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人口学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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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口学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
论中国人口学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
论中国人口学以及研究方法的发展
1.人口学的定义
人口学是一门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科学，主要研究人口的数量、结构和发展。
作为研究人口状况、人口过程和人口规律的科学，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其他科学研究方法一样，是人口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
人口学研究方法是人口学各研究领域中最重要和最困难的部分。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每一次重大创新都会带来人口科学革命性的飞跃。
人口学研究方法是检验人口研究结果是否科学、研究成果是否有学术价值的重要标志
2.人口学的起源
2.1现代人口科学研究起源
现代人口科学研究起源于英国，1662年格兰特（JohnGraunt）《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观察》作为第一部人口著作的诞生（DavidSmitandNathanKeyfitz,1977），标志人口研究进入科学轨道的开始。
1798年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发表《人口原理》不仅了人口研究从单纯的研究人口自身状况向人口及相关应用研究的转变。
早期的人口科学被看作是政治算术，主要是描述、分析和理解所统治人口的构成和发展（GraziellaCaselliatel，2006）。
1907-1939年洛特卡（AlfredLotka）所作的一系列开创性研究形成了稳定人口理论（GraziellaCaselliatel，2006）。
稳定人口理论标志着人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建立。
引起了此后长达200多年的争论，而且开创
2.2中国人口学研究的起源
中国在历史上虽然很早就有比较完整和完善的人口户籍登记制度，但系统、科学、全面的人口研究还是比较晚的。
中国现代人口研究发展的历史主要是从结合中国的社会实践引进国外人口研究思想、方法和技术解决中国人口实际问题开始的。
1900年以来，中国研究人口问题的主要学术研究领域集中在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
中国人口学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也主要是从引进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开始的。
1949年以前我国的人口研究虽然也引进了一些先进的分析技术，如生命表编制方法等（罗志如，1934），但主要受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重点讨论中国人口的多寡问题。
早期的人口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总量估计、人口压力和人口分布上。
第三，1972-1979年缓慢恢复阶段。
1971年医疗卫生领域开始探讨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
部分学者开是探讨计划生育的必要性、迫切性。
1973年国家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围绕计划生育主题的人口研究开始缓慢恢复。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对马寅初《新人口论》重新评论和重新评价，标志着中国人口科学开始全面恢复研究。
1979年联合国人口基金启动对华援助项目，援助的内容既包括避孕节育技术、人口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人口科学研究和人员培训。
第四，1980-1994年快速发展阶段。
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援助下，中国成立一大批人口研究机构，大批国外人口专家来华讲学培训，同时中国派出高校优秀毕业生和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留学和培训，中国人口学进入快速科学发展的轨道，人口研究方法进入引进吸收和创新阶段。
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和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以及大量妇女生育状况调查，为中国人口学者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广阔的数据基础平台。
人口研究的重点始终围绕生育和计划生育问题，人口控制研究成为焦点。
第五,1995年至今独立发展阶段。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将中国从重点援助国家转为一般援助国家。
中国人口研究机构受到很大影响，人口学从曾经汇集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和系统科学等到大批相关领域研究参与逐渐分化，多数高校人口研究机构也从独立实体转变为与其他专业合并。
中国人口学的发展从依靠外力阶段和其他学科共同参与进入人口学独立发展阶段。
随着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和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人口科学重新聚集相关学科领域的广泛参与，走向持续发展的道路。
4.研究方法的定义及发展
4.1定义
人口学是一门定量研究科学，人口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数据收集方法、数据分析方法。
由于人口数据与方法是人口科学研究的基础，因此，人口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和发展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人口问题的提出、人口数据的收集、与其他科学交叉和技术进步的推动。
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勃勃生机在于数据收集创新、分析方法创新和分析软件创新。
从人口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人口学主要研究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
人口学研究方法也是围绕出生、死亡和迁移流动展开的。
系统回顾新中国60年来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史，既是对前辈们所做人口科学研究贡献的评价，也是对人口科学发展的总结。
然而，客观公正地回顾中国人口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不仅需要对人口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有全面深入的理解，更需要对人口研究方法从历史的角度、实践的广度和科学的高度对引进、改进和创新成果有一个全面正确的把握。
鉴于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和主要特点，本文将重点回顾1980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国外、其他学科）、改造（检验、完善）和创造。
4.2研究方法的发展
4.2.1研究方法的启蒙与引进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国内大批学者在开展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研究的同时，对人口学研究方法进行普及和推广。
人口学研究方法普及和推广内容主要包括对人口统计数据收集、指标含义和人口模型建立方法等。
中国人民大学和全国其他机构在人口学研究方法的恢复阶段，做出了许许多多艰苦努力。
虽然研究成果比较简单，且主要集中在如何控制人口，但具有规范人口学研究的启蒙意义。
（1）启蒙
作为人口学基本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当时比较有影响的成果有刘铮等（1981）主编的《人口统计学》和宋健、于景元（1985）《人口控制论》。
除此之外还有刘长新等（1980）编著的《人口统计》、杨德清等（1981）编著的《人口统计学》、王维志（1981）的《人口统计》以及蒋正华（1984）的《人口分析与规划》等。
在为数不多的具有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启蒙性著作中，刘铮等主编的《人口统计学》影响最大，一方面是该著作作为高等院校教材发行量很大，另一方面，该著作浅显易懂，即适合人口学研究方法入门学习，又适合从事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时间不长，研究经验不多的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者参考。
该教材对中国人口学恢复之初规范人口研究、迅速提升人口科学研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缺点是参考书目列举和参考文献注释不太详细。
宋健、于景元（1985）的《人口控制论》作为另一部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该著作的影响主要是由于运用人口预测主要方法，预测未来100年中国人口的总量结构，研究结果成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依据。
该著作的思想和内容来源于工程控制和人口预测模型。
由于当时比较时髦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是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因此，《人口控制论》把人口预测蒙上了系统工程的神秘面纱。
除了上述专著以外，具有启蒙性质的文章还有1977-1979年《人口研究》、《人口与经济》等期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既包括对人口学基本研究方法的介绍，也包括冠以系统工程等术语的人口预测方法的介绍（王浣尘，1980）。
当时人口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多数研究还很不规范，如缺少应有的注释和参考文献。
（2）引进
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引进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为直接翻译一部国外学术著作；第二种方式是编译多部学术著作；第三种方式是翻译人口学研究方法方面的学术论文；第四种方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人员进行系统的人口学研究方法培训。
比较早完整翻译国外人口学研究方法的有张乐群（1982）等翻译的《人口分析技术》和兰州大学人口研究室翻译的《人口统计基础数学》。
这在当时多数人口研究者外语水平不是很高，又需要迫切了解国外人口学研究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翟振武等（1989）编著的《现代人口分析技术》多数内容直接取材于国外人口分析技术、联合国人口间接估计技术等大量国外经典文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口研究方法和人口分析技术领域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方法的规范化与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郑真真等译（2000）的凯菲茨著作《应用数理人口学》这一经典数理人口著作，对国内人口科学研究者更加完整、准确地领会现代人口学研究方法和人口分析技术，研究现代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前沿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帮助。
此外，方积乾（1984）翻译的蒋庆琅著作《寿命表及其应用》，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2）翻译的联合国人口分析技术手册《人口间接估计技术》，曾毅、郭志刚等译（1994）的《家庭人口学》以及潘国正等（1996）翻译的《生育率估计的亲生子女法》都是比较经典的人口学研究方法类著作。
除了专著以外，系统翻译和引进国外研究方法很多，如在生育方面，郭志刚（2000）翻译邦加茨和费尼（1998）的《生育的数量与进度》。
在死亡方面，罗茂初（1985）对比分析了Brass、Feeney方法在婴儿死亡率估计中的应用。
在人口预测方面，李南和胡华清（1998a，1998b）引进LTC方法对中国人口进行随机人口预测等等。
虽然有一些经典的著作和研究文献被翻译成中文或结合中国实际研究问题介绍进来，但国外人口学者研究方法不断创新非常活跃，学术论文被翻译成中文的还是比较少，即便被翻译成中文也不是很及时，如生育方面只有郭志刚（2000）完整翻译邦加茨和费尼（1998）《生育的数量与进度》。
其实，国外最近20-30年来人口学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文献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的。
除了著作和学术论文翻译引进以外，国际著名人口学者在联合国人口基金等项目的资助下对中国学生、高校教师和科学工作者进行培训。
1980-1990年聘请60位专家来华讲学，在国内举办76个培训班，有8000多人次接受培训，对中国人口研究方法的提升、研究规范的建立和推动中国人口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王兴根，1990）。
4.2.2研究方法的改进
随着对国外人口研究方法的引进和理解，比较系统完整引进、改进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口学研究方法著作有马瀛通（1989）的《人口统计分析学》和曾毅（1993）的《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这两本著作的主要内容既有国外人口分析方法的介绍，也有与中国具体实践问题的应用和改造。
既是作者多方面研究成果的汇总，也是比较全面了解中国人口研究方法和研究问题的经典的教材。
中国人口学对国外人口学研究方法的改进主要集中在生育问题研究、生命表、人口预测、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等几个研究领域。
（1）生育方面
推动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最大动力和需求来自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在生育问题研究领域，有许许多多研究成果。
生育问题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完善是这一领域重要的研究成果。
首先是有许多对Coale-Trussell模型的研究成果，如翟振武（1986）改进了Coale-Trussell（C-T）已婚生育模型；谢韦克与黄荣清（1993）阐述了Coale生育模型的改进模型—初婚对数正态分布模型。
其次是对Brass模型的研究，如张二力与陈建利（1994）结合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将孩次信息引入Brass的相关生育模型—分孩次的相关生育模型；曾毅（1993）提出在构造Brass相关生育模型时非最小二乘法比常用的最小二乘法更优；此外，郭曼东、王晓峰（1997）对布拉斯、冈泊茨相关生育模型进行了一些研究。
第三是总和生育率和生育模式的间接估计技术，如龚跃、杨华民（1997）将神经网络技术应用于年龄别生育率的研究；王广州（2002）提出运用遗传算法估计年龄别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间接估计技术等。
（2）死亡方面
生命表是人口学特有的分析技术，死亡分析方法是人口研究重要的组成部分。
虽然死亡方面的研究没有象生育问题研究那样成为中国人口研究的主导，但死亡研究方法的研究却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中国生命表的研究从探讨a值（路磊，1988；翟振武，1988）和由简略生命表生成完全生命表（亓昕、李南，1998）的方法改进开始。
中国的死亡分析主要集中在模型生命表、生命表和健康预期寿命方面的研究。
在模型生命表方面，李希如（1989）提出了一种新的单参数数学模型，并结合我国城乡死亡模式编制了城乡模型生命表。
路磊（1991）提出新的根据死亡水平与死亡模式估计生命表的方法，既提高模型生命表的适用范围与灵活性，又方便完全生命表的编制。
在生命表方面，李涌平、梁志武（2000）提出用按年龄与死亡时间数据编制生命表的双死亡数线性方法。
黄荣清（2000，2006）提出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人口死亡率的新方法—贝叶斯估计方法，并对1995年我国各省的分年龄、性别死亡率与人口预期寿命进行估计。
黄荣清（2008）对Gompertz的全年龄人口模型进行改进，新模型结构简单、参数易于估计、且解释力增强。
此外，蒋正华等（1984）为了解决1982年人口普查死亡人口登记与调查时点不一致问题，提出自修正迭代法。
在健康预期寿命方面，曾毅等（2007）改进的多状态生命表方法，并对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预期寿命进行实证研究。
（3）人口流动与迁移方面
人口流动和迁移是人口学研究方法比较薄弱的部分。
人口流动和人口迁移研究方法方面的研究非常困难。
与人口的出生、死亡研究不同，人口流动和迁移的数据质量、调查方法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创新更加困难。
研究的主要困难是人口流动、迁移除了涉及出生、死亡过程外，还涉及到时间、地点和边界三维变量的测度问题，因此无论是分析技术还是研究基础信息的收集都是非常困难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对中国的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如王桂新（1993），杨云彦等（1999）。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人口流动与迁移研究方法迫切需要研究创新而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4）人口预测方面
人口预测是人口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无论是生育研究、死亡研究还是迁移研究，大都是为人口预测和人口预测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服务的。
人口预测方法和人口预测结果的科学性，或多或少有赖于上述研究基础工作的进展。
人口预测方法的研究和探索是人口研究方法最活跃的领域。
对于人口总量的预测来说，复杂的方法未必会对预测精度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
关键问题是对人口结构的观察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
中国人口预测研究的改进主要体现在微观人口仿真模型、现代分析技术的引进、人口以外研究领域的拓展和人口预测软件的开发。
微观人口仿真需要运算大量的人口数据和较好的抽样技术，在微观人口仿真方面，李善同和高嘉陵（1993）应用数据库技术，提出提高微观人口仿真模型算法效率的有效方法；齐剑锋、郭震威、齐剑锋（2008）提出应用微观仿真模型分析人口政策调整效果和“四二一”家庭的有效方法（齐剑锋、郭震威，2008）。
人口预测除了研究人口本身的问题外，将人口预测模型拓展到其他研究领域，如尹文耀（1998）、王金营（2006）对教育需求的预测研究，以及杨耀臣（2008）提出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方法与人口学研究。
人口预测软件的开发与应用，对普及人口预测研究成果、推广人口分析工具具有重要意义。
2002年由王广州开发并被国家计生委推广的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区域发展规划等领域的教学与科研，为研究未来中国人口及相关问题提供了便捷的分析工具。
（5）数据收集
解放前，中国人口总量、结构没有直接调查数据。
解放后，中国进行了五次人口普查和大量的人口抽样调查，尤其是在生育史调查方面取得了大量翔实的数据，如1982年1‰生育率调查，1985年、1987年深入生育率一期、二期调查和1988年2‰生育率调查。
这些抽样调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第一是由于调查对象的积极配合；第二是由于调查设计的科学规范、调查实施的严格认真；第三是由于对调查结果没有行政和人为干预。
人口普查和高质量的抽样调查为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改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1992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度、计划生育管理条例的严格实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和人口迁移流动规模迅速扩大，给传统人口数据收集方法带来很大困难，大规模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数据不仅数据质量下降，而且对关键指标的调查结果引起了争论和混乱，这里面既存在能不能搞准，也存在想不想搞准，更存在敢不敢搞准的问题。
游允中（1997）在总结世界许多国家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人口数据收集的实际撰写《收集人口数据的方法》，对规范、改进中国人口数据的收集方法和技术提供有效的帮助。
（6）间接估计
间接估计既是人口科学研究的主要特色，也是人口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
国外间接估计主要是应对数据缺乏和数据质量较差等实际研究问题。
间接估计方法在中国的发展，也主要是解决直接调查、登记数据缺乏和数据质量较差的问题。
朱悦新（1982）将现代控制理论中关于系统辨识的原理与方法应用于人口系统，提出了按龄留存率的解析式，将参数估计问题转化为优化问题，为我国当时数据资料有限条件下辨识人口模型参数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法。
曾毅（1992）提出利用平均初婚年龄与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估算平均生育间隔的方法。
谢韦克、王绍贤（1996）讨论了有全部生育率数据、只有部分生育率数据以及没有生育率数据三种不同条件下构造生育模型的方法。
王广州（2000）提出指数空间变异函数模型在人口空间间接估计中的应用方法；郭志刚（2001）提出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对独生子女信息的估计；王广州（2001）改进了利用一次人口调查数据，提出了运用两个时点的人口数据，对两时点之间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估计的方法。
杨书章、王广州（2007）和王广州（2009）提出独生子女数量和年龄性别分布的间接估计方法。
4.2.3研究方法的创新
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实践一方面促进中国人口科学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也给中国人口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研究问题。
中国人口学研究方法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正是适应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研究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虽然中国人口研究热点经历了人口百年预测、独生子女政策还是“晚、稀、少”二孩政策、出生性别比“实高”还是“虚高”，低龄人口漏报还是真实生育水平到底有多低等一系列研究问题，但中国人口研究方法创新的核心始终围绕生育政策、生育水平、人口预测和数据质量等基本研究问题。
（1）孩次递进生育模型与指标体系
半个世纪前（1953年）法国人口学家亨利（Henry）最早提出孩次递进的概念。
1980年代孩次递进的概念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产生了两个主要分支。
一支是美国学者菲尼（GriffithFeeney，）创造性地提出的孩次递进比方法；另一支是中国学者（马瀛通、王彦祖、杨书章，1986）在孩次递进概念的基础上，创建了孩次递进率方法，并建立了相应的孩次递进（率）人口发展模型及其指标体系2。
孩次递进模型及指标体系研究结果不仅可以用于人口预测，而且可以用于对时期生育水平的衡量，该模型方法的创立，克服了总和生育率法人口预测和总和生育率衡量时期生育水平的内在缺陷，不仅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紧密结合，而且对生育过程的描述更加科学可靠。
在马瀛通、王彦祖和杨书章创建的年龄－孩次递进模型的基础上并对该模型的实际应用进行进一步研究的成果有陈友华（1993）孩次递进比数学模型的建立与生育表的构造，王广州（2004）孩次递进模式研究和郭志刚（2004）。
郭震威、郭志刚、王广州（2005）对年龄－孩次递进模型进行拓展，并用于中国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老年夫妇人数变动预测。
王广州、郭志刚、郭震威（2008）再次对马瀛通、王彦祖、杨书章创建的年龄－孩次递进模型进行应用延伸，完成对中国伤残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人数的初步测算研究，以及王广州（2009）对独生子女总量结构的估计。
（2）出生性别比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不仅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世界人口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的。
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自然而然成为研究的焦点和热点。
对出生性别比的研究急需要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对实践的基础理论指导。
马瀛通、冯立天、陈友华（1998）通过深入研究1988年中国2‰生育率调查数据中的生育史回顾数据，提出出生性别比新理论，认为出生性别比是条件随机事件，孩子的出生顺序和性别相关，彻底改变了对性别比研究的传统看法和理论3。
毫无疑问，马冯陈（1998）人口新理论与新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回答实践中的最基本难题具有指导意义。
然而，马冯陈模型的主要数据来源和例证方法采用中国1988年调查数据中的1970年代生育史数据，数据中的删失和回顾性调查的不准确问题是否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以及该理论能否具有基础理论的普适意义，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加以反复检验和证明。
（3）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模型与指标体系
出生性别比的由常量变成了变量，彻底改变了人口系统的基本结构。
如何观察、分析和研究这种变化的人口学、社会学和统计学含义，需要全新的理论和方法创新。
杨书章、王广州（2006a，2006b，2006c，2006d）提出孩次性别递进的基本概念，建立孩次性别递进状态空间及其指标的表示方式，构造了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
该模型和方法根本的改变是研究思路的转变（或者说考察方向的改变）。
以往的方法关注的焦点是婴儿出生事件；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事件的主体—育龄妇女。
妇女在状态空间中运动；婴儿出生被看作妇女生育行为的产物。
这种新的理念是孩次性别递进理论的精髓。
孩次性别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优点是与中国人口实际结合更紧密。
绝大部分政策规定都可以用模型控制变量直接表示，更适合政策模拟和预测。
能为计划生育政策提供更多有用信息。
缺点是模型比较复杂，基础数据需求量大。
对该方法的相关应用研究还有杨书章、王广州（2007），王广州、傅崇辉（2009），张丽萍（2009）等。
总之，孩次性别递进生育模型与指标体系的创立既是对孩次递进生育模型与指标体系研究的发展，也是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研究的创造。
（4） 家庭人口预测模型
家庭人口预测是人口预测的重要研究领域。
与通常人口预测不同，家庭人口预测需要的数据和模型更加复杂。
家庭结构、家庭构成不仅涉及人口的自然属性，同时涉及人口的社会属性，因此，测量的复杂和参数不易辨识。
曾毅、金沃泊和王正联（1998）发表《多维家庭人口预测模型的建立及应用》，成为该领域系列创新研究的重要文献。
曾毅等家庭人口预测模型不仅在方法上解决了家庭人口预测的难题，而且形成计算机预测软件（Profam），对该方法的普及、应用和检验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除了曾毅等家庭人口预测以外，对家庭人口预测模型很有帮助的比较重要的研究还有姜全保、郭震威（2008）独生子女家庭丧子概率的测算和姜全保等（2009）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生命周期研究。
4.2.4未来发展的展望
学术研究除了激情之外更需要科学的方法和严密的逻辑。
科学研究的重要进展往往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分析技术的进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科学的发展，客观实践需求和要求越来越高。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满足社会实践对人口科学提出的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人口学研究方法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和转变：
（1）从宏观到微观
随着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对大规模原始数据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手段日益丰富，对大规模原始个案数据的深入分析成为可能。
因此，如何提高对大规模数据的驾驭能力和分析能力，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面。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口分析模型也来越强调对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对人口系统、人口过程的描述。
微观模型获得的信息和回答的问题非常丰富，因此深入研究微观人口模型，对回答复杂问题和完整描述人口系统变化规律和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2）从描述到解释
人口科学是定量研究科学。
传统人口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对人口指标和人口总量、结构和发展状况提供定量描述上。
随着人口指标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变量的基本特征以及定量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深入发展，人口研究的许多科学方法如队列分析、时期分析等的主要功能也应该逐渐适应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变化，为更多的社会科学提供独特的视角和分析工具。
因此，人口科学方法在传统人口统计推断描述功能的基础上，逐渐向人口行为和过程的作用机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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