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历史论文1doc.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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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台谏制度的运作看宋代的人治_历史论文

反变法派迫害变法派最突出的一例，就是前任宰相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蔡确被贬後，“尝车盖亭，赋诗十章，知汉阳军吴处厚上之，以为皆涉讥讪，其用郝处俊上元间谏高宗欲传位天后事，以斥东朝，语尤切害”。

④吴处厚是一小人，挟私怨而上告，其实全是捕风捉影之事，与元丰时的乌台诗案相比，苏轼的诗文倒还是被抓住若干真凭实据。

虽然高太后为之盛怒，但不论是宰执，或是台谏，却围绕着这件诗案，分成两派。

当年吃文字狱官司的苏轼上密奏说：

“朝廷若薄确之罪，则於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於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

谓宜皇帝敕置狱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诏赦之，则於仁孝两得矣。

”但高太后“不报”。

⑤谏官们主张严惩，而以御史中丞李常为首的台官们主张从轻。

右相纯仁秉

①《长编》卷２９９元丰二年七月己巳，卷３０１元丰二年十二月庚申，《东坡乌台诗案》。

关於诏狱的定义，参见《宋史》卷２００《刑法志》。

何正臣，

127;《东坡乌台诗案》作“何大正”。

②《宋史》卷３３８《苏轼传》。

③参见载於《尽心集-张政

先生八十庆寿论文集》的拙作《洛、蜀、朔党争辨》。

④《宋史》卷４７１《蔡确传》。

⑤《宋史》卷３３８《苏轼传》，《长编》卷４２５元四年四月壬子。

７

性平恕，他对高太后说蔡确“无党”，强调“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

①尚书左丞王存支持纯仁的主张。

他们却遭到谏官们的攻击。

右正言刘安世弹劾说，纯仁与“御史台表通同，殊无公道，窥伺执政之意，旋立议论”。

②结果是纯仁和王存罢政，御史台的官员，包括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和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全部被撤换。

③蔡确最后“责授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这是自宋仁宗初，宰相丁谓流放海南岛以来最重的处罚。

正如纯仁所说，“此路自丁晋公後，已荆棘七、八十年”，“吾辈将不免矣”。

最初，其他宰执还企图以蔡确母亲年老为由，“不欲令过岭”，免於流放岭南，但高太后却说：

“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④蔡确後死於贬所，成为比乌台诗案更大的冤案。

政见不同是普遍存在的，古令中外，概莫能外，而对不同政见的宽容程度，却无疑是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重要标尺。

那种对不同政见压制、封杀，以至动辄罗织罪状，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无疑是政治文明低级阶段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对统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宋神宗憎恶苏轼写诗文讽刺时政，亲自导演了乌台诗案，虽然有擒有纵，自以为得计，其实即使按古代的儒家理念看来，也不免有失於王道，而沦於霸道之讥。

至於高太后处置车盖亭诗案的做法，更是变本加厉，自郐以下。

虽然元时台谏制度的操作，已深深地陷入党争，但从“正人主”的角度看，仍有值得称道的事例。

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刚由右谏议大夫升给事中的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

“不宜先以好色闻於天下”。

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

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

“凡事言於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

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

⑤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

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四、宋哲宗绍圣和元符时：

高太后死，宋哲宗亲政，行“绍述”变法之政，起用章①《长编》卷４２６元四年五月辛未，卷４２７元四年五月丙戌。

②《长编》卷４２６元四年五月庚辰，《尽言集》卷９《论蔡确作诗讥讪事第八》。

③《长编》卷４２６元四年五月癸酉，卷４２７元四年五月辛巳。

④《长编》卷４２７元四年五月丁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９。

⑤《长编》卷４３６元四年十二月，《宋史》卷３３７《祖禹传》，卷３４５《刘安世传》，祖禹和刘安世奏见《宋朝诸臣奏议》卷２９《上哲宗乞进德爱身》，《上宣仁皇后乞保护圣体》，《同前（第二状）》，《上哲宗再论进德爱身》，《同前（第二状）》。

８

为首的变法派，於是大批反变法派果然遭到更厉害的报复，许多人被流放到岭南。

这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台谏官更深地卷入党争。

宋哲宗元末到绍圣时，如御史中丞黄履、侍御史杨畏、监察御史刘拯、来之邵、周秩、董敦逸，左司谏翟思、左正言上官均、右正言张商英等人，在迫害元党人中都起了很坏的作用。

①

宋哲宗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特别对当年刘安世和祖禹谏诤好色的事怀恨在心，说他们“

造诬谤，靡有不至，迹其用心，宜加诛殛，聊从远窜，以示宽恩。

祖禹特责授昭州别驾，贺州安置，刘安世特责授新州别驾，英州安置”。

②从“诛殛”两字看来，宋哲宗非没有杀机，只是碍于宋太祖的秘密誓约的约束，据他自己声称：

“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

”③实际上还是害怕破坏太祖誓约，“天必殛之”。

然而据《朱子语类》卷１３０说，如刘挚、梁焘等反变法派，其实还是胁迫他们“自尽”的，祖禹“死亦可疑”。

④当时两起最大的冤案，一是绍圣三年（公元１０９６）皇后孟氏被诬而废，二是绍圣四年（公元１０９７）八月开始举办的同文馆大狱，诬说反变法派一些人曾谋“大逆”。

⑤

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一些台谏官，如常安民、孙谔、陈次升、邹浩等人，继承仲淹等人开创的传统，挺身而出，逆潮流而动。

监察御史常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

章等人怀着极强的报复心理对待反变法派，这是无可否认的史实。

常安民还说：

“张商英在元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耻，士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

周秩在元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为曰文正，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光、公著，乞

棺鞭尸。

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於公论乎？

”於是被罢官。

⑥左正言孙谔也与“治元党”唱反调，说：

“汉唐朋党之祸，其监不远。

”⑦陈次升历任殿中侍

①参见《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０１，《宋史》卷３２８《黄履传》，卷３５１《张商英传》，卷３５５《董敦逸传》，《上官均传》，《来之邵传》，《杨畏传》，卷３５６《刘拯传》。

②《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０１。

③《宋史》卷２００《刑法志》，卷４７１《章传》，《长编》卷４９５元符元年三月辛亥。

④参见《长编》卷４９３绍圣四年十二月癸未。

⑤《长编》卷４９０绍圣四年八月丁酉，卷４９８元符元年五月辛亥。

⑥《宋史》卷３４６《常安民传》，《宋会要》职官６７之１１-１２，《宋朝诸臣奏议》卷１１９常安民《上哲宗论大臣唱绍述之说》，《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０６。

⑦《宋史》卷３４６《孙谔传》，孙谔的差遣，《宋会要》职官６７之１４作右正言，而食货１４之８，６５之６９，６６之６７均作左正言，与《宋史》本传同。

９

御史、左司谏等，他“累章劾章”，“论章、蔡卞植党为奸”。

在皇后孟氏的冤案中，他上奏强调说：

“自古推鞠狱讼，皆付外廷，未有宫禁自治，高下付阉宦之手。

陛下但见案牍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虚实，万一冤滥，为天下後世讥笑。

”①

董敦逸虽然在迫害反变法派中起了坏作用，他任侍御史时，参加皇后孟氏冤狱的审讯，“察知冤状，握笔弗忍书，郝随②从旁胁之，乃不敢异。

狱既上，於心终不安”，又上章为孟后辨诬，说：

“臣尝阅录其狱，恐得罪天下。

”宋哲宗“大怒，将议贬斥”，後经曾布等人劝解，才发表他外任。

③

总的说来，在台谏官们一窝蜂式地仰承皇帝和宰执的鼻息，“不唯无所建明，率皆附会（章）、（蔡）卞”，④充当排击异己的打手甚至杀手，有那么几个特立独行、不计升沉祸福的人，也是难能可贵的。

五、宋徽宗时：

宋徽宗即位的翌年，改元建中靖国，似有调和新旧党争之意向，然而旋即改元崇宁，以示尊崇熙宁变法，於是又进行第三次更激烈的贬窜士大夫的运动。

他信用蔡京等人，侈靡和腐败更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在昏暗的政治下，仍然出现了若干刚正的台谏官。

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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