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课文翻译.docx
《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课文翻译.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课文翻译.docx（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大学英语精读第二册课文翻译
Unit1TheDinnerParty
关于男人是否比女人更勇敢的一场激烈争论以一种颇为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了。
晚宴莫娜·加德纳
我最初听到这个故事是在印度，那儿的人们今天讲起它来仍好像确有其事似的——尽管任何一位博物学家都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一家杂志曾刊登过这个故事。
但登在杂志上的那篇故事以及写那篇故事的人，我却一直未能找到。
故事发生在印度。
某殖民地官员和他的夫人正举行盛大的晚宴。
筵席设在他们家宽敞的餐室里，室内大理石地板上没有铺地毯；屋顶明椽裸露；宽大的玻璃门外便是走廊。
跟他们一起就坐的客人有军官和他们的夫人，另外还有一位来访的美国博物学家。
席间，一位年轻的女士同一位少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年轻的女士认为，妇女已经有所进步，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见到老鼠就吓得跳到椅子上；少校则不以为然。
他说：
“一遇到危急情况，女人的反应便是尖叫。
而男人虽然也可能想叫，但比起女人来，自制力却略胜一筹。
这多出来的一点自制力正是真正起作用的东西。
”
那个美国人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他只是注视着在座的其他客人。
在他这样观察时，他发现女主人的脸上显出一种奇异的表情。
她两眼盯着正前方，脸部肌肉在微微抽搐。
她向站在座椅后面的印度男仆做了个手势，对他耳语了几句。
男仆两眼睁得大大的，迅速地离开了餐室。
在座的客人中除了那位美国人以外谁也没注意到这一幕，也没有看到那个男仆把一碗牛奶放在紧靠门边的走廊上。
那个美国人突然醒悟过来。
在印度，碗中的牛奶只有一个意思——引蛇的诱饵。
他意识到餐室里一定有条眼镜蛇。
他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椽子——那是最可能有蛇藏身的地方——但那上面空荡荡的。
室内的三个角落里也是空的，而在第四个角落里，仆人们正在等着上下一道菜。
这样，剩下的就只有一个地方了——餐桌下面。
他首先想到的是往后一跳，并向其他人发出警告。
但他知道这样会引起骚乱，致使眼镜蛇受惊咬人。
于是他很快讲了一通话，其语气非常威严，竟使得所有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我想了解一下在座的诸位到底有多大的克制能力，我数三百下——也就是五分钟——你们谁都不许动一动。
动者将罚款五十卢比。
准备好！
”
在他数数的过程中，那二十个人都像一尊尊石雕一样端坐在那儿。
当他数到“……二百八十……”时，突然从眼角处看到那条眼镜蛇钻了出来，向那碗牛奶爬去。
在他跳起来把通往走廊的门全都砰砰地牢牢关上时，室内响起了一片尖叫声。
“你刚才说得很对，少校！
”男主人大声说。
“一个男子刚刚为我们显示了从容不迫、镇定自若的范例。
”
“且慢，”那位美国人一边说着一边转向女主人。
“温兹太太，你怎么知道那条眼镜蛇是在屋子里呢？
”
女主人脸上闪出一丝淡淡的微笑，回答说：
“因为它当时正从我的脚背上爬过去。
”
Unit2LessonsfromJefferson
杰斐逊已谢世很久，但他的许多思想仍使我们很感兴趣。
杰斐逊的遗训布鲁斯·布利文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也许不像乔治·华盛顿和亚伯拉罕·林肯那样著名，但大多数人至少记得有关他的一件事实：
是他写的《独立宣言》。
虽然杰斐逊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但我们今天仍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他的许多思想对当代青年来说特别有意义。
下面就是他讲过和写过的一些观点：
自己去看。
杰斐逊认为，一个自由的人除了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外，还可以从许多别的来源获得知识；他认为，亲自做调查是很重要的。
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被任命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去调查詹姆斯河南部支流的水深是否足以通行大型船只。
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都坐在州议会大厦内研究有关这一问题的文件，而杰斐逊却跳进一只独木舟去做现场观测。
你可以向任何人学习。
按出身及其所受的教育，杰斐逊均属于最高的社会阶层。
然而，在那个贵人们除了发号施令以外很少跟出身卑贱的人说话的年代，杰斐逊却常破例跟园丁、仆人和侍者交谈。
有一次杰斐逊曾这样对法国贵族拉斐特说过：
“你必须像我那样到平民百姓的家里去，看看他们的锅里煮些什么，吃吃他们的面包。
只要你肯这样做，你就会发现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你就会理解正在威胁着法国的革命。
”
自己作判断。
未经过认真的思考，杰斐逊绝不接受别人的意见。
他在给侄子的信中写道：
“不要因为别的人相信或拒绝了什么东西，你也就去相信它或拒绝它。
上帝赐予你一个用来判断真理和谬误的头脑。
那你就运用它吧。
”
杰斐逊觉得，人民“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应该让他们听到一切真实和虚伪的东西，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
倘使让我来决定，我们是应该有一个政府而不要报纸呢还是应该有报纸而不要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
做你认为是正确的事。
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总会有各种相互冲突的思想，而这正是力量的源泉。
使自由保持活力的是冲突而不是绝对的一致。
虽然有好多年杰斐逊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他从不回应那些批评他的人。
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每个问题都有两面。
如果你坚决站在一面并根据它有效地采取行动，那么，站在另一面的那些人当然会对你的行动怨恨不满。
”
相信未来，相信青年。
杰斐逊认为，绝不可以用那些已经无用的习俗来束缚住“现在”的手脚。
他说：
“没有哪个社会可以制订一部永远适用的宪法，甚至连一条永远适用的法律也制订不出来。
地球是属于活着的一代的。
”他不害怕新思想，也不惧怕未来。
他评论说：
“有多少痛苦是由一些从未发生过的灾难引起的啊！
我期待的是最好的东西，而不是最坏的东西。
我满怀希望地驾驶着自己的航船，而把恐惧抛在后面。
”
杰斐逊的勇气和理想主义是以知识为基础的。
他懂得的东西也许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要多。
在农业、考古学和医学方面他都是专家。
在人们普遍采用农作物轮作和土壤保持的做法之前一个世纪，他就这样做了。
他还发明了一种比当时任何一种都好的耕犁。
他影响了整个美国的建筑业，他还不断地制造出各种机械装置，使日常生活中需要做的许多工作变得更加容易。
在杰斐逊的众多才能中，有一种是最主要的：
他首先是一位优秀的、不知疲倦的作家。
目前正在第一次出版的他的全集将超过五十卷。
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才能很快便被发现了，所以，当1776年在费城要撰写《独立宣言》的时刻来到时，这一任务便落在了他肩上。
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读到他写的下列词句都激动不已：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一切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1826年7月4日，正值美国独立五十周年纪念日之际，杰斐逊与世长辞了。
他给他的同胞留下了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和众多的榜样。
托马斯·杰斐逊对美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认为，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民组成的国家才能保持自由。
Unit3MyFirstJob
为了想在进大学前赚些钱，作者申请了一份教职。
但面试情况却越来越糟……
我的第一份工作罗伯特·贝斯特
在我等着进大学期间，我在一份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在离我住处大约十英里的伦敦某郊区，有所学校要招聘一名教师。
我因为手头很拮据，同时也想做点有用的事，于是便提出了申请，但在提出申请的同时我也担心，自己一无学位，二无教学经验，得到这份工作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然而，三天之后，却来了一封信，叫我到克罗伊登去面试。
这一路去那儿原来还真麻烦：
先乘火车到克罗伊顿车站，再乘十分钟的公共汽车，然后还要至少步行四分之一英里。
结果，我在六月一个炎热的上午到了那儿，因为心情非常沮丧，竟不感到紧张了。
学校是一座装着大窗户的红砖房子。
前庭园是个铺着沙砾的正方形：
四个角上各有一丛冬青灌木，它们经受着从繁忙的大街上吹来的尘烟，挣扎着活下去。
开门的显然是校长本人。
他又矮又胖，留着沙色的小胡子，前额上布满皱纹，头发差不多已经秃光。
他带着一种吃惊的、不以为然的神态看着我，就像一位上校看着一名没系好靴带的二等兵一样。
“哦，”他咕哝着说，“你最好到里面来。
”那狭窄的、不见阳光的走廊里散发出一股腐烂的卷心菜味，闻上去很不舒服；墙上墨迹斑斑，显得很脏；周围一片静寂。
根据地毯上的面包屑来判断，他的书房也是他的餐室。
“你最好坐下，”他说，接着便问了我许多问题：
为了得到普通学校证书我学过哪些课程；我多大岁数了；我会玩些什么游戏；问到这里他突然用他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盯住我，问我是否认为游戏是儿童教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含含糊糊地说了些不必太重视游戏之类的话。
他咕哝了几句。
我说了错话。
我和校长显然没有多少共同语言。
他说，学校只有一个班，二十四名男生，年龄从七岁到十三岁不等，除了美术课他亲自教以外，其余所有的课程都得由我来教。
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要到一英里以外的公园去踢足球，打板球。
整个教学计划把我吓坏了。
我得把全班学生分成三个组，按三种不同的程度轮流给他们上课；想到要教代数和几何这两门我在读书时学得极差的科目，我感到很害怕。
更糟糕的也许是星期六下午打板球的安排，因为这时候我的朋友大都会在悠闲地自得其乐。
我怯生生地问：
“我的薪水是多少？
”“每周十二磅外加中饭。
”还没等我来得及提出异议，他已经站了起来。
“好了，”他说，“你最好见见我的妻子。
她才是这所学校真正的主管人。
”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当时很年轻：
在一个女人手下工作的前景构成了最大的侮辱。
Unit5TheVillainintheAtmosphere
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有一种气体对生命是必不可少的。
遗憾的是，一样好东西我们可能会拥有得太多，而二氧化碳的增长威胁着我们，使地球变暖到一种危险的程度。
艾萨克·阿西莫夫向我们介绍了大气层中的这个坏蛋，向我们解释了它是怎样活动的以及对付它的办法。
大气层中的恶棍艾萨克·阿西莫夫
大气层中的恶棍乃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看上去不像一个恶棍。
它毒性不大，在大气层中的含量极小——只占0.034％——不会对我们造成任何伤害。
再者，空气中的那一点点二氧化碳对生命至关重要。
植物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成它们自己的组织，充当所有动物（当然也包括人类）的基本食物供给。
在这一过程中，植物释放氧气，而氧气又是所有动物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然而，这一看上去无害而且无疑又必不可少的气体却正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年复一年，海平面正在慢慢上升。
它很可能继续上升，而在今后数百年间，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在那些低洼的沿海地区（在这些地区居住着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海水会稳步向前推进，迫使人们向内陆退居。
最后，海水将会高出目前海平面两百英尺，一阵阵海浪将会拍打曼哈顿摩天大楼二十层楼的窗户。
佛罗里达将会沉没在海浪之下，英伦三岛的大部分，人口稠密的尼罗河流域，还有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低洼地区也都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不仅许多城市将被淹没，而且世界上大部分盛产粮食的地区也将会失去。
由于食品供应下降，到处都会出现饥荒，在这种压力下，社会结构有可能崩溃。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二氧化碳。
可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两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
首先是太阳光，大气层中的各种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对于太阳光来说是透明的。
太阳光照射大气层的顶部，径直透过数英里的大气层，温暖着地球的表面。
在夜间，地球将热量以红外线的形式放射到外层空间而冷却下来。
然而，大气层对红外线来说并不像它对可见光那样透明。
二氧化碳特别会阻挡这样的热量辐射。
因此，在夜间失去的热量要比在大气中没有二氧化碳的情况下失去的要少。
要是没有少量的二氧化碳存在，地球就会明显冷得多，说不定就冷得不舒服了。
我们该感到欣慰，二氧化碳给我们温暖使我们舒舒服服，但是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正在稳步升高，其恶迹也就由此而生。
1958年，二氧化碳只占大气总量的0.0316％。
此后，其浓度逐年悄悄攀升，而现在已达到0.0340％。
据估算，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浓度将接近现在的两倍。
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间，地球的平均温度将要稍许升高。
极地冰盖因此将开始融化。
世界上大约90％的冰都聚积在巨大的南极冰盖中，另有8％在格陵兰冰盖。
如果这些冰盖开始融化，海平面将要升高，其结果就是我上面描述的那个样子。
可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什么正在不断升高呢？
难辞其咎的有两个因素。
首先，在近几个世纪中，先是煤，其后是石油和天然气，以快速增长的态势被用做燃料获取能量。
这些燃料中所含的碳，在过去数百万年的岁月里一直安全地埋在地下，而现在正被烧成二氧化碳，并以每天数吨的速率大量排放到大气中。
更糟的是，地球上的森林在不断消失，起先是慢慢地消失，但在近一两个世纪里其消失的速度相当快。
现在，森林消失的速度是每分钟64英亩。
不管取代森林的是草地、农田，还是灌木丛，其生产的植物消耗二氧化碳的速率与森林是不相等的。
因此，不仅是通过燃料的燃烧使更多的二氧化碳被释放到大气中，而且，随着森林的消失，植物从大气中吸收的二氧化碳也减少了。
但是这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这个问题。
大气中二氧化碳并不是自行上升的。
是人在烧煤、烧油和烧气。
是人在砍伐森林。
所以，人才是真正的元凶。
怎么办呢？
首先，我们必须拯救森林，乃至重植森林。
第二，我们必须有新的不产生二氧化碳的燃料源。
核能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认为核能太危险，也还有其他选择。
有波浪能，潮汐能，风能，还有地球内部的热能。
尤其是，还可以直接利用太阳能。
诚然，这一切将需要时间、努力和金钱，但是，各个国家却把更多的时间、努力和金钱花在了对抗性的军事器械上，而这些军备只能毁灭我们大家。
为了拯救我们大家而减少在这方面时间、努力和金钱的花费，难道我们应该反对吗？
Unit6TheMakingofaSurgeon
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自信的重要性。
外科医师的成功之道诺兰医生
一位医生怎样辨认自己终于成了一名“外科医师”的那一时刻呢？
在我任住院主任医师的那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
我最后认定，问题的答案在于“自信”二字。
当你能够对自己说：
“任何外科病人我都能胜任进行治疗，我的治疗跟其他外科医生一样高明，甚至比任何外科医生都更为高明”——那时，而且只有到了那时，你才真正成了一名外科医师。
当时我正接近那个时刻。
就以我们几乎每晚都会碰到的急诊情况为例吧。
在那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我一直害怕听到电话铃响。
我知道电话铃声意味着又要作出一个生死攸关的决定。
事情往往是这样：
在我告诉沃尔特或拉里对于某一特殊情况应如何处理之后，我就很难再重新入睡了。
我会重温那位急诊病人的整个病情，常常会怀疑自己是否作出了不妥的决定。
不止一次，在我躺了一个小时还睡不着之后，我会在凌晨两三点钟从床上跳起来，穿好衣服，驾车去医院亲自探视病人。
唯有这样我才能找到安心休息所需要的内心平静。
然而，在我做住院医生的最后一个月，睡眠已不再是个问题了。
在有些情况下我仍然不能确定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我已学会把这看做一个外科医师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一个永远也不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我已能适应它了。
所以，我一旦经过深思熟虑作出某个决定，就不再去多想它了。
多想也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且我知道，凭我的知识和经验，我作出的任何决定肯定都是稳妥的。
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
在手术室里我也同样充满信心。
我知道自己的知识、技术和经验足以对付我在开业行医中将会碰到的任何外科病例。
当我切开病人的腹部或胸腔时，我不再紧张得瑟瑟发抖了。
我知道，即使碰上事先无法预见其问题所在的病例，我也能处置我发现的任何情况。
我战战兢兢地治疗过交在我手上的腹部刺伤、肺部穿孔以及复合性骨折等病例。
这类外科手术我已经战战兢兢地干了五年。
我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而且，我也不再怕犯错误了。
我知道在我出去开业行医时，说不定什么时候我就会不可避免地出差错；我会给不需要手术治疗的病人开刀，也可能会把需要动手术的病人忽略过去。
五年前——甚至一年前——如果我不得不为一次判断上的失误负全部责任的话，我是没法容忍自己的。
现在我能了。
我仍然害怕犯错误——愿意竭尽全力避免出错——但我知道这是外科医师生活的一部分。
我之所以能够平静地接受这一事实，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我不能避免出差错，那么换了任何别的外科医生很可能也不能避免。
这些话听上去很自负，而且我以为这的确是自负——但外科医师就是需要这种自负。
当他受到行医中必定会遇到的重重疑虑的煎熬时，他需要“自负”来支撑自己度过这些难受的时刻。
他必须觉得，他与世上任何一位外科医生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还技高一筹。
你管这叫自负也好，叫自信也罢；不管你叫它什么，反正我是有了。
Unit7NotonMyBlock
人们认为埃塞尔·阿姆斯特德准是疯了，竟然敢去面对那些在她房子外面贩卖毒品的年轻人。
但埃塞尔已忍无可忍。
她鼓足勇气，走出去跟那帮人谈话。
下面就是所发生的故事。
离开我这个街区琳恩·罗塞利尼
埃塞尔·阿姆斯特德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那栋灰色的联房。
房子里多出了一间卧室，还有一个很大的后院，可以让她的小外孙和外孙女在那儿玩耍。
那个大理石的门廊将是夏天夜晚坐着乘凉的理想场所。
但搬进来后的第一个晚上，当阿姆斯特德下班回到家时，她却发现有一帮样子很凶的人坐在她家门前的台阶上。
她大吃一惊，说道：
“请原谅，我住在这儿。
”那一帮七个年轻人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用冷酷无情的目光盯着她看。
一走进去，阿姆斯特德就锁上门，从窗口往外看。
她吃惊地发现那几个年轻人已经又坐在了她家的台阶上。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阿姆斯特德了解到她那栋房子过去长期空关时，曾被一些毒品贩子用来在前面台阶下面藏过毒品。
当川流不息的车辆和行人经过时，毒品贩子就在门廊上做生意。
吸毒成瘾的人就在房子后面的小路上注射毒品，并在后院里随地撒尿。
阿姆斯特德对占用她家前门的那些人不抱任何幻想。
在东巴尔的摩那个充满犯罪与暴力的奥利弗地区居住的十年间，几乎每个晚上，她躺在床上都能听到毒品战激烈进行时的枪击声。
但是，（在）这栋房子，有毒品贩子经常出没于她的门廊却是最糟糕的。
有时候她一天要报警好几次，恳请警察把这些毒品贩子驱散。
但警车一旦在街角消失，那些毒品贩子们又会陆陆续续地回来。
作为一个50多岁、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的母亲，阿姆斯特德从未想像过要进行这场战斗。
但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奋起应付突如其来的挑战了。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她自己的女儿染上毒瘾，她的小外孙和外孙女需要人领养时，阿姆斯特德就把那三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领来照管了。
2000年9月的一个夜晚，在她迁入新居后大约一个月的时候，阿姆斯特德向上帝祈祷：
“明天我要跟那些家伙谈一谈。
请帮助我。
”
第二天，她直接找到那帮人的头，一个身穿牛仔裤、白色T恤衫的年轻人。
阿姆斯特德的五脏六腑在翻滚，但她知道她绝不能露出恐惧的样子。
“这里是我的地方，”她平静而温和地说，脸上一直挂着装出来的微笑。
“我本不需要在进自己家时还要说一声‘请原谅’。
”
她对那个年轻人说，她不希望他和他的朋友们再当着她小外孙和外孙女的面贩卖毒品。
他们必须离开她的住宅，离开隔壁空关的住宅，离开那个街角。
那人一声不响。
阿姆斯特德的心已跳到喉咙口。
随后那人点了点头。
那伙人离开了。
但过了几天，他们又回来了。
阿姆斯特德把她的要求重说了一遍。
第二天、第三天又重说了一遍。
随后，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那伙人开始听话了。
他们转移到了下一个街区。
冬天来了，他们把她房前路上的积雪扫干净，她生病的时候，他们还来看望她。
不久，他们就开始喊她“大妈”了。
她的外孙、外孙女们现在可以在街上打球了。
有时候，那些年轻人也和他们一起玩。
如果哪个孩子跟外婆顶嘴，某个年轻人就会说：
“你不可以这样讲话。
她是你外婆!
”
阿姆斯特德不停地“嘀咕”，警告他们轻易得来的钱有危险。
“你们会被杀头的！
”她对他们说。
“还是干点正经事吧！
”
人们对她说，她跟那帮恶棍这样讲话真是太蠢了。
尤其是在仅仅五个街区外另一个表明自己立场的大妈被杀之后。
这个大妈叫安吉拉·道森。
她只身与另一伙毒品贩子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失败了。
道森家的房子被人放火烧了，安吉拉、她的丈夫卡内尔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都死了，这一悲剧成了震惊全国的新闻。
邻近地区内的一名男子受到指控。
阿姆斯特德不认识安吉拉·道森，但她认识她的孩子。
在这场致死的大火后，她更加当心了——但她并没有停止。
而且她不仅仅限于谈话。
她一直是社区组织巴尔的摩发展领导才能联合会（BUILD）的推动力。
他们一起把毒品贩子从一块空地上赶走，在那里建了一个儿童游乐场。
他们在学校里开办了一项放学后的校内活动，让孩子们不要到街上去。
他们促使市里和当地的教堂加快了重建弃房的步伐。
不久前，阿姆斯特德偶然碰见了过去常在她门前台阶上荡来荡去的那伙人中的一个。
“嗨，大妈！
”那人大喊了一声，一边紧紧地拥抱着她。
他告诉她，他已经找到一份工作，接着又说：
“我真要谢谢你当年给我们嘀咕的那些话。
”
阿姆斯特德对她产生的影响很是谦虚。
她只是说：
“知道自己那番话至少说服了一个年轻人，这就让我很开心了。
”
Unit9WhatIsIntelligence,Anyway?
阿西莫夫说明了为什么智力远非只是在智力测验中取得高分。
智力到底是什么？
艾萨克·阿西莫夫
智力到底是什么呢？
当我在部队服役时，我曾接受过一种所有士兵都参加的智能测验，在标准得分为100的情况下，我得了160分。
基地上没有哪个人曾见过这样的高分，于是他们便对我大加吹捧了两个小时之久。
（这对我毫无意义。
第二天我仍然是一名列兵，最高的职务是担任伙食值勤员。
）
我一生中一直得到这样的高分，因此便有一种自鸣得意之感，认为自己非常聪明，而且期望别人也这样认为。
然而，实际上，难道这类分数不是仅仅意味着我很善于回答那些编制智力测验的人们——智力爱好跟我类似的人们——认为值得回答的那类学究式的问题吗？
比方说吧，我过去有位汽车修理师，据我估计，在这类智力测验中，他的得分不大可能会超过80。
我过去总是想当然地以为我比他聪明得多。
然而，每当我的汽车出了毛病，我总是急急忙忙地去找他，焦急地注视着他检查汽车的主要部位，恭听着他的见解，仿佛聆听神谕一般——而他总能把我的汽车修好。
那好，假定让我的汽车修理师来为智力测验设计题目。
或是让一位木匠、一个农夫或者是除了学究以外的几乎任何一个人来设计题目。
按每一次这类的测验来衡量，我都会表明自己是一个笨蛋，而且我也会真的成为一个笨蛋。
在一个无法运用我所受过的学校训练以及我在词语方面的才能，而不得不用双手工作，做一些复杂或艰苦的事情的世界上，我会干得很差劲。
因此，我的智力并不是绝对的。
它的价值是由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决定的。
它的数值是由那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决定的，他们作为这类事情的仲裁人已设法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我们身上。
再来考虑一下我的汽车修理师吧。
他有个习惯，每次见到我都要跟我讲些笑话。
有一次他从汽车引擎罩下面抬起头来说：
“博士，有一个又聋又哑的人走进一家五金店买钉子。
他把两个手指头一起放在柜台上，用另一只手做了几次锤击动作。
”“店员给他拿来一把锤子。
他摇摇头，指了指他正在敲击的那两个手指头。
店员给他拿来了钉子。
他选出了自己需要的尺寸，然后就走了。
听好，博士，接着进来的是一个瞎子。
他要买剪刀。
你猜他是怎样表示的呢？
”
我举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做了几次剪切动作。
我的汽车修理师一看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说：
“啊，你这个笨蛋，他是用他的嗓子说他要买剪刀的。
”接着他又沾沾自喜地说：
“今天我用这个问题把我所有的主顾都考了一下。
”“上当的人多吗？
”我问。
“不少，”他说。
“但我事先就吃准你一定会上当。
”“那为什么？
”我问。
“因为你受的教育太多了，博士，我知道你不会太精明的。
”
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他的话不无道理。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