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国几大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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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几大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
第三章中国几大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以“仁”为核心
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末期，以倡导仁义道德而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享有盛名。
他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位具有较完整思想体系的伦理学家，他的道德观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为统治阶级所推崇。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所有的道德哲学家中，孔子是最重要的。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孔子规定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这样的分析是不无道理的。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奠定了基础。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当于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国道德哲学，首先要重视研究孔子道德观。
孔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家办私学，长期从事教育实践。
相传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把自己的伦理道德思想与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开我国道德教育之先河，可谓中国历代教育家中重视德育的“祖师”。
因此，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公允地分析和评价孔子道德观和道德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继承我国优秀的道德遗产，汲取历史上有益的道德教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仁”是孔子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
孔子平生谈得最多的是“仁”。
《论语》中讲“仁”的共五十八章，“仁”字出现109处（除《里仁》章题中一字重复外，实为108处）。
孔子不仅最喜欢谈“仁”，而且强调了“仁”的重要性，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讲道德的人都不可以没有“仁”。
他说：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论语·里仁》，以下引《论语》，只注篇名）还说：
“志士仁人，无以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卫灵公》）
孔子说：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述而》）这句话反映了孔子最基本的道德价值观。
孔子所说的“道”，既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待人处世应当遵循的一定途径、规则、规范，又是指社会政治生活和做人的最高准则。
“德”是指个人的品德和精神情操。
他说：
“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颜渊》）而“仁”是“德”的根本，“道”与“德”都应依从“仁”。
“游于艺”，也是如此，即从事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等六门技艺及社会生活实践时，都应遵循“仁”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不可稍悻其旨。
由此可见，“仁”是孔子伦理道德观念的核心，在其道德思想体系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道德观是指对道德这一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的总看法和基本价值取向。
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博大精深，其道德观涉及极为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有待于人们不断研究探索。
我们认为，反映孔子个人思想特点的最基本的道德观如下。
1．仁者“爱人”
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而“仁”的最重要的含义是什么呢？
这一点，孔子自己说得很明白：
“樊迟问仁。
子曰：
‘爱人’。
”（《颜渊》）“仁”的首要内容是“爱人”。
这种超越人的自私心理，提倡对于他人应有“仁爱”精神的思想，不论在中国的伦理思想史上，还是在整个世界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反映人类道德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
孔子在这里所说的“爱人”的“人”，并非仅指奴隶主贵族，而是泛指自己以外的人，可以是贵族，也可是平民，甚至是奴隶。
一次，马厩失火，孔子得悉，立即退朝，曰：
“‘伤人乎’？
不问马。
”（《乡党》）孔子的这一思想和举动，受到许多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认为这是重视“人的价值”的“惊世之言”，是世界思想史上最早的人道主义思想之一。
显然，孔子的“爱人”思想已经超越了以往中国伦理思想中囿于血缘关系的“爱亲”思想。
从“仁”出发，由“爱亲”而推及“爱人”，由“爱人”而“泛爱众”。
“子日：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学而》）“泛爱众”，就是要求人们普遍地博爱众人。
孔子正是从“爱人”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养民也惠”的德治思想。
强调统治阶段应考虑人民的利益，“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的横征暴敛，残酷压迫。
孔子不仅以“爱人”来解释“仁”，而且还把“忠恕”非为实行“爱人”的一种重要方法。
他的学生曾参在说明孔子“吾道一以贯之”时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
”（《里仁》）“忠恕”是孔子对“爱人”思想的重要阐发。
所谓“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所谓“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他的这一重要仁爱准则，是建立在人心相通，人欲相近，人格平等，人与人要将心比心这样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基础上的。
从“爱人”之心出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推己及人，“能近取譬”。
自己不想得到的东西，也不要用这种东西对待别人。
通过“忠恕”，实行“爱人”的目的，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和友爱。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把孔子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提出“爱人”——“忠恕”这一“仁之方”，与基督教《圣经·新约》中提出的“为人准则”（ColdenRule，又译“黄金准则”），即“你想人家怎样对待你，你也要怎样对待别人”中包含的“仁慈”思想进行比较，不仅可以看出，其中都孕含着人类共同的“仁爱”思想，而且可以看出，孔子的“爱人”——“忠恕”思想比基督教的“仁慈”思想，具有更深刻、更全面的“仁爱”精神。
正是这种博大。
深广的“爱人”精神，使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全人类的普遍价值。
2．“智、仁、勇”统一
“仁”是孔子道德思想的核心，但是“仁”不是抽象的、孤立的。
孔子提倡“仁”的根本目的，是要塑造能建立和维护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所需要的理想人格——“君子”。
他认为，一个君子的理想人格，应当是“智、仁、勇”的统一。
他说：
“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子罕》）《中庸》：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孔子把“智”（智慧）、“仁”（仁德）、“勇”（勇敢）这三种品质称为“君子道者三”，认为是一个品行高尚的君子必须具备的三种美德。
“智、仁、勇”这三种品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仁”居于核心地位。
孔子说：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里仁》）。
即是说，一个人有了仁德会以仁为本，而他又有聪明才智，能理解能晓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达到“知人”的境界，就会为仁服务，实行仁德。
苏格拉底说过：
“美德即智慧。
”孔子较早地看到人的美德与智慧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把热爱知识本身看成是一种美德，倡导“志于学”（《为政》）、“敏而好学”（《公治关》）、“学而不厌”（《述而》）的精神，而且提倡“知者利仁”，以自己的聪明智慧为仁德服德，在伦理思想上具有独特的创见。
同时，孔子把“勇”看作是实现“仁”的必备品质。
他说：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宪问》）即是说，凡是真正具备仁德的人，必定是勇敢的；而仅仅勇敢的人，未必有仁的品德。
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真正在内心领悟了“仁”的道德，就会不忧不惧，见义勇为，为了实现自己社会主张和道德理想英勇奋斗。
他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孔子自己就是在“世风衰败，道德式微”的社会环境中，为心中的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壬。
他倡导的人们应当为社会的正义事业和崇高理想英勇奋斗、无私无畏的精神，为我国世代无数仁人志士所诚服与发扬，成为中华民族的可贵民族精神之一。
3.见利思义
如果说“智、仁、勇”的统一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理想人格的基本特点，那么“见利思义”（《宪问》），“义以为上”（《阳货》）则是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基本特点。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义”主要是指道德义务；“利”一般是指功利或利益，在孔子那里，则主要是指个人的私利。
他说：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而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成人矣。
”（《宪问》）所谓“见利思义”是倡导人们在见到有利可图的事情时，要想先到自己应尽的道德义务。
凡符合道义的利益可以考虑，但不符合道义的利益一定要自觉舍弃。
君子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应把履行道德义务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
如果“义”“利”发生冲突，应“义以为上”。
孔子倡导“见利思义”，并不一概否认人有对自身利益的希求。
他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里仁》）。
但是，他又接着说：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同上）。
就是说，一个人追求个人的利益求富贵，去贫贱，都必须符合道义，“义然后取”（《宪问》）。
孔子坚决反对不顾仁义道德，拼命追逐个人富贵利禄的行径。
他说：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述而》）他进而提出“君子义以为质”（《阳货》），即君子把高尚的道义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根本准则，“行义”是君子的本质。
他把一味追求个人利益的人贬斥为“小人”或“斗筲之人”（《子路》）。
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里仁》）一种观点认为，这里包含了孔子忽视个人利益，鄙视劳动人民的贵族偏见，集中反映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倾向。
实际上，在“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物欲横流的社会生活中，孔子把昭明道义看作是君子的高尚品格，把只知逐求个人私利看作是小人的特点，多少包含了在利益冲突面前，君子应自觉履行道德义务，个人必须服从群体、国家、民族利益，不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的可贵精神。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孔子的这一利义论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得以流传和发扬。
董仲舒把它发挥为：
“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董仲舒传》孔子强调个体对整体的道德义务，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逐步演化为自觉维护国家、以民族和民众利益为最大光荣，以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一心追求个人私利为耻辱的道德精神，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4．中庸
“中庸”是孔子首先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道德规范。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雍也》）在孔子看来，中庸是最高的德行，又是人们在道德实践中如何掌握行为分寸与尺度必须遵守的重要道德准则。
中庸的含义是什么？
孔子认为是“过犹不及”（《先进》），即既无过，又无不及。
《中庸》引用孔子的话说：
“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立而不倚”。
程颐说：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二程遗书》卷七）朱熹说：
“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
庸者，平常也。
（《四书集注·中庸章句》）应该说，这些阐释是符合孔子中庸思想本意的。
在《论语》中，中庸又称为中行，指人的气质、德行保持均衡的状态，不偏执于一端，使对立的双方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子路》“狂”即狂妄，“猖”即拘谨，是两种对立的品质“狂”者勇于进取，敢作敢为，但易于偏激冒进；“狷”者小心谨慎，思前顾后，但流于退缩无为。
孔子认为，中行就是不偏于狂，也不偏于捐。
他本人则“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是个合乎中庸之道的典范。
孔子提倡君子应有“五美”：
“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这五种品质，都是不偏不倚，把对立的品质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境界。
从伦理学上看，孔子的中庸思想揭示了人类道德生活中的一种规律，认为人的品行应在对立的双方把握某种恰当的分寸或“度”，不能偏执于一端，失之偏颇，走向极端。
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他把中庸作为最高的美德，目的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孔子提倡的中庸之道，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的“中道”思想有某种相同之处。
亚里斯多德：
“美德乃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中庸之道，即是说，一种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中庸，它为一种合理原则所规定，这就是那具有实践智慧的人用来规定美德的原则。
它乃是两种恶行——即由于过多和由于不足而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中道。
它既是一种中道，又是由于在激情和行动两方面，恶行是少于应该做的，或者越出了正当的范困。
而美德则发现了选取了那中间的。
因此，就其裨和就表达其本质的定义而言，美德是一种中庸。
（二）“导之以德”的道德教育思想
孔子从自己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出发，十分重视道德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他把道德生活看成是高于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宗教等其他一切活动的因素，主张用道德统帅其他活动。
他说：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有道德，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
孔子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不要靠杀戮，而应自己“帅以正”，用自己的道德行为去教育和感化人民。
执政者做善事，老百姓自然也做善事。
他说：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执政者自己道德品行的好坏，直接决定全社会的道德风尚。
孔子主张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原则，道德教化比刑罚更重要。
他说：
“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意思是说，刑罚只能使之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
道德教化比刑罚更重要，它既能使百姓守规矩，又能有羞耻之心，懂得做人的道理。
他极力主张统治者加强对人民的道德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的暴虐行为，认为德治比法治更根本。
孔子是我国古代的杰出教育家，非常重视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的良好道德品德的重要作用，在学校道德教育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思想。
1．德教为主
孔子是一个道德决定论者，反映在教育观上，他把教育看作是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手段，以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人的美德。
关于孔子办学的教育内容，根据不同的文献有不同的说法。
据《论语·先进》，他的教育内容有四种，即：
“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德行的教育列于各科之首。
他教诲自己的学生们：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行，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即是说，当一个学生，首先要学习德行，做一个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其次才是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
所以在他的整个教育中，道德教育居于首要地位。
孔子对学生的评价，也是把德的标准置于才能之上。
他认为颜回好学，不是说他的知识丰富，才能高超，而是指出颜回的品德比别人高尚。
一个人的知识才能再好，如果没有好的品质，也是不足道的，孔子认为，道德的价值高于人的知识才能。
在各种教育中，道德教育处于第一位。
2．寓德教于教学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的“君子”。
他认为，道德观念以文化知识为基础，不论是“教”还是“学”，都应在努力增进人的知识的过程中完善人的道德品质。
从“教”的方面来说，学校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主要通过传授各种文化知识来完成，培养道德与传授知识是在同一教学过程中进行的。
孔子精心为学生编成《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教材，在教学中，尽力发挥这六种教材对人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情操的陶冶作用。
《诗》教人心意畅达，体切人情；《书》教人通晓历史，明辨是非；《礼》教人知道规范，举止有节；《乐》教人净化心灵，品性善良；《易》教人深察事理，达观为人；《春秋》教人交往得体，行为有原则。
从“学”的方面来说，孔子十分强调学生应把学习知识的过程，看作是提高自我道德素养的过程，把学习各种知识与培养良好的品德统一起来。
他对学生子路说：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阳货》）即是说，“仁”、“知”、“信”、“直”、“勇”、“刚”等君子必备的优良品质，只有不断学习知识才能形成、巩固和发展。
一旦放松学习，好的品行就会发生偏差。
孔子的教书育人、好学利德的思想，在我国的学校道德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为仁由己
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强调发挥人们在道德修养上的自觉能动性。
他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一个人道德境界的提高，美德的养成，主要地不是依靠“外烁”，而是依靠“内化”。
依靠自我的努力与锻炼。
他在道德教育实践中，向学生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自我进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一是“深思”，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言行自觉进行道德是非的思辨和选择。
他说：
“君子有九思：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季氏》）
二是“立志”，要求学生在道德境界与学业上树立崇高的标准与理想。
他谆谆教导学生，不要贪图现实生活中的一时享乐，而要“志于仁”（《里仁》），为社会的正义事业不息奋斗，“守死善道”，“志于道”（同上）。
一旦选择了崇高的志向，就要矢志不移，自强不息。
他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三是“克己”，要求学生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注重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以道德规范自觉检点自己的言行。
他说：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卫灵公》）品行高尚的人，遇到事情应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同上）。
四是“力行”，要求学生懂得了为“仁”的道理，就应在自己的行动中“躬行”，体现“仁”的精神，言行一致。
他说：
“力行近乎仁”。
（《礼记·中庸》）他认为，判断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否高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治长》）。
他常常勉励自己和学生，当一个“躬行君子”（《述而》）。
五是“内省”，要求学生经常对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思想检查，自觉进行道德反省。
他说：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里仁》）还说：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述而》）见到别人的品行比自己高尚，虚心找出差异，努力向别人学习；见到别人有不良的品行，也要对照自己，引以为戒，防止类似的过失。
内省的方法注重人们道德修养的主观积极性，鼓励自己教育自己，对于迁善改过、修养德性具有外在道德教育和道德评价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4．以身作则
孔子在教学活动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
要求学生做到的道德规范，教师首先要以身作则，以身垂范，给学生作出榜样。
他多次提到统治者或师长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的重要性。
他说：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又说：
“不能正身，如正人何？
”（同上）作为统治者或师长，自己德行高尚，处处以道德规范约束自己，表现出高尚的品质，那么不论臣民百姓或自己的学生就会上行下效，人人讲道德；如果统治者或师长，自己道德败坏，品格低贱，即使整天高唱“仁义道德”、“礼义廉耻”，老百姓或学生也会听而不闻，漠视道德。
统治者自己的真实言行是国民道德行为的实际榜样，教师自己的道德品貌对学生有重大的影响。
难能可贵的是，孔子在自己的长期教育实践中，处处以高尚的品行向学生示范，以真诚恻隐的人格熏染学生，深受弟子和后人的崇敬和赞叹。
颜渊曾由衷地称赞孔子的道德人格：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孟子叹服孔子“出乎其类，拨乎其萃。
”孔子率先倡导的教师以身作则，在我国漫长的教育史上，为历代教育家所推崇，并逐步演化成为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一项原则。
墨子以“兼爱”为核心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继孔子之后有巨大影响的重要思想家、教育家。
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出身工匠，曾先学习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而后非儒，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创立自己独树一帜墨家学说与儒学抗衡，在当时被称为与儒家齐名的“墨家”，并对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墨子以“兼爱”说为中心的道德观和既“贵义”、又“尚利”的功利主义思想对我国道德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墨子又是一位教育家。
他兴办规模颇大的私学。
拥有弟子三百，大多来自“农与工肆之人”，师生共同过自食其力，十分俭朴的生活。
墨子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教育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社会小私有劳动者和平民百姓的利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替劳动阶级呐喊的思想家”。
（一）墨子以“兼爱”说为中心的道德观
任何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道德学说的提出，一方面是面对现实生活的利益冲突力图加以调节的主体反思，一方面是代表了人类对理想社会人们品德的“善”的追求。
墨子以“兼爱”说为中心的道德观念的提出，是对当时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奉行“交别”的利己主义原则的超越。
所谓“交别”，不仅是重视人际交往中的亲疏、厚薄的差别，而且把彼此的利益对立起来，把“交别”作为指导行为的根本原则，必然使“爱己”与“爱人”、“利己”与“利人”水火不容，导致“亏人利己”。
墨子认为，“交别”是天下一切祸害的根源，“交别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与！
”（《墨子·兼爱下》，以下只注篇名）人们一旦奉行“交别”的原则，“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独知爱其家，而不爱人之家”；“只知受其身，不爱人之身”，必然造成诸侯野战，贵族相篡，人与人相贼，最终给天下百姓造成灾难。
因此，墨子积极主张“兼以易别”，“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
“兼爱”是墨子用以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原则。
“墨翟贵兼”（见《吕氏春秋·不二》）。
“兼”，即在道德价值判断上同是兼顾两种表面互相对立的利益因素，努力探寻其中具有内在联系的共同点，体现了墨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根本特点。
墨子正是以“兼爱”说为中心构成自己的道德学说体系。
墨子道德学说中最富有特色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兼爱
墨子的“兼爱”说，有两个最基本的含义。
一是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
他在回答别人如何实行“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时明确指出：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兼爱中》）“兼爱”，就是把别人的国、家、身当作自己的国、家、身一样看等，同等地爱护，人们只有彼此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兼爱上》），“天下之人皆相爱”，才能创造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
墨子的“兼爱”思想超越儒家“亲亲有术”，“爱有差等”的“爱人”原则，否定了亲疏有别的宗法观念。
二是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
关于“兼爱”说，墨子曾与儒家的信徒巫马子展开过一场辩论，巫马子认为，爱我本国的人胜于爱别国的人，爱我家乡的人又胜于爱本国的人，爱我家中的人又胜于爱我家乡的人，爱我父母又胜于爱我家中的人，爱我自己的身体又胜于爱我父母，愈接近我的愈爱。
如同有人打我，我会感到痛，打别人，我不感到痛。
所以“有杀彼以利我，无杀我以利彼。
”（见《耕柱》）这种建立在人的自然感觉，“趋乐避苦”基础上的行为准则，是一切利己主义的哲学基础。
墨子反驳说，鼓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地利己主义对自己一无所利，因为如果将你的利己主义加以宣传，赞成你的人必定会按照你的说法损人利己，甚至会把你杀掉，以满足他的私利；而不赞成你的人，也会因为你“施不详言”而厌弃你，甚至把你消灭掉。
墨子认为，人与人的关系是对等互报的，即“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兼爱中》）他以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为例，指出“必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导我以爱利吾亲也。
”（《兼爱下》）爱别人的父母，是使自己的父母得到爱的前提，只有爱别人的父母，才能得到别人爱自己父母的回报。
所以做一个孝子，爱别人的父母如同爱自己的父母，不应有分别。
因此，墨子认为，人人实行“兼爱”，视人若己，爱人若爱己，不仅无损自己的利益，而且自己的利益正是只有通过爱人、利人才能得到保障。
通过“兼爱”，能够把“爱人”与“爱己”、“利人”与“利己”获得统一，即“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
（《大取》）
墨子把“兼爱”看成是一个“仁者”所追求的最高道德理想，墨子的“兼爱”思想，是对孔子“爱人”思想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处于阶级冲突、利益竞争境况下，劳动者祈求人与人之间互相同情、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向往人际友爱、亲善的美好道德愿望，他坚决反对人的自私自利倾向，提倡“爱人若爱其身”，体现了很高的道德境界，包含了实行人类“大同”的崇高理想，同时，我们应当看到，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爱的情感和行为，不可避免地受阶级利益的制约。
抽象地提介“兼爱”，本质上只是一种道德空想。
要在社会一切成员中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人类之爱”，建立合乎人道的社会关系，只有逐步消除经济私有制和一切不合理的政治制度，推动人类社会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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