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茶馆四川人软绵绵的幸福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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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茶馆四川人软绵绵的幸福生活
川西茶馆：
四川人软绵绵的幸福生活
“头上晴天少，眼前茶馆多。
”四川人说自己有“三多”，茶馆多、厕所多，再则闲人多。
这种印象也成了外地人对四川群像的素描。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曾在一首打油诗里描写成都人：
“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
”茶馆，成为四川人最世俗化又最活泼的生活场景。
如今的四川都市，大街小巷闲散的老茶铺渐渐被高档茶楼替代，茶馆或许已不再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社会俱乐部”。
不过在略微边缘化的乡镇，茶馆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散发着久远的清香，农耕文明带来的富足生活，杂糅着移民历史的流动性，让人感受到了四川人那宽松柔软的幸福观。
的人，那时候有穷人吃了汤锅付不起钱，按照规矩要头顶一个长条板凳跪在门前，作为惩罚。
不忍心的邓胖婆叫罚跪的人起来，还给几个铜钱打发人走。
新中国成立后搞公私合营，太平园一夜之间没了。
太平园所在的半边街，刚好是德阳和绵竹的分界线，一侧为孝泉镇，另一侧为孝德镇。
这里实际上是个回民聚集区，500人左右的回民居住此地，一座300多年历史的孝泉清真寺是全国十大清真寺之一。
好玩的是，这里的清真寺并非伊斯兰拱顶的建筑式样，反而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四合院形式，31岁的主持马庆磊说，移民的历史在这里表现出了最宽厚的融合。
“湖广填四川”是几乎所有四川人描述自己家史共同的背景，清代流传于成都的《锦城竹枝词》描述成都人的血缘变化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相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
”一些老人还会有趣地撩起胳膊给记者看：
“喏，我们手臂上还有印记呢，因为我们老祖宗就是从湖广被绑到四川来的。
”广东人的后代说，你若看到镇上有人走路将手背在身后的，就是我们广东人，因为我们祖先是长途被绑来，所以我们养成了这样走路的习惯。
遇到陕西人也会这么讲自己，湖北人又说自己的祖先才是这样。
兰泰华是相对能够讲清自家祖先移民史的。
他在半边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卖回民的名小吃“果汁牛肉”。
果汁牛肉是本地特有的发明，发明人马道庸几十年前苦于新鲜牛肉卖不完易变质，就将牛肉油炸后裹上十三香，并以果汁来浸泡。
他无意中的发明，如今成了本地回民最有特色的一个生计，马道庸早已过世，他80岁的儿子马昌恒以自己名字当牌子的果汁牛肉名气不小。
由于兰泰华是长房长孙，虽然他年轻时离开小镇，全国各地修建铁路，离家有40年，但是祖上的家谱仍然保存在他手里。
“我们祖先是陕西蓝田县的，父亲小名叫‘田生’，即是蓝田县人的意思。
我们兰家在康熙中期来到四川，到现在300年了。
”他是小镇上见过世面的人，虽然头发花白，穿着蓝色牛仔裤和旅游鞋却非常精神，经常哼着小曲怡然自得。
300年前刚刚来到四川时，兰家在孝泉镇上卖挂面、糖果和开茶铺，在乾隆年间盖起了八扇大门的老宅子，屋顶上挂着四个纯金大字：
“耕读传家。
”兰家的老宅子依旧在清真寺后边，兰泰华记事时，分到他们长房这一家的仍有900多平方米。
只是地震时老宅子被震垮了大半，年久失修的家谱和老家具压在废墟下，它们早已多年未被人提及了。
兰家鼎盛时，曾经拥有800多亩土地，是此地的一个大地主。
兰泰华说，到了自己爷爷这一辈儿，突然一次性地卖了所有田地，“祖上没人赌博或抽大烟，也没有记载发生了什么大的变故，爷爷变卖土地成了一个谜，至今我们都不知缘由”。
1973年，兰家的几个子孙拆了一部分老宅子，主要原因就是想找找爷爷是否将卖地的钱藏在家里，但是最后也没有找到，老宅子便失去了让后代人感兴趣的理由。
从半边街上几个家族的历史来看，本地富户在民国年间都有着重视子女教育的传统。
邓启泰的父亲从黄埔毕业，曾经在国民党部队中任运输连长。
兰泰华的父亲兰常玉加入了国民党，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内战爆发前回到了孝泉，并没有在国民党内混到什么头衔。
等到解放时，兰家只剩几亩薄田，反而躲过了各项政治运动，父亲也只是遭到了轻微的批斗。
邓家的命运更为坎坷，邓启泰的父母在解放后遭到严酷批斗，家庭离散，邓启泰自己也曾经漂泊在外多年，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家里被落实了政策，才回到孝泉生活。
2003年，邓启泰要回了自家的房产，倾尽所有加上贷款，修建了古色古香的“太平园”。
“我想可能是太奶奶他们积德行善，回报到了我头上，本来我年轻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没想到退休后还能恢复一部分祖业。
”邓启泰说，将太平园建成茶园，是为了让更多人悠闲地感受这个园子，一元钱一碗茶可以坐上一天。
少时的茶馆，成为当地人获得文化普及的重要场地。
邓启泰关于《水浒》、《说唐》等的知识全部来自茶馆。
说书唱戏的艺人是流动的，在一家茶社住上十天半月慢慢把一出书讲完。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沉浸在电视的愉悦中，茶馆的艺人就全部消失了。
邓启泰是此地少数还会打金钱板的人，这种四川民间的乐器几乎消失，而他的手艺全部来自小时候在茶馆的所见所得。
邓启泰由于命运波折，言谈间很少有本地人轻松愉悦的表情。
而和他同岁的兰泰华，则要显得快乐得多。
即使多年在铁路系统工作，兰泰华仍然坚持有节制的饮食，不碰汉人的碗筷，“人有了信仰，就不能轻易颠覆”。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笑自己是个汉化了的回民，他并不要求自己一天做五次礼拜，抽烟喝酒都喜欢，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
“子女的事情我从来不多问，所谓天生一人，必有一乐。
任何人能在他所得到的环境里，最好地安排生活，那就是生活的最高境界。
我为人处世，有钱不捧你，没钱不踩你。
眼睛一睁，新的一天开始了；眼睛不睁，这一辈子都过去了。
” 兰泰华只在每周五去清真寺做礼拜，平时自己喝一两百元一斤的茶叶，每年老两口出去游玩一两次。
兰泰华说，回民讲究人死归土，从来没有任何陪葬品，“管他亿万富翁还是叫花子，死后都是三丈六尺白布裹身，谁也不会多得到两寸，黄泉路上无贫富，我们现在能拥有什么，就好好享受吧”。
悠闲自在的生活仿佛一个大熔炉，将来自不同地域的人锻造出同一种特质和习性，这种闲散的宽容，反而成了此地最为一致的特征。
兰泰华的妻子是陕西的回民，两人结婚后她来到孝泉生活，年近60岁的她瘦小精干，仿佛40多岁的模样，一头烫发染成黄色，说着地道的四川方言，每天下午张罗着在店铺里打麻将，已经看不出外地人的影子。
孝泉镇地理位置虽不封闭，但是与中国其他的城镇一样，这些年里本地人口带着精英文化急速向更上层的城市集中。
历史上农业社会中，小镇中占主导的地主精英阶层被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隔断了。
但是如今一些游历四方的长房长孙，年老时仍旧惦记着自己继承家业的职责，于是他们成了这个小镇上默默相守却故事丰富的一代人，一方面他们鼓励下一代出去看外面的世界，另一面他们又十分享受古镇每日简单的劳作，在这里将自己的晚年哲学变得简单快乐。
道家文化与世俗生活 50多岁的尹天润是绵竹木版年画的传人，父母和哥哥在离孝德镇几公里的石坝村居住，他因为爱好年画和本地习俗研究，曾经是孝德镇文化站站长，颇有几分乡间学者的味道。
尹师傅身材高大，脸阔鼻高，他听曾读过私塾的父亲说，自己祖上来自陕西。
但是像尹家这样世代农耕的家族，族谱早已埋没，基本说不清家族的根源。
“我们这里的人受道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在日常生活中点滴可见。
”尹师傅带着记者和朋友一起摆龙门阵，孝德中学的语文老师李德安便插嘴道：
“昨天我还看到一个招聘启事，有老板要招一名32岁的女工。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怎么招人定个这么具体的年龄呢？
我们本地人一看就知道，是为了和老板的属相相配。
” 属相是否相配，成为大家日常生活比较在意的一件事情。
“一个属羊的老板，绝不会招一个属虎的帮工，羊会被老虎吃掉的。
”普通人婚姻大事更不必说，哪怕是子女和父母之间，如果刚出生的子女和父母一人的属相相克，家人就会替孩子认一个属相相配的人做“干爹”或“干妈”。
尹天润说，这里的人信奉人与自然相生相克，一生追求的是怎么顺应自然，把自己发展得最好。
“你若是个文曲星下凡，即使才华盖世，命里犯了官煞，这一辈子也做不了官。
既然命里注定的事情，我们也无须抗争，心态比较好。
” 尹天润和老友李德安的聚会，两人言谈间都有些不太得志的抱怨。
尹天润认为自己有才干仕途却不顺利，李德安在镇上做了26年语文教师，有些可惜自己所得太少。
但是这种抱怨没有丝毫“苦大仇深”的样子，两人几乎是面带微笑互相劝慰，然后又乐呵呵地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住在孝德镇兴隆街的“肖裁缝”是镇上比较有趣的人，他的房屋门口挂着预测阴阳八卦、主持红白喜事的招牌，说明他是一个笃信阴阳八卦的算命先生。
当有人找上门，他会领着满怀诚意的人穿过深深的弄堂式的卧室厨房等，来到离街道较远的安静小房间。
墙壁上供着观世音菩萨和道教祖师爷，挂着阴阳八卦图。
肖先富会让来人手持三个小铜钱，分六次撒在地上，他根据六次的结果画出卦相，给来人预测未来与凶吉。
镇上的人依然比较相信命运，每到春季，很多人都会找算命先生预测一年的运程。
好玩的是，在临街铺面一侧的墙面上，肖先富贴上了两面大镜子，老先生热衷于拉丁舞，一听到音乐响起，就立马昂首挺胸摆足架势。
阴阳八卦和拉丁舞神奇地融合在他身上。
肖先富的经历是此地普通人一直忙着找出路的经历。
60岁出头的他年轻时在黑龙江当过6年兵，回到孝德后做了十来年民办教师，随后自学裁缝手艺忙活了10年。
十几年前，他迷上了气功和阴阳八卦，随着两个女儿都在德阳市区安家立业，没有了经济压力的他干脆不做裁缝了，靠给人算卦生活。
比起钱财，他更看中与他人之间的缘分，若是感觉相投，即使分文不取他也并不在意。
每天早上肖先富5点多便起床，在床上盘腿打坐练气功，“表面上我一动不动，可是体内的气流一刻不停歇，翻腾反复呢”。
白天研究周易，偶尔去茶馆喝茶下棋，晚饭后跳拉丁舞，“这一天忙得时间不够用”。
镇上信奉风水的人不少，但是也有像兰泰华这样打趣风水先生的：
“阴阳先生好说空，指南指北指西东，山川若有好风水，何不埋他老祖宗？
” 87岁的张代鑫和老板住在地震后新修的板房里，老伴瘫痪了13年，儿女们请了护工日夜照顾，接近90岁的张代鑫看上去没有多少老态。
老人年少时生活坎坷，解放后成为此地的人民代表，是个人生丰富的小镇“活字典”。
提到小镇历史，张代鑫记忆最深的是小时候看到的袍哥生活。
张代鑫的父亲为了谋生，带着他来到孝泉镇给人点鸦片烟，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父亲被一个姓姚的营长拉了兵，回来后继续帮人点鸦片。
“我父亲这样在旧社会很卑微的人，也是袍哥呢，只不过是个没有任何名气的袍哥。
那时候在这里的地界上，不当袍哥就很难生存。
拉车的人有袍哥，给人修脚的也有袍哥，总得找个山头靠。
那些开茶铺子或者开烟馆的，就更是袍哥了。
” 此地最著名的两个袍哥，当属解放前孝泉镇钟紫垣和混袍哥的洪绍章。
那时流传一句话，“孝泉的钟撞不得”，即是说钟紫垣不能得罪。
袍哥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与行政设置相平行的一个庞大组织。
袍哥又分为浑水袍哥和清水袍哥，民间把清水袍哥称为“仁义”袍哥。
但是袍哥又会在清浑之间不断转化，他们内部极为讲义气，来到别人的地界，如果打出袍哥的暗语，便马上会有当地袍哥买单付账，表示友好。
解放后钟紫垣和洪绍章都被新政权镇压。
川西农村的流动性 川西平原的村落，围绕在孝泉镇和孝德镇四周。
农忙季节要来到了，田地里绵延着大片青绿色，油菜和小麦即将收割，水稻等待插秧。
地震后的村镇，比以往热闹了不少，因为大批新房要建，当地人无须外出打工，就在本地做建筑工，一天的工钱也达到了80～100元。
公路边刷得白白的新房墙壁上，色彩艳丽造型夸张的绵竹年画非常抢眼，不同于多数农村粗陋的墙体广告，这里的房子上画着大幅的《二十四孝图》、《闹春图》、《太白赠鞭》等故事。
即使是旧房屋，两扇门也画着与门板一样高的两个彩色大门神——秦叔宝和尉迟公。
尹天润说，本地人特别在意年画的功能，与其说为了美观，不如说是更在意年画驱邪避灾的寓意。
农耕社会高度发达的川西平原，因为得益于李冰父子的都江堰工程，长年水旱从人。
用德阳本土作家简以模的话来说，“即使是一颗汗珠子滴下去，也能在田地里长出粮食来”。
千百年来农耕的富足，成为四川人乐天知命的一个底色。
研究者在谈到四川的茶馆遍地开花时，不用为农业劳作操心，是四川人时间闲散、心态悠闲的最根本原因。
记者来到川西农村，跟不同年龄的农民交谈，发现与其他农村不同，这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担心农业的收成。
孝德镇石坝村84岁的老支书杨乐召记得，解放前他们佃农租地主的田地，最担心的是猪或牛会病死。
养猪是为了积累粪肥，养牛是为了耕田，如果牲畜病死，佃农就极可能破产。
但是收成从来不是问题，只不过“地主如果想卡你，有心提高租子，那我们就在这里做不下去了，只得迁徙”。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贺雪峰曾在2007年秋天，组织了不同大学的16名学者在孝德镇的5个村子调查了半个月。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那种弥漫川西农村的“软绵绵的幸福感”。
学者徐楠说川西农村的人会过日子，这是一个“离生活常识不远的地方”。
即使在一年半以后的今天提到当时的调查，贺雪峰仍然记得当时强烈的感受：
“我管他们叫做不走极端的川西人，好像四川人什么都能够理解，什么都能够接受，这在曾经固守传统道德的乡村社会，是极为少见的。
直观感受综合起来就是川西人的不钻牛角尖，
主笔◎吴琪摄影◎张雷
不认死理，不打死锤，不走极端。
” 在贺雪峰过去调查的华南农村，多以宗族为构造，宗族、祠堂等对个人形成了严格的道德约束。
华北动辄上千人集中居住的大村落，村庄本身成为农村社会稳固的基本构造。
而解放前四川的农村是以灵活流动的村组为构造的，一个村组可能只有十来户人家，“湖广填四川”使得不同地方不同姓氏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住在类似四合院的川西院子里，为了互相照应和联合抵御风险。
以尹天润自小居住的院子来说，住着尹、兰、张好几个姓氏的人家。
于是在四川几乎没有“外来人”的说法，村庄里少有宗祠，也少有大姓，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地杂糅的生活方式。
杨乐召向记者提到，祖辈自从来到四川，世代以租地生存。
不同地块要上交的谷子不一，佃农和地主便形成了每年议价的关系。
一旦谈不拢，农民就得搬家。
于是父母带着他们弟兄三人长年流浪，直到弟兄三人都成了家，这个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仍然不会稳定居住，“有时候搬到几里地外，有时候可能到几十里之外”。
邻里关系在这种流动中随时形成又随时解体，大家都能在一种宽容松散的气氛中和睦相处。
解放后的土改，才将川西农民固定到了土地上。
杨乐召一家当时正好租种了石坝村某地主的土地，新政府给他分了田地，他家就此定居下来。
同一个大院内的张姓人家据说是广东人的后代，也在土改时定居到了这里。
于是表面看起来，如今川西农村的架构与其他农村无异，但是由于历史上独特的流动性，那种相对松散的道德感和宽容的态度，仍旧保留了下来。
贺雪峰说，中国华南的农村，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矛盾喜欢冷战，夫妻婆媳间不说话的人不少。
华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则比较激烈，要么关系特别好，要么就能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
“南方农村上千人的村庄，因各种纠纷或者想不开，发生十来例自杀事件是很普遍的。
”而他们调查的5个村子有七八千人，“居然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一起自杀，确实让人惊诧”。
川西人不走极端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淋漓尽致。
在孝德镇大乘村，一位70多岁的寡居老太太，为了享受几天城里人的生活，嫁给了德阳的一位老工人。
这位老头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了另一位老工人，及至这个老头去世，老太太就一人住到了镇子上。
“一个农村老太太，到了这个年纪还抛下满堂儿孙，为了自己的个人享乐一嫁再嫁，这在别的农村是很不可思议的。
”而村人对于老太太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这样过也还不错”。
在村子里，由于近年来妇女外出务工，有几个人在外地另找了男人，要跟家里的老公离婚。
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他人也并不苦心规劝，当事人虽然困恼也并不会做出极端的举动。
贺雪峰还对他调查的一个村子的村支书印象深刻。
此人颇有些袍哥气质，热心快肠，但是如果村民不听话，他也会动用些黑道上的人轻轻吓唬村民，这样使得他领导的村子运转高效。
上世纪90年代后，村子里的小茶馆多了起来，村民们几乎每天整个下午都在茶馆打麻将消磨时间。
书记看不下去，认为“勤快人日子好过，懒人日子不好过”，于是声势浩大地开始“禁麻”。
有趣的是，这位书记本人就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赌王，还曾公开在赌局上展现自己的不败之功，赌起来成千地赢钱。
于是不服的村民开始上告，“禁麻”一年后书记只好妥协，村里的茶馆从此更是麻将声鼎沸。
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书记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和村子人的关系也还不错，大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
参与调查的学者罗兴佐感慨：
“川西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弱关系。
” 在乡村社会的频繁流动中，村落中的庙子与镇上的茶馆，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见汇集地。
寺庙看似更多成为村子人信仰和精神的寄托地，而茶馆则是更为世俗化的精神家园。
直到现在，川西农村处处可见热衷寺庙活动的“婆婆大娘”。
每逢初一十五，这些上了岁数的妇人们便集中到村里的庙子“耍上一天”，每人只用交两元钱，就能在玩乐之余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它在此地更多表现为人们对固定交往的一种寄托。
正在远去的都市老茶馆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教师王笛提到，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
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小巷的“舒适茶铺”印象甚深，他认为那茶馆便是“这个巷子的社会中心”。
在美国城市，酒吧为下层阶级提供了“一个能摆脱窄小住所而度过闲余时光”的公共空间，成都茶馆也具同样功能。
人们去茶馆会友、交易、推销、卖艺、闲聊，或无所事事、观看街头行人。
与西方工业国家八小时工作制不同的是，成都市民基本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只要他们不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待在茶馆。
中国茶馆与西方的咖啡馆、酒店和沙龙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其社会角色更为复杂，其功能已远远超出休闲范围，追求闲逸只是茶馆生活的表面现象。
茶馆既是休闲娱乐之地，又是各种人物的活动舞台，而且经常成为社会生活和地方政治的中心。
有了对川西乡村社会的了解，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流动性形成了宽容的特质，也成了四川的城市精神。
成都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馆，完整地保持了传统韵味，上世纪20年代建立的木制廊厅和传统的竹椅，让人感到亲切。
81岁的潘雨酥从鹤鸣茶馆退休了几十年，仍然有着每天来喝早茶的习惯。
潘雨酥说鹤鸣茶馆向来文化味儿浓，以前被称为“六腊战场”，每逢寒暑假学校都会到这里来招聘老师，于是应聘的老师和学校教员是这里的常客。
鹤鸣茶馆内并不唱戏讲评书，是比较风雅的茶园，民国期间不少来到四川的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喝过茶。
大街小巷的茶馆，则和老百姓联系密切。
“旧时家里住着挤，一般人没事当然喜欢去茶馆坐着。
住家的人也不烧热水，直接到茶馆去买。
” 吴科军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鹤鸣茶馆的老员工，30多岁的吴科军还保留着老手艺，他向记者展现了一只手拿7套盖碗茶的技艺。
上世纪90年代，蒲传明等几个在鹤鸣茶馆工作的老职工承包下了茶园子，保持了它的本色没有变动。
民国期间成都的茶馆有400多家，如今更是多达3000多家。
除了少数几个吸引外地人参观的茶馆，一般茶馆已经没有了评书或各种表演，更多成为人们谈事情的高雅场所。
李伯清自创的“散打评书”曾在四川风靡一时，但他的弟子廖健告诉记者，取材于现实生活的“散打评书”相当于脱口秀，它需要说书人有非常深厚的生活阅历，以及四川式的独特幽默。
随着李伯清退出评书舞台，能将这种方言评书发扬光大的人几乎没有。
对于四川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件让人多么遗憾的事情，一如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宽容坦然地接受时光带来的变化。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6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5月9日下午14点本刊将于四川成都举办“做客三联生活周刊”第二次活动，探讨“四川精神”与“家园重建”。
活动详情古镇的节奏
时光滑溜溜的，在孝泉镇上却飘忽得比较缓慢。
在这里找寻四川的老茶馆，仿若揭开一个一个隐秘的窗口，窥探本地人最不加修饰的闲散生活。
不认死理，不打死锤，不走极端。
” 在贺雪峰过去调查的华南农村，多以宗族为构造，宗族、祠堂等对个人形成了严格的道德约束。
华北动辄上千人集中居住的大村落，村庄本身成为农村社会稳固的基本构造。
而解放前四川的农村是以灵活流动的村组为构造的，一个村组可能只有十来户人家，“湖广填四川”使得不同地方不同姓氏的人结合在一起，他们住在类似四合院的川西院子里，为了互相照应和联合抵御风险。
以尹天润自小居住的院子来说，住着尹、兰、张好几个姓氏的人家。
于是在四川几乎没有“外来人”的说法，村庄里少有宗祠，也少有大姓，人们早已习惯了各地杂糅的生活方式。
杨乐召向记者提到，祖辈自从来到四川，世代以租地生存。
不同地块要上交的谷子不一，佃农和地主便形成了每年议价的关系。
一旦谈不拢，农民就得搬家。
于是父母带着他们弟兄三人长年流浪，直到弟兄三人都成了家，这个十来口人的大家庭仍然不会稳定居住，“有时候搬到几里地外，有时候可能到几十里之外”。
邻里关系在这种流动中随时形成又随时解体，大家都能在一种宽容松散的气氛中和睦相处。
解放后的土改，才将川西农民固定到了土地上。
杨乐召一家当时正好租种了石坝村某地主的土地，新政府给他分了田地，他家就此定居下来。
同一个大院内的张姓人家据说是广东人的后代，也在土改时定居到了这里。
于是表面看起来，如今川西农村的架构与其他农村无异，但是由于历史上独特的流动性，那种相对松散的道德感和宽容的态度，仍旧保留了下来。
贺雪峰说，中国华南的农村，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矛盾喜欢冷战，夫妻婆媳间不说话的人不少。
华北农村的人际关系则比较激烈，要么关系特别好，要么就能出现恶性的刑事案件。
“南方农村上千人的村庄，因各种纠纷或者想不开，发生十来例自杀事件是很普遍的。
”而他们调查的5个村子有七八千人，“居然几十年没有发生过一起自杀，确实让人惊诧”。
川西人不走极端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淋漓尽致。
在孝德镇大乘村，一位70多岁的寡居老太太，为了享受几天城里人的生活，嫁给了德阳的一位老工人。
这位老头去世后，她又改嫁给了另一位老工人，及至这个老头去世，老太太就一人住到了镇子上。
“一个农村老太太，到了这个年纪还抛下满堂儿孙，为了自己的个人享乐一嫁再嫁，这在别的农村是很不可思议的。
”而村人对于老太太的态度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她这样过也还不错”。
在村子里，由于近年来妇女外出务工，有几个人在外地另找了男人，要跟家里的老公离婚。
遇到这样的事情，其他人也并不苦心规劝，当事人虽然困恼也并不会做出极端的举动。
贺雪峰还对他调查的一个村子的村支书印象深刻。
此人颇有些袍哥气质，热心快肠，但是如果村民不听话，他也会动用些黑道上的人轻轻吓唬村民，这样使得他领导的村子运转高效。
上世纪90年代后，村子里的小茶馆多了起来，村民们几乎每天整个下午都在茶馆打麻将消磨时间。
书记看不下去，认为“勤快人日子好过，懒人日子不好过”，于是声势浩大地开始“禁麻”。
有趣的是，这位书记本人就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赌王，还曾公开在赌局上展现自己的不败之功，赌起来成千地赢钱。
于是不服的村民开始上告，“禁麻”一年后书记只好妥协，村里的茶馆从此更是麻将声鼎沸。
虽然经历了这么一场风波，书记的领导地位并没有动摇，和村子人的关系也还不错，大家都相安无事地生活。
参与调查的学者罗兴佐感慨：
“川西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弱关系。
” 在乡村社会的频繁流动中，村落中的庙子与镇上的茶馆，成了相对稳固的意见汇集地。
寺庙看似更多成为村子人信仰和精神的寄托地，而茶馆则是更为世俗化的精神家园。
直到现在，川西农村处处可见热衷寺庙活动的“婆婆大娘”。
每逢初一十五，这些上了岁数的妇人们便集中到村里的庙子“耍上一天”，每人只用交两元钱，就能在玩乐之余吃上一顿丰盛的饭菜。
与其说这是一种宗教信仰，不如说它在此地更多表现为人们对固定交往的一种寄托。
正在远去的都市老茶馆 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教师王笛提到，在20世纪初西方人把成都茶馆与英国的沙龙相比，并称其为“喝茶沙龙”，对人们在那里的“社会闲聊”很感兴趣，并观察到它们在社区的重要作用。
一个外籍教师对他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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