种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也表明距今3000余年的巴国，早已从事农耕，并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

《水经校注·汉水》说三国时的月河川道“桑麻列植，佳绕水田…其川土沃美也”。

说明三国时的今汉滨、汉阴月河川道，土壤肥沃，桑麻绕着水田列植，当时的农业己比较发达。

《新唐书》说：

“金州汉阴郡－上贡金、茶芽、椒、乾漆”。

亦表明唐代的今安康及汉阴茶叶和椒的生产己很兴盛。

考古新发现更能说明问题。

1980年，在汉滨区冉家河西500米处的月河北岸第二台地柏树岭，发现了新石器时期遗址，发掘出石锄6件、石铲16件、石锛15件、石斧35件、石刀11件、石凿5件、石磨盘4件、石磨棒3件，表明先民们己从事农耕活动，并能磨制粮食。

还发现了人居住的残存面、灰坑3个、柱洞11个及猪、狗残骸，说明这时人已定居，同时饲养有家畜。

另发现有陶纺轮、陶锉，表明先民已能纺织制衣。

此处发现的大量陶器中，葫芦形器颈部和尖底瓶底部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类型的同类器物相似，说明柏树岭遗址与西安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均属仰韶文化类型。

又在汉滨区五里镇民主村发现的柳家河新石器时期遗址，发掘出的生产工具有通体磨光的石铲、石锛、石斧及造型精致的叶形小刀，其中叶形小刀能刮、铲、割，很可能是稻田生产工具，说明己开始栽种水稻。

所见陶片的陶质有细泥红陶、夹砂粗陶、泥质灰陶、宽带纹彩陶、尖底瓶、圜底钵、盆、罐、瓮等，亦可说明此遗址也属于仰韶文化类型。

1980和198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汉阴县汉阳镇汉江北岸阮家坝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人居住的灰坑、大量细绳纹夹砂白陶、细绳纹里黑外红陶片、细绳纹蛋壳陶片和经磨制的石斧、石铲、石网坠等生产工具，所出土的陶片，陶质松脆，火候不高，器壁较薄，形器简单，明显带有“李家村文化”特点。

当时人已定居，既渔猎，而又从事种植农事活动。

此外，在紫阳县马家营遗址、旬阳县新天铺遗址等的几百里范围，发现也都带有明显的李家村文化印记。

省市考古工作者，在安康市境内发现了40多处新石器时期遗址，从采集到的大量陶片及各种石器来看，虽然既有仰韶文化类型，也有李家村文化类型，但实物证明，阮家坝、马家营、新天铺等李家村文化遗址表现的是农耕文化初级形式，柏树岭、柳家河等仰韶文化遗址则表现的是农耕文化较高一级形式，前者是农耕文化的肇始。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安康农耕文化的起源，属李家村文化类型。

距离汉阴阮家坝并不远的李家村文化，位于汉中市西乡县城南葛石乡和平村，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标志，距今7000年以上。

发掘出的大量陶器火候不高，多种生产用石器中扁平磨光双弧刃石铲，是典型的史前早期稻作农耕工具，发现的住室遗址1处，表明人已定居。

权威专家认为，“李家村文化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线索”，“是联系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早期文化的纽带。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仰韶文化1921年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被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标志，它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也就是说，它比李家村文化要晚2000多年。

安康先民的农耕活动，早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址的先民，意义非同一般。

长期以来，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肇始，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安康早期农耕文化历史则挑战了这一论断。

也进一步说明，安康所在的汉江流域亦是中国农耕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二

时至今日，安康在未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之前，仍然是个农业市，占全市人口主体的农民仍然主要靠农业生产养活。

7000多年的农业生产活动，承载着安康几千年的历史演进，在安康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影响到了人的方方面面，内容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吃穿住行、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民间文艺、方言谚语等等。

可以说，安康各类文化的产生、传承、发展，都与母体文化－农耕文化有关。

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农林牧渔副，多种经营；种植业的一年两熟制、水旱作物兼有制、秋粮作物为主制；畜禽养殖的家庭为主、猪牛羊鸡鸭为主；农事活动，春种、秋收、冬藏，忙在“三夏”“三秋”，闲在寒冬；生活方式上，川道以大米为主食，山区以包谷、薯类为主食，县城以往长时间实行两餐制，农村一直坚持错时的三餐制；等等。

吃穿住行，有别于北方，也不完全等同于南方。

饮食习惯，既不是寡酸、独辣，也不是一味甜、一味麻，而是偏爱酸辣。

安康先民相当长的时间里自种麻、棉，兴桑养蚕，自纺自织，百姓称布衣，穿麻衣、土布服，有钱人穿丝织品。

农民最早住窝棚、茅草房、干栏房，后住土坯石板房、泥瓦房，且居住较分散，进入现代才住进砖混结构连片的楼房。

安康最早的交通工具就是舟，后来出现过马帮。

旧时，民间运输主要靠肩挑背扛，川道有长扁担挑夫、推鸡公车脚夫，山区有“背二哥”。

民国前，人们主要靠步行，达官显贵才骑马、坐轿、乘滑竿。

民风民俗，特别淳朴。

大忙期间的农事活动，一家一户是很难完成的，需要集体的力量，互相帮助，于是就形成了“亲帮亲，邻帮邻”，一家有事大家帮，关爱困难和弱势群体的民风民俗。

并且讲究孝道，重视待客礼仪。

又长期形成了邀请亲友喝“栽秧酒”、“打谷酒”的习俗，杀年猪邀乡亲吃“泡汤肉”的习俗。

民间禁忌五花八门。

节日忌中，如春节阖家团聚，忌说背时等不吉利的词语。

吃团圆饭时，忌饭中泡汤，怕一年中收成尽“泡汤”，锅巴不能铲烂或吃掉，怕破坏圆满。

农历二月二，龙抬头，妇女忌做针线活，认为针尖会刺瞎龙眼。

端午节，忌坐门坎，怕长疱疖。

其筷篓里要插石榴花，说可免害眼疾。

当年家里有人故去，忌在家举办娱乐活动，过年只能贴黄色春联。

农事忌颇多，尤以忌戊为最。

宗教信仰，与农耕有关。

先民们生产活动同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宽泛，自然界作为人之外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撞击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云团滚滚，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

为什么虹贯长空，泥石流咆哮而下，吞吃人畜，所向披靡？

……这些变化不已的自然天象对古人来说，是无法科学解释的。

他们模糊地猜测到，应当有那么一个力大无穷的“神物”主宰着指挥着操纵着管理着这些天象，于是就崇拜神、信仰神、祭祀神起来，大修起了庙宇，还演绎出了兴盛的庙会文化。

道佛两教传入安康后，与先民的信神、祭神活动一拍即合，形成了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融合共生的奇特局面。

相形之下，道教在安康的势力范围较大，它集老庄哲学、民风民俗、神仙传说、方土巫术、阴阳五行为一体，融巴蜀、荆楚、齐鲁文化于一炉，以淡泊、宁静、虚无、养身、成神、成仙为教义，在民间有广泛影响，以至擂鼓台、香溪洞、铁瓦殿等道观至今香火旺。

民间文艺，便是从母体文化－农耕文化产生。

比如我市昔日山区的薅草锣鼓，川道的薅秧民歌，就是在薅包谷草、薅水稻秧的田间管理劳动中产生的。

报路歌，是在农事活动中多人抬重物、兴修农田水利中众人抬重石的过程中产生的。

不仅是山歌、民间小调，安康的花鼓子、小场子、舞狮、舞龙、社火、汉剧、皮影戏等等民间文艺的最初产生，都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表演的很多内容也是反映农事活动或农村农民生活的。

方言谚语，更是与农耕有关。

无论是一方一地语言的形成，还是民间谚语（包括农谚）、歇后语（俗称言子）的内容，也都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

三

梳理安康传统农业，虽然发现有生产技术落后、思想保守、小富即安等消极的一面，但农耕文化中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内涵却是丰富的，甚至是占主导地位的。

例如：

安康农民在祖祖辈辈的农耕中，十分注重和追求“天势、地利、人和”的统一，崇尚“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的理念，“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朴素哲学观。

可以说，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铸就了安康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铸就了形式多样的民俗文化，特别是铸就了以和为贵的理念，孕育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着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人和谐的理想。

和谐理念塑造了安康人的价值取向、行为规范，支撑了安康不断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安康传统农耕文化中，流行的“男耕女织”、“耕读传家”、“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农忙插秧、薅草（秧）、打谷时形成的“亲帮亲，邻帮邻”、“唐将班子轮回转”及有序的分工协作，体现了朴素的协调和谐用人观。

安康传统农耕文化中，有大量农时节令农谚，如“春分下（包谷）种不烂子”，“蛤蟆叫咚咚，家家浸谷种”，“梨花香，早下（稻）秧”，“谷雨栽秧家把家，小满栽秧普天下”，“夏至断栽种（高秆作物）”，“豌麦种在寒露口，点一碗，收三斗”，反映了对物侯、24节气农时节令的尊重，体现了古老的趋势避害的农时观。

安康传统农耕文化中，“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人勤地生宝，人懒地长草”，“积肥如积粮，肥多粮满仓”，“种地不掏（排水）沟，等于贼来偷”，“修塘如修仓，积水如积粮”，“看田选种，看种种田”等农谚，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等耕作制度，则体现了主观能动的物地观。

安康传统农耕文化中，有种植业和养殖业相结合、种养业与加工业相结合的农业经济模式。

种植粮食，加工后的糠麸养猪，用红苕藤蔓养猪，用包谷杆、稻草养牛，再用猪牛粪给庄稼上肥。

不同的作物还有不同的循环路径，如水稻→打米→米糠碎米养猪→猪粪→返田；小麦→磨面→麦麸做醋→醋渣养猪→猪粪返地；油莱→莱籽榨油→油饼返田；红苕→打浆→做粉条→粉渣养猪→猪粪返田。

有的还搞粮食→加工→糠麸渣养猪养羊→猪粪羊粪养鱼→起鱼塘泥肥田。

这些，均体现了变废为宝的循环经济观。

安康传统农耕文化中，代代崇尚的“勤俭持家”，“勤是金，俭是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无欲刚，刚不邪”，“莫异想天开，一锄挖个金娃娃”，“人心不足蛇吞象”等，体现的就是御欲尚俭的节用观。

四

应该说，这些是安康劳动人民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智慧结晶，是延续、传承至今的精华。

昨天和今天一脉相承，农耕文化所形成的理念、思想是走现代化农业道路的精神内核。

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条件下，发展现代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

我们今天推行精耕细作的集约化耕作制度，拓展农业功能，发展休闲旅游农业、观光农业和农村服务业，文化滋养是发展的灵魂；发展循环农业，改善农村环境，推进农村节能减排，人与自然的协同是根本精髓，需要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

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民俗传统和地方特色文化，更离不开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

国家农业部、文化部对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十分重视，2010年9月19日至25日，由农业部、文化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中国农耕文化节。

农业部负责同志说，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需要充分认识农耕文化的历史地位，充分理解农耕文化与现代农业的密切关系，特别要把和谐理念体现在统筹城乡发展、形成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上，体现在贯彻“多予、少取、放活”和“以城带乡、以工补农”的指导方针上，更好地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

我们要深刻理解安康农耕文化的核心理念，充分认识农耕文化的现实价值，加强对农耕文化传承的支持和引导，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一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没有保护的开发是竭泽而渔、不可持续的开发，没有利用的保护，不能使农耕文化伴随社会进步而生生不息；二要处理好保持历史传统和时代创新的关系，既要注重保存农耕文化遗风遗韵、原汁原味，又要尊重文化产业运作的规律，尊重消费者的利益。

推进农耕文化的传承，要与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统一规划，突出地方特色和产业特色；要在加大对传承农耕文化投入的同时，鼓励社会资源向传承农耕文化的产业投入，采取建设农耕博物馆、农耕文化园等多种形式传承农耕文化。

注：

本文刊《安康日报》2011年8月17日三版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南北朝东晋常璩撰写

《水经校注·汉水》民国王国维著

《新唐书》北宋宋祁、欧阳修等撰

《安康花园柏树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试掘记》刊《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汉江上游的几处新石器遗址》刊《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安康地区志》，2004年出版

《汉阴县志》《旬阳县志》《紫阳县志》

《安康文史名胜集》徐信印编著2002年出版

《仰韶文化》载【XX百科】

《李家村文化》载【XX百科】

《陕西西乡李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廖彩墚著刊《考古》杂志1961年7期

《中国史前稻作文化的宏观透视》卫斯著原载《农业考古》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