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耀文上将在外交部的岁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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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文上将在外交部的岁月

李耀文上将在外交部的岁月

外交部的“文革”乱局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左”的狂潮，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泛滥，到群众起来“批极左、抓坏人”，直至清查“五一六”，始终没有摆脱“左”的桎梏。

这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煽惑操纵，派性作祟及一些受冲击干部乘势报“一箭之仇”等因素造成的。

究其总因，在于“文革”的发动者、领导者背离党的思想路线，按照“左”的判断、“左”的路线发动了一场“左”的内乱。

我是“文革”的亲历者，也是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参与者。

当年人们随“左”的调子起舞的情景，其残酷无情、幼稚可笑，终难忘却。

　　外交部虽有陈毅的挺身劝导和周恩来的策略节制，但“文革”的激烈复杂和极左思潮泛滥，仍不亚于社会各地，只是打、砸、抢的行为较之收敛一些。

1967年，当时掌握着运动领导权和业务监督权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联络站”），在8月7日王力讲话（即“王八七讲话”）的煽惑下，把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搞到“登峰造极”。

他们砸烂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大肆查档案，造成周恩来所说的“中央外交大权一度旁落”。

外交上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友邻交恶，抗议如织。

砸印度使馆、砸印尼使馆、砸缅甸使馆、烧英国代办处（简称“三砸一烧”）等恶劣事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外交路线和外交形势。

外交部广大人员极度忧虑和愤懑。

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连续讲话，批评极左势力，又于10月18日点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核心组有人同“五一六”组织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晚，韩念龙副部长向外交部全体人员宣布了周恩来的谈话内容。

“联络站”随即土崩瓦解，各“战斗队”分崩离析。

广大干部、群众则乘势而起，遂形成声势浩大的“批极左、抓坏人”的浪潮。

　　第一亚洲司（以下简称“一亚”）的“文革”运动情况，是外交部“文革”运动的缩影。

当时“造反有理战斗队”是“联络站”的基干，队员多为老科员。

他们能言善辩，活动力强，组合在一起能量很大。

他们中有些人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长期得不到正常使用和应有的待遇，内心过分严谨自律形成的压抑，在“文革”造反中骤然释放出来，爆发力特别强。

他们观点尖锐，攻击力强，多涉及党和国家的实质性问题，但做法相对策略，表现较为成熟，远非那些不谙政治的小青年造反派可比。

他们常放出似是而非的论调，不易被人驳倒，因此成为外交部造反派的中坚。

　　“文革”伊始，我当过一亚的红卫兵队长，后在批“资反路线”时，被选为较为温和的群众组织“外交部红色革命联队”（简称“红联”）总部的领导成员。

周恩来表态承认“联络站”的运动领导权后，我提出解散“红联”，以免与“联络站”形成对峙互斗。

这本是顾全大局，却被视为“输诚”。

此后，我被视为“保守势力”，列入另册，长期受压。

但是，我因幼年坐?

^日军的监狱，屡遭国民党的迫害，受过长期流浪的磨难，有股不怕邪、不服输、不妥协的劲头，对极左派的谬论和贬损周恩来的言论，都据理反对。

我对“王八七讲话”思想抵触，更为极左派所不容，在全司大会上遭到猛烈批判。

他们斥责我本性就“保”，声言在运动后期将清除我出党。

我毫无怯惧。

原本对极左已积愤难抑，10月18日听了韩念龙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未眠，连夜写大字报，约关登明（后任驻菲律宾、马来西亚大使）签名，高调批“左”，在司内外产生了“轰动”效应。

我们成立了“九一小组”，公推程瑞声（后任驻缅甸、印度大使）作为“勤务组”的第一把手。

一亚的批极左运动颇具声势，原造反派纷纷“倒戈”“跳槽”，加入我们的行列。

随着对“坏人”“坏事”的揭露，大字报的矛头逐渐指向几个“极左头面人物”。

军代表入驻政治部

　　为避免大乱，有效掌控外交部运动的进程，周恩来向外交部政治部派出了以总参的两名干部为正、副代表的军代表小组。

自此，外交部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具体抓一亚的军代表叫张××。

一天，张××召集几个骨干开会，指出一亚的领导班子不得力，要撤换第一把手周刚。

我们都感到意外。

我和王?

飞?

（后任驻利比里亚、哥伦比亚大使和APEC高官）等人为周刚恳切“求情”，避免对他造成心理伤害和政治打击。

无奈指令难违，我们只好以改选的方式解决。

结果，我被选为“司联委”第一把手。

这使我更深地陷入到运动中。

　　1968年初，一亚和二亚合并为亚洲司，我继续当选为“司联委”第一把手。

外交部的运动业已随全国的进程转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

一天，张××用略带机密口气向我透底：

下一阶段要转入清查“五一六”，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组织好骨干力量。

他还强调，“五一六”是一个极端反动的阴谋组织，其罪恶企图，不仅是反对周恩来，而且矛头指向整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最终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五一六”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入伙手续，需两人介绍，正式填表，还需举行宣誓仪式。

宣誓时还要摆上窝窝头，以示艰苦斗争的决心。

他们还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旦阴谋败露遭到打击，就拉起队伍，上山打游击。

我听后觉得有些神秘玄虚。

　　张××的话出乎我的意料。

我原先听说，所谓“五一六”是社会上的造反派借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公开发表，妄断中央文革要掀起第二个运动高潮，组织“五一六兵团”，矛头指向周恩来。

外交部内虽不乏散布怀疑、诋毁和攻击周恩来言论的人，但多出于不满周恩来掌握运动“不放手”，尚不属仇视，更不是企图打倒他。

至于这些人与外语学院激进的造反组织“六一六造反兵团”的关系，尚属派性。

张××批评我阶级斗争意识薄弱。

过了几天，他召集几个骨干吹风，明确指出，外交部的“五一六”组织是由“学部”（社会科学院）发展进来的，组织部长是研究所的洪×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黄××、成××。

军代表言之凿凿，有名有姓，理当信其有。

随后，我们立即按外交部的总体部署，抽出5人组成亚洲司清查“五一六”小组，由我“挂帅”。

接着，我派人到部清查组去抄被交代出来的“五一六”分子名单。

第一次抄回的名单有三四人，都是原一亚的“极左头面人物”，确实散布过怀疑、攻击周恩来的言论。

我便在会上虚点亚洲司有“五一六”分子，希望本人主动交代。

第二次抄回的名单有七八个人，也属思想极左的人，但数量已使我将信将疑。

一连几次竟抄回了20多个人的名单，其中还有司级干部，这令我难以置信。

我把名单压住，不再给清查小组传阅。

清查“五一六”陷入歧途

　　正当我思想疑惑、不知所措时，刚恢复抓工作的司长张彤（后任驻巴基斯坦、联邦德国大使）严肃地对我说，他觉得运动有些问题，不说有愧于党员责任。

张彤对我比较了解、信任。

在他被夺权“靠边站”时，我也被剥夺了工作权利。

我俩和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后任文化部副部长）在一个房间坐冷板凳，彼此思想敞亮，议论无忌，互相信任。

我领导运动后，张彤对我支持、爱护，经常策略性地“点拨”我。

他给我讲了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屈打成招”造成扩大化，以及青海一化工厂指供诱供逼供挖出“爆炸集团”等错案，并反问我：

陈××（一亚副司长）是几十年的老党员，政治上再糊涂，组织上也不会糊涂，岂能背着党组织参加“五一六”？

这使我醍醐灌顶。

　　1969年10月林彪下达“第一个号令”后，全国开始下放疏散。

外交部除先期下放到山西、江西和黑龙江三个干校的大批人员外，留下少数人坚守业务岗位，其余连同家属一锅端，用“特别专列”拉往湖南茶陵。

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到达目的地时都成了泥人。

人们最苦的还不在身上，而在心上。

因为他们中不少人是背负着“问题”下放的。

我是亚洲司下放人员的带队者。

大人孩子的吃喝拉撒睡，一个多月尚未安顿完，我便因病去山东治疗半年。

在此期间，外交部开展了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湖南干校首当其冲，江西干校和山西“六六”干校紧跟其后。

一些清查骨干派性作祟，不择手段，威逼恐吓，政治打压，攻心夺志，采取了逼供诱供指供信供等一系列做法。

有些原本是呼风唤雨的极左分子，由于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分子、“揭发”有功受到信用，?

c清查骨干沆瀣一气，乱咬乱供，竭力想把水搅浑。

被供出者被迫无奈，胆怯恐惧地哭天抹泪，捶胸顿足地承认参加了“五一六”组织。

一时间人人自危，相见避之。

李耀文调入外交部

　　外交部的“五一六”问题，早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他始终持严肃、慎重、关切的态度。

当社会上出现“五一六”组织和反周恩来思潮时，他表明了态度。

据1967年10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一内部小报第4975号说：

“10月18日下午，总理在同外交部……接待组同志谈话中指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中有人与‘五一六’组织有联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活动。

”这实际上是10月18日在接见毛里塔尼亚外宾后，周恩来对陪见的韩念龙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说的：

“‘联络站’同‘六一六’的关系密切，直接间接参加了‘五一六’的活动，名字我现在不说，我有名单。

”他还说：

“‘外联’（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的检查我看过了，很不深刻，根本过不了关，我看了很生气。

我支持‘联络站’到8月31日。

”这与韩念龙在外交部的传达讲话一致。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揭外交部“五一六”问题的盖子。

周恩来的话并非空穴来风。

据查，早在1967年5月，“联络站”核心组的王××等人参与过反周恩来的短期活动，与赞同“五一六红卫兵团”观点的外语学院极左派组织“六一六”关系密切。

王力、戚本禹等人也极力支持打倒陈毅，在外交部煽动极左思潮，激起对周恩来的不满。

所以，韩念龙传达周恩来的话后，王××等人便被原“联络站”下属组织与“攀险峰”等群众组织，以“五一六”罪名扭送公安部审查。

　　周恩来对于外交部的“五一六”问题原本看得没有那么严重。

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召见外交部军代表和“大联筹”负责人谈话，同时还有前“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王××等人。

周恩来当场教育王××和黄××，要他们老实交代，彻底揭发，不要冤枉一个人，也不要漏过一件事……显然，他是想通过亲自做工作，启发年轻人自我改悔，把问题说清楚。

后来，清查“五一六”出现的乱局使他始料不及。

　　这时，周恩来似已感到，要收拾残局，使运动走上正轨，需要解决外交部的领导问题。

于是，他让军委物色推荐人选。

　　1970年6月6日，周恩来在军委办事组建议调李耀文到外交部任军代表的报告上批示：

“从现有的国务院各部、军委代表中，还找不到一个可以担任外交部长的，因此，在政治局会议上谈过多次，凡认识李耀文同志的，均说他加入外交部革委会先当副主任，较别人适宜，并有发展前途。

”6月中旬，总政治部通知，调李耀文任外交部军代表、副部长。

6月底，李耀文来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周恩来派人前去看望，对他来外交部工作表示欢迎。

调查研究解难题

　　李耀文调外交部后，分工主抓运动。

这看似发挥其政治优势和工作特长，实际上是把他列在了外交工作主体之外。

但他毫无自身考虑，带着部队雷厉风行的作风，迅速对外交部运动情况开始全面了解，先后拜访了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飚等“老外交”，走访了各部门，与各级各类干部进行了广泛接触和谈话。

有的干部对他说：

外交部非常复杂，搞内交比外交还困难，有些人“外交外行，内斗内行”。

他毫不顾忌，把调查认清的问题一抓到底。

当时外交部运动有两大问题：

一、“五一六”嫌疑分子上千人难辨真伪；二、“三砸一烧”四大案件扑朔迷离。

李耀文清醒地感到，外交部清查涉嫌者太多，打击面过宽，搞得人心惶惶，无法工作。

四大案件查证不够深入。

他在呈送周恩来的专题报告中建议：

外交部清查工作采取抓两头的办法，对四大案件充实力量，加快查处。

对一部分经查无问题的所谓“五一六”嫌疑分子，立即排除，给予信任，恢复工作。

这个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也赞成。

按照部署，工作很快展开。

为了大量掌握第一手材料，他不顾恶劣天气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深入问题严重的外交部湖南干校，分类召开座谈会，分别找人谈话，进一步摸清了外交部清查“五一六”运动扩大化的具体情况和主要症结。

他改变了原先追查组织的做法，使清查工作更接近实事求是，排除了主观臆断和人为因素的干扰。

　　李耀文严密组织，冲破阻力，缜密调查，使“三砸一烧”等案的查处工作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有的案件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及时告破。

案情均没有发现“五一六”组织的插手，都属政治环境和社会思潮酿成。

　　对重点人物，李耀文也直接作了深入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