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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志

<淮军志>

第一部分1.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1）

长江下游的糜烂江南北大营咸丰三年二月（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以为天京。

不久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跟踪而至，结营于朝阳门外孝陵卫，是为江南大营。

同时，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亦进军江北，于三月初驰抵扬州城外，结营于雷塘集，是为江北大营。

其声势则远不及江南大营。

自是而后，江南大营之于天京，江北大营之于镇江，形成对峙之局，常苏以下，得以屏蔽。

上海虽一度为刘丽川小刀会所据（咸丰三年八月至四年十二月），然镇江以下，大致保持完整。

第一次兵溃咸丰六年（1856）二月，扬州江北大营被太平军燕王秦日纲攻破，钦差大臣为江宁将军托明阿，遭受革职，由副都统德兴阿继任，并逐渐恢复江北大营，克复扬州。

五月，江南大营也受到太平军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及燕王的三路环攻，以致全营大溃。

向荣退保丹阳，忧愤而死。

钦差大臣由江南提督和春继任，仍保丹阳、金坛。

当江南北大营相继兵溃之际，长江下游，屏障渐撤，情势十分危殆。

咸丰六年四月末，帮办江南军务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的镇江大营也被攻破，吉氏阵亡。

天京外围清方劲旅，于三个月内一一败溃，下游失其屏蔽。

恰于此时，天京内讧，先为杨韦媾难，继以石韦冲突，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相继被诛，翼王石达开亦最后出走。

历时九月有余，太平军元气为之大伤。

于是新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和春与帮办大臣张国梁得以乘机恢复，于咸丰七年闰五月（1857年7月）克复句容，再度逼近天京。

十一月克复镇江。

江北大营德兴阿亦克复瓜洲，天京之围益急。

咸丰八年（1858）八月，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破德兴阿于浦口、扬州。

遂在咸丰九年二月合并江北大营，归和春节制。

至是天京外围，惟以江南大营为清军主力。

节节进逼，渐成长围，以谓旦夕可下坚城。

第二次兵溃咸丰十年正月（1860年2月），太平军忠王李秀成谋解天京之围，率军自皖南进入浙江，直趋杭州，突破外城，攻其必救，诱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

及江南军张玉良驰至，内城尚未攻下，但李秀成计已得售，立即引兵离杭。

杜文澜：

《平定粤寇纪略》，卷九，页１２云：

“贼之扑杭州，只图分我兵力，以解金陵之围，不意全未设防，致为所陷。

是以大营兵到，即踉跄而逃。

”

又：

当时江南大营之总人数约七万人，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页２２，和春奏，得知和春因浙江警信，而抽调大营劲兵一万三千余人分别赴援，三月间苏境危急，又调出一万余人，防守大营外围。

及建平、东灞、溧阳相继失守，苏常情势危殆，何桂清在常州请援之时，江南大营已无余兵可拨。

率浙皖诸军，群趋苏境，连破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进而与自皖北前来之英王陈玉成军会齐。

所谓“十道并进”，猛扑长围。

太平军各路将领围攻江南大营之时，适大营兵力最单。

和春大约在三月末始获悉正确军情，但为时已晚。

当何桂清请派张国梁赴援常州时，和春奏陈中有云：

“何桂清欲请张国梁亲自赴援，无如金陵各营，征调已空，现存兵数，仅敷守御营墙。

适又接西路探报，拿获奸细供称：

贼目伪侍王伪忠王等，带领大股贼党，已至高淳，欲由溧水以至金陵，图解洪逆之困。

东西梁山、金柱关等处，亦报有江北匪船接续南来，志在合并攻突。

张国梁连日亲自督兵移营，筑墙掘濠，夜以继日，惟恐不及，实有万难分身之势。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五，页１３。

）自闰三月初七日（1860年4月27日）起，钦差大臣和春与江南提督张国梁分头抵御，连战九昼夜，至十五日（5月5日），拄不及，大营遂溃，和春、张国梁俱退往镇江，继又驰赴丹阳防守。

关于和春、张国梁之先退镇江继退丹阳之一段史实，其中颇有曲折，诸书（如《江表忠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记》、《忠义纪闻录》等）记载均缺，而夏燮之《粤氛纪事》较详，则不尽实，据《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６云：

“方大营之退也，提军（指张国梁）谓和帅曰：

六年之役，退扼丹阳，时京口未克也。

今东门之限，在于镇江，慎毋过金焦一步。

迨提军殿后至镇城，则和帅已统全军疾趋丹阳，盖虞追者之蹑其后也。

”按之《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六和春所奏，大营溃后，闰三月十六日和张均退镇江。

嗣因丹阳危急，和春始于二十一日赴丹阳，仍留国梁在镇江收集流散。

不久和春又函招国梁赴丹布防，张氏在镇收集溃兵二万数千名，留一万二千人交冯子材守镇，自率一万三千人赴援，时在二十三四等日（《方略》卷二三八和春奏）。

由此推之，则张坚持守镇，当无可疑，而和春之避镇江趋丹阳则非事实。

又据《东南纪略》所载，和春赴丹阳实何桂清所函请者。

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太平军攻陷丹阳，江南军再受重挫，张国梁溺毙河中，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等阵亡。

和春与帮办军务许乃钊轻骑走常州。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太平军逼攻常州，和春中弹负伤，退至浒墅关，初六日（5月26日）呕血而死。

至此江南大营兵力仅余张玉良一支，几至全军瓦解。

张玉良入杭州后，因江南危急，于闰三月四日回抵常州，时两江总督何桂清驻常，留之布防。

及太平军攻常州，玉良乃败退无锡。

无锡陷，又退苏州。

苏州陷，乃退杭州。

所部仍袭江南大营名义。

而溃散兵勇亦俱趋杭往附。

第一部分2.江南大营的再溃及

（2）

兵溃原因江南大营拥有兵勇七万，进逼金陵，筑垒掘濠，已成合围之势，遭此一战，竟至瓦解。

其近因，当是兵力分散，外调约达两万余名，以致削弱防守营地的力量。

加之太平军天京解围的战略谋划已久，纠集各路主将，几乎全军出动，志在必克。

即使大营全力应付，亦未必能够坚守。

此外，可以赴援之兵，俱被和春调防常州，隔阻在外。

故自会战开始，以迄于败，绝无应援之师。

太平军占溧阳攻金坛，以逼常州，和春为顾后方粮台，将外围兵力调集常州有八九千之多，大营危急之时均未及驰援。

而内在的因素，论者均谓为减发月饷，以致影响士气。

但实际欠饷情形，远不及其他各军之严重。

自咸丰九年（1859）十月起，和春与两江总督何桂清商定大营月饷，每月迟发五天，十个月补足五十万两之数。

但是后来竟迟发十五天，即四十五天发一月饷。

士兵三月，仅得两月之饷，遂生怨望，乃有“贼匪一到，我们即走”之语。

故在大营面临会战的前夕，张国梁曾请和春补发欠饷，和春未允，以致诸军哗然。

江南大营以两江总督筹划月饷，历年甚少欠饷之事。

咸丰九年七月，为急于攻克金陵，议添募精锐一万名，月需增饷银十万两，经和春、何桂清及藩司王有龄商酌妥定，并于秋后募齐。

（《东华续录·咸丰朝》，卷八七，页７。

）而增兵饷之后，金陵迟迟未克，遂有咸丰十年二月严旨斥责：

“上年和春亲往常州与何桂清商议筹饷，许乃钊又赴浙劝捐。

原为速克金陵起见，乃仅克九洲一处，殊不满意。

若不及早图维，因循日久，以后饷需难继，和春身为统帅，其能当此重咎耶？

”（《东华续录·咸丰朝》，卷九，页４４。

）由此推知，欠饷之发生，当系受此次增兵影响。

十万增饷未能筹足，乃有迟发五日的从权办法。

此种欠饷情形，若自九年十月算起，以迄十年三月，合计不过两个整月，兵勇已不能忍耐，而他军往往欠达数月之久。

其所以溃败的大原因，实为兵骄将惰，欠饷只是表面的近因。

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十九日记云：

“复念和（春）何（桂清）二人，或争进要功，不计利害；或困守自卫，不顾机宜。

兵多饷足，甲于诸省，坐此两人，使百万生灵肝脑涂地，血滋原野，虽寸磔不足蔽辜矣。

”当时阎敬铭曾批评说：

吾闻江南大营未败时，诸将锦衣玉食，倡优歌舞，其厮养皆吸洋烟，莫不有桑中之喜，志溺气惰，贼氛一动，如以菌受斧。

陈继聪：

《忠义纪闻录》，卷三，页１４。

身在杭州的邵懿辰亦称：

此间江南大营，号称五六万众，虚伍缺额，积习难挽，核实不过得半之道，又皆溃逃成习，骄不用命，统之者以羊将狼，怯不出，无所忌惮。

《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五册，邵懿辰致曾国藩函。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记：

“夫以我数万之兵，器物精利。

环攻一饷尽援绝之孤城，功可翘足而待。

然三尺之童，皆疑其将败。

察之人事而可知，征之天象而不惑，其数岂爽哉。

”略可见当时大营士气不振的情形。

长江下游之沦陷江南大营屏蔽江南财赋之区，为时七年之久。

及再溃之后，直接发生两项严重的后果，其一是长江下游清军主力丧失，导致太平军的东征；其一是溃兵散勇的流窜，加深了地方的糜烂。

太平军既破天京长围，立即决定追击，进取苏常，首先打击江南大营散而复合的残余主力。

丹阳一战，最具决定性，和、张、王浚相继阵亡，溃兵骤难再集，太平军李秀成等得以长驱直下。

自闰三月二十九日之丹阳战役起，至五月二十七日（7月15日）李秀成部抵达上海附近之泗泾镇止，为时不出两月，连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江阴、宜兴、长兴、吴江、平望、嘉兴、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等城，太湖沿岸首善之区，俱被攻陷。

江南诸军依为饷源所出之地，几乎全入敌手。

溃兵对民间的骚扰，远比太平军为害还要大，丹阳战后开始严重。

自丹阳溃散之勇，大半奔向无锡，小半奔向江阴，“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为地方团勇，拒杀甚众。

《东南纪略》，页５—６云：

“所有守（常州）城兵勇，已于三十日晚散去，城外各营亦大半溃，丹阳大营溃兵继之。

奔无锡者十之七，奔江阴者十之三，所过村庄，辄肆淫掠。

惟江阴之申江民团，齐心协力，拒杀甚众。

”是书所记溃勇流窜各地为乱，不一而足。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闰三月三十日记：

“溃勇千百为群，由新桥赴常州附近之安家舍，诸处皆被掠。

”苏州之陷，更是极好的例证，因为溃兵与乡团的内讧，太平军反而不费遗矢，竟得名城。

这里可引夏燮的一段记载，以见其混乱情形：

（四月）初十日（5月30日）陷无锡县，时大营溃军悉集苏门外。

帮办军务三品卿许乃钊，总司粮台前运司彭玉雯，皆自丹阳至，请纳大营兵共守之。

兵甫入，怒乡团之贰于己也，又怨大营之逋其月饷以致败也，乃纠众与团勇斗城中，内外居民夜骇，溃兵遂因民之乱，周走而呼曰：

‘贼至矣！

’居民大惊，大府调守城之兵，兵皆不战自溃。

但见城中四面火起，司库粮台劫虏一空，仓卒之间，不辨其为兵为贼也。

夏燮：

《粤氛纪事》，卷一三，页１７。

第一部分3.江南大营的再溃及（3）

又：

据《剿平粤匪方略》，卷二四，页１０—１１，杭州将军瑞昌奏称：

“据江苏候补知县谢申烈禀称：

苏州兵马互斗，军心离散，四月十三日贼入阊门，溃勇从之，随即四面火起，城门洞开，该员突围而出，各官均无下落。

”

又：

《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初七日记苏州情形：

“初三日，常州溃勇抵浒关数万人，苏抚徐有壬以下皆惶遽无策。

甫（周腾虎字甫）自愿往招抚之。

轻舟至关，遍觅各头目，与约既定，俟明日发饷安插。

初四日，复偕长洲县李翰文，以令箭四银二万往。

行至半，道遇难民，来者塞途，李怯不敢进，遁返城，携银而走。

持空令无所用，遂亦返。

比至城，城门已尽闭，则署藩司蔡映斗所为也。

溃勇既久候抚不至，始纵掠，事遂大坏。

下午逃将大名镇总兵马得昭至，告徐抚，欲守城者，必尽焚城外民房而后可。

徐抚遂出三令箭与之。

首令居民装裹，次令移徙，三令纵火。

马部兵以三令一时出，顷刻火光烛天，徐率僚属登城坐观，署臬司苏府朱钧痛哭下城，城外遂大乱，广潮诸人尽起，溃勇亦大至，纵横劫掠，号哭之声震天。

自山塘至南濠，半成灰烬。

”苏州失守之后，张玉良退至杭州，大股的溃勇也都奔赴杭州，集于城外，给浙抚带来很大困难。

浙抚王有龄四月二十二日致吴煦函称：

“溃兵散勇二三万到杭，不给口粮，则立时决裂，一给即十数万出门，江苏解来之三十万，已只存五六万金矣。

”（《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页９４。

）小股则仍向下游各地乱窜。

三层重要意义江南大营兵溃，以至长江下游糜烂，却酝酿出一个新的转机和新的局面。

其所代表的意义，可以分作三层：

第一层意义第一，江南大营的再溃，使清廷对于其以往所依恃的正规军，完全失去了信赖。

十年来的剿匪战争，一直都是绿营兵居于首要地位，担负主要任务。

江南北两大营，尤其是最显著的代表，始终以围困天京为职事，亦为各方所寄望。

此次溃败，江南财赋之区，相继沦陷，证明其于战局之扭转全无把握，而于恢复全局之望，更无能为力。

清廷所寄托于绿营的使命，可谓完全失败，失望之极，乃有四月十六日（6月5日）之上谕，再度饬令各省兴办团练，而其含意重大，远非咸丰二年（1852）之上谕可比：

军兴以来，叠经谕令各直省督抚，劝谕绅民，举行团练。

京外官绅，果有谙悉戎机者，亦屡经降旨，令其在籍办团，藉资表率。

迨著有劳绩，经各督抚及各路统兵大臣奏闻，亦无不立予恩施，以示优异。

凡以官民联为一体，即盗贼无自生心，正本清源，莫要于是。

乃江南省城，及皖南北各郡，沦陷于贼，久未攻拔。

近自高淳、句容等县不守，丹阳继陷，苏常一带，风鹤频惊，不免流离迁徙。

大江南北，亿万生灵，皆吾赤子，久罹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莫之拯救，深宫廑念，晷刻难安。

大营兵饷，何一非吾民脂膏，竭力供亿，原期共保安全，乃和春不惟不能迅奏肤公，反令财赋之区被贼蹂躏，殊堪痛恨。

已严饬该大臣等，激励将士，力赎前愆。

其守令等官与地方绅士，亦应将守御之法，实力讲求，协助官兵，同仇敌忾。

所有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业经奉有谕旨，办理团练外，其通晓大体，律身公正，足系人望者，自不乏人。

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文武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尤不可自顾乡闾，须与官兵联为一气，庶于防剿方能得力。

《剿平粤匪方略》，卷二三七，页１７—１９。

五月初八日（6月26日）军机大臣郑亲王端华，怡亲王载垣等议复办理团练紧要事宜的奏折，在其总叙中说：

伏维用兵之道，饷糈为要。

今天下用兵十年，饷几竭矣，而迄无成效，不得不作改弦易辙之计，不用兵，而用民。

用民之法，总宜深得民心，民心既得，则不必全资国帑，并可协济军粮，此目前北数省固守封圻以遏贼势之第一要务也。

同上，卷二四，页３４。

由此两文献，已略可看出中央改变政策的端倪，即舍兵用民，亦即重用乡团的趋势了。

第二层意义第二，咸丰十年以前，地方各自为战，各军无论大小，大都自成局面，不相统属。

战防进止，直接秉承朝命，战况军情，亦由各将领单独奏闻。

十年以来，既无统筹全局之谋略，更无统一指挥之将帅，而只是若干个独立的战场。

有识之士，深以为病，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致书曾国藩，颇讥其支离割裂，劝他总揽全局。

（按：

国藩时已奉命署理两江总督。

）林翼常笑（叶名琛字臣）为督，而不知粤西为何人所辖。

根（何桂清字根云）为督，而割皖南，割皖北，并割江北，其失机在推诿。

又可笑福元修（福济字元修）以皖北之抚，而割南岸不要以予浙江，又割淮北不要以予公路（汉袁术字公路，借指袁甲三），宜其日蹙百里也。

吴督之任，总以包揽把持，恢廓宏远为用。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９。

当时有一位善于论兵的名士，名叫张曜孙，先后佐江忠源、胡林翼幕。

于咸丰六年春间，亦曾论及统筹全局之计，咸丰六年七月七日（1856年8月7日）复致书王柏心云：

上年春间在德安曾草疏（代湖广总督杨霈），敕僧王督北路胜兵，分下皖楚。

以诸将各军其军，往往顾此失彼，非有威望重臣总统而督率之，未能同心合力也。

冬间来荆，又言于载将军（载增）致书怡王、文相国（文庆），乃有二月初之谕旨。

……方今将帅之能，兵勇之劲，以湖南为最，然曾帅官仅侍郎，中丞（指湖北巡抚胡林翼）位只巡抚，究苦权轻，若以总统之大权授之曾帅，恐廷议未必能及此，且较之勋戚重臣究亦有间。

《道咸同光名人手札》，第二集，卷四。

第一部分4.江南大营的再溃及（4）

又：

函内所引二月初上谕，见《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四七，页９—１０，并未叙明派僧格林沁总统诸军，而只命内札萨克等盟以下四十九旗听候调遣，将于秋间简派重臣统率南下。

虽然在野者议论统筹全局问题，然而朝廷则迟迟未曾有过这样的指划。

直到江南大营二次兵溃，长江下游糜烂，上海沦为孤岛之时，方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咸丰十年六月二十四日，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节制诸军，是时清军分布情形：

潜太为楚军多隆阿、李续宜，淮上为袁甲三，镇江为巴栋阿，扬州为李若珠，清淮为王梦岭，上海为薛焕，杭州为瑞昌、张玉良，宁国为周天受，徽州为张芾，广德为江长贵，各军不相统属。

此一措施，不仅进入统一指挥的局面，亦开辟了中央依赖地方的契机。

督抚权力随之增长。

实为晚清政治形势转变的里程碑。

第三层意义第三，湘军势力的膨胀，及其真正的发展，均以江南的糜烂为起始。

江南大营的二次兵溃，使朝廷失去可依恃的绿营重兵，无论是否甘愿，也不得不将澄清全局的大任加于湘军。

湘军防地之扩张湘军原为地方性的勇营，自此完全代替了国军地位。

其势力之膨胀，表现于两方面，其一在于防地的扩张，其一在于饷源的掌握。

防区的扩张，不仅表现于曾国藩的节制诸军，而更实际的由湘军接替了各军防务。

就湘军发展而言，这是极重要的关键。

曾氏首先接统了皖南张芾诸军，并且渐次裁汰。

其次是督办宁国军务的周天受直接受曾氏差委，并合并其军。

此外与湘军一系的荆州将军都兴阿接办扬州防务（都氏向为配合湘军之马队）。

其后左宗棠入浙，李鸿章援沪，分别取代了瑞昌与薛焕的防务。

又以唐义训接替了广德的江长贵，并将其军酌量遣散。

最重要者，是以曾国荃担任围攻金陵，以为全局核心。

只此一支，已足抵江南大营实力。

独有镇江冯子材军，非湘军系统。

然曾氏念念不忘于镇江防务，曾屡次拟以李鸿章接统。

再就大处来看。

李鸿章任苏抚，沈葆桢任江抚，李续宜任皖抚，左宗棠任浙抚，使湘军对于太平军的全面作战，形成一体。

故能大功告成，而湘军的势力亦发展至极点。

饷源的掌握至于饷源的掌握，一般以为湘军每勇月饷四两二钱（无食米），视部定兵饷为优。

部定兵饷：

“马战兵月支银二两，步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均月支米三斗。

”《乾隆朝修大清会典》，卷一八，页２６。

又：

《光绪二十年修大清会典》，卷二一，页２所载同。

如此比较，绿营不及湘勇甚多。

所以凡论湘军之兴，绿营之废者，莫不重视此点。

就表面看，可谓正确；若过分强调，则常致误会丛生。

比较待遇之厚薄，须就同一时代负相同任务之军伍并列讨论，方可见出高下。

自湘军初起，以迄咸丰十年，各地战防之军，湘军待遇，并非最厚，且时虞缺饷。

《曾国藩未刊信稿》，页２５５，同治四年致杨岳斌函：

“鄙人自咸丰四年带兵起，至九年止，从无月得现饷五万者。

即十年、十一年忝任江督，亦无月得现银十万者。

”湘军之久虞饥馁，欠饷常达七八个月以至十五六个月不等，是曾氏时常提到的。

如国藩在同治三年致督办江北防务富明阿函：

“此闲饷项亦已奇绌，积欠至十八九个月不等。

名为金陵各勇月支四两二钱，霆军月支四两。

实则自去年以来，从无一月支至二两者，闲或一月并未支得一两。

霆营转战南北，尤为穷苦。

贵部在丹阳等处，与霆军互相往来，当可得其大略。

闻沪军所得较优，楚军亦甚窘迫，特比敝处稍丰耳。

”若以饷项优绌论兴废之本源，试一比较代表绿营的江南大营之收入，其说实难成立。

当时最富之军，莫过于江南北大营，亦即绿营之重要代表。

其兵勇月饷，并未按照部章，必须先明其真实收入，才可以论兴废之本源。

据咸丰七年（1857）江南粮台文煜禀呈和春、何桂清等转奏的情形可以略知：

江南军营兵勇，每名所支银数，不特浮于定例，且有溢于成案。

现募各勇，有支银九两八两五六两不等者，已属浮多，且各起兵勇于领银之外，复支米石，未免浮而益浮。

若仍照旧支给，则溢支银数较多，且均未奏咨有案。

滥支滥应，厥咎维均。

若遽行核减，则例支之数，殊属有限，现在银贱钱贵，诸物皆昂，各兵勇难敷食用。

且该兵勇从征八载，素著劳绩，此时镇江克复，移师进剿，功在垂成，设因议减口粮，致使军心解体，贻误更非浅鲜等语。

臣何桂清复加稽核，粮台支放，多与例案悬殊，即与臣和春熟筹核减，期与例案相符。

第一经核减，诚如文煜所云，例支有限，兵勇难敷食用。

惟有据实直陈，吁恳天恩，俯准江南军营各兵勇盐折，援照每名月支银四两五钱成案，一律支放造报。

并请于各兵勇领银之外，每日每名另给食米八合三勺。

《剿平粤匪方略》，卷一八六，页２６—２７。

如此核减，大营月饷，仍较湘勇为多，并多二斗半米。

但文煜此举，却引起了极大麻烦，大营兵勇闻知，遂即散布传帖，并有营兵张世瑚殴打粮台委员之事，文煜方密陈严惩，即被和春一奏，将文煜撤调（文煜时为江苏藩司），大营浮支如故。

江南大营兵饷，不惟优于湘军，而且来源比较充裕，江南以为饷地，江督为之筹饷，苏藩为其粮台，可以说一切厚于别军。

自曾国藩总督两江，兵事饷项合而为一，长江下游，乃九州之上腴，上海一口，更是新增的财源，故养淮军以外并能协济湘军。

皖南四府一州之地，岁入可一百三四十万两。

淮南征课及盐厘，每年可得七十余万两。

杭嘉湖区及宁波一口，则为援浙湘军的饷源。

除了湖南、江西及广东厘金以外，各统兵将领，均又就地分设厘卡。

但曾氏防地扩大，兵员增多，所筹之饷仍不敷用，亦是事实。

综观当时情势，咸丰十年，是江南军务转变的关键，也就是渐趋于统一指挥的局面，此固早已有人建言，而咸丰十年以后，则成为朝野的普遍要求，众望所寄，均集中于曾国藩的湘军。

尤其安庆克复之后，曾氏声望，举国无两，节制四省军务的任命，就自然加于国藩肩上了。

各方之要求曾氏总制全局，私人函请者如张曜孙、彭丽生。

见之奏牍者如户科给事中林之望、工部右侍郎宋晋。

曾氏的地位固已提高，地方大权也集中于一人之手，他曾经说：

“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

”“各处兵将，一呼百诺。

”《曾文正公书札》，卷二三，页４２。

确是势所使然。

随曾氏而兴起的湘系文武大员，一一开府疆圻，从此地方权重，曾氏实开其先河。

第一部分5.曾国藩的总制两江

（1）

与规吴计划江南大营再溃的消息传至北京，朝廷首先派荆州将军都兴阿带兵驰防淮扬（其兵由胡林翼拨给），以遏止太平军过江北窜。

继后命其督办江北防务。

次一步骤，即命曾国藩筹进取之策，但并无具体指示。

直到丹阳失陷，始命国藩驰援苏常，并于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授署江督，至此朝廷始以援吴重任付诸国藩。

宿松之会曾国藩时驻防安徽宿松。

适左宗棠、李元度于闰三月二十六日（1860年5月16日），由湖南到曾氏防地。

次日曾国荃亦至宿松大营。

四月初二日（5月22日），他们听到了江南大营兵溃的消息，即共议东南大局的补救办法。

初十日（5月30日），胡林翼因会吊浙抚罗遵殿之丧，也来宿松。

彼此连日会商江南军事。

胡氏迟至二十日（6月9日），始还英山。

此次虽非正式会议，却是湘军重要人物的聚会，曾国藩与胡林翼、李续宜并先有函约。

除曾国荃于四月初三日（5月２２日）赴集贤关防地，李续宜留守青草塥防地以外，集于宿松者则曾、胡、左及李元度、李瀚章、李鸿章等。

在会商期中，又得悉丹阳的弃守，而他们的计议就更加着重于江南军务问题。

此次会谈的结果，乃有左宗棠的回湘募勇，以增强湘军实力，盖湘军所面临的责任，东趋助吴，势不可免，是时曾氏虽未获悉总督两江的谕旨，而湘军领袖们，则已有所准备了。

此段所述事迹及日期，均据《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八册；及《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

又：

宿松之会虽缺少李续宜，但在闰三月廿三日，曾国藩曾有函相询，问其是否亲来，或派人致祭罗遵殿之丧。

此函只见于《曾胡手札》，不见于《曾文正公书札》。

次日曾氏追书止其前来，有云：

“兹前敌两路进兵，阁下恐难远离。

”此函两书俱见，而《曾胡手札》一书中，同此一函，长几一倍。

故《曾胡手札》较为详确，并有日期。

湘军将领的意图曾、胡、左等人之会商东南大局，现已无法明悉其详细内容，但就来往函牍，亦略可窥知他们的意图。

四月十六日（6月5日）胡林翼在宿松致函郭焘，曾透露出他们商谈的大旨，此一文献，极为重要：

金陵溃败，丹阳继陷，苏州岌岌不保。

仓庾之本，吴越精华，荡然无存，不堪思议。

近日奏请涤丈（曾国藩字涤生）办皖南者二人，均可不问。

都中稍顾大局者，必力请办吴越军事。

如果握兵符督符，则非林翼等所能挽留。

皖北之局，又苦兵少，仍当速行筹募以益之。

季丈（左宗棠字季高）之事，天心大转，然此身已公之于国，不复可据为己有。

《八贤手札》，页８９—９０。

在十七日（6月6日）林翼又致书彭玉麟说：

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

近十日都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者，非此则必不可去也。

《胡文忠公遗集》，卷七三，页１１。

又据《曾文正公书札》，卷一一，页２７—２８，致沈葆桢信说：

“四月之季，胡润帅，左季高俱来宿松。

与国藩及次青筱荃少荃诸人，鬯谈累日。

咸以为大局日坏，吾辈不可不竭力支持，做一分算一分，在一日撑一日，庶冀挽回于万一。

因屈指海内贤者，朋辈志士，惟阁下高卧林泉，置身事外，因定计坚请台从出山。

”由此也略可见宿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