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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翻译）
欧阳旻
〔译者按〕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篇曾长期被忽视，但晚近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的文章。
与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样，这也是他在1904年访美后的成果，而且主题也相互关联。
此文主要从组织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伦理的可能性，有人误以为韦伯此文与《新教伦理》中的看法相矛盾，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二者互为补充，忽视这一点，也很容易导致对《新教伦理》一书产生误解。
韦伯在去世前不久编订的最后著作《社会学文集》中，就将《新教伦理》和《新教教派》并列放在第一部分，可见在韦伯心目中，这两文是具有同等重要位置的。
过去对于韦伯的学说，曾有精神因素和制度因素两种不同的理解路向，但此文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上，韦伯从一开始就是双向思考的。
这有助于我们完整理解韦伯的学说。
此文迄今只有唯一的一个英译本，收入斯蒂芬·凯尔伯格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译本之中，笔者因此将凯尔伯格所作全书〈导论〉中关于此文背景介绍的一节也译出（但删去了一些无关的注），以便于读者更好理解韦伯此文。
关于韦伯此文的翻译，有两点需要说明：
（1）原文注解体例不统一，除尾注外还有部分脚注，笔者将其统一为尾注形式，部分次序也作了相应调整；
（2）韦伯文中所提到的一些术语及专名，一般人殊难理解，笔者视乎必要在文中以[注-]的形式加以解释。
另外，浸会大学系费乐仁（LaurenPfister）教授在此文翻译过程中提供了宝贵帮助，谨此致。
英译本导言：
韦伯的“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注1）
斯蒂芬·凯尔伯格（StephenKalberg）
本书中重印的“教派”一文（页127-48）是写于韦伯从美国返回德国后不久。
以简写形式在1906年的两份报纸发表（注2），他现在试图让更多德国听众接触到他。
通过1904年与美国近距离接触[得到]的看法，韦伯希望对德国流行的种种词滥调作一番影响。
“教派”一文更没有《新教伦理》那么学术化。
此文通过在美国中西部、南部、西洋各州及新英格兰地区的旅行，反映了韦伯敏锐的社会观察，不过其笔调没有那么正式。
尽管如此，他轻快的评论并不应被视为仅仅是要提供碎片式的“美国生活印象”。
相反，韦伯通过对美国清教信仰在其起源250年后的命运，向他的读者进行了追溯。
一方面，《新教伦理》提供了一个对具有特定教义的信仰者的历史调查，也通过对救赎的研究俯瞰了虔诚的在心理动力与焦虑，还详细描绘了支配美国、英格兰、荷兰和德国十七、十八世纪经济行动之信仰和牧师实践的影响。
另一方面，“教派”一文则在二十世纪的开端考察了美国禁欲新教主义对社会群体的影响。
韦伯涉及了团体成员资格之获得与丧失的社会心理学，甚至还有它们与禁欲新教对工作与经济行动的影响之相互关系。
资本主义精神现在甚至比福兰克林时代更加“入世”，韦伯希望简短地归纳其主要影响。
通过这种方式，“教派”一文补充了《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讨，以及在有关信仰和行动之关系方面，天主教、路德教和清教之间的差异。
因此，本书也将此文收入。
韦伯在“教派”一文中保持了一个稳定的视角，把问题集中于“[美国社会中]一度在所有禁欲主义教派中广为流行的那些条件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幸存物。
”韦伯认为，“教派精神”具有多重遗产，它们构成了许多现象的社会学基础，如社会信托、对世俗权威的怀疑态度、自治的实践、还有美国人构筑公民团体的敏捷能力。
在此文中只谈论了教派精神晚近的剩余物。
韦伯强调，对于一个人加入某个社会团体的资格要检验其尊严、诚实和好的品质的观念，新教教派是这一观念最初的社会承担者。
作为“排他性”的组织，最初的教派只有在纯粹的信仰基础上才允许成员的加入。
在作出决定之前，对于成员的道德品质要做严格考察。
所以，一个人要是有正派的名声的话，那自然就会拥有成员资格。
教派能够对其成员施加直接的社会影响，使他们不至于受诱惑偏离正道，正因为此，教派具有了证明其成员高尚行为的资格。
美国在1904年佩戴其标识所属的世俗俱乐部或社团的徽章与领针，韦伯认为，这些东西和教派成员资格的作用相似，在建立在社会荣誉和个人德性方面吸引着人们。
加入某个民间社团甚至就意味着人的社会地位的提升；这些人现在具有了可信赖的资格和“绅士”的角色。
事实上，如果人们希望能在一个社区里被充分接纳的话，这种成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
禁欲新教主义的影响在1904年作为“涉入”和“服务”社区的规而明显存在，由此，它在遥远的国家和孤独的个体“之间”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
教派精神的这一成就构成了美国社会的一种基础，使美国社会独一无二地偏好创建许多这样的团体。
（注3）反过来，在其政治参与文化上和自治方面，这种能力构成其核心要素。
今天，大量的“规则”和各式俱乐部开始部分地承担了共同体的功能。
几乎所有对自己考虑的小商人都在其领子上佩戴某种徽章。
不过，作为对个人“荣誉”的保证，这种形式的所有原型实际上都是教会共同体。
（注4）
对于韦伯来说，“没有人会怀疑清教主义在美国生活方式上的决定性作用。
”
为了勾画出美国社会图景的这些特质，韦伯希望向德国普遍持有的那些腐之见挑战，并在更广的意义上，向德国人对于“现代社会”的共同观感挑战。
在欧洲这样一种信念广为流行：
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将个人从“共同体”（Gemeinschaft）中割裂开来，使他们飘浮不定，并将其与“社会”（Gesellschaft）的其他人[的联系]切断。
没有了活生生的社会联系，人们无目的地飘荡，就像“原子”一样互不联系。
对于涂尔干（EmileDurkheim）来说，这种情况导致了社会的反常和自杀率的提高。
另外有些人谈到了现代生活的“匿名”（anonymity）
欧洲人、尤其是德国人这样看美国，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实现了资本主义的最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一定是由一群缺乏个性、与他人缺乏非市场式联系的个人组成的“沙堆”（Sandhaufen）。
韦伯注意到美国中有组成社团的广泛倾向，尤其重要的是这些东西源于（由其独一无二的传统而来的）成员资格，因此韦伯希望向欧洲人的这种腐观念径直挑战。
此外，作为一个注重具体事实而非普遍“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韦伯希望可以在资本主义、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共同经验之外，另外找出，现代国家是如何作为系于的特定历史遗产之结果而变迁的。
通过对不同具体事实的分析，韦伯认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有其自身的道路。
对于他的德国同胞而言，韦伯希望告诉他们，尽管德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原子化”社会抱有梦魇般的情结，但是这种现象的根源不是别的，它部分地就是源于德国的特定历史与文化力量的聚合。
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注5）
作者：
马克斯·韦伯
在美国，“政教分离”的原则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
这种原则被执行得很严格，以至于没有一个公认的官方，对于国家来说，甚至要求公民接受某一种派别[的]也被认为是的。
对于组织和国家政权间的关系之原则（注6），我们这里并不想讨论其重要性。
我们所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
美国仅仅在25年前，“无教派归属感者”的数量估计不过6%左右而已（注7）；事实还在于，美国没有像大多数欧洲国家那样，为了赋予某一特权教会以归属感而给予它们高额的有效[国家]补贴，而且美国同时接受了大批的移民进入。
此外还应当看到，在美国教会的归属感与德国比起来，带有更多地经济上的负担，尤其是对穷人而言。
已公开的家庭预算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埃瑞（Erie）湖的一座基本上完全由德国伐木工移民构成的城里，我个人听到了许多关于在圣会中这种负担的例子。
以平均年收入1000美元计的话，他们出于目的的定期奉献几乎为每年80美元。
每个人都知道，在德国，甚至只要有这样一笔数字的一小部分，都将会导致教会信众大批流失。
但是非常不同的是，在美国十五年到二十年前都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国家最近越来越欧洲化以前，在所有没有充斥欧洲移民的地方，这种紧密的教会意识都是随处可见的。
（注8）每一个以前的旅行者都指出，在美国正式的教会意识[的存在]是无可质疑的，和最近几十年比起来，以前还要远为强烈得多。
我们在此对于这种情况的某一方面表示了特殊的兴趣。
仅仅一代人前，当商人们自我组织起来并订立新的社会契约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
“你属于哪一个教会？
”这个问题被一种并不鲁莽且看来适当的方式问出，但是它肯定不会被随意地问。
在纽约的双子城布鲁克林，这一老传统仍以相当大的程度被保持着，而且在那些越少受到移民影响的地方，这一情况就越突出。
这一问题使人们想起了典型的格兰客餐（tabled’h·te），四分之一世纪前，那儿的欧洲大陆人几乎总是要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一位女士问你，“你今天参加了什么侍奉？
”或者，要是那些欧陆人作为最年长的客人而出现，且碰巧坐在最前方的凳子上的话，侍者在端着汤过来时将会请求他，“先生，请[领我们]祈祷。
”在Portree（Skye）这个地方，在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我就碰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说法，只有这样说，“我是一个Badishe（注-德国南部地名）国教会（Landeskirche）的成员，在这里没有看到我的教会的聚会。
”那位小姐对这个回答很高兴也很满意，“哦，除了他本人的派别，他不参加任何侍奉。
”
如果人们对于美国的这一情况观察得更真切得话，他会很容易看到，在社会生活和商业生活中总是要牵扯到归属的问题，这两种生活是需要持久而信任的关系作为基础的。
但是我们前面也指出，美国政府并不介入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
首先，[自1904年来]一些个人观察也许可以对此加以解释。
在一段临近印第安区域的铁路形成中，该作者坐在一位旅行的“殡葬所硬件”（即墓碑上的铁字母）商人旁边，偶然提及了依然非常强烈的教会意识。
于是该商人这样说，“先生，在我们这里，只要他喜欢，每一个人都可以信或不信；可是如果我要看到一个农夫或商人根本不属于任何教会的话，我会连五十美分都不借给他的。
如果他什么都不相信，那凭什么相信他会还钱给我？
”这里的动机有一点儿模糊。
从一个德国出生的鼻喉专家的故事那里，问题会更为清楚一些，他在俄亥俄河边的一座城市里开业，他向我说了他的第一位病人就诊的事情。
应医生的要求，他躺在沙发上，接受鼻探测器的检查。
病人一站起来就庄严地作出强调，“先生，我是某某大街某某浸信会的成员。
”医生很困惑，这对鼻子的病和他的诊断有什么关系吗，所以他谨慎地从一个美国同僚那里打听。
这位同僚微笑着告诉他，病人对自己教会的述仅仅意在告诉他：
“不必担心费用。
”但是为什么要说得这么精确呢？
或许这从第三个事件中可获得更明白的理解。
在十月份一个美丽晴朗的星期天下午早些时候，我参加了一个浸信会的浸礼仪式。
我同几个亲戚在一起，他们是来自几英里外北卡罗林纳州M县偏僻地带的工人。
浸礼在一个池塘里举行，池塘是由出自蓝脊山脉（BlueRidgeMountains）的一条小河注成的，老远就可以看见。
天气很冷，夜晚还会结冰。
大群的农民家庭都围站在山坡之上；他们坐在自己的轻型两轮小马车中，有的来自邻近，有的则来自大老远。
穿着黑袍的布道者齐腰深地站在塘里。
经过了不同的准备后，大约男女各十人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一个接一个的进入了池塘中，他们见证了他们的信仰后就被完全浸入水中，妇女扶着牧者的手。
他们起来之后，穿着湿衣服直哆嗦，然后步出池塘，每一个人都向他们发出“祝贺”。
他们很快被裹上了厚厚的毯子，然后返回家中。
我的一个亲戚[对此]这样评论，“信仰提供的无穷保护可以防止打喷嚏。
另一个亲戚站在我身边的亲戚，按照德国传统来看是无教会的，他看着，鄙夷地向上唾了一口。
他冲一个受浸者说，“喂，比尔，那水不冷吗？
”回答是异常热情的，“杰夫，我心里有一些火热的地方（地狱吗！
），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冷。
”在为一位年轻人受浸时，我的亲戚大为吃惊。
“看呐，那家伙，”他嚷道，“我向你提过。
”
浸礼结束后我问他时，他说，“为什么你希望那个人会受浸？
他想在M县开银行。
”“在他周围难道不是有许多浸信会徒可能做他的客户吗？
”“不全是这样的，一旦受浸，他就会获得整个地区的资助，他将会在竞争中压倒每一个人的。
”
在接下来关于“为什么”和“以什么手段”的问题中，产生了下面的结论：
本地浸信会的接纳只会导致接下来最谨慎的“审查”，然后会细致调查直到你的孩提时代的行为（疯狂行为？
经常上酒店？
跳舞？
看戏？
打牌？
过早出现债务？
其他的荒淫行为？
）。
圣会仍然是严格坚持传统的。
圣会的接纳被认为是一位绅士道德素质的绝对保证，尤其是那些商业活动中所要求的素质。
浸信会把整个地区的存款都系于个人，并在没有任何竞争的情况下给予他无限的信任。
他是一个“被造的人”。
进一步的观察也证实了这些，至少情况是很相近的，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是如此。
一般来说，只有那些属于循道宗、浸信会或其它宗派，或者类似的非国教徒秘会的成员才会在商业上获得成功。
当一个宗派成员搬到另一个地方，或者他是一个流动商贩时，他身上负有他所属圣会的委任状；这样他会发现不仅与宗派[其他]成员能容易地接触，而且首先，他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寻得信任。
如果他本人在经济困难的时候没有舞弊行为，那该宗派就会替他安排事务，向债权人[替他]作担保，并在任何地方都帮助他，其根据一般都来自圣经的律令，mutuumdatenihilindesperantes[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路加福音6：
35）
债权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对方所属的宗派为了自己的威望，不会让债权人在代表该宗派的成员那里遭受损失；不过这一切还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具有决定性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具有良好声誉的宗派只可能会接受这样的成员：
他们的“行为”毫无疑问使他们获得了道德声誉的保证。
至关重要的是，宗派成员的身份就意味着一份道德素质的保证书，尤其是对个人的商业道德而言。
与那些一个人“天生”就是其成员并被赋予超越义和不义之类荣耀的“教会”相比，这一点是截然不同的。
事实上，一个教会就是一个组织荣耀、管理恩典的公司，就好比一个捐款基金会那样。
仅仅从原则上而言，教会的归属感是义务性的，对于成员的素质它并不能证明什么。
不过，一个宗派是一个自愿者组成的团体，它的成员原则上只包括那些和道德上合乎规的人。
如果一个人发现他的成员资格在经过上的审查之后，得到自动接受，那他就是自愿地加入了该宗派。
在美国，这种选择[的效果]经常被那些竞争性宗派导致的灵魂改宗而强烈地抵消――这部分的是强烈地受布道者的物质利益所影响，这当然也确是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
所以，在各个竞争性的教派之间，也经常存在着限制改宗的联合协议。
这种协议的形成可以看一些例子，如某个人已经离了婚，可是其婚姻从观点来看是无效的，为了防止这种人[钻空子]轻易结婚，就会制定那样的协议。
那些较容易再婚的组织是有巨大吸引力的。
一些浸信会团体据说有时候在这方面比较松，而天主教和路德宗则以其严格规定而受到称赞。
不过据说这种立场也导致了这两个教会的成员减少。
如果因为道德上的过错而导致被所在宗派开除，这将意味着在经济上丧失信誉，社会上丧失其地位。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1904）中，无数的观察都表明，不仅教会意识本身正在快速消亡（尽管它仍然很重要）；而且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非常重要的资质也可以确定是如此。
在大都会地区，我在几个随便了解到的事件中都得知，那些对一块未开发的地产打主意的投机商的常见做法如此：
做出一副最谦卑的样子，常规性的建立一座教堂；然后他从某一所神学院中雇用一个代理人，付给他五、六百美元，如果这个人能召集聚会，并使这个教堂满堂的话，就把他安到像牧师这样的显赫位子上。
我见到过明显失败并破落的教会。
不过大部分情况下，牧师们据说都是成功的。
诸如主日学校（SundaySchool）之类的睦邻联系方式对于一个初来者而言，还是必不可少的，不过首先还是要与“道德上”可靠的邻居相联合。
在其它方面，不同教派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如在聚会的晚点上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奉献。
在上流社会的教会中，音乐上的表现也和这种竞争有关。
（如波士顿三一教会的一个男高音，他据说只在星期天唱，且收入8000元。
）尽管有这样激烈的竞争，各个教派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友好的。
例如，在我所出席的一个循道宗的侍奉中，我前面提到的浸信会的浸礼仪式被当作一种壮观而介绍给每一个人，以图启发他们。
主要的是，这些圣会完全拒绝听“教条”布道和自白式的特性。
它们所唯一提供的是“伦理”。
在那些我所听到的面向中产阶级的布道中，讲道具有典型的布尔乔亚道德风格，毫无疑问是令人敬仰而又稳重的，同时又是以最温和、最清醒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这些讲道所传达的是明显的在信念，布道者也经常被打动。
今天，[所属]派别的种类是相当无关紧要的。
一个人是共济会成员，基督教科学主义者，基督再生论者还是贵格派成员，或者都不是，这些都是无所谓的。
（注9）决定性的因素在于，一个人在德性上经过一番检查和伦理审查之后，经过“投票”被接纳为一名成员，所依凭的是新教入世禁欲主义、因而也是古代清教传统的道德要求。
[现在]还可以看到相同的影响。
更详细的调查还揭示出，存在着以“世俗化”为特征的稳固过程，源于的所有现象都屈从于现代社会。
不仅仅是社团（当然也有宗派）对美国社会生活有这样的影响。
不过，教派的这一影响是逐步而缓慢衰退的。
如果人们稍加注意，就会注意到醒目的事实（甚至十五年前就已出现了），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总是生活在十分现代化的大都会地区和移民中心之外）中间，有非常多的人在纽扣眼上装了一个小徽章（五颜六色的），它让人很容易就会想起法国荣誉军团的玫瑰型饰物。
当问这是什么时，人们一般会把它和某个带有冒险和狂热意味的名字相联系起来。
很明显，它的重要性及其目的是这样的：
几乎所有的团体在除了提供许多不同的侍奉外，还有安葬保险的功能。
但是经常的，尤其是在那些最少受到现代裂变影响的地方，这些团体给成员提供了给予兄弟情谊般帮助的伦理教诲，这种帮助是每个成员都能做到的。
如果他遭遇了并非自己造成的经济困境，他可以做出这种吁求。
这次我就注意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这一教诲所遵循的原理就是：
“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或者至少其中很少利益因素。
很明显，这样的教诲是具有兄弟之谊的成员们所愿意认可的。
此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成员资格的重新获得要通过对道德价值的调查和肯定，并经由投票表决。
所以在纽扣洞上的徽章就意味着，“我是一个经过了调查和审查而得到绅士身份的人，我的[教派]成员资格保证了这一点。
”而在商业生活中还首先意味着：
通过了信誉保证的检验。
人们可以看到，商机经常受到这些正当性的决定性影响。
所有这些现象都基本上限定在中产阶级层面，不过它们似乎正在处于快速裂解之中，至少对于组织是如此。
一些有教养的美国人常常简单地忽略了这些事实，或带着一些愤怒鄙之为“骗局”或倒退，或者压根就否定这些事实；许多人实际上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威廉詹姆士向我确证了这些事情。
不过这些[传统]的幸存者在许多不同的地方仍然存在，有时候其形式显得有些怪异。
这些团体是典型的通往上层社会的交通工具，它们由企业界的中产阶级人士圈子人士组成。
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在中产阶级的广泛阶层（也包括农场主）中，散布并维持布尔乔亚式的资本主义商业伦理。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亿万富翁和信贷大亨的“带头人”（promoters）、“工业领袖”中有不少人（最好说是老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他们在形式上是属于这些教派的，尤其是浸信会。
不过，本质上而言，这些人经常是由于纯粹的传统因素而聚到一起的，和在德国一样，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获得正当性，而不是使自己作为商人而取得正当性；在清教时代，诸如此类的“经济超人”并不需要这样的支撑，他们的“虔诚”当然也时常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首先是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或从其中往上走的阶层，成为了那些特定的导向的承担者，人们实际上可以把他们中的一些人看作是仅仅由偶然因素决定的。
（注10）
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如果没有一种生活方式的原则和这些资质的普遍存在，如果不是这些资质通过团体而得以维持的话，即便在美国，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像它本来的样子的。
在任何经济领域的历史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够塑造出像摩根（PierpontMorgen）、洛克菲勒、古尔德（JayGould）等那样的资本主义形象来，[这不同于]封建主义和家父长主义时代的僵化。
他们所用以掌握财富的唯一的技术手段已经改变了（当然如此！
）。
他们屹立着，站在“善与恶的彼岸”。
但是，不管人们对他们在经济转变中的重要性估计得有多高，也不能无限夸大，在主导一个特定时代和特定地区的经济气质中，他们永远也不是决定性的。
首先，他们不是特定的西方中产阶级气质的创造者，也不会变成它的承担者。
这里不从细节上讨论这些美国派别和许多团体及俱乐部（它们是几乎独一无二的）之政治与社会重要性，他们的成员的入会都是经由票选的。
在一系列诸如此类的独一无二团体中，最后一代典型的美国佬的完整生活引导着它们，从学校的男孩会（Boys’Club注-指表现男子勇气的社团）开始，到运动员会或希腊字社团（GreekLetterSociety注-指用希腊文来标志自己名称的社团），或某些方面的另一类型学生俱乐部，接着是许多著名的商业与中产阶级俱乐部，最后是大都会的财阀俱乐部。
获得[它们的]承认就等于获得了向上爬的门票，尤其与在一个人的自我情绪广场前树立的许可证差不多。
获得它们的承认也意味着对自我的一种“证明”。
一个在校的大学生如果没有被任何会社（或准社团）所接纳，不论在何种意义上都如同某种贱民（我注意到有因为未获接纳而自杀的情况）。
一个如是的商人、职员、技术员或医生通常就获得了毫无疑问的服务能力。
今天，无数这类的俱乐部成为了通向贵族地位团体趋向的承担者，这类团体是当代美国社会发展的特征。
这些很有名的地位团体在侧面发展，它们与赤裸裸的财阀统治形成了鲜明对照。
在美国，纯粹的“金钱”本身也能买到权力，但是却买不到社会荣誉。
当然，它也是掌获社会尊严的一种手段。
在德国和任何其它地方都是如此。
除了德国之外，[其它地方]社会荣誉的适当途径来自于对封建地产的购买与继承，及有名无实的贵族身份的获得，这些也反过来加速了贵族“社会”第三代的认受性。
在美国，老传统尊敬白手起家的人而不是继承者，通往社会荣誉的阶梯由在某所院校的友谊认同度所构成，从前则是一个特定的教派（例如，在纽约的长老会教会中，人们可以发现软沙发和扇子）。
现在，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俱乐部比什么都要重要。
此外，这样的家庭很重要（它们位于那些在中等规模城市里几乎从来不缺少的“街道”上），那些诸如此类的服装和运动也是如此。
只是在最近，来自朝圣教父，Pocahontas（注-印第安女性名字）与其它印第安妇女等等之类的关系也变得重要了。
这里并不欲在细节上讨论他们。
出现了许多关注重建财阀的家系诸如此类的代理及翻译机构。
所有这些现象――经常非常稀奇古怪，属于一个欧洲化了的美国“社会”的广阔领域。
从过去直到现在，具体的美国式的一个确切特征就在于，它的结构不同于由许多个人所构成的无定形的沙堆，而是由非常排他但却又是自愿组成的团体所构成的复杂结构。
直到不算太久前，在职务和教育方面，这些团体仍然不认可生来及继承来的财富之尊严，也不承认官方职务与教育文凭的尊严；至少在世界上其它地方，他们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还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即便如此，这些团体也远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开双臂。
可以确信的是，十五年前，一个美国农场主如果不在正式介绍后让他的客人与工人“握手”的话，他就不会领着客人从他正在犁田的雇农（天然的美国人！
）旁经过。
以前，在一个典型的美国俱乐部里，没有人会记得有这样的事，如两个成员会以老板和职员关系一起玩台球。
这里绝对随处可见的是绅士的平等性。
这样的事在日耳曼－美国俱乐部里也不是经常有。
我问过一个在纽约的德国商人（他有着最好的汉萨式的），为什么所有人都试图获得一个美国俱乐部的接纳，而不是一个设备非常良好的德国俱乐部时，他的回答是，他们（日耳曼－美国人）的老板偶然会和他们一起打台球，可是仅仅让他们觉得老板们自我感觉这样作很“仁慈”。
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工人的妻子和工会成员一起吃午饭，她们在着装和行为上可以随心所欲，在中产阶级女士们看来是有几许老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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