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视域中的中国运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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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视域中的中国运河

人地关系视域中的中国运河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谈到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时指出：

在十五世纪之前，整个西方受惠于中国的东西要远远多于西方所给予中国的东西。

这的确是件引为自豪的事情。

不过，在说到中国古代智慧的优越性时，我们总会有一个疑问：

何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式的科学体系没有在中国古代产生?

何以中国近代也没有产生类似于达?

芬奇、伽利略式的科学革命?

　　今年九月，我出差到杭州，有机会在杭州市拱墅区的“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内看到李约瑟博士当年提到的、传入西方的龙骨车制品，一时为运河的悠久历史文化所震撼。

徜徉于博物馆外宽敞的运河文化广场，信步踏上运河石拱桥的台阶，凭栏远眺，我忽然想到，假如自西向东、由京杭运河穿缀相连的五大水系也出现在西欧的某个地方，欧洲人是否也会在某个较早的时期开凿出一条运河呢?

　　回来后偶读先秦典籍中“天之所助者，顺也”（《易传?

系辞上》）、“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墨经?

经下》）等句，才明白中国古代智慧的精髓其实就是“顺”和“宜”两个字。

“顺”者，自然之状也，“宜”者，人之所欲（目的）也。

而其中还可加上“法自然”（《老子?

二十五章》）之“法”。

这是达到“宣”之目的的方法和手段。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正确处理人地关系，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

自然界有的，要顺乎她；没有的，就不要强求她。

这样，过去许多充满自恋情结、被看作多么伟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自然地理环境使然。

古人创造性活动的积极意义在于：

在一个给定的时空范围内，充分地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选取和利用所给定的自然资源。

　　中国运河中成功的例子便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运河形成的自然地理条件

　　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人们谈到地理环境的作用时总是十分敏感。

其实，经典作家马克思在谈到东方国家的水利灌溉系统、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时，正是从气候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分析人手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了气候条件与东方水利的关系。

确实，如果我们承认存在决定意识、承认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物质条件，那么，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独特，为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

其优点在于大部分地区雨热同期，且雨量比较充沛，适于植物生长；其缺点则在于全年降水量的季节分布和地区分布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我国的地形地貌呈阶梯状由西向东倾斜。

这一特点进一步加剧了气候的地区差异性和降水的不均匀性。

由于我国总的地势是西高而东低，在我国西部特别是西南发源的河流大都顺着地势自西向东流淌，且在东部平原的广大地区出现了江、河、湖、泊、湾、汊相互交通的网络格局。

在我国七大水系中，黄河和长江是最主要的两大水系。

由于其流量充沛，在给人类带来灌溉、舟楫、滋养之利的同时，也常常给中下游地区带来频仍的灾害。

尤其是黄河，由于其河水含沙量大以及河川径流量变化率大（到后期径流量大为减少），她在孕育华夏文明的同时，也使这个文明的中原腹地屡受创伤。

可以说，自古以来关于治国安邦与防洪治水并举的做法，正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样一种自然地理环境中，我国形成了一些早期的运河。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对于早期的运河曾经有过概括性的记述。

他说，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

于楚，西方则通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

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

于齐，则通淄济之间。

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史记》卷二十九）。

　　在这里，司马迁没有举出哪一条运河开凿得最早。

而现在一般认为，我国最早的运河是吴王夫差时开凿的“邗沟”。

但也有史学家认为，我国最初开凿的运河在楚国，而不在吴国。

理由是，楚庄王时，孙叔敖曾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而云梦所在之地乃是一个水泽之国。

可以推想，就其近岸之处设法整理水道，以便通行舟楫，本是很自然的事情（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页）。

这一说法自然也是有道理的。

其实，吴王夫差时所开凿的运河，也和伍子胥时的办法一样，是利用了当地的几个湖泊。

由于地势的关系，邗沟水流的方向并不是一直向南，或一直向北，而是引江水由南流入，引淮水由北流入，相会于射阳湖中。

如此看来，早期的运河盖缘于江淮之间江、河、湖、泊的网络密布，古老的河床、河道和一些低洼地方，已经为运河的开凿准备了自然条件，开通运河只是一项水到渠成的功业。

　　至于京杭大运河，它同样离不开自然地理条件的依托。

京杭大运河沿途所经过的地方正是黄淮平原、长江以南的平原之地，这里地势相对平缓，河道与河道之间自然落差小，河流与河流、河流与湖泊之间易于沟通。

如，作为南北大运河最重要的两段一通济河和永济河皆以洛阳为起点，成扇形向东南和东北张开。

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只顺利通行。

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当时丰富的黄河之水，也就是说运河水源有了保证。

可以说，这两段运河是充分利用自然地理条件的典范。

当然，京杭大运河也充分利用了前人开凿运河的成果，有效地避免因地理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例如，隋炀帝时，大运河山阳渎段就是在邗沟的基础上宽拓、深凿而成的。

　　至元代，由于政治中心的北迁，运河与以前各朝时期的情况相比有显著差异。

旧日的运河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已经残旧、湮塞。

同时，因黄河水源不足、含沙量大，影响漕运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开凿北京直达杭州的运河路线，从至元十三年（1276）开始开凿今山东济宁至东平的一段，以后又向北延伸并与海河水系的卫河贯通。

至元二十八（1291）到三十年（1293），又由科学家郭守敬主持开通今北京至通县的一段。

为解决水源不足的问题，元代的运河普遍采用了河闸的办法，以节制水量，调节航深。

这种运河技术固然有所进步，然而也是为河流状况改变所迫，背后同样隐藏着自然地理的影响因子。

运河开凿中的古代智慧

　　如果说我国古代贤哲在总结兴修水利、疏浚交通、防洪治水方面有哪些可资今人借鉴的智慧，那么最根本的莫过于“法自然”了。

　　这里的“自然”，当是从哲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其本义是自然而然。

尽管古人也讲“制天命而用之”、“人能胜天”，但那是第二位的，是在法自然的基础上形成的。

如果不遵从自然，而是违逆自然，尽管有人力强为之，其后果必然是“灾”。

所谓“天反时为灾”。

因此，“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形”（赵君卿《周髀算经注》）。

一个“望”，一定“定”，恰是“法自然”的写照。

正是由于“法自然”，禹用疏导的办法成功地治理了水患，成为后世楷模。

尽管如此，后人治河时，还是要“法自然”。

而不“法”禹。

所谓“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慎子》）。

　　那么，“法自然”是如何产生智慧的呢?

我认为首先是尽量不改变自然原有的状态，同时巧借自然之力。

这一点在中国最古老的运河之一――灵渠开凿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史书记载推算，灵渠的开凿是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至三十三年（公元前221年至214年），即秦平定六国以后，统一岭南以前。

秦代灵渠最大的特点就是发现并利用了兴安河谷地带引水方便的地理条件（《长江水利史略》，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兴安地处五岭山脉的越城岭与都庞岭之间，这里是湘、漓二江上源的河谷地带和分水岭，湘江北去，漓江南流。

灵渠的设计者与开凿者正是利用了这一地形，在兴安县城东南五里龙王庙山下的分水塘，筑坝拦截海阳河，堵水分流以为南北两条渠道。

为了控制进入南北两渠的流量，凿渠者便在拦河大坝上游设计修筑了一个分水的“铧嘴”，将海阳河水一劈为二，南渠合于漓，北渠仍归于湘；南渠水量约占三分，北渠水量约占七分。

　　在这里，智慧的闪光点不仅表现在开凿过程中选择尽可能短的路线（仅仅36，5公里），尽可能方便维持航行所需的水源以及尽可能少的工程量，同时也表现在通过灵渠的核心一大、小天平坝来调节水流量。

大小天平坝呈“人”字形，在截断海阳河水后，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水库一漠潭。

这个潭解决了两大水系的高度差问题。

有趣的是，小天平坝长127米，大天平坝长343米，笔者略加计算，可看出小天平坝与大天平坝之比恰为0.37，十分接近神奇美妙的黄金分割率!

真是出神入化、巧夺天工!

　　“法自然”产生智慧的第二个方面，在于从天、地、人三者的整体出发，善于解开诸多矛盾所形成的纽结。

开凿运河，完全不改变自然是不可能的。

一旦改变了自然状态，相应的一系列矛盾就会出现。

这时，“治河之法，当观其全”（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卷二）。

例如，南北大运河与天然河流特别是黄河的交汇处是诸多矛盾形成的纽结之处。

从历史上来看，黄河下游南北广大平原，自古以来是兴修运河最多的地方。

自鸿沟系统诸运河肇其端倪以后，其后陆续兴建规模最大的当推唐宋的汴河和太行山东的永济渠。

但是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水源的季节性差别很大，运河水源的缺乏成了突出问题。

宋代的汴河引黄河水口，因“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

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宋史》卷九三）。

更有黄河决溢，泥沙下泄，淤积平原，使河底高出堤外。

　　随着黄河河底以及冲积平原的抬高，运河的河床也随之抬高，这就必然造成运河上下高差不一的状况。

为了解决运河水源以及运河穿越黄河的技术难题，历代的统治者和建设者想出了许多办法。

从技术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修建河闸。

所谓河闸是在河流水面不平衡的地方建闸堵水，使水面较低的地方借闸的力量慢慢升起，等升到和水面较高的地方平衡，船舶就可以进入较高的水面。

反之，把闸中积水慢慢放出，船舶又可以降到较低的水面。

唐代的李渤曾在湘、漓二水间的灵渠设立斗门，这个斗门就是最初的河闸。

到了元代，由于运河是南北走向，且运河中所遇到的矛盾增多，河闸技术有所发展。

河闸技术对解决运河中的突出矛盾，可谓功不可没。

从技术成就上说，它要比12世纪在荷兰出现的船闸早400多年。

与河闸相配套，运河建设者还通过修建“水柜”（水库）的办法来解决河水流量不均的问题。

例如宋代的汴河曾在沿岸设置了一些调节流量的水柜，夏秋水涨时蓄水以备冬春之用。

此外，建设者也采取一些根本办法，如从根本上治理黄河含沙量过高和下游河床淤积问题，减少漕运的压力，等等。

这些虽然收效甚微，也都是“观其全”的表现。

运河给出了人类活动的限度

　　运河开凿显现了古人的创造伟力，同时也给出人类活动的限度。

即哪些是人力可以为之的，哪些是人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之的。

如果超越了这个限度，其结果必然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是破坏性的后果。

而破坏性后果最大、最持久的则是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

　　如前所述，中国运河的形成有其自然地理的成因，不能将其单纯地看作是某个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或某个设计者（建设者）的突发奇想。

但是，运河的开凿特别是京杭大运河的开凿毕竟灌注了建设者（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智慧、意志和力量，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

只是这种智慧、意志和力量对地理环境来说是恰到好处，还是过了头。

对于后者来说，智慧、意志和力量（特别是统治者出于本阶级的利益甚至某种个人的私欲和嗜好）虽然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地理环境，但这种改变的结果是必然要遭到自然“惩罚”的。

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指出。

历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犹如一道长城，纵贯于我国东部平原的南北，使运西诸河流的下泄和地面沥水的排泻发生障碍。

千百年来东部平原上洪涝碱灾不断发生，不能不说是南北大运河带来的副作用（邹逸麟：

《从地理环境角度考察我国运河的历史作用》，《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

　　例如，战国魏惠王时代开凿的鸿沟是先秦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运河工程。

鸿沟开凿以后，这些河流的下游都为鸿沟所截，因为下泄不畅，就在鸿沟以西壅塞成许多小湖陂。

宋代在鸿沟旧道上开凿了蔡河，因蔡河容量有限，秋汛季节，诸水暴涨，发生泛滥。

又如，隋代开凿的通济渠，自今河南荥阳县引黄河河水，东南至今安徽盱眙县北入淮河（唐代时称汴河）。

因为以河水为渠，含沙量高，河流淤积很快。

至宋代已形成地上河，横贯于河淮之间，长达数百里。

这种地上河的形成，严重影响到两岸的地理面貌。

金代以后汴河淤废，而汴河堤却仍如一道土墙屹立于地面之上，阻碍了两岸沥水的排泄，使土壤趋于碱化，至今犹受其害。

　　正如恩格斯所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每一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每一次这种胜利，第一步我们确实达到了预期的结果，但第二步和第三步都有了完全不同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常常正好把那第一个结果的意义又取消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19页。

）

　　对上述观念的正误是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是不容忽视的。

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中国运河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而是说在我们在处理人地关系时应当特别谨慎。

　　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并不同于人们经常所直接面对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环境中，人的意志（特别是统治阶级的）常常会造成一种随心所欲的假象，似乎人的意志可以改变一切。

而人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后果似乎也可以在以后加以弥补。

这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当隋炀帝乘着龙舟，带着后妃、王公、百官南巡时，可能也正是这么想的。

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在位时的强征暴敛，荒淫腐败，终究激起民众的反抗，不仅隋朝被推翻了，他自己也弃尸于荒草丛生的江都之野，被后世唾骂。

而运河带给自然地理方面的严重后果，并未因隋炀帝的消亡而消除。

常被后人引用的唐代诗人皮日休的那首诗，“尽管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实则只是看到了“通波”的一面，而没有看到运河对自然环境的副作用以及在满足统治者奢侈需要的背后给平民百姓留下的灾难和辛酸!

　　我们常见这样的报道，某地填湖造田，虽增加了粮食等作物的收成，却造成了湿地缩减、湖泊对河流的调蓄功能的丧失，最后不得不退田还湖；某地滥砍乱伐，开山造田，虽解决了部分人的耕地问题，却改变了植物环境，造成了水土流失，最后不得不退耕还林；某地有违时令地过度捕捞河中的鱼类资源，虽丰富了市场需求，满足了部分人的口腹之欲，却导致河流鱼类物种的锐减甚至绝迹，以致破坏了河流的生物链，最后不得不出台禁令限制捕捞。

　　这些行为最初可能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满足人的需要。

恰如当年黄河上游植被的砍伐、运河的过度漕运都有看似合理的理由一样。

然而，并不是人的所有物质需要（欲望）都是正当的!

人的需求除了满足人类作为种系的繁衍和文化的创造以外，还必须满足自然地理及生态环境的尺度。

超过了这个尺度，多么合理的需求也是不合理的。

君不见，当现代人坐拥小轿车和小别墅时，却时常呼吸着有害的空气、饮用着受污染的水。

这不啻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莫大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