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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反思
论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反思
摘要：
柯尔施在十月革命后探索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现实革命结合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著作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阶段面临的危机。
他批判列宁用“意识形态专政”来解决革命的无思想性问题：
忽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忽视主体能动性、割裂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将哲学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成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体系。
关键词：
柯尔施;列宁主义;总体性;形而上学
引言
卡尔·柯尔施（1886-1961），是德国共产党（KPD）内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以德国工人运动为依托，以坚定的信仰恢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
柯尔施与卢卡奇、葛兰西一起被奉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他被尊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亚圣”。
虽然他的地位没有卢卡奇、葛兰西那么显耀，但是他的独创性在于以马克思主义真正解释者的身份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于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学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
本文立足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兼《<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等文本对发展到列宁阶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力求真正把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现状。
一、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
柯尔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哲学进行思考，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基础，并对当时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追随者予以驳斥。
他分析存在这种错误倾向的原因在于：
第一，哲学家对黑格尔主义哲学采取漠视态度；第二，由于德国哲学家的狭隘视野，他们认为除德国之外根本没有哲学，哲学在德国被终结，其他国家也就没有哲学了；第三，阶级立场的局限性，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认为哲学的发展仅是一种观念的存在。
这种哲学忽视的结果使革命与理论的统一性被割裂。
要恢复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必须进行历史性批判，探讨德国哲学与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每一种哲学都是‘被思想之中的自己的时代’。
”德国古典哲学在思想上参与着法国大革命，它也属于法国大革命开创的现代世界，法国大革命的时代只有一个现实的历史，即思想与历史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同样，从法国大革命到俄国十月革命仍属于这个历史，马克思哲学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哲学是属于现实世界的，也就是所谓的“生活只有一个”。
而第二国际的忽视使德国古典哲学、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无产阶级的革命失去了历史逻辑上的完整性和总体性，而成为一个个孤立的概念。
柯尔施认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革命性消失，德国古典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已出现了衰颓或走向“消灭”，旧的资产阶级哲学只有被“消灭”才能实现新的理论为工人运动提供指导,但是这种“消灭”不是在“新哲学”向“旧哲学”实现超越时，似乎产生一种幻象，“好像在超越资产阶级立场的局限这一行动中，马克思主义自身作为一个哲学的对象就即要被废弃和消灭。
”而是在“扬弃”中产生了适应新情况的新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个理论是为服务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
柯尔施强调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在柯尔施的时代，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庸俗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作社会科学，错误地把握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基本看法都是，实践处于决定性地位，特别是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中，实践中的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是最重要的方面，至于哲学和意识形态仅仅被看作是从属于实践过程的。
这种忽视哲学的做法，导致在19世纪后期无产阶级革命遭遇失败，整个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柯尔施认为，社会革命应是“总体性”的过程，它既要把经济、政治、军事也要在意识形态纳入到革命范畴。
柯尔施强调思想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思想革命，无产阶级要实现工人夺取政权，达到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际思想家割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
因此，柯尔施强调：
“所有这些形式必须连同经济的，法律和政治的社会结构一起......在实践中被消灭。
”
柯尔施强调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观。
他具体分析了整个社会应该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经济基础，这一部分是现实存在的真实部分。
第二是法和国家，这部分的对象可以被意识形态影响。
第三部分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是虚假存在。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三者并不是处于同等地位，他们坚持经济基础决定其他部分，即信奉经济决定论。
经济基础派生出其他两个部分，经济基础起着主导作用，其他是被决定的对象。
柯尔施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社会的三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用一个因素来决定其他因素，这种观点恰恰是一种形而上的错误。
单纯的经济决定论发展为成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释的正统版本，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单纯的理论，不再具有把握现实的能力，也不能把握革命原则，理论也不能指导革命活动，工人运动只能走上改良的道路。
所以，柯尔施强调要从总体性的视野中把握资产阶级的现实，把社会的各种规定性综合起来分析，避免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错误。
二、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肯定
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态度存在由肯定转变为否定的过程，他肯定列宁主义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十月革命后到20年代。
这时候，西欧工人运动相继遭遇失败。
柯尔施和列宁分析革命失败在于第二国际理论家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奴役，采取机械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导致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把握也是机械的。
柯尔施根据马克思主义发展特点，把它划分成三个时期：
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超越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哲学阶段，发展为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哲学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还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进行批判。
它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理论，其中标志性的著作是《共产党宣言》；第二阶段是从1848年到19世纪末期，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证化，走上背叛革命的道路，整个工人革命运动处于低谷。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出现断裂以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他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总体性的理论学说，无产阶级革命既包括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军事革命，又包括意识形态革命，革命的成功既要客观条件也要主观条件得到满足。
所以，柯尔施与列宁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作用，要求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
第一，第二国际思想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
第二国际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容持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这个时代发挥作用，必须做出改变，变成科学，把意识与现实隔开。
作为继承恩格斯思想的伯恩斯坦一改之前对恩格斯的支持，转向实证主义，并公开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想因素》中，他重建新康德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他说：
“在我看来，‘回到康德去！
’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主义理论也是适用的。
”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伯恩斯坦又一次引用朗格的观点，他直言不讳地指出：
“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査和严厉的责备......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
”
第二，第二国际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形式化。
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谈论辩证法时，也将其形式化。
最能表明这一点的是:
当普列汉诺夫在本体论上把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等同起来（并归结到斯宾诺莎）时，他同时却要求把辩证法现成地置放于实质上是费尔巴哈的（!
）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这种做法只有在辩证法完全被形式化理解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
就像形式化的方法可以加诸任何内容之上一样，只有完全被形式化的辩证法才可能被加诸任何一种——例如费尔巴哈或斯宾诺莎的——本体论的基础之上。
梅林甚至指出“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
”这样看来，梅林把辩证法完全形式化，而这种形式化使得形式脱离内容，成为纯粹的无内容的形式。
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革命再次在欧洲成为可能时，它变成了无思想的革命，表现出的是各种对抗和破坏。
另外，各种空洞的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同时也在证明这些思想不能承担起革命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使得卢卡奇等一批人展开对第二国际的批评，卢卡奇说:
“如果辩证方法的这一含义弄模糊了，它就必然显得是多余的累赘，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装饰品。
甚至显得简直是阻碍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不偏不倚’研究的障碍，是马克思主义借以强奸事实的空洞结构。
”伯恩斯坦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辩证法上的错误是坚持黑格尔的辩证法残余。
他还用僵化的“‘是-否’和‘否-是’代替‘是-是，和否-否’”的模式来污蔑辩证法。
另外，伯恩斯坦还否定唯物史观，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如同宗教一样的东西，进而把它歪曲成“历史宿命论”。
柯尔施分析这种错误的理解在于没有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性，最终导致革命运动趋于衰落。
19世纪中下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由纯哲学的理论变成包括经济、政治等的内容，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好像是马克思恩格斯放弃了哲学和意识形态批判。
马克思主义研究内容上的变化使这些继承者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根本方向上发生了质的转变。
但柯尔施认为，把政治经济学意识作为批判对象，其重点不是本身，而是要考究政治经济学意识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批判政治经济学意识是要发现市民社会中起虚假意识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与使它得以产生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
以政治经济学意识为切入点，关注的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最终指向的仍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一种新的直接社会化的社会主义传统。
”
另外，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中立的科学，并且它在现实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所以，马克思认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要找到那种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可能的方式生成着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表达。
或者说，马克思主义批判形式有变化，但其核心内容是不变的。
马克思恩格斯转向揭示、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性的认识、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原则性。
“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组成部分—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批判,而且还包括对它的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的批判。
”
但这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分析现实社会的过程中，意识要么被看作纯抽象、否定的对象，要么就是被看作是具体过程的被动反映，这就把意识看成是一种对现实的幻想和扭曲反映。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成为对立的两个方面。
鲁道夫·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也把马克思主义看作纯理论的东西，与革命实践没有任何关系。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对立面，但实践过程与理论无关。
在这里，希法亭要消除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所要实现的革命指导意义，消除解放无产阶级的目标，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非辩证化。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完全消失，沦为单纯的经济理论，导致第二国际所展开的社会主义运动由社会革命变成一种社会改良，社会革命变成一个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问题。
所以，柯尔施反对把纯经济革命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内容，革命应该把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内容都纳入到批判的范畴，“……必须作为在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之前的革命的科学的批判和鼓动工作,作为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后的科学组织和意识形态的专政,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被贯彻到底。
”
到了列宁阶段，社会主义革命的现状让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意识到，如果不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重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只是无结果的革命。
柯尔施对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做法是十分赞同的，特别是对当时十分活跃的罗莎·卢森堡等人的做法表示肯定：
“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和俄国的列宁这些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里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事情，是要把它从第二个时期的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的传统中解放出来。
他们因此适应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新的革命阶段的实践的需要。
”卢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为了摧毁马克思主义，“先是向马克思学说的各个基本原理进攻”，从而达到“最后是把整个体系从上层到基础统统毁掉。
”伯恩斯坦坚持改良主义，其实就是混淆改良和革命，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社会革命，转向“宿命论”。
卢森堡尖锐地指出，“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社会改良而斗争是手段，社会革命是目的。
”无产阶级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维护自己的利益，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
列宁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他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塑。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要完成政治和经济的任务，还要注意完成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
这几个方面都要保证实现，必须恢复革命理论的革命性，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重新理解为一切社会存在的革命理论。
柯尔施认为，列宁不仅解决了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问题，还注意到意识形态与社会革命的关系问题。
无产阶级如果没有处理好意识形态问题，革命也会遭遇方向错误、运动夭折的状况。
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定性，怎样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直以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如何成为解决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前提。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及哲学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阶段，第二国际思想家却否定马克思主义有哲学，他们把哲学下降为直观的观念哲学。
因为作为资产阶级意识的旧唯物主义哲学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消失已经不具有现实性，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当然不能存在。
但是，这种对哲学的理解和处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之前就已经批判过杜林把哲学和意识形态看作如同宗教一样与市民社会对立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哲学是社会领域不可否定的重要部分，在社会革命中，意识形态也是必须要进行改造以适应革命实践和新的社会状况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实践哲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用哲学作为理论武器去参与现实的革命实践的。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
“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存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在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早已实现了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对哲学误解的超越，特别是那种纯粹的、形而上学的实践派和理论派的错误哲学理解。
第一，马克思反对德国古典哲学建立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即把理论与实践割裂。
第二，马克思超越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建立起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把理论斗争上升到实践斗争。
哲学家不能只解释世界而不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实践哲学，它把哲学看作现实世界的一部分。
在社会革命领域，哲学批判是改变世界和重建新世界的重要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代替资产阶级的理论成为新的最高原则，充当革命的指导。
所以，柯尔施认为，列宁在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际之间的联系，让马克思主义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整个社会当作研究对象，通过实践来实现对对象的认识。
这个理论在开始时把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它被看作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的目的不仅是解释世界，而是要参与到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消灭哲学，才能实现哲学。
马克思恩格斯要批判的就是把意识形态仅仅视为理论的内容，忽视其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这种错误的看法却在第二国际中成为权威，他们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产阶级革命完全可以在经济领域中实现，这种“先验的蔑视”其实一直是马克思所批判的。
第二国际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科学方法，看不到现实和哲学之间的真正联系，得出的只是抽象、非辩证的结论。
列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给革命带来的深刻影响，所以，他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
列宁的尝试遭到第二国际的攻击，1918年，列宁就《国家与革命》表达对第二国际的攻讦，坚决捍卫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
同时，列宁还指出社会现实的组成既有经济，也包括意识形态等，革命不仅要在经济领域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也不能忽视。
这样，柯尔施就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探索中完整地展现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三、柯尔施对列宁主义的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和第三国际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给德国共产党带来影响，柯尔施开始否定列宁主义，他认为列宁没有处理好革命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
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展开对对第二国际和对第三国际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回应其指责。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其思想已经不能介入到革命中，不能成为革命的一部分。
而且，“布尔什维克化”宣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部哲学形态，但它却以意识形态专政的形式解决革命中的思想问题，“他关心的是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应用于无产阶级或者......应用于无产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践问题。
”也就是说革命中的思想问题被还原为政治专制问题。
因此，马克思主义陷入了空前危机。
第一，批判“意识形态专政”问题。
“意识形态专政”问题在卢卡奇和列宁那里表现为“灌输论”。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转为“自为阶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同时，“工人群众自己决不能在他们运动进程中创造出独立的思想体系。
”列宁主义的“灌输论”主要是解决“意识”如何上升到“自我意识”，从而形成无产阶级意识的问题，如何解决无产阶级意识与工人所附有意识之间的距离。
在柯尔施看来，列宁的“灌输论”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专政，只是从临时的需要中提出的一种临时的办法，它还是无法解决革命中的思想问题。
用意识形态专政来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只能说明我们已无力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无力再用思想来把握革命。
归咎原因，柯尔施认为列宁发展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只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能承担起革命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与实际生活切断了联系，要唤醒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就要理解生活与思想是不能被切断的，就要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
而解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在理论与实践中坚守住马克思主义辩证法。
第二，批判列宁主义忽视辩证法。
列宁在唤醒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他重新考虑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研究，重新建立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之间的联系。
柯尔施认为，列宁在更高水平上阐释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辩证法，但是在实践中却表示出对其的否定，他还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的颠倒为唯物主义辩证法，得到的也只是被下降到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水平的思想。
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把人类社会的历史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异化,把世界归入哲学之中。
马克思所做的颠倒是他发现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现实劳动的外化。
他指出，列宁从单一的认识论角度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说，“他们还放弃了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从革命的层面来说，这就把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消除。
这样，思维与存在被对立，作为革命总体的理论与实践也就被对立起来，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
第三，列宁哲学还带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停滞。
柯尔施认为，列宁坚决反对任何派别对这种唯物主义的质疑，对党内的“哲学的背叛”过于苛责，俄国党的领导在‘宣传列宁主义’的口号下，在那时开始了一场使共产国际中所有非俄国党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
列宁逝世后，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日益教条化，使得理论成为执政的工具，成为生活中的合法化工具。
特别是斯大林亲自撰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部分内容，他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被推为官方标准定义，并在共产国际内部传播。
这样，任何其他的理解都被视为异端，思想的专政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正如葛兰西批判斯大林主义导致党内组织僵硬，“而当一个国家的政党把群众运动和群众的首创精神视为威胁之时,也就意味着它将会堕落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走向极权。
因此,只有真正地发挥党内民主,才能真正地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
”
当然，要重新评价列宁主义就必须要跳出既有的历史承认，柯尔施总体性辩证法是应对马克思主义出现的危机而提出的，既体现“巨大的历史感”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分析柯尔施的观点也要坚持辩证态度。
首先，针对柯尔施认为列宁主义忽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判断列宁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柯尔施总结马克思主义出现危机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革命之间不同步，没有对现实革命运动的理论思考，并上升到原则的高度。
其源头可以追究到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
柯尔施认为列宁所作的“颠倒”只是从认识论进行形式上的颠倒。
对此观点，其结论有失偏颇。
列宁并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入手来寻求现实革命运动道路，只是对辩证法的理解经历了由浅入深的过程。
列宁在最开始接触黑格尔《逻辑学》时，“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即是把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倒过来成为唯物主义。
……这是列宁读书时的主要思想参考系。
”这时候他所做的工作要探究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
列宁用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纯在”、“纯无”进行理解，“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发展到无的运动。
不过从无开始，倒是没有的。
总得从什么东西开始。
”当列宁对《小逻辑》进行研究时，“现实的诸环节的总体、总和，现在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
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辩证认识的本质是现实诸环节的展开，列宁也就把思维理解为运动的，把辩证法等同于认识论。
从这个意义上讲，柯尔施对列宁的辩证法批判是有道理的，但是按照柯尔施总体性辩证法看待问题的方式，这种批评也同样陷入了黑格尔哲学以前的水平。
列宁在《逻辑学》的思考中得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其实是整个逻辑的颠倒，认识是从总体上反映外部对象的，这种理解只有立足辩证法的认识论角度才能得出此结论。
第二方面，我们需要思考列宁是否抛弃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的成就。
拿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列宁哲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黑格尔哲学的问题域是弥合理性与现实的断裂，达到对现实的把握。
列宁哲学体系主张从实践出发来理解黑格尔哲学，自然和实践是都是现实过程，把握客观规律就要把它扬弃在实践活动的内部。
也就是说黑格尔用思维来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列宁通过实践来把握。
当然，列宁只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实践的作用，没有细究本体论领域中实践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列宁只是简单的从认识论来讨论实践问题。
另一方面，从当时的实际背景来看，列宁与“马赫主义”的斗争主要从对手的论点出发进行反驳，着重强调唯物主义，这让柯尔施误解列宁不重视辩证法和实践。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
“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
”可见,列宁实际上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础,而历史唯物主义则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
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表达过“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
”
其次，针对柯尔施所说的列宁忽视辩证法，把意识形态的革命性取消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列宁还是继承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同时，也重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
“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
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
”同时，要说列宁忽视辩证法，也只能说他没有理解康德哲学中的“自在之物”的双重内涵，“一是认识论角度，第二是本体论角度就认识论含义而言，它是感性刺激的来源和知性认识的界限；就本体论而言，它是实践理性的范导性假设。
”而列宁把实践纳入到认识论的辩证法之中。
马克思更加注重实践如何解蔽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从一般本体论的意义上来肯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而是从生存论的本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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