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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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
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
孙广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各位同学，大家好！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有关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这个模块的相关知识。
关于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这是一个各方热议，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研究领域。
本着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我这里只是从学理角度来提出一家之言。
我相信观看这个视频的很多同志是在从事实际的管理工作，甚至于以后通过调任、交流等途径，可能成为真正的公共管理者，所以，也许在实际的工作层面，你们比我更加了解政府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和信息。
所以，从学理层面我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些理论思考的视角，希望能够跟大家有所交流，如果我有讲的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大家给我提出一些批评指正。
这门课的主要内容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有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内容，也有行政学领域的一些内容，还涉及到管理学的一些前沿知识。
作为公共管理来说，它是经历了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管理学以及到新公共服务学几个阶段的发展，从课程内容上来说主要是讲三个方面的知识。
第一个，当前我国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背景。
第二个部分，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问题。
第三个部分，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若干的发展趋势。
我们从历史、现在和未来三个时间的维度来我们要了解的知识模块有一定的分解和一个预判。
一、当前中国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基本背景
首先是第一部分的内容，当前中国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一个基本背景。
对于中国政府改革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将近40年的这么一个时间范围之内，无论是政府系统内的官员、普通公务员还是广大的社会公众都是非常关注的一个热门领域。
这也体现了大家在与政府交往的过程中，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民生领域之间我们体会到政府的一些问题，以及对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一些思考。
我们讲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讲政府自身的一些问题，还包括政府发展的一些问题。
公共管理领域在学科层面来说它是很新兴的一个研究领域，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国外发展起来。
它的一些宝贵的经验和它一些有益的举措现在已经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来，主要是在中观层面和微观的运行机制当中。
就背景这个部分，我们当代的中国面临着很多发展上的一个难题，这里我总结了几个方面。
（一）革命后社会对中国的公共治理提出挑战
首先，革命后社会对中国的公共治理提出了一个挑战。
自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么一个论断之后，关于治理的研究层出不穷，而且无论在官方的文件中，还是学理的探讨，都特别地多。
那么，据我个人的一些看法来看，当前中国的公共治理起来面临着很多的发展上的难题，也面临着非常严峻和艰巨的一些挑战。
所以，这里我提出一个分析视角从革命后社会这个角度来看待。
所谓革命后社会，从概念上来理解经过暴力革命之后所建立的一个社会。
我这里对它进行了一个特点上的总结，经过1949年的暴力革命之后，我们的社会有自身运行的一些发展规律，也有它现存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那么，革命后社会它自身的一些特征直接制约了我们政府改革的一些力度、深度、广度以及发展中的一些前进的速度。
所谓革命后社会的特点来说，一共是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大众对革命的承诺具有强烈的一个期盼。
在这个革命过程中，作为配合我们执政党推进革命的社会公众来说，往往在革命过程中需要和革命党建立一定的社会联系，比如我们当时提出的一些口号，“打土豪，分田地”，这变成大众阶层支持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契约。
信用维度和市场中的合同效力是等同的。
革命之后就出现一个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已经许下了一些政治契约或承诺，革命之后我们要兑现一部分承诺，兑现到什么程度，包括兑现以后是否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这都会影响到执政党的一个公信力的问题。
所以，在革命后社会里面，大众阶层普遍对革命的承诺具有特别强烈的期盼。
而执政党从革命党转型之后，它对于大众这种承诺的回应性，包括兑现的程度都直接影响了制约了它的执政基础。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革命后社会结构的高度组织化。
从社会结构上来看，我们现在的这种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摆脱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一个脉络、特点、基本运行的维度和规律，我给它作了一个总结，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更像一个哑铃型的结构，一方面是政府权力的集中，而另外一方面是村舍层面的权力集中，而中间哑铃这个棒相对来说这个渠道比较单一，这个部分是我们广大的社会领域，特别是社会组织它发展的这个趋势比较单一。
集权是与分权相对，集权的概念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客观的中性词，它讲的更多是一种权力的分散的状态，集中或分散的一个状态。
本身这个集权与政府是否专制之间没有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而分权与民主化的程度之间也不直接一一对应，所以以往各方对于集权与分权概念上的组合和认识有一些误读，对于集权层面来说，我们的政府在革命之后，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集中占有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公共资源，这一点也是后来出现腐败频发，包括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等各种各样的不良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政府的权力太大，而这个公众层面，特别是在村舍一级出现了宗族、家族集权的结构，这样导致了一方面政府集权，而另一方面是村舍集权，而中间的社会组织这个渠道又太过单一，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哑铃型结构。
理想的社会结构，就现在来说，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总结，叫橄榄型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政府它是机构精简，权力下放，能够下放给市场的就给市场，能够下放给社会的就给社会，而另外一个层面村舍，社会层面，以家庭为单位，它也是结构非常清晰的组织结构，而橄榄中间是比较丰富地，占有面积非常广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它是我们公民社会构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们的社会结构，哑铃中间这个棒在不断地拓宽，但两边哑铃的球也在不断地缩小，但依然没有摆脱哑铃型结构的总体痕迹。
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革命后社会文化上的断裂感和失落感。
经过暴力革命之后，人们在文化价值上会出现两种极端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对权力的极度的依附性，崇拜权力，依附于权力。
这种文化价值体现在政治领域，它会变成对滥用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另外一种文化价值上的选择是极度的反叛性，极度地蔑视权力，这两种价值都不是特别理想的状态，它是一个坐标的两极，如果它中间有一个点的话，相对往中间走一走，综合的层面的话会更好一些。
革命后，这种社会文化上的断裂感和失落感也会成为我们当前政府的文化，包括政治文化、行政文化，它能否为大众所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革命惯性的后遗症。
在革命过程中，不管是世界各国哪一个国家经历的哪个时期的革命，都有这样一个特点。
革命党为了争取大众的支持，它会变成把自己的能力无限放大，变成一个真正的全能党，而革命过程中，它也的确是无所不能的，是全能的，因为它主要的工作是进行破坏性的工作。
但从革命党华丽转身成为执政党之后，它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一个建设性的工作，而建设性的工作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是相关的，根据现代政治学理论里面，我们讲的，任何社会组织的功能至多是一到两种，不可能是无所不能的，所以我们把这个革命党当做是一个全能党，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我们对这个党和政府掌握公权力的一些误读，导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国家政权系统有一些革命时期惯性的一个后遗症，对它的一个错误的认识。
现在我们的一个大趋势是，通过协商民主这种制度的建立，通过党内民主制度的建立以及政府自身的自我的改革，权力不断地下放，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包括机构改革等一系列的自我组织的更新与革命，社会层面、市场权力，它的这个维度应该会越来越大，所以，第四个特点也是影响我们现在中国的公共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我这里作一个简要的总结，革命后社会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府的一个治理能力，而要提高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首要的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建立健全公共管理体系，全面提高治理效能来服务民生。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二）国内外环境的急剧变化迫切呼唤政府变革
第二个背景，国内外环境的一个急剧的变化，迫切地呼唤着政府的变革。
就我国来说，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改革本身也进入到了一个战略的转折期，这里可以从两个角度对所谓战略转折期作一个提炼。
第一，需要重构与凝聚各方的改革共识。
第二，改革的重点有可能也正在发生转移。
什么意思是，首先第一个层面，我们对改革开放到什么程度，包括它的方向是怎么样的，包括改革的力度如何以及它下一步怎么走，也是我们经常讲的，改革开放经过30年之后进入到了深水区，不再是简单地摸着石头过河了，到深水区之后它面临的困难会更多，任务的复杂性，包括改革的艰巨性难度也会加大，如何凝聚各阶层对深化改革的一个共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要考虑的一个点。
正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这本身的提法也是一个对改革共识的一个凝聚。
第二个维度，改革重点正在发生转移，如果前三年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30年之后的改革更多地要转向公权力领域，特别包括政府自身的一些改革。
我们不仅仅是改革我们执政的一个对象，包括服务对象，更多地包括服务主体，我们自身的政府效能的提升，包括权力的配置、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等也需要进行重新调整。
这里，我也有一个具体的分层，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各方对改革的认同度还参差不齐，有两个实例，一个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教授讲过一句话，他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非常震动全校，甚至是震动全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的改革，他对改革开放30年有一个判断，说：
“最大的遗憾是政府成为了最大的一个利益的受损者。
”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的视角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但他一语既出，引起各方的热议，包括对他质疑的声音也特别地大。
很多人认为他这种判断是不符合我们的经验知识的，甚至也有人说提出，政府除了阶级性、公共性以外，现在还出现了自利性问题，有人提出政府不仅仅是改革最重要的推动力，并且它也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也有这样一个论断。
但在学界这一点还是有些争议的。
不过我们看一下普通网民的看法，有一个网民的名字叫做“天下为公”，他在2013年8月份讲到这样一段话，我这里也把它摘抄下来，“医疗改革使人看不起病，教育改革使人上不起学，住房改革使人买不起房…在改革开放初期还好，越到后面越让少数人获得利益，让多数人承担成本”，作为普通百姓，普通的网民，他作为公共舆论的一个声音，那就跟知识精英的看法是有一些区别的，有很大的差异，张维迎教授和网民之间的观念上的分歧也能让我们对各方阶层对于改革的一个共识上的一个分歧有一个些许的差别，我们可以称为管中窥豹。
下一步我们能否化解这种改革上的分歧，以及凝聚改革共识，已经成为直接关系到下一步改革成果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里也有一个数据，2013年新华社做的一个调查，对当前公众最关心的五大民生领域的问题做了一个调研，这是它调查的一个结果。
排在第一位的是医疗改革，关系到公共民生的，切身的一个民生领域，公共卫生领域的一个改革，它的关注度高达74%；第二个领域，孩子上学的问题，是我们讲的“新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有61%的人关注孩子教育的问题。
排在第三位的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当然我们也可以期待未来我们社会保障系统全国的统一，已经拉出了时间表。
第四个，收入分配差距的问题，就现在来看，包括暴富阶层、极富裕的阶层，包括处于贫困线以下的赤贫阶层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我们在社会科学领域里面有一个指标，叫做“基尼系数”，通过基尼系数来评判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的高低，我们的这种基尼系数，国际上的认定和国内自己的认定有一点差距，大概是介于0.45到0.5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有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所以，从现在来看，我们的社会公众，特别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一个仇富心理，这一点跟政府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都是密切相关的。
第五个部分，腐败问题，当然这也是多少年以来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
至今为止，腐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它如何进一步深化的一个发展方向，包括反腐败的制度设计，整个制度是否有效，以及是否要重新调整制度设计的一些微观安排，都需要再进一步经过顶层设计和实践中的一个充分的论证，强调它的科学性。
但从总体来说，对反腐败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是很有信心。
这是新华社报道的一个数据的支持。
其次是中国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在快速推进，但集聚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这里有一个简要的罗列，包括改革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凸显，如官民矛盾、阶层矛盾、城乡矛盾、经济与社会矛盾、地区矛盾、代际矛盾。
阶层矛盾，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提出这样一个说法，上层精英化、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上层精英普遍地出现了既得利益集团，比如我国发展最大、最成熟的，也是把博弈能力最强的一个利益集团——房地产利益集团，它这种自我组织，包括与政府调控房地产经济政策之间的政策博弈，是互动性很强，而且抵制政府经济政策的能力也很强，并且在我们的全国工商联里面有房地产分会，很多房地产商会定期担任轮值主席这职，他们也成功地抵制了包括“121号新政”等一系列经济政策的调控。
而作为底层的公众来说，他们很难进行自我组织，在政治学里面，我们有这样一个说法，人数越少的集团越容易实现共同利益，而人数越多的、基数越大的社会阶层不容易维护自身的共同的公共利益，比如全国最大的一个系统是工会组织，按理说工会组织能够很好地维护我们的一些共同利益的，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发现，工会组织在维权方面，包括利益表达方面，凝聚力、利益共识方面都存在着很多的差距，所以，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提出上层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精英与公众之间出现了阶层的差距，而且出现了一种鸿沟，这种鸿沟短期之内是无法调和的，不容易弥合这种鸿沟，很多时候是由于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导致的。
所以，原来我们的总理温家宝同志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再小的事，让13亿人一乘也变成天大的事情，中国再辉煌的成就，让13亿人一除也变得微不足道”，他这一句很精辟的概括体现出来了我们的人数众多，包括大家对于很多问题，因为人多导致认识上的看法不统一而带来政府自身改革的一些困扰。
所以，政府不仅是有其自身的一些问题，而且在推进公共事务，履行自身职能的时候也面临了一些难题，政府之难为。
清华大学在2013年发布了我国国内危机事件的分类，这也能体现出来我们快速推进现代化，改革进入到一个深水区之后，它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利益上的难题，它概括了五种类型，一种是自然灾害型，包括因为自然环境的破坏、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一些出现了冲突。
自从2003年出现SARS危机之后，政府非常重视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地震等一些因素导致的危机事件，而我国内部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在这个领域，政府在不断地完善处理危机事件的调处因为危机出现了各种利益纠葛和矛盾的能力，包括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包括成立应急管理办公室等，这都是一种进步。
第二种类型是利益失衡型。
包括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保障的缺乏，引发的一些集体上访、静坐、示威游行或集会，比如因为环境保护的因素，因为各个地方因为要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上马一些危害公众身心健康的一些环保项目，违反环境保护部的环境保护影响评价，引发了一些集体的机会，这就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利益失衡型。
还有权力异化型，包括政府权能体系的失效，腐败、司法权的一些不完善等，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第四种类型是意识冲突型。
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异化形成了一些宗族的矛盾，包括民族上的一些意识冲突的矛盾。
也不排除国外对中国进行分裂的有预谋的活动。
第五个领域的类型是国际关系型。
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方面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这是清华大学对于危机事件的一个分类。
这里我还有一个链接，有一张图片，这张图片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在去地方调研的时候拍摄的一张图片，它反映了深圳的一家公立医院，医生在日常巡诊中带着钢盔去巡诊，这是非常讽刺的一种现象，它反映出来医患之间的矛盾，这属于一种阶层矛盾。
本身这个医生的群体现在面临着两极的难题，一方面是当遭遇到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化身为白衣天使，而在公共卫生危机结束之后，很多医生会抱怨说原来我们是白衣天使，现在变成了“白狼”，有一个非常不好听的绰号，有很多病人抱怨我们开大处方，抱怨我们看病难、看病贵，医疗改革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领域，改革起来难度也很大，但医生现在也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很多患者家属不满意就会拿着医生出气，所以有很多危害医生个人人身安全的一些事件发生。
医生为了自我维权，他们也就戴着钢盔去巡诊，这看起来，我以为医患关系应该是跳出医院来看医院，它的难题不仅是在患者自身素质怎么样，觉悟怎么样，也不在于这个医生是否坚守履行自己的职业道德，这两方面也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政府作为一个仲裁者，它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如果说医患关系之间的这种矛盾特别尖锐的话，这是政府的缺位，政府出现懈怠或不作为，政府的懒政，导致出现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情况，本身它只是一种现象，其本质在于政府的不作为。
这是第二个，我概括的一个维度。
第三个，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却付出了过多的环境与资源代价。
这里有一个案例是淮河的一个“十年治污之痛”。
淮河作为我们中国的第三大河流，是我们第一个大规模地治理水体污染的流域，也是我国唯一一部流域污染法规，第一部流域治污规划出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河的领域。
这两部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都是因为淮河而但的，中国的水体污染的治理，有很多大规模污染事件的发生，比如说太湖、云南的滇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淮河比较特殊，它治理了十年之后一直都没有治理好，反而会形成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水团。
有这样一个顺口溜，50年代的时候在淮河是淘米洗菜，60年代是洗衣灌溉，70年代是水质变坏，80年代是鱼虾绝代，到90年代是身心受害。
从1994年7月中旬的时候，当时的暴雨导致水库开闸泄洪，淮河的污水泛滥，百万淮河民众饮水告急，开始政府治污之路，治理了十年之后，到2004年7月份的时候，因为上游突降暴雨，反而是形成了淮河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污水团，整个扫荡了淮河的干流。
为什么我们投资巨大上百亿，治理了十年之久，到最后反而会影响了一个最大的污水团？
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政府的财政资金，老百姓的纳税款都打了水漂，一场暴雨揭出了淮河治污的十年之丑。
这里有几张图片，触目惊心的淮河污染，有一张是动物溺死在河流里面的图片，它的水是经过测试，它属于劣质的五类水，三类水以上是可以皮肤接触的，三类水以下尽量不要接触，但它是五类水里更加劣质的一类，可见它的污染巨大。
另外一个图片是工厂的排污，肆无忌惮地没有任何的排污设施，就直接排到了淮河的支流，这是地方保护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因为有一些企业它本身是地方的一个纳税大户，政府也有GDP的压力，中央制定的政绩考核指标对地方官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挥棒，它测算哪些指标，根据哪些去测定他们的政绩，评估他们的政绩，哪些指标是他们力求争取的一个领域，比如中央追求GDP，那地方官员就会拼命地上马各种各样的项目，不管这个项目对这个地方是否有害，污染，包括居民的身心受害等。
所以这里有一个小学生上课的图片，孩子们都是戴着眼镜，戴着口罩去上课，可见它的气味之难闻，对孩子身心健康的影响。
这里我不能单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上，因为本身地方官员为官一任追求政绩，也不能说他完全是错的，如果换位思考，我们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也会根据上级的绩效考核的指挥棒去做，只能说我们的制度设计本身还是存在着一些瑕疵的。
这是第三个方面，所以经过淮河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已经付出了过多的资源和环境的代价。
第四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却不断地被世界所误读，甚至被污名化。
公共管理的核心主体是政府，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能看到，不管它是哪一种发展模式，我们现在已经概括出来的模式，包括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也好，莱茵模式也好，东亚模式也好，包括中国模式，尽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基本价值观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相应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但它有一个共同的决定性因素，即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公共治理能力都成为了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随着中国的崛起，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比如说
我们自己提出大国崛起，我们是和平崛起的，但现实中却有人质疑说，从世界发展的历史上来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它在崛起过程中是完全和平的，不经过对外侵略或掠夺纯粹和平的崛起，他们不相信中国可以和平崛起，甚至有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侵略和掠夺的历史来质疑当今中国的发展，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和平崛起的悖论。
还有一个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尴尬，现在整个产业发展来说，现在我们是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替代型来转移，但是现在我们因为人数众多，大量富裕的劳动力随着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包括城市，这种大量富裕的劳动力因为没有更多的技能，它只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导致我们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芭比娃娃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的销售是9.99美元，但在中国它加工的劳动力成本，我们有特别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甚至有些地方在招商引资的时候是零地价，有的甚至于是不收各种各样的成本，水费、电费在一起的时间之内，为了要招商引资上这个项目来增加GDP的维度。
每一个打工妹打工一个芭比娃娃，她所获得的劳动力的收入只有0.02美分，0.02美分和9.99美元的售价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在美国的广告费，宣传芭比娃娃要做的这个广告费有3美元，可见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多么发达，而我们却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生产的产品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每个美国人每年穿4双中国产的写字，很多都是“Madeinchina”，然后用两个中国生产的杯子，还有很多国家起诉中国是倾销，因为我们的成本太过低廉，导致我们的产品生产再出去之后价格仍然比他们用最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原材料生产出来的成本还要便宜，这样就有很多国际官司。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世界工厂”的尴尬，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
面对着上述的背景，我们这个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要怎么改？
它的发展方向是怎么样，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讨论。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部分，我们改革的一个基本的背景。
二、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与问题
（一）概念内涵的界定
第二个部分，公共管理与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与问题，这个领域的内容研究范围也非常地广泛，研究的内容也有很多，也许我们讲上48个课时都是不为过的，要在一次课程中把它讲清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所以说，我尽量把它的一些要点作为一个比较简单的概括，挑其精髓给大家作一个介绍。
首先第一个部分，对概念内涵的一个界定。
这里面我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很重要的跟我们研究领域相关的概念。
我们把这个概念的内涵界定清楚之后，再来探讨它的一些主体、工具，我们的对话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的话我们的对话是你讲你的，我讲我的，没有真正的有效的交流。
首先第一个对公共管理怎么样界定。
对公共管理的界定，我们可以从它的一个学科意义上来看，从学科意义上来看，公共管理是一个研究公共权力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如何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障和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整体发展，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一个新兴学科，这我们从学科意义上来介绍。
公共管理的英文是“Publicmanagement”，在学科意义上来说，大家更熟悉的是行政管理学。
在国外研究领域中，我们有公共行政学、有管理学，有公共管理学，就是没有行政管理学，行政管理学是我们在中国本土化的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叫法，它是公共行政学与管理学的一个组合。
但在国外的学科意义上来划分是划分得很清楚，公共行政学主要研究的是政府系统，掌握公权力的机关的一个运行，而管理学领域里面它主要研究的是市场化的运行，包括企业，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作为典型代表的一个领域，公共管理更多研究的是公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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