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与牛李党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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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李中华
牛李党争，是我国中晚唐上层统治者中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一方与以李德裕为代表的另一方两个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
按照《旧唐书·李宗闵传》的说法，两党挟邪取权，互相倾轧，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这四十年，也正是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求学干禄、应试入官以及宦海浮沈时期。
在李商隐与牛李党争的关系问题上，以往的研究者进行了许多的探索与研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
清代学者徐湛园说：
“唐之朋党，二李为大，牛僧孺为李宗闵之党魁，故又曰牛李。
杨嗣复、李宗闵、令狐楚与李德裕大相仇怨。
义山为楚门下士，是始乎党牛之党者也……徐州归后，复以文章干绹，乃补太学博士，是终乎党牛之党矣。
”（注：
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以下简称《笺注》）附录三。
）这是认为李商隐属于牛党。
朱鹤龄则首先肯定了“赞皇（李德裕）之党”理直，又说诗人就王（茂元）、郑（亚），“未必非择木之智、涣丘之公”，说令狐绹因仇怨李德裕因而也“恶其党赞皇之党者”，从而将李商隐说成是李党中人。
（注：
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
）张采田更进而认为：
“要之，以党论，义山与其谓之牛党，无宁谓之李党。
朱氏所谓李党者，据其迹也；余之所谓李党者，原其心也。
”（注：
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以下简称《会笺》），中华书局1963年版，146页。
）
陈寅恪先生认为李商隐是先党牛后党李，出入于两党之间。
他说：
“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该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
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
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
斯义山所以虽秉负绝代之才，复经出入李牛之党，而终子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
”（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93页。
）
这些见解，虽然在诗人的党属问题上持论各异，但对于诗人之介入党局、因而受到“排笮”则并无异词。
而考察李商隐介入党局说的论据，则多依凭以下事实：
（1）他娶了王茂元之女为妻，而王茂元是李党，因此，李商隐就介入了党争，为未来的仕途埋下祸机。
冯浩说：
“义山以娶王氏，见薄于令狐，坐致坎壈终身，是为事迹之最要者。
”（注：
冯浩《笺注》附录三。
）张采田说：
“义山幼年受知令狐，此不过适然之事。
及得第资绹之力，始有党籍可言，而遽婚于茂元，依恃其异党之人，此子直所以恶其背恩，交谊渐乖也。
”（注：
《会笺》140页。
）又说：
“义山以婚于王氏，致触朋党之忌……党局嫌猜，一生坎壈，自此基矣。
”（注：
《会笺》54页。
）以后各文学史，大都沿袭了这一说法。
（2）李商隐从郑亚于桂幕，从而在党争中站到了李党一边，招致牛党的非议与不满。
这些论据是否真实？
李商隐介入牛李党争之说究竟是否可靠？
这就是本文试图考辨回答的。
一、王茂元是不是李党？
在史学界，对牛李两党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两党的构成甚至李党的有无，还存在着歧见。
为了论述的便当，我们姑且认为：
与李德裕关系密切、为其援引、并对牛党有不利举动者，便是李党，或在当时被目为李党。
按照这个标准，王茂元能否算得上是李党呢？
不能。
说王茂元是李党缺乏根据。
相反，许多事实说明，王茂元并不是李党，也不被当时的人看作是李党。
以下从五个方面对此进行说明：
（1）王茂元的官职并未借助李党而升迁。
为了说明问题，兹将散见于《唐书》纪传及李商隐代王所作的表状中有关王茂元历官的情况辑录于下：
德宗时，他上书自荐，擢试校书郎，改太子赞善大夫；元和五年自赞善大夫出佐吕元膺鄂岳幕；元和九年吕元膺留守东都，署防御判官；约元和十二年从吕元膺于河中；元和十四年入朝，复出为归州刺史等；长庆四年（？
），为邕管经略使；大和二年四月，为容管经略使；大和六年（？
），内召，除为右金吾将军；大和七年正月，为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大和九年十月，为泾原节度使；开成五年，移秩御史中丞、太常少卿、将作监、司农卿等职；会昌元年出为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会昌三年，徙镇河阳，讨刘稹；卒，赠司徒。
统观王茂元的一生，他所历官职与牛李党争并无明显的关系。
李德裕两次为相，一次是大和七年，至大和八年罢相外放；第二次在会昌年间。
王茂元的职位，并没有因为李德裕当政与否而受影响。
岑仲勉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一文中就指出：
“开成前王茂元四领方镇，均非德裕当国时所除。
”王死于会昌三年，当时李德裕权倾朝野，却并未提拔他。
《通鉴》上说：
二李（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非其党则相挤，同党则相援”。
如果王茂元属于李党，为什么不见李德裕的援引呢？
（2）从李德裕对王茂元的评价看，王茂元不属于李党。
《通鉴》记载：
会昌三年八月，“上以王茂元、王宰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庚寅，李德裕等奏：
‘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请以宰为河阳行营攻讨使。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七。
）在《请授王宰兼充河阳行营诸军攻讨使制》中，李德裕又对王宰大加褒扬，而对王茂元则不无批评，其词曰：
“王宰结发从军，拥旄为将，一剑横陈，万算皆全，阴则难窥，勇能重闭……近者狂寇凭阻屡犯，颜行、茂元，莫遑定居。
”（注：
《会昌一品集》卷三。
）这说明李德裕与王茂元的关系并无特殊之处，倘若王茂元是李党，李德裕对他必定要加以吹嘘，而不至于在与王宰的对比中，贬之曰“非将才”。
（3）从甘露之变前后王茂元的处境看，他不属于李党。
甘露之变前，李训、郑注把持朝政，大肆贬逐牛李两党人士。
据记载，“时注与李训所恶朝士，皆指目为二李之党，贬逐无虚日，班列殆空”。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大和八年底，李德裕罢相出朝，后又贬为袁州长史。
大和九年四月，宰相路隋为救助李德裕说了话，也被外放出朝。
同年六月，李宗闵被贬为明州刺史，后又被贬为处州长史。
不到一年时间，连逐三相，中外震畏。
可是，就在牛李两党同时被斥逐之时，王茂元却由边远的岭南移镇泾原。
甘露之变发生，宦官因为想得到王茂元的财货，就说他是“因王涯、郑注见用。
”（注：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
）王涯、郑注不属于牛李二党，是不成问题的。
这也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王茂元不属于李党。
（4）从王茂元的社会交往看，他不是李党。
根据现存的李商隐为王茂元代作的书状看，王茂元与牛李两党都有过往来，互通问讯。
这种一般的官场应酬，本来不足以说明其政治态度。
但是，从状文内容看，王茂元给所谓李党的书状是比较一般化的恭维奉承、官场酬答之作，而写给牛党人物的书状反而显得关系深厚密切一些。
下面是开成三年王茂元致牛僧孺状中的话：
“相公才为时生，道应梦得。
六月一息，宜澡刷于天池；五色成章，必骞翔于云路……始者召入紫宸，亲承清问，仲舒演春秋之奥，孙宏阐洪范之微，抉摘奸豪，指切贵近，云霞动色，日月回光，超绝古今，喧传华夏。
”（注：
《樊南文集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卷四。
）这里，王茂元把牛僧孺比成是澡刷天池的鲲鹏，高翔云路的凤凰，对他元和初年的朝廷对策大加赞扬。
而牛僧孺的这个对策，曾使得当时的宰相李吉甫（李德裕之父）强烈不满。
因为李吉甫的反对，主考官因之罢免，牛僧孺等被斥。
这篇状文的最后，还希望牛僧孺“重秉国钧、复执人柄”。
王茂元对于牛李两党的冷热亲疏，由此可以透露出一些消息。
再看王茂元会昌元年上给牛党首领李宗闵的两份书状中的话：
“相公践履道枢，优游天爵。
功无与让，故勇于退；能不自伐，故葆其光……用而无喜，成则不居，求诸古今，实焕缃素。
”“从古以来，大贤所处，未有不功高而去，德盛而谦……名高百古，事冠一时。
然而内乱外忧，不常而起，深谋密画，须有所归。
则吕望老于渭滨，始持兵柄；周公还于洛邑，复秉国钧。
”在这两状中，王茂元还谈到自己与李宗闵的关系：
“某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本冀征辕，得由东洛……限于流例，莫获起居，瞻望恩光，不任攀恋。
”“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
番禺将去之时，获醉上尊之酒；许下出征之日，犹蒙尺紊之书。
”（注：
《补编》卷二；又参见《会笺》60页。
）王茂元上这两状时，李宗闵正因朋党之嫌，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王茂元称他是“功无与让”、“能不自伐”的大贤，劝他：
“当君子信谗之日，禀达人大观之规。
”最后，祝愿他象吕望、周公一样持兵柄，秉国钧，再度为相。
从这些书状的内容看，王茂元是李党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5）新旧唐书的王茂元传，都没有说他是李党。
《旧唐书》本传根本未提他与李德裕的关系；《新唐书》本传虽然提到李德裕，但跟党争事无关。
既然本传没有列举事实证明王茂元属于李党，别人的传却说他是李党，这怎样解释呢？
或曰：
李党重门第、牛党重科举，王茂元为将家子，德裕素厚之，故为李党。
这个说法难以成立。
牛党巨擘李宗闵系唐宗室郑王元懿之后。
其父{K23C164.JPG}曾为州刺史、镇国军潼关防御使，{K23C164.JPG}兄夷简，元和中为宰相。
杨嗣复是仆射杨於陵之子。
杜悰以门荫得官，他的祖父是名相杜佑。
论地胄、论门风他们都远高于王茂元。
王茂元之父王栖曜是行伍出身，初为牙将，后以战功升为将军。
所以不能说牛李二党是以门第、科举划分的。
既然王茂元不是李党，则李商隐娶其女，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应该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二、就婚王氏为牛党“排笮”诸事考辨
开成二年，李商隐中进士。
开成三年，应博学宏辞科考试不举，旋赴泾原，和王茂元的女儿结婚。
诗人的这一段经历，历来为人议论最多，误解最深。
评论界、各家文学史大都认为李商隐自此陷入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沈沦终身，不得自拔，首要的打击就是应朝廷博学宏辞科的考试，不得中选。
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曾回忆道：
“尔后两应科目者，又以应举时与一裴生者善，复与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
前年乃为吏部上之中书，归自惊笑，又复懊恨。
周李二学士以大法（一作大德）加我，夫所谓博学宏词者，岂容易哉……后幸有中书长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
”（注：
《樊南文集详注》（以下简称《文集》）卷八。
）对这一事件，后来的研究者有过推测。
冯浩说：
“宏词不中选，已因娶王氏而为人所斥也……中书长者，必令狐绹辈相厚之人”（注：
冯浩《笺注》附录三。
）张采田承袭了这一说法。
他说：
“中书长者，不详所指。
冯氏谓必令狐辈相厚之人，似之。
……则当时党人中必有以诡薄无行，排笮于中书者。
”（注：
《会笺》卷二，54页。
）以后的研究者，对冯氏、张氏的推测未曾提出异议。
我认为这种说法大可怀疑。
从时间上来看，开成二年冬十二月，诗人才从兴元返回长安（《行次西郊一百韵》：
“蛇年建丑月，我自梁还秦。
”）。
按照唐朝吏部的规定，“十一月选，至三月毕。
”李商隐回到长安，必定要马上参加吏部的考试。
当时吏部试要经过“三诠、三注、三唱”，直到季春之月才结束。
（注：
《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五。
）这以后，李商隐才能赴泾原幕，时间大约已是春末夏初了。
到了泾原，得到王茂元的赏识，然后才同王氏女结婚。
所以从时间看，是应博学宏词不举在前，娶王氏女在后。
因此，不能把应宏词不举说成是牛党对李商隐就婚王氏的报复行为。
其次，所谓“中书长者”，即宰相。
开成三年时的宰相有郑覃、李石（正月出为荆南节度使）、陈夷行、杨嗣复、李珏。
开成四年有郑覃（五月罢）、陈夷行（五月罢）、杨嗣复、李珏、崔郸。
其中，被认作牛党的有杨嗣复、李珏二人。
这期间，他们的地位还有所上升，如果因商隐就婚王氏，触犯朋党之忌，为什么到开成四年又中选得官了呢？
诗人应宏词不举的具体原因，今天已经无法确实弄清楚。
但据韩愈三试于吏部，十年布衣的情况，可知这种事情在当时也并不罕见。
所以，应宏词落选，不一定跟党争有什么关系。
李商隐一生有许多事情，都被人们与牛李党争勉强地联系在一起。
上述只是一例。
其它的还如：
说诗人由秘书省校书郎外放宏农尉是受牛党“倾轧之害”，说会昌二年李商隐以书判拔萃为李党汲引（注：
《会笺》卷三，140页。
）等。
这些也都缺乏史实的证明。
由校书郎外放县尉，虽然不一定出于自愿，但唐时这类事情很多。
如白居易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为盩厔尉；柳宗元第进士，中博学宏词科，授校书郎，又调蓝田尉。
李商隐外放宏农尉，对他本人讲可能是件不如意的事，但也没有证据说这是出于牛党的倾轧。
李商隐重官秘丘是否为李党汲引，也难以断定。
如果说因为李德裕当国，所以诗人重官秘书省正字必为李党汲引，那么令狐绹在会昌年间由左补阙（从七品上）累迁库部、户部员外郎（从六品上），后又为右司郎中（从五品上）是否也算得李党汲引呢？
再说李商隐开成四年授校书郎，是正九品上；而会昌二年授秘书省正字，却是正九品下。
既然李德裕当国，李党汲引，应该对李商隐加以提拔，至少是恢复原职，怎么反而降低了级别呢？
可见所谓“李党汲引”说也是靠不住的。
三、从郑亚于桂幕事辨析
李商隐从郑亚于桂幕，也是涉及到牛李党争而必须加以论述的问题。
朱鹤龄说：
“夫令狐绹之恶义山，以其就王茂元、郑亚之辟也；其恶茂元、亚，以其为赞皇所善也……义山之就王、郑，未必非择木之智、涣丘之公。
”（注：
朱鹤龄《笺注李义山诗集序》。
）张采田亦说：
会昌中，诗人正书秘阁，对于正在当国的李德裕是由衷钦佩的，只是“遽丁母忧，攀附不及”，诗人既有情于李党，而李党亦非有意疏诗人，“故大中元年遂从郑亚于桂海（注：
《会笺》卷三145页。
）”。
这样，李商隐从郑亚，就成了他去牛就李的一件重大行为，也是诗人属于李党的一个证明。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我认为，李商隐从郑亚，不是去牛就李，而是“为贫而仕”。
这里，我想对李商隐的经济状况进行一个简略的分析。
我们知道，当诗人的父亲去世，他将灵柩归祔郑州附近的“故丘”以后，家中已经十分贫困，甚至连奉养母亲已感困难。
后来他在外求仕，依附令狐楚，得到财物上的接济，但他生活仍然很窘迫。
他在《上李尚书状》中说：
“袁生之门，但闻有雪；墨子之突，曾是无烟。
”（注：
《补编》卷五。
）中进士而授官以后，诗人的经济状况应当有所好转。
但几年之后他的母亲去世，居丧期间，他将历年来亲友的馈赠、以及个人节省的盈余全部用来改迁亲属的坟墓。
迁葬完毕，经济上又复困窘，他形容这时他们夫妻的生活是“前耕后饷，并食易衣”。
（注：
《文集》卷六。
）服丧期满，他重官秘书省正字，正如他在《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中用一句诗所概括的：
“我时憔悴在书阁”。
一个“憔悴”，就画出了诗人当时的处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应郑亚的邀请南下桂州。
他从郑亚于桂幕的原因，大概有两条，一是官位可望升迁，二是薪俸较京官为丰厚，也就是诗人在《酬令狐郎中见寄》中所表白的：
“补羸贪紫桂。
”
如前所述，李商隐在秘书省任正字，是正九品下阶。
而《旧唐书》本传说他到桂州时，检校水部员外郎，是从六品上阶。
只是由于时间太短，所以还朝后未能“依资改转”。
（注：
参见《会笺》122-123页。
）但无疑，郑亚曾经以此相许，李商隐对此也是抱着希望的。
唐朝制度，从初唐到开元、天宝时，朝廷重内官而轻外官。
边远之任，用人更轻。
但是到肃宗、代宗以后，情况便不同了。
元载当国时，因为仕进者都乐意留在京城，便故意“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于外官乞贷”。
清赵翼《陔余丛考》有一节专论“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
他还举出了下列史实：
“唐书嗣曹王臯传云：
臯为秘书少监。
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
臯乞外官，不允。
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
崔祐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
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忤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
”（注：
《陔余丛考》卷十七。
）可见，当时外官俸禄丰厚，人所乐任。
李商隐居丧以后，家境困顿。
桂幕的职务官阶既高，俸禄亦较厚，他从郑亚之辟，也是合情合理的了。
从郑亚于桂州，是否给了李商隐后来的宦途以很大的影响呢？
也就是说，是否因此便受到牛党的嫉恨和打击呢？
根据现有的材料，难以得出这种结论。
如前所述，牛李党争是中晚唐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一场斗争。
考究它兴起和发展的原因，牵扯到四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帝王的废立。
如武宗之立不由牛党，他上台后就贬斥牛党的宰相杨嗣复、李珏，甚至派中使前往贬所杀他们；（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
）又据《通鉴》记载，武宗曾经对光王（即后来的宣宗）“不礼”（《考异》附录甚至说武宗曾有幽禁光王、密令处死的事情），光王即位后说，见了李德裕就“毛发洒浙”，（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所以宣宗立，务反会昌之政，起用武宗朝贬逐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而将李德裕一贬再贬。
二是宦官的利用与挑拨。
如大和八年九月，王守澄、李仲言、郑注皆恶李德裕，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与李德裕不相悦，引宗闵以敌之。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
）果然，二李之争起，李德裕被逐。
三是政见的分歧。
如对待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归唐问题上，牛僧孺、李德裕的见解正相反对。
在对待藩镇的态度上，两党也有所差异。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
）其四是无谓的宗派倾轧。
认识了党争产生并垂四十年的复杂原因，就可以避免把它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
再者，党争的双方也并非始终和绝对对立着的。
有时，他们也同时遭到贬逐，如甘露之变前夕。
有时又互相救助，如会昌元年杜悰求助于李德裕，李德裕、陈夷行为救牛党宰相杨嗣复的性命，在延英殿向武宗“泣涕极言”。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六。
）而且作为上层集团的个人，他们的“党属”也并非绝对不变的。
比如李宗闵最初曾为裴度所提拔，裴度被认为是亲近李党的人。
按理，李宗闵应为李党中人，但他后来却成了牛党首领。
元稹本与李宗闵厚善，但元稹在翰林时，又曾与李德裕、李绅“情意相善”，合称“三俊”，在穆宗长庆初并参与了党争中著名的弹劾李宗闵请托一案。
同时，元稹又是白居易的好朋友，白居易的兄弟白敏中被认为是牛党。
又如李固言，被认为是牛党，但在甘露之变以前，又曾“锻炼杨虞卿狱”，打击牛党人士。
又如柳仲郢素与牛僧孺善，而李德裕也重用他。
柳仲郢很感激，对李德裕说：
“不意太尉恩奖及此，仰报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门馆！
”
这里举出上述史实，是为了说明，在党争问题上，简单化、绝对化的认识是不妥当的。
既然上层人士可以变换“党属”，沉沦下僚的李商隐，娶了一个非牛非李的王氏女，从郑亚到桂州当了一年的书记官，是否会受到牛党那样深刻的嫉恨呢？
我以为是不会的。
四、试论李商隐与令狐绹的交游
令狐绹与李商隐关系密切。
诗人一生辗转风尘、碌碌记室、襟抱不开，许多人都归罪于令狐绹，认为是他站在牛党的立场嫉恨、打击所致。
我认为，从党争的角度来寻找诗人一生沉沦不遇的缘由，并不能切中问题的肯綮。
公正地说，从现存的材料中，也看不出令狐绹排斥打击李商隐的可靠证据。
与此相反，倒是发现令狐绹对李商隐长期保持联系，并有所帮助。
比如，李商隐中进士以前，令狐绹向高锴奖誉甚力。
开成二年至四年，令狐绹居父丧。
开成五年，他向彭城公、河东公介绍推荐李商隐，（注：
参见《补编》卷八。
）并有诗相赠。
会昌二年，李商隐有《赠子直花下》一诗，通篇乎和之音，说明其时两人的关系是和谐的。
会昌五年诗人居母丧期间，令狐绹为湖州刺史，曾有书信相寄。
（注：
冯浩《笺注》卷一。
）大中元年，诗人在桂州，令狐绹又有诗相寄（注：
冯浩《笺注》卷二。
）。
大中二年，令狐绹为翰林学士，曾代诗人向韦舍人通状。
（注：
《补编》卷六。
）大中四年十一月，令狐绹拜相；大中六年诗人徐州府罢，以文章干绹。
得补太学博士。
李商隐有《子直晋昌李花》、《宿晋昌亭闻惊禽》、《晋昌晚归马上赠》等诗。
晋昌，令狐绹宅第，可见他们过从甚密。
再说大中三年李商隐选为盩屋尉，只是九品下阶，令狐绹拜相不到两年，得补太学博士，就是正六品上阶。
这能说令狐绹对李商隐没有帮助吗？
当然，无庸讳言，李商隐与令狐绹的关系，在后期有着很深的隔阂。
这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政见和性格都截然不同。
李商隐是一个见识超迈、行为正派的诗人。
他看到宦官作乱，愤激于甘露之变，写下了《有感二首》、《重有感》等。
他看到藩镇势力拥兵割据、虚功冒赏，愤而写下了《隋师东》、《井络》等诗。
唐室衰落，祸乱相续，百姓疾苦，盗贼横行，使他写下了《行次西郊作一百韵》这首史诗般的作品。
他写下了大量的戒求仙、刺荒淫的诗。
这些，都透露出诗人对现实的深重忧虑和渴望中兴唐室的政治理想。
但令狐绹呢，他只是一个平庸无为的官僚。
他处在可以有所作为的地位，然而却只是希禄固宠，尸位素餐。
史载大中八年，宣宗曾经与令狐绹密议“尽诛宦官”，可是他却奏曰：
“但有罪勿舍，有阙勿补，自然渐耗，至于尽矣”。
（注：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
）史学家评价令狐绹的奏词说：
“当时宦官窃大权者，罪久不容于死矣，尚何待？
此辈有阙，能勿补乎？
绹之此言，盖以卸责，亦以避祸也。
”（注：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411页。
）又当庞勋率兵由桂州擅还，令狐绹作为朝廷重臣，竟“遣使慰抚，且馈之”，当裨将李湘建议他利用地利阻击时，他“懦缓不能用”。
（注：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六。
）当然这绝不是由于他对反叛的兵士有什么同情，他的举动纯然出自一种自私的考虑。
史载唐末“诸盗皆生于大中之朝……贤臣斥死，庸懦在位，厚赋深刑，天下愁苦”，（注：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
）而这正是令狐绹当权之时。
令狐绹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平庸的官僚，对于国家，对于君主，大节尚且有亏，希望他竭力举荐一个性格与政见都跟自己不同的朋友，也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令狐绹之不能重用李商隐，是必然的。
李商隐对他，由最初的怀抱希望，到后来的失望，产生隔阂，终至于绝交，也是个分自然的事。
那么，李商隐介入党局、致受牛党——其代表人物为令狐绹——倾轧排笮的说法是怎么产生的呢？
考其本源，此说出自新旧两《唐书》的诗人本传。
而这两传都存在着许多错误。
旧传共五百多字，但已经被发现的错误竟达十几处之多，其中下列十项是与诗人身世关系较重大的。
（1）“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
”“河阳”乃“河南”之误。
（2）“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
”释褐校书郎乃开成四年事。
（3）“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
”置之赴王茂元幕之前，误。
（4）“王茂元镇河阳……以子妻之”。
“河阳”应为“泾原”之误。
（5）“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
”商隐赴泾原时尚未释褐，故误；若云会昌三年王茂元徙河阳节度使时，则诗人方居母丧，亦误。
（6）“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
”此“河阳”应为“泾原”，但大和九年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当时李德裕正被斥在外。
会昌年间李德裕秉政，王茂元由京官外放陈许节度使，后徙河阳，则为讨刘稹，与“厚遇”不合。
（7）“子绹为员外郎”，误，时为左补阙。
（8）“茂元卒，来游京师，久之不调。
”王茂元卒时，诗人正居母丧。
除服，即重官正字。
此处于史实不合。
（9）“郑亚请为观察判官。
”“判官”误，应为“掌书记”。
（10）“商隐随亚在岭表累载。
”“累载”误，商隐随亚只一年。
《新唐书》的李商隐传较旧传简略，只有三百多字。
但旧传的错误，它基本承袭下来，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错误。
如：
（1）“王茂元镇河阳……表掌书记，以子妻之，得侍御史。
”“表”字误。
时间、地点、官职均误。
（2）郑亚“谪循州，商隐从之。
”非是。
商隐未从郑亚于循州。
（3）“凡三年乃归。
”“凡”字误。
应为“大中三年乃归”。
（4）“绹以为忘家恩，放利偷合，谢不通。
”“谢不通”，与事实相忤，误。
两《唐书》李商隐本传之多疏误，冯浩、张采田、岑仲勉等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曾提到。
概要地说，晚唐诸传，多取材野史。
李商隐传尤为如此。
察其记事的疏漏，叙述的含混，史实的舛误，都说明它不是依据可靠的史料写就。
因此，我们只有将诗人本传中的材料与现存的其它史料加以对照考察、验证，才能辨别其真伪正误，得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答案。
在以往的研究中，党争对诗人的影响被夸大了。
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壈，襟抱不开，并不是由于娶了王茂元的女儿，也不是由于他曾经从郑亚于桂幕，而是由于极其复杂的社会原因。
李商隐是一个诗人，他有着政治理想。
作为一个有见地的正直的诗人，沉沦下僚，难以遇合，这是封建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存在的现象。
更何况李商隐所遭逢的是一个日见颓败没落的世道。
所以，他的郁郁寡欢、襟抱不开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在那种颓世特别容易感染的“痼疾”，是任何药方都难以治愈的。
转自《文史》第17辑年期第193-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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