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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明与市民个体道德能力的提升
城市文明与市民个体道德能力的提升
万时乐
[摘要]城市文明是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外化的结果，文明城市确证了文明人。
市民个体道德能力是构建文明城市的底色。
城市的文明与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内在勾连，城市的发展伴随市民个体道德能力的跃迁。
城市的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重变奏之中，它既能提升市民个体道德能力，又会消解市民个体道德能力。
从文明城市的构建来看，城市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向互构之中。
文明城市的构建与市民道德能力的提升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关键词]文明城市；城市文明；市民道德能力；构建
[作者简介]万时乐，南通大学政治学院讲师，博士，江苏南通226019
[中图分类号]B82[]A[]1004-4434（2011）11-0064-06
城市是人类文明轨迹中的一道靓丽的风景，自从人抛入这个城市后，人便是这道风景中最耀眼的光点。
如果说，光怪陆离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宽敞的马路、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大超市构成了一座城市的现代文明或美的话，那么这还永远不够，质言之，这种文明这种美是奇一的、残缺的，不够丰富和完美的。
一座城市的文明除此之外，还应该有科技馆、博物馆、体育馆、歌剧院等表征城市文化底蕴的地标，而且更需要有市民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公正而又关怀的精神气质、文明端庄的行为举止等这些无形的城市精神气质，否则，那么这座城市的美只是外在的、没有灵性的、易逝的。
正如法国城市地理学家潘什梅尔所说“城市即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动中心，更具体地说，也可能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
城市的文明只有通过市民的高尚道德素质——文明城市的“灵魂”来熔铸才有恒久的生命力，而市民的道德素质是靠个体道德能力来担保的。
个体道德能力是个体在道德生活实践中对自我道德状况及各种道德现象的意识，以及当个体处在特定道德境遇下对道德价值观评判、选择并在实践中践行的能力。
一
从渺远的远古城市的产生来看，城市的文明就与市民的道德能力产生了勾连。
古希腊城邦的日常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与公民道德生活及其道德能力的关联。
近代许多道德价值观——举例说，诸如公道、自由等——或至少是这些观念的定义，都起源于希腊思想家对城邦制度的看法。
当时雅典是希腊哲学家特别关心的对象。
在希腊人看来，他的公民资格不是拥有什么而是分享什么，这很像是处于一个家庭中的成员地位。
《丧礼上的演说词》充分显示出雅典人在想到他的城邦时的那种自豪、他珍惜他参与的城市公民生活所表现的那种热爱以及雅典民主政治在道义上的重要意义。
这个演说表明了这样的意识：
城邦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值得为之献身的最高利益。
城邦耸立于一切小集团之上，耸立于各种次要的团体之上，它赋予一切集团和团体以意义与价值。
对雅典人来说，担任公职几乎是任何一个公民生活中的正常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均等的机会被调到他的天赋才能所能胜任的职位上去。
按照雅典人的概念，城邦是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它的成员过着和谐的共同生活。
在那里，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地了解情况、自由地辩论，这不是根据他的地位或他的财富，而是根据他的天赋才能和品德。
这里可以解读出，在古希腊城邦，城市的起源就与公民的道德禀赋或道德能力产生了关联，道德资质成为了公民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
我们还可以从“城市”的词源学来考察它与个体道德能力的内在联系。
所谓“城”即是一个国家中都邑四周作防御的墙，所谓“市”即是商品交易的场所。
《周易》曰：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城与市联为一体即城市。
这里解读出，城市源于劳动、源于社会分工、源于交换，而个体道德的产生、道德能力的形成也是劳动、分工、利益交换的结果。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
由此不难看出，城市的形成伴随着市民道德的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充满着善与恶的奇异的循环，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更是以道德或个体道德能力为标杆跃迁的历史，是个体与人类不断确证自己、完善自己的历史。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
”这里说明，人在成己与成物的过程中，是向未来无限敞开的。
人在变革世界与改变自己的历程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确证自我、完善自我。
人处在第一阶段时，是没有道德自我的，被人的依赖关系所牵制；在第二阶段．又受到异化及其物化的影响；只有到第三阶段，当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时，人才建立了道德自我。
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道特殊的风景——城市的发展，也必然伴随着个体道德领域的拓展、个体道德能力的提升，后者可以理解为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市民交往与道德活动范围拓展的结果。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活动的范围非常有限，日常生活的范围则更为狭小，通常也就在家庭、家族和自然村落之间进行，因而日常生活中的伦理关系一般都体现为“血缘——亲缘”、“邻缘”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私人家庭性的，由此决定了调整日常生活伦理关系只须私德即可。
“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公共情怀，在一个封闭的家族环境下并没有多大的道德意义，其实质仍然没有跳出私人的领域。
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的兴起，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引起了日常生活巨大的变化。
日常生活的私家性范围完全被打破了。
在现代城市里，日益与市场紧密联系的日常生活不得不从原先狭小的私人空间中摆脱出来，融入公共市场，运行于一个极其广阔的公共空间的轨道上。
日常生活无不打上公共的印迹，融合公共的元素。
可以说，日常生活既是私人的，更是公共的。
日常生活这种颠覆性的变化使日常生活的价值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原初日常生活中的亲缘、邻缘等私人性的伦理关系发展为更加丰富的业缘、地缘、族缘、国缘的伦理关系。
这意味着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其本质上是一种公共关系。
正是对现代公共关系的确认、维护以及调整的必要性，现代社会公德才与日常生活建立起了密切关系，而且在日常生活领域有了“用武之地”，使公共之道运用于“日用寻常之间”。
日常生活从私人性领域向城市公共性领域转变，不仅日常生活的伦理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日常生活的伦理价值也有了重大的变化。
在传统社会中，日常生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进行，生活中所发生的人际间的道德问题或者人们的行为所造成的道德影响往往是个别性的或家族性的，其社会影响度是极其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中的日常生活道德体现的是私德。
但是，当日常生活与城市公共性相结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和交往中的行为，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个人的，也不仅仅对交往对象所产生的，而将波及很多人，甚至全社会。
如火车上带入了易燃易爆物品，危及的是整列火车上旅客和整条列车线路的安全；在传染病爆发之际，如SARS，一口痰可能影响一片地区，甚至全国；足球场上的“谩骂”不仅可能引起球场的骚乱，而且影响国家形象。
相反，遵守秩序不仅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和谐的活动环境，而且降低了摩擦、事故带来的消耗和灾难，并由此而带来巨大的经济效果；至于素不相识人们之间的爱心传递更能创造金钱买不到的社会风尚。
由此可见，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价值不再是个人的微小的，而具有了宏大性，成为了一滴水与太阳的关系，即在个人的行为中折射出社会道德价值。
二
从当下社会转型的视域来看，城市的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重变奏之中。
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即指人类历史从民族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也可以理解为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跃迁。
其中，城市化是其主要的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初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为19.72%，到2007年底，城镇化水平达到44.9%，平均每年提高0.87个百分点。
按照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未来几十年内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60%，城市人口将比现在增长近1倍。
在以城市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往往过度强调经济与政治在社会转型中的中轴地位与作用，而相对忽视以价值观（包括道德价值观）为其核心的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的范引作用。
当今世界，人们越来越重视文化及其蕴含的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的统摄地位与引导能力，把它作为了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
由此说明，社会转型、城市化与文化及其价值是相互耦合的。
过去以经济为中轴的“经济一政治一文化”的运作机制以及以政治为中轴的“政治一经济一文化”运作机制，正在被以文化为导引的“文化一政治一经济”的运作机制所取代。
城市化是以文化及其价值为底色的，它折射了人们道德能力的跃迁。
贝尔在《单向度的人》中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愈合文化与经济政治的“断裂”，确认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统合地位，这是对我们理解城市化与个体道德能力关系的一个有借鉴意义的注脚。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化是个体道德能力提升的结果。
恩格斯就历史发展中经济及其他因素的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智慧的洞见，“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
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
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
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这里进一步表明，社会变迁中文化的引导力是不能忽视的，而个体的道德素质及其道德能力是文化中的灵魂。
当个人际遇城市后，城市会对个体道德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中对个体道德价值选择能力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
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劳动力的新移民，一系列农民开始了城市化的历程。
他们进入城市后，面临全新的生活方式，会在灵魂深处产生短暂的“文化冲击”及“价值链的断裂”。
汤因比在考察历史变迁时，曾揭示在文明解体、社会转型阶段，会出现灵魂的分裂，出现诸多互不相容的生活、行为、情感方式，从而产生出一种存在的杂乱感。
这种杂乱感，有可能源于既有生活方式发生的根本变化，也可能源于既有文化模式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它尤其发生在社会变迁加剧的时期。
对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来说，是源于城市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撞击，源于对本土既有文化的反思、对城市文化的批判汲取而造成的既有社会价值观的震荡、崩塌。
人们处在这种杂乱感中，会经历一个痛苦的心灵历程。
这对于新市民来说，会引起个体道德思维的革新，原有道德信仰的位移，有可能激活并提升个体道德思维能力、道德选择能力和判断能力。
杂乱感在某种意义上说，即价值颠覆后的无所适从感，它表征为传统价值被颠覆后的价值真空、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的碰撞、面临多种价值选择的迷惘等形式，对个体道德能力在幸福观、道德价值选择、道德行为及效果评价等方面产生影响。
在这一特定时期，极易产生同一性危机。
同一性危机是心理学家埃里克在研究青少年个体发展中所面临的独特困境和矛盾时，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这一概念可以逻辑引申到社会变迁时，人们在道德领域所呈现的道德认知的危机情况。
所谓同一性，是指两个以上事物或者个人之间存在着从形式到内容、从外表到本质的相互影响性，由这种相互影响而产生出共有的一致性，在人们之间会产生共同心态、共同文化、共同需要和共同认可的制度等。
同一性危机表现在人的独立价值的意义丧失方面，呈现为个人无法对过快变迁的世界作及时的调整和整体的把握，找不到对世界、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上的解释。
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德领域容易造成德性伦理的失落，社会主导价值观的认同危机和个人终极意义的解释资源的耗散，最终影响个体的道德意志及其信仰。
城市是现代社会中具有多种功能统合的共同体，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
现代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
这种示范和辐射作用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文化、价值、思想领域。
人们的道德观念伴随着城市化的历程，也处在现代化的生成之中，这些观念包括现代民主观念、权利观念、义利观念、公正观念、主体观念、责任观念、自律观念等方面。
一旦个人遭遇城市，伴随着交往范围和对象的变化、道德实践活动的丰富，个人的道德认识会随之拓展，道德选择和道德行动能力会得到相应的提升。
亚里斯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第二卷《道德德性》与第三卷《行为》中，说明了德性的养成与活动及实践的关系，从而也折射了活动与个体道德能力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关联。
正如“我们通过造房子而成为建筑师，通过弹奏竖琴而成为竖琴手。
同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
由此说明，实践、活动与德性的养成是合二为一的，个人即使有潜在的自然赋予的潜能，不通过活动也无法形成德性。
城市生活为市民道德能力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道德实践活动，人们的道德交往范围不断拓展。
在道德教育史上，皮亚杰认为，认识不是起因于主体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起因于客体本身，“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主体的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乔治·米德通过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了意识的起源问题，这里对我们探讨道德意识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在他看来，“心灵与自我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单单从个体人类有机体的观点看待心灵是荒谬的……心灵是在社会过程中、在社会相互作用这个经验母体中产生出来的”。
这里可以逻辑推演出道德意识的发生源于社会的相互作用。
城市中开展的关于创建文明城市、城区、文明行业、文明社区、文明窗口、文明企业等方面的活动无疑为个体的道德交往与角色采择提供了机会，为市民道德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生活的沃土。
有助于个体道德意识的发生与发展，有利于个体道德认知能力的提升。
米德认为，是符号互动过程中的角色扮演机制决定了个体的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发生。
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理解、道德同情都是角色扮演或角色互换的结果，所谓推己及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换位思考都是角色互换的产物。
城市文化地标、城市精神、市民健康向上的精神气质等因素，以独特的方式型塑着浸润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
表征城市文化核心的城市精神在导引着每一个市民的行为。
20世纪著名道德教育家科尔柏格曾经指出：
“隐性课程乃是一种真正的道德教育课程，是一种比其他任何正式课程更有影响的课程。
”这里无疑说明了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隐性课程对市民道德能力的影响，同时也告诉我们“环境是一种教育力量”。
然而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既给我们带来了文明的种子，同时又伴有杂草。
现代城市的“城市病”、市民人际关系的冷漠、城市文化中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潮在深度消解个体的道德信仰、道德情感、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能力。
当今城市人口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差异暗示了陌生、也意味着疏远。
城市人居住在陌生人的世界里。
在这样的世界里，市民很小就被灌输“不要与陌生人说话”的理念，彼此都遵守“礼貌的不注意”。
西美尔用“自我退隐”（reserve）来指称都市人的这种冷漠的生活态度，即“基于自我保全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
城市家庭的邻里关系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在发生变化。
人们的空间距离在缩小，而心灵距离在拉大，整个城市仿佛充满了陌生人。
“都市人享受着乡村人所无法享受的自由和理性，也忍受着乡村人无法忍受的冷漠和孤独。
”唰当今家庭所面临的这种境遇，使过去家庭邻里的那种相互照顾、安全保护、情感依赖等荡然无存，它消解的是道德教育的资源，造成了道德氛围的冷漠环境，消解了个体的道德情感。
这种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往往会走向极端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会把人当成手段而非目的，不利于形成合理的道德价值观。
正如鲍曼所言说的，“制作更巧妙的锁、门闩和防盗铃是这个时代流行的和为数不多的繁荣工业之一——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真正或假想的实际用途，而是因为他们的象征性价值：
对内，它们传达了我们不会受到打扰的隐士般的住处边界；而对外，它们传达了我们的决定，对于所有我关心的事情来说，外面可能是一个荒地川。
当今城市家庭的边界已经被挤压到了大门口，邻里的教育资源已丧失殆尽。
生活在一个没有情感做纽带的生活世界氛围下，人们会形成冷漠的道德心理，最终会消解个体的道德同情能力，出现道德的“不作为”。
道德冷漠是人们面临道德现象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心理现象，是对善的背离。
“它是指一种人际道德关系上的隔离和孤独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道德行为方式的相互冷淡、互不关心，乃至相互排斥和否定”。
在万俊人看来，道德冷漠不同于一般的情感淡薄，它是人与人之间道德意识沟通的障碍、道德心理互感的缺乏、道德情感的丧失以及道德行为上的互不关心。
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在《艾克曼在耶路撒冷》的报告中，提出了“平庸的恶”这一反映道德冷漠本质的概念。
道德冷漠会导致人们对道德责任的漠视与弃置；会导致对个体道德情感的消解，主要表现为对个体道德移情与道德同情能力的影响，使个体钝化道德情感，缺失道德敏感；道德冷漠由于对道德判断的悬置而消解个体道德判断能力；道德冷漠以道德不作为的方式消解了个体的道德践行能力；道德冷漠通过对道德氛围的瓦解来销蚀人们的道德信仰。
现代城市在其发展中并发了一些“城市病”，主要表现在：
“精神紧张症”以及自杀、吸毒、色情等“现代社会文明病”；除此之外，欺骗、抢劫、凶杀、酗酒、以假乱真等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等“社会综合症”也在深度影响着每一个市民，这样可能会造成部分市民精神空虚、信仰消失、人性泯灭。
另外，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的环境压力、生态失衡、污染也消解着市民的道德信仰。
不健康的城市文化所挟裹的各种思潮从另一个层面消解了个体道德能力。
在当下城市，对市民道德价值影响最大的或许是大众传媒。
大众媒体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众传媒以一种“符号的暴力”深刻影响着受众。
中国数千年来“义重于利”和“义利并重”的文化价值观，被破天荒地转到西方新教伦理的“重商重利”文化价值观。
……商利价值空前高扬，人文价值普遭冷落。
这些情况说明，大众传媒已经正在偏离它的社会责任，深受商业逻辑的影响，正在丧失对人的终极价值关怀，这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传媒“自我”的丧失。
这种状况导致的结果，只能使受众失去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使受众漂浮在无意义的海量信息中。
受众在这种“符号暴力”的长期渗透和包裹下，会消解对道德的认知、道德的信仰，也会失去道德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传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个体对崇高的追求，使人沉于物，单方面追求外在价值。
大众传媒所呈现的消费主义文化倾向，深刻影响着市民的等级观念、平等观念及我国传统的勤俭美德。
消费主义文化以其独特的方式，经常而普遍地影响着市民的生活世界。
消费主义文化是一种商业性文化，其特点表现为大众参与性、娱乐性与商业性。
它往往附加各种不同的审美情趣、人生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
市民在享受消费文化带来的愉悦的同时，也被消费文化强化了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果不加引导的话，可能使市民淡化主导理想信念，滋生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消费文化的平面化、感官化、世俗化可能导致市民偏离“崇高”，偏离国家和社会主导价值观和主导意识形态。
尤其是消费文化所倡导的“符号消费”理念，即倡导的品牌消费、炫耀性消费观念，使市民感到社会的新的不平等，即由消费所表征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
在当今城市里，受物质主义的影响，很多人把对物质的占有作为了幸福的唯一标准，使传统的德性价值日益式微，导致许多人仅仅以自我、物质为中心，使人际关系疏离，消解了个体道德同情能力和宽容的道德氛围。
物质主义在实际生活中展开，还会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消解与异化传统的“天人合一”观。
物质主义在人们生活中，通过对存在本体的消解、道德价值的单一化、道德选择与道德判断的扭曲，从多层面消解着个体的道德能力。
三
从文明城市的构建来看，城市文明与个体道德能力处在双向互构之中。
文明城市的构建与市民道德能力的提升是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二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城市文明折射了人的文明，文明城市折射了文明的人。
城市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市民的道德能力，市民道德能力是文明城市构建中的核心与灵魂。
市民道德能力内在担保了文明城市的构建，是城市精神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关于市民道德能力对于文明城市构建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用，我们可以从文本上解读出二者的勾连。
《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2008年版）》就包含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公正公平的法治环境、规范守信的市场环境、健康向上的人文环境、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扎实有效的创建活动等七大测评项目。
国家在文明城市测评体系中特别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道德实践”、“社会志愿服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测评内容和测评标准，在整个111项测评项目中，与市民素质有关的“软件”项目建设就有86项，占77.5%。
同时对道德模范学习宣传、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志愿服务、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等十几项“软件”建设内容赋予最高权重。
从这一文本不难解读出市民道德素质及其道德能力与文明城市构建的内在关联。
从道德教育的领域来看，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都与文明城市息息相关，文明家庭感染文明社区，文明社区辐射文明城市，共同影响城市文明。
从归根结底的层面上看，城市文明就是人的文明，文明城市也就是文明的人。
文明城市的价值取向在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而个体道德能力的旨归也在于人的发展与完善。
二者都是由人的，更是为人的。
二者具有相同的目的与归宿及共同的价值取向。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反映了城市文明或文明城市与市民道德能力共同的旨归，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城市与市民个体幸福生活的相辅相成。
人的道德能力的提升，指向的是个体的好生活（goodlife），而城市为个体创建好生活提供了契机。
这里需要我们考量的是，什么样的城市才能为个体提供好生活？
城市何以让个体生活更美好？
我们有理由相信，文明城市的构建为好生活奠定了根基。
[责任编辑：
周志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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