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赠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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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赠言
大学毕业生赠言
诸位毕业同学：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
“不要抛弃学问。
”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
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
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退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
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
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
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有人说：
“出去做事之后，生活问题急需解决，哪有工夫去读书?
即使要做学问，既没有图书馆，又没有实验室，哪能做学问?
”
我要对你们说：
凡是要等到有了图书馆方才读书的，有了图书馆也不肯读书；凡是要等到有了实验室方才做研究的，有了实验室也不肯做研究。
你有了决心要研究一个问题，自然会撙衣节食去买书，自然会想出法子来设置仪器。
至于时间，更不成问题。
达尔文一生多病，不能多作工，每天只能做一点钟的工作。
你们看他的成绩!
每天花一点钟看十页有用的书，每年可看三千六百多页书，三十年可读十一万页书。
诸位，十一万页书可以使你成一个学者了。
可是，每天看三种小报也得费你一点钟的工夫；四圈麻将也得费你一点半钟的光阴。
看小报呢?
还是打麻将呢?
还是努力做一个学者呢?
全靠你们自己的选择!
易卜生说：
“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
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
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
“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
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它，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它。
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
没有问题可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实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
“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
’，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
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的活动。
一个人的前途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
英国哲人弥儿（，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
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砺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州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
“总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应该信仰：
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
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
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
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
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
“胡先生，你错了。
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
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哪能谈到研究的问题?
职业找不到，那能谈到业余?
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糊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
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
“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
”你应该想想：
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
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
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
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
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
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
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的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
——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
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
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
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
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
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
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
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
“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学生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用一个北大经济生。
”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
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
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
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
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材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材生。
这些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
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
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
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
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
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来的优秀人才挤掉的。
打不破的“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
——能够如此想，才是反省。
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业了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
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
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
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最需要人才的。
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得着十分百分的嘘声。
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绝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
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抬高他的地位。
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治学的方法
主席、自副总司令、各位同志：
……
本来做学问，如果得着好的方法，自然容易与学问接近，所得的成绩也会比较的多。
因此，我时常接得青年朋友的信，殷殷以治学的方法相询。
说胡先生何以不告诉我们做学问的方法，以指导我们如何去做才会更有条理，更有成绩，让我们也好得到做学问的捷径。
对于这问题，我有的或在书信上答复，有的或在学校讲演，计前后已讲十七年了。
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讲这个题目，当时，因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馆中重温旧稿，看有什么地方可以增改，但是愈看心里愈怀疑，到最后才恍然大觉大悟，深觉十七年来所讲这无数次的治学的方法，都是错误的，于是就把旧稿都撕掉了。
三月初八那日所得的新觉悟，使我明白，治学有无成绩，有无结果，不是单靠方法就可能做得到的。
在方法之前还须有更重要的先决条件，那些先决条件不具备，即有方法也是没有用的。
《西游记》的孙大圣，因为上西天取经去，怕路上要遇到许多艰难，所以就求观世音给他三根救命毫毛，放在身边，以便解决一切的危急。
假如做学问也和唐僧求经一样要经过九九八十一劫，那么，难关还有一定的数目，然而做学问这一条路的历程，却是无穷尽的，其难关也不止九九八十一。
如果我可以借给你们三根毫毛，或者一把百宝宝钥，以便诸君都能够深达学问的堂奥，岂不甚妙?
无奈我去年三月以来的新觉悟，使我知道做学问是无捷径的，也无小路可走，更无三根毫毛般的百宝宝钥可求。
我们应当在方法之外，先解决做学问的基本条件，依据这种基本条件以建立学问的基础，以后，治学的方法，自然而然地也就有了。
现在我把去年在天津旅馆里所觉悟到的两个基本条件贡献给诸位，这或许比三根毫毛还有用呢!
我以为在做学问之前，应先有下列两个条件：
第一是有博大的准备，第二是养成良好的习惯。
兹请依序说明之。
（1）准备做学问的准备工作，就是先要打个底子，先要积累知识经验，才能基础打好。
基础打好了，学问的初步也就有相当的成功了。
做学问的第一步工夫，先在日日探求知识，搜集材料，不要即谈方法，更不要急求成绩，知识日深，材料日多，自然有方法，有成绩了。
即古人所谓开卷有益之意也。
所以现在做学问不但要开卷，而且什么东西都要用，以作做学问的基础。
诸位知道，在科学史上有一段佳话，说牛顿看见苹果自树上坠下，后来就依之发现地心吸力的定律。
这种稀世的发明，不独当时和现在的学术界受了绝大的影响，即将来影响于学术界亦必无穷尽。
但是苹果的坠地，可以说是我们天天所看得见的，但是为什么不知道去发明，倒让牛顿发明了去呢?
原来我们所以不及牛顿的地方，就是因为没有牛顿的博学的基础。
我们都以为苹果的坠下是当然的，用不着再加怀疑，但是牛顿对苹果的坠下却发生了怀疑，他想：
苹果为什么不向空中飞去了呢?
他的成功是因为有了精博的学问，对于当时十六、十七世纪的新科学有了深切的研究。
因此做学问必要先有丰富的知识来做基础，这是不待言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做学问的先决条件，不是重在先得方法，而是在先求知识，抱定开卷有益的态度，先造成广博精深的基础，然后才来做学问。
宋朝的王安石，其道德、学问、功业，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等人。
他有几句很警惕的话，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他的朋友曾子固因为看他做学问方法太杂，就写信勉诫他。
王安石先生因此就作书答他说：
……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
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
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体而无疑。
盖后世之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
……致其知而后读，以有所去取，故异学不能乱也。
我们现在离王安石先生的年代，虽已有八百余年之久，但一读他前面的一段文章，再把“致其知而后读，，的意思仔细体味起来，深觉其言，实大有至理。
所以做学问应该以广博精深的学问来做基础，不论它是牛溲马渤，竹头木屑，都要兼收并蓄，使对于各种知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然后做学问才能有成绩；否则，即有孙大圣的三根救命毫毛，亦无补于事。
不过，或许有人对于“致其知而后读’’的意义还有怀疑，现在请再举例以明之。
我现在要举的例是《墨子》。
《墨子》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奇书。
墨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讲兼爱的，反对儒家和杨朱～派的思想的。
因为历来儒家的思想占了优胜，所以《墨子》这部书，就久被人所摒弃了。
两千年来去注意它的人很少，所以其中遂致有许多残缺讹误之处。
全书最值得注意的，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多材料，但是总想不出一个原则来统括他的学说。
有一天偶然读起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1766一1834）的《人口论》，说粮食的增加是照数学级数，即是依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却是照几何级数，即是依二、四、八以上升，所以人口的增加快于粮食。
达尔文看到这里，豁然开朗地觉悟起来了，因此确定了“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原理。
我们知道达尔文二三十年所研究的生物学的学问，但是还要依赖经济学来补助，才能替他的整个学问找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可见学问要广博，知识要丰富，不应只是注重于方法的问题，还须扩大学问的角度和台基，以为做学问的基础，然后学问才有成就的希望。
（2）养成良好的习惯。
上面我已经详述做学问的工夫，须要有广博的知识来做基础，但是单持有广博的知识，还是不足用，此外，还要养成两三种良好的习惯才成。
通常所谓伦理学或方法论，想诸位也知道其中有演绎归纳等的方法。
如果以为伦理学或方法论可以完全解决做学问的问题，诸位早就可以在教科书里求得了。
正因为做学问的工夫，并不单应在方法上考究，所以每一个人在学问上造就的深浅，都是有赖于良好习惯的养成。
试看古今中外的大学问家如王念孙、戴东原、顾亭林、牛顿、达尔文等，哪一个不是从良好习惯中淘练出渊博伟大的学问来?
所以在做学问之前，应有的第二条件，就是养成好的习惯。
良好习惯的养成约有三种：
1、勤（要勤快，不要懒，不怕苦。
）
2、慎（不苟且，不潦草，不随便，要负责任。
）
3、虚（不要有成见，要虚心。
）
现在先从“勤”字讲起：
中国今日的新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古史辨》是对于中国史学上贡献很大的。
他平生治学的工夫，有许多是可以取法的，他的好处就在一个“勤’，字。
试举一件事做个例。
以前顾先生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人知道他的经济上很困难，就拿一本《古今伪书考》嘱他用标点符号标点出来，以便送到书店卖一笔钱。
可是书交他之后，等了一月两月半年一年，还没有见到他交还。
一天我到他房里去看他，问起这件事，他就拿出了一大堆的稿子来，已经整理成为一大堆有系统的史料了。
我问他：
“怎么倒弄成了考据呢?
”他说：
这有什么办法，书中不是残缺不全，就是讹误百出，怎能不细心来替它整理整理呢?
”这种不肯偷懒的精神，就是他在学术上成功的秘诀。
现在再让我介绍顾亭林先生的治学方法。
大家知道顾亭林先生平生治学是非常勤谨的，他为了要证明“服’’字古音读做“比”音，就不惮烦劳，把所有的古书检出一百六十二条的证据。
可见古人做学问所以有成绩的缘故，不论在何种条件之下，都少不了一个“勤”字。
其次说到“慎”字。
我们做学问，不论中国字的一点一滴、一笔一画，外国字小小的一个字母，或是研究自然科学或数学上的一小圈，亦不可轻易把它放过。
我看见现在有一班做学问的青年，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太不慎，换言之，就是太苟且，太撒烂污了。
譬如近人翻译外国文学书，竟将0ats译做橡树，即将Oats误当做Oaks；虽只是一小字母的差别，但却将小麦译做大橡树，这不是谬以毫厘，差以千里吗?
又以前曾看到一篇翻译的小说，描写一个女人生肺炎病，她的女友就拿猪肉给她吃。
看到这里，心里很纳闷，即以普通常识来想，也知道生了肺炎病的人，无论怎样都不应该给她吃猪肉，后来一查原文，才知道是把Port误译做Pork。
这不过随便略举一二而已，也就可见一般做学问的人太不小心了。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错误太小，就轻轻把它放过，治学的态度，要像做法官做侦探一样，丝毫不苟且，虽是极细微的地方，也要一样的注意。
在这里我愿意再举出几个例来：
中国的文字中的“于”字和“於”字，以及“维”字，“言”字，都有其独特用法的，一向大都不十分去注意它。
例如“于”字和“於”字的用法，普通以为没什么分别。
可是有一位瑞典人高本汉（Karlgren）研究《左传》便发现了“于”和“於”两字的用法是各有不同的，这是我们所未尝注意到的。
他还把它做出一个详细的表来。
依他就用字法研究的结果，到现在我们才知道所谓的《左传》的作者鲁君子左丘明的真假实在发生问题，而据高本汉所证明的，此书的作者是山西人而不是山东人。
又我的学生某君，一次曾以“弗”和“不”两字有什么不同相问，并举出不少的例子以相示，我就嘱他继续去研究。
后来，研究的结果，才知道“弗”字具有“不之”两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半夜邻有求，无弗给”，等于“半夜邻有求，无不之给”。
由此可见做学问是要慎重的，研究自然科学的固然尤应该格外小心，即其他事业，如法官侦探亦何尝不应如此。
最末了说到“虚”字。
“虚”字就是“虚心”的意思。
做学问贵能虚心，事先不为成见所入，一如法官的审案，虽搜集各种证据，都可加人罪名，但于证据中，还须再三慎重的考虑，避绝一切憎爱的成见，然后才不至于枉法。
譬如苹果为什么会坠地、“弗”与“不”为什么不同……凡此种种都得虚心去考虑。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凡做学问所以能有成绩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虚。
换言之，就是要笨干。
所谓科学方法者，亦离不了上述这三种要件。
假使具备了这三种要件，科学方法就随之而来了。
如王念孙、顾亭林、戴东原等，他们的学问何尝不是笨干出来的?
我在西大讲演，说到“维”字，它的意义很多，如“维是文王，维是熙熙”，祭文上的“维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涵义各有不同。
究竟“维”字怎样解说呢?
《诗经》里就有了三百几字的“维”字，在我们都有些洋脾气的人，在这里自应先认为不懂，再去翻古书，把找得到的“维”字，都抄出来，一一拿来比较，然后就容易明白了，这样终于确定“维”字是一个感叹词。
老子说：
“维之於呵，相去几何”，也可以证明原来“维”就是“呵”的意思。
最后我有几句话要忠告诸位，就是做学问并无捷径小路可走。
更没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无穷的，如果真有这方法，我为何不乐意奉送给诸位?
记得以前有龟兔赛跑的故事，是希腊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来供诸位做学问的教训。
我觉得世界上有两派人：
一派是乌龟派；一派是兔子派。
凡是在学问上有大成就像达尔文、牛顿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乌龟的功力，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
不过兔子的聪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乌龟的功力，则人人可学。
在这里我希望诸位在做学问方面努力去学做乌龟，中国就不怕不产生无数像达尔文、牛顿、瓦特这一类的大学问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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