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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访谈录
·学者访谈录·
阮西湖先生访谈录
邸永君（以下简称邸）：
阮先生，您能接受《中国民族研究年鉴》编辑部的采访，我深感荣幸。
是否就先谈谈您故乡的风物和求学经历？
阮西湖（以下简称阮）：
好。
我是南方人，到北京已有56年了，但我乡音很重，依然带着闽南口音。
到北京以后，我的工作一直与民族研究联系在一起，在我的脑海里装满了民族、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文化、民族关系等等。
我认为自己已融入各民族了，对各民族都有亲切感，衷心希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可以说，民族研究就是我的生命。
我于1927年冬出生在福建漳州。
漳州是历史名城，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有众多的名胜古迹，有《八卦楼》、芝山、圆山。
圆山是一座挺拔雄伟、玲珑秀丽的名山，东麓有郁郁苍苍的参天古木，在密林深处，有一座古老的庙宇，建于1122年。
台北的“圆山”就是由漳州人命名的。
漳州也是一座文化名城，南宋理学家朱熹于1190年任漳州知州，在此地大兴儒学。
漳州人以漳州是“朱子教化之乡”为荣，尊称朱熹为朱文公。
我从小就听到许多关于朱文公讲学和著书的故事，如朱文公夜间要著书，附近丽藻池里的青蛙，叫个不停，影响他著书立说，于是用“纸枷”置于池中，第二天早上，青蛙不见了，丽池的蛙声也没有了。
为此，漳州人称朱熹为“圣人”。
小时还听到朱文公“使飞瓦”的故事。
朱熹给漳州留下了做学问的风气，漳州对教育方面比较重视。
漳州在抗战期间，有两所中学校长是在国外学习归国办教育的。
英语在漳州中小学里是受重视的，林语堂也是闽南人，他编的英文课本在漳州很流行，我读小学时，五年级就学英文，课本是林语堂所编。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学毕业时，是班里第一名。
初中（1943-46）成绩也很好。
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居厦门，我考入厦门市双十中学高中部，该校也是厦门市的名校，无论是双十中学，还是厦门市对我成长影响很大。
在厦门市我看到了现代化城市，包容世界文化的城市，读了许多世界名著，如英国萧伯纳的著作、莎士比亚著作、美国小说《飘》、《读者文摘》，苏联著作《日日夜夜》、《钦差大臣》和解放区《北方文丛》（描写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故事）等等。
厦门是一座开放城市，厦门港每天有来自世界各国的轮船，有英国、美国、菲律宾、日本的，还有来自天津、上海、台湾的轮船。
我当时看过美国电影《居里夫人》、《一曲难忘》（描写波兰钢琴家萧邦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有国产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
我的母校双十中学是私立学校，由菲律宾华侨捐资创办，风气比较开放。
所有这一切使我增长了知识，我的思想也逐步面向世界开放，渴望了解世界，研究世界。
但更重要的是，我判断力增强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正确的。
抗战胜利后的厦门，物资丰富，因美国大量物资拥进厦门，面粉、麦片、牛奶、毛毯、上衣、袜子等等，但人民生活贫困，买不起，需要革命，改变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我于1948年8月在双十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我当时是双十中学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部长，利用这个身份，参与厦门市学生运动，组织《读书会》，学习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通过学习，同学们的思想都有提高，一部分同学加入地下党，一部分同学走上革命，还有一部分同学上大学。
但没有一个同学去台湾。
我们学校有人去台湾，但这部分同学都没有进过读书会。
在读书会上，我经常发表社会变革言论，同学们誉我为“阮大炮”，我也沾沾自喜，因为可以用“大炮”来掩盖我的真实身份，发言也就更自然了，更大胆了。
厦门解放前夕，这时我已高中毕业，“色彩”已显露了，需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说来也巧，上世纪60年代，艾思奇宴请日本学者时，由我作陪；当时读书会曾学习胡绳的《辩证唯物主义》，1989年，胡绳院长宴请外宾时，我与胡绳院长同桌；当时我们还学沈致远的《经济学》，2004年，在一次院部博士生论文答辩时，与沈致远公子相遇。
这些都是巧合，都很有意思。
1950年7月，由中共中央华北局党校分配到中央民委办公厅属下的中央民族学院筹备处工作。
1952年2月由中央民委选派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1955年春毕业后回中央民族学院工作。
邸：
您的专业是语言学，却撰写了四部人类学著作共计100万字，还编著了《都市人类学》以及其他许多著作，您的人类学知识是怎样得来的？
阮：
从1950年进入中央民院后，就开始接触民族问题。
李维汉同志给我们讲《民族问题》、刘春院长也给我们讲《民族和民族问题》，使我受益匪浅，到1954年，是我从事民族研究的准备阶段。
从1955年起，我进入了人类学研究阶段，也是我从事人类学工作的阶段，人类学知识积累和成熟阶段。
这个阶段时间不短，包括三个方面。
一、从翻译中学习
翻译工作对我很重要，开始时从事民族语言学翻译，探索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方法、理论，并参与了民族文字制定的实际工作，这是很宝贵的经历，也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我翻译了大量苏联民族学的理论资料，使我了解了苏联民族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1957年我有机会作为翻译到莫斯科和苏联中亚地区（今为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历时45天，与俄罗斯人、中亚穆斯林民族和东干民族有近距离的接触。
对这些民族有了初步的认识，而不是单纯地通过翻译资料而了解，可以称得上是我研究世界民族的第一次实地考察。
我不但翻译了苏联学者研究本国民族的资料，也翻译苏联学者研究拉丁美洲的资料，苏联学者有时还专门为我们几位翻译讲授苏联西伯利亚民族课。
这期间，有关苏联民族学家来民院访问都由我翻译，从中也了解了苏联学者研究外国民族的方法和重点。
此外，我还从事苏联考古学的翻译，所有这一切使我掌握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二、作为访问学者出国进修与研究
使我在人类学领域学识取得进步的另一个机会，是中国社科院派我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作为访问学者在这两个国家共10个月的研究和学习。
有了苏联民族学的基础，又实地研究西方人类学，并利用我先前掌握的苏联民族学、考古学、民族语言的研究方法对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乌克兰人和海外华人进行考察，都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而将华人研究纳入世界民族研究，归入人类学研究，并对比西方与苏联民族学的研究，使我在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大大丰富，为我吸收更多的国外经验打下了基础。
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民族理论
利用我将近两年编选马思列斯论民族问题积累的民族理论知识，我曾主持编印了《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理论和观点。
同时，我坚持自觉应用马列主义观点来分析国外民族问题。
由上述三部分组成的人类学知识，使我的研究成果更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性。
因为我不是简单地介绍、描写，而是从理论上加以归纳，并且在研究加拿大印第安人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多数学者都认为印第安人将消失，或说印第安人没有前进，但我却说，印第安人不会消失，有前途。
又如多数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人等级婚姻模式很奇怪，我却说，很正常，因为这是土著人为繁衍后代所采取的“优生学”。
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
总之，我的人类学知识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学说，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学习苏联民族学，出国学习加拿大人类学、澳大利亚人类学而形成的，并具有自己的特色，即注重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创新。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我的职称也相应提升，1963年定级为助理研究员，1980年升为副研究员，1985年升为研究员（教授）。
邸：
《民族译丛》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你能不能谈一下您参与创办《民族译丛》的经过？
阮：
在我50多年学术生涯中，创办《民族译丛》杂志是值得一提的事。
上世纪70年代后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始，由于文革时期终止了所有的学术活动，特别是人类学学科，与西方民族学界已隔绝了40年之久，与苏联隔绝也有近20年的时间，所以，我国学术界对世界学术发展情况知之甚少。
当时任副所长的秋浦先生说，“两眼一片黑，对外界不了解”，于是收集信息资料成了恢复学科、开展工作的首要任务。
所领导提出创办《译丛》，翻译国外民族学资料。
当时民族所分党组把筹办《译丛》的工作交给我，并给我招聘《译丛》编辑人员的指标，由我组建《译丛》编辑部，拟定刊名，制定方针政策。
经过约半年时间，决定刊名为《民族译丛》，刊名是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所以非常珍贵。
我们制定了办刊方针如下：
重视国外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介绍，同时重视对国外民族情况的介绍，而民族理论是重中之重。
当译丛筹备就绪后，严雄克（分党组书记）对我说，译丛主编由费孝通担任，但全面工作由你负责，出问题由你承担。
记得当时费孝通已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次编委会由费先生主持，第一期目录也是费先生所定。
从目录上可以看出，第一期偏重国外民族学介绍，从第二期起，费先生就未曾出席，由我负责。
从这一期起，内容偏重理论介绍，这个方针一直延续到《译丛》停刊（1994年）。
停刊原因是版权问题。
在《译丛》发行的15年里，刊载了国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同时也介绍国外民族学研究的发展，为我国民族学习开展提供了大量资料，同时也为民族院校、教师提供了教学参考资料。
受到有关研究机构、民族院校的欢迎。
《译丛》停刊以后，大家都感到可惜。
当然，译丛取得成绩主要是所领导的决策正确，全体译丛人员的努力，我作为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只是在这期间做了我应做的工作。
既然领导信任我，让我创办、主持译丛，我就应当尽责任，顺利地完成任务。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译丛对我国人类学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
邸：
您为什么要倡导创建世界民族学？
阮：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
凡是多民族国家都有民族关系问题。
要使我国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必须了解国外民族理论、民族问题（关系）和民族政策。
世界上有3000-5000个民族，必须有专门队伍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且有一个学科，专门来研究这个问题。
于是我就提出世界民族研究必须有一个专门学科，并利用1979年在昆明召开民族研究学科会议的机会，提出创建世界民族学科的设想，得到牙含章所长、国家民委马寅司长的支持。
“世界民族”学科的建立，得到了批准。
并成立了世界民族学会。
第二年（1980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世界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出席，看到了有这么多的学者出席，有不少论文，十分高兴，并称赞这次会议是“伟大的创举”，全体代表热烈鼓掌，在台上就座的费孝通先生、吴泽林先生、杨堃先生也都热烈与我握手祝贺，对与会代表以很大鼓舞，于是“世界民族”学也就被全国学术界认可。
邸：
20多年来，您在“世界民族”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可否举其大要？
阮：
不敢当，但确实是有些心得。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精神的鼓舞下，我提出了以下新观点：
一、“社会主义民族”提法不科学
不同社会制度的人们，政治信仰不同，精神状态各异等等，但不能把这些属于政治范畴或世界观范畴的概念，与民族学范畴概念混为一谈。
我国汉民族有四千多年悠久的历史和灿烂文化，任何一个汉族人，不管他居住在何地，都有民族归属感，都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这是一种可贵的民族同一感，从祖国统一大业着想，大陆、台湾、香港居民大都是汉民族成员，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这一提法，也不宜用“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而应使用“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关系”。
这既符合实际情况，也有利于我国民族统一大业的尽快实现和完成。
这一观点于1984年12月提出。
新华社于1984年12月20日播出了这一消息。
二、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
目前世界上有3000-5000个民族，尽管我们对这些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了解不够，但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看来，民族形成的模式是多样的，不能用某一个模式来套世界上所有民族形成的规律。
因此，我提出“民族形成的多元模式”，用以下几例来说明。
（一）必须经过部族阶段才能发展成为民族的形成模式
部族是苏联俄罗斯族及其他一些民族形成的特殊阶段，苏联认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才有民族，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称为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
这是苏联有关民族形成的一种模式，但不是惟一的模式。
其实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只有俄语才有，世界上其他语言都没有。
汉语的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从语言学讲是借词，因为汉语本来就没有与Народность相同的名词。
当然，古代有部族一词，但其涵义与今天俄文翻译者所用部族（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涵义不同。
（二）从部落发展为民族的模式
这种模式在全世界占绝对多数。
英、德、法、西等语言中没有部族一词，也就是说没有与俄语Народность一词相对应的词，既然没有部族一词，那就是没有部族阶段。
以汉族为例，早在4000多年以前，我国的炎帝部落（或称华部落）和黄帝部落（或称夏部落）结合为部落联盟，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但在个别地方，最初本是亲属部落的一些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
我国汉民族在秦汉时就已形成，根本没有部族阶段。
还有一个情况值得注意，俄罗斯学术界现在使用的“部族”一词涵义已有变化，不像50年代指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人们共同体，而是用来指那些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数不到10万的小民族。
在苏联学者看来，这些小族体，无论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或是资本主义社会都是没有发展前途的，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部族或社会主义部族。
这样的部族理论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没有经过氏族阶段的民族形成模式
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北美的萨尔西人、比弗尔人、多塔里布人、卢德人、阿西尼本人等，由于气候寒冷、寻找食物困难，只能分散活动。
因纽特人每处只居住一两户，所以他们没有氏族组织。
上述其他民族也没有氏族组织。
今天，全世界民族学家都承认因纽特人是一个民族，而因纽特人却没有经过氏族阶段。
（四）异种族同居后代形成的新民族
这一模式在白人殖民时期很多。
在北美、南非，异种族同居而产生的后代被称为新生的民族。
在殖民者早期移居加拿大时，法兰西人和爱尔兰人移民都没有带家眷。
他们与当地印第安人女性同居而产生后代，无论是法兰西人、爱尔兰人和印第安人都不承认是他们民族的一部分，只好另成一个民族，称“梅第斯人”。
南非的“开普有色人”也是一个单独的民族集团，都属于混血民族。
（五）宗教起决定作用的民族形成模式
在南非的开普马来人，他们是白人殖民者与从马来西亚来的女奴同居所生后裔。
由于马来西亚来的女奴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这些后代也信奉伊斯兰教，成为单一民族集团。
类似这种宗教起作用的情况在南斯拉夫也存在。
过去土耳其人与南斯拉夫人婚配所生后代，因信奉伊斯兰教而形成另一个民族，称“穆斯林”民族。
（六）政治因素起决定作用而形成的民族模式
有的民族是政治的产物，如阿非利坎人，他们还有自己的语言，称阿非利坎语。
阿非利坎人是由荷兰人、日耳曼人和法兰西人组成。
他们是为共同对付英裔南非人而形成的。
从语言上讲，英语与德语比较接近，但日耳曼人不与英格兰人合并而与法兰西人、荷兰人混合形成一个单一民族，说明政治因素在一定条件下对民族形成起作用。
总之，从15世纪新大陆发现后，移民和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地区，给民族形成带来了许多复杂情况。
不少国家的发展不是按照传统的社会发展史循序渐进，民族形成更为复杂。
很多情况不是像斯大林总结欧洲民族形成的规律那样单一，而是错综复杂。
今天我们在讨论民族形成理论时，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创造性地总结世界各地民族形成规律，不要坚持“部族”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告诉我们，不要把发展变化着的事物及其互相关系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之中，而是要在他们的历史或逻辑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
三、散居在国外华人也在20世纪后半叶在各自不同的所在国里形成了民族集团。
华人是世界上最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之一。
他们离开祖国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能保持其文化传统，保留其民族特色。
这是外国很多人类学家所公认的。
华人对居住国的贡献十分突出，无论是在北美的铁路建设，还是东南亚的开拓、澳大利亚的开发、南非的建设以及欧洲经济的发展，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华人所到之处，都与居住国的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友好往来，甚至有“模范少数民族”之称。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各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华人作为居住国的少数民族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也是人类群体在世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如美国黑人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一个民族集团，称非裔美利坚人。
在世界上不同国家里，移民集团也都在20世纪后半叶形成了不同民族集团。
华人以其独特文化也被其所在国的人类学家和居民视为民族集团。
这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华人的新形势。
华人在所在国形成华族以后，从人类学家的角度，他们与祖居国即中国的关系就是人类学的关系了，即都是龙的传人，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民族意识的人类集团即华族。
四、对民族问题提出新见解。
前苏联领导人认为，民族问题产生于私有制。
30年代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消灭了私有制。
这就消灭了诱发民族问题的社会基础。
这种理论上的贫困必然导致对待民族问题的简单化。
纵观当今世界上的民族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原因（前苏联、斯里兰卡、捷克等）；有经济原因（捷克、加拿大、南斯拉夫等）；有文化原因（美国、加拿大、苏联、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有语言原因（比利时、印度等）以及宗教原因等。
从上面列举的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出，私有制只是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方面，而不是全部。
而民族问题不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么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呢？
凡是民族问题都与构成民族要素有关。
想了解民族问题包括哪几个方面，首先要了解民族构成的要素。
我认为构成民族的要素有以下4个方面：
①共同的民族意识；②共同的语言；③共同的文化；④共同的历史渊源。
故而凡是歧视或贬低上述要素的任何一方面都能产生民族问题，以及任何影响民族发展的外来因素也将引起民族问题。
由于前苏联领导人认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也不需要研究，并且把十分复杂的苏联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简单归结为资本主义挑拨与国内民族主义相结合，于是采取简单的方法进行处理。
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方法是研究其原因，然后对症下药。
邸：
您从事民族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世界上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
阮：
既然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依然存在，那么这些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模式就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而定。
以下是世界上几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模式。
一、上个世纪90年代取消的南非种族隔离制
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社会。
南非最早的居民是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
他们自古以来就居住在南非。
从人种学划分，布须曼人和霍屯督人属于尼格罗人种。
除上述两个原住民族以外，在南非还有属于尼格罗人种的祖鲁人、科萨人、西索托人（即茨瓦纳人）、北索托人（即佩迪人）、南索托人（即苏陀人）、斯威士人、文达人、恩德贝莱人、聪加人等9个民族。
他们总人口3000万，占南非总人口的68%。
南非白人实际存在两大民族，即英格兰人和阿非利坎人。
犹太人也是南非多民族中的一员，不容忽视，他们在世界各国中保留了自己的民族特点。
此外，还有印度人、华人和其他有色人。
可见，南非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社会。
但是，占总人口16.5%的白人在旧南非长期推行的“种族隔离制”。
从字面上讲，“种族隔离制”一词起源于南非阿利坎语“Apartheid”，意为“分开居住”或者“区别居住”。
但该词的政治涵义是以肤色决定居民所享有的不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
在南非，种族隔离制的不平等表现在有色人（特别是黑人）的全部生活中，他们从出生到走进坟墓，都受到种族隔离制的迫害。
种族隔离制措施很多，如“种族居住区法”、“人口登记法”、“通行证法”、“黑人家园”等等。
所谓“黑人家园”是南非当局推行种族隔离制的核心，目的是用“黑人家园”公民来取代南非国籍，妄想霸占南非87.6%的土地，而把广大黑人驱赶到13%的贫困地区。
这一阴谋已彻底失败了。
但种族隔离制遗留问题很多，需要新南非政府来解决。
二、同化政策
同化政策是帝国主义在“二战”前对殖民地人民实行的一种政策，如英国、沙俄等国家。
当然，在某些多民族国家里也推行过这种政策，这是统治阶级压迫少数民族的一种表现。
这种政策在“二战”后遭到了反对，一些国家调整了这种政策，但这种政策还没有从地球上消失。
美国对印第安人和黑人以外的白人少数民族采取同化政策。
关于这方面，美国有两个典型观点。
（一）盎格鲁化理论（Anglo-Comformity）
所谓盎格鲁化理论，就是把“不是英格兰出身的人变成英格兰人”。
这种理论在美国曾经相当流行，特别是在17世纪和18世纪，当时，这种理论强调把不同民族集团同化于盎格鲁，但不包括美国黑人和印第安人。
（二）民族熔炉理论（Meltingpot）
民族大熔炉理论是民族理论方面的一次尝试，但这一闻名遐迩的理论不是由民族学家，或政治学家提出的，而是由犹太移民赞格威尔（Zangwill）在他所写的剧本《大熔炉》中提出的。
这种理论认为，美国是一个“熔炉”，来自不同种族和民族的移民在美国社会里，通过异族通婚，“熔”成一种新人，即美利坚人。
确实，在美国社会里，异族通婚是很普遍，几代通婚，诚然已使一部分美国人丧失原来的民族特征。
但值得注意的是几乎各民族的主要居民依然保留下来。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断地有新的移民进入美国。
这些不同民族的新移民进入美国之后，加入到自己民族的行列，为各不同民族送来了新的成员，从而加强了各民族的文化和语言联系。
“二战”后，特别是在民权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即美国国会在1964年通过《民权法》之后，美国学术界出现了“民族热”。
这是对美国同化理论的挑战，也是美国同化政策的失败。
此后，在学术界出现了多元文化理论，其观点有两个：
1、炖锅论
不同的民族集体，就像不同的食品，如肉、鱼、香菇、豆腐、青菜，放入美国大炖锅里，其结果不会混为一体，变成另一种新的食品，而是各食品保留原有的特色，如鱼还是鱼，豆腐还是豆腐，但鱼有香菇味，豆腐有鱼味，这一理论形象地讲出了多元文化理论。
2、交响乐队论
美国社会就像一支“交响乐队”，每一个民族就像一支乐器，各民族合作奏出一曲优美歌曲，但各种乐器的声音依然保存。
三、种族和文化熔炉政策
这一政策在美国没有实现，但在巴西却取得了一定成果。
为什么美国的熔炉政策不会成功，而巴西却取得部分成功。
原因是美国在殖民时期推行民族歧视，不利于民族间的通婚，而巴西却不然，他们从1500年起就通婚，不仅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而且白人也与黑人通婚。
这种通婚已有400多年历史。
通婚加上白人文化在当时比印第安人和黑人文化更占优势，因此葡萄牙语逐渐被印第安人、黑人所接受，成为多数居民的语言，其他民族的移民不得不接受多数人讲的语言——葡萄牙语。
由此可见，种族和文化熔炉政策在巴西的部分成功，原因是出现了大量多族源后裔，模糊了民族界线，这是巴西特定条件造成的。
但总的来说，种族界线依然存在，如白人、印第安人、黑人。
因为通婚只是量大而已。
目前，在巴西，混血种人（占总人口2/3）民族意识淡化，而单一血统的白人（占总人口1/5），印第安人，黑人等，尽管这些人民族意识存在，但他们只占总人口的1/3。
目前巴西居民的称谓，统称巴西人，这种出生地称谓或国籍称谓又淡化了民族意识，使巴西的种族关系、民族关系呈现融洽，但不等于没有问题，如印第安人问题、黑人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没有构成大的麻烦而已。
四、多元文化主义
正式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只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事实上，不少国家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多元文化政策，但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有相同之处。
现分别介绍如下。
1、加拿大
加拿大的同化政策最大的阻碍是法兰西人，他们集中居住在魁北克省，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批进入加拿大的不同民族移民，他们不仅数量大，而且有强烈的传统民族感情。
这种情况促进了加拿大在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推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核心是：
①承认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②承认其他民族的贡献；③反对种族（民族）歧视；④民族平等。
并制定了《加拿大人权法》、《权利和自由宪章》等。
并在联邦政府和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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