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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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
城市居民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
——以长春市调查为例
张海东
原文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
Abstract：
ThisarticlefocusesonthestudyofattitudestowardsocialinequalityinurbanChina.ThestudybasedonasamplesurveyconductedinChangchuncity.Indicatorsinthequestionnairearedesignedtomeasurethreetypesofsocialinequalitiesincludingincomeinequality，housinginequalityandhealthcareinequality.Chineseattitudestowardsocialinequalityareexplainedinarefinedmodel.
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突出。
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是因为此前中国社会实行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社会不平等最大限度地被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的平均主义所替代。
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则打破了这种均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多元化分配政策拉开了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
随后各种各样的制度变革把已经存在的差距制度化，几乎每一项改革政策都会造成原本无太大差别的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巨大差距，都会造就一批利益获得者和利益丧失者。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关注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中国大陆学者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一部分学者们主要集中探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不平等形式和结果的社会分层问题，研究社会结构变化和阶层变化之间的关系（李路路，王奋宇，1992；李强，2000，2002；李培林，1995；陆学艺，2002）；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由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引发的社会公正问题（郑杭生，2001；孙立平，2001；徐梦秋，2001；景天魁，2004；吴忠民，2004；），个别学者开始关注人们对贫富差距的心态（李培林，2001），或者从主观层面探讨人们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李汉林，李路路，2003；刘欣，2002）。
但整体来说对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主观层面的研究还处于发轫阶段。
与此同时，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大多从市场化转型入手，探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原因（Nee，1989，1991；Szelenyi，1983；Szelenyi&Kostello，1996；Walder，1992；Zhao，1999；Zhou，2000；1996；边燕杰，2002），尚未涉及对社会不平等的主观层面的研究。
本研究的主旨在于研究中国人对当前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客观地测量具有不同社会特征的人或人群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并且寻求可能的理论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态度研究，特别是对市场化转型国家居民社会不平等态度的研究是各国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之一，许多国家的社会学家们对此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匈牙利（Simkus，1996）、波兰（Zagorski）、韩国（Seok，1997）、加拿大与德国（Noll&Roberts，2002）、英国（Runciman，1966）和美国（Hochschild，1981）等等。
规模比较大的调查是由ISSP（InternationalSocialSurveyProgramme）组织实施的主题为《对“贫富”及“特权与非特权”的态度和意见》（OpinionsandAttitudestowardInequalityintheRealmof“RichandPoor”aswellas“PrivilegedandUnderprivileged”）的大型社会调查。
而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不平等态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一、理论回顾
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理论都对研究社会不平等的态度架构了理论基础，具有指导意义。
本文涉及到的社会结构理论主要是冲突论的阶级意识和平均主义意识理论，功能主义的地位获得意识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主要是相对剥夺理论和参照群体理论。
（一）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不平等态度的解释
冲突论的阶级意识和平均主义意识
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冲突论在解释社会不平等现象时把阶级对立看作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总根源。
由于各阶级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有的阶级占有生产资料，有的阶级一无所有，因而形成了一个阶级占有另一个阶级劳动的剥削现象。
马克思认为，同一个阶级中的个人如果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不平等中所处的共同地位，就会形成阶级意识。
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是他们对资本家阶级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意识，这种意识最后导致工人阶级用一致的行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的继承人卢卡奇（GeorgLukacs）发展了阶级意识理论，他区分了作为一般社会学问题的阶级意识和迄今为止已经出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以及它的实践意蕴（卢卡奇，1992）。
米尔斯（Mills，1956）则分析了现代社会阶级意识在解释社会不平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了阶级意识由三个部分组成。
其一，对所属阶级利益的理性自觉；其二，对其它阶级的利益的意识和拒斥；其三，具有采用集体政治手段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意识和准备。
冲突论关于阶级意识的概念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可以概括为：
其一，阶级成员倾向于认为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的差别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个人之间的差别，同时其社会地位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而非个人决定的；其二，具有阶级意识的阶级在政治上受其它阶级的控制并且相互敌对（Hurst，1972）。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本文在研究设计中没有针对阶级意识的测量指标。
平均主义是指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上采取无差别的利益共享和均占。
这种意识由来已久，它建立在人们对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美好愿望和理想的基础上。
中国自古以来的“均贫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西方社会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核都是平均主义意识的最好写照。
上个世纪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平均主义被制度化，实践了几十年，平均主义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因而，面对伴随市场经济新出现的社会不平等，平均主义意识是否作为计划经济的衍生物仍然潜存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是研究中国社会不平等态度必然要检讨的一个理论问题。
根据ISSP的研究发现，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体制崩溃或者转向市场经济十年后，东欧国家的居民对社会不平等还普遍具有平均主义的态度（JanDelhey，1998；GerryRedmond，2002）。
简言之，无论是阶级意识理论，还是平均主义意识理论都建立在冲突论的一个基本的观点之上，即认为社会不平等并不是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
功能主义的地位获得意识理论
与冲突论的观点相反，功能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则认为社会不平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社会的正常运行来说是必要的。
戴维斯（KingsleyDavis）和莫尔（WilbertMoore）的分析经典地表达了功能主义的这一观点，“社会不平等是一种无意识地发展出来的手段，社会通过它来确保那些最重要的位置有意识地由那些最有资格的人承担。
”（Davis&Moore，1945）。
戴维斯等认为，社会不平等的出现是对任何人类社会都存在的两种具体需要的回应。
首先，社会需要逐步培训一些有出色能力的成员来承担一些重要和艰巨的职位，这些位置超过人们的一般能力；其次，社会必须激励这些人一旦就任那些职位就要履行其职责。
因此，必须给予这些人更多的社会报酬（财富、权力和声望）。
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平等。
地位获得意识理论是在功能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解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既然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对个人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要追求尽可能多地获得社会资源，争取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处于优势地位。
与阶级意识和平等意识不同，地位获得意识的主要内涵包括：
其一，具有地位获得意识的人追求优越感而不是人皆平等；其二，他们的行为具有个人特征而不是呈现为群体特征（Lopreato&Hazzelrigg，197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日益朝向有利于加快社会流动的方向变化。
人们的追求地位的意识也普遍得到强化。
那么，地位获得意识在中国人对社会不平等的意识结构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呢？
这也是研究中国人的社会不平等态度时应该回答的一个问题。
（二）社会心理学理论对社会不平等态度的解释
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理论
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理论是斯托弗等（Stoufferetal，1949）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士兵的士气和晋升的关系时提出的。
简单地说，斯托弗发现士兵不是依据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来评价他们在生活中所处的位置，而是根据他们相对于周围的人所处的位置来评价。
他们用以与自己比较的那些人便是他们的参照群体（ReferenceGroup），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地位，他们就会有相对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
但是，斯托弗等人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因果关系理论。
戴维斯（Davis，J.A.，1959）系统地解决了作为一个完备的理论需要回答的问题。
他认为群体内和群体外比较导致人们不同的情绪反应。
戴维斯指出，和群体内成员比较能够产生相对剥夺感和相对满足感，这取决于个人的所得与参照的人是更好还是更糟，而不是取决于和群体外成员比较时产生的相对从属感还是相对优越感。
这样，戴维斯明确地界定了相对剥夺的概念是指和群体内成员中的拥有自己想拥有的资源的“相似他人”（SimilarOthers）比较时产生的。
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
英国社会学家卢西曼（Runciman）1966年发表了《相对剥夺与社会正义——20世纪英国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系统地运用相对剥夺和参照群体理论来研究社会不平等态度。
其后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研究普遍把参照群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指标。
李汉林、李路路（2003）也曾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设计指标来探讨单位成员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
本研究将考察把“比自己富有的圈内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作为参照群体时，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有无变化。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和研究假设
研究模型
根据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主要测量人们对收入、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不平等的态度。
之所以选择这几个方面，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城市居民在这几个方面存在的差距比较明显，人们获得这些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均[①].研究模型的设计以上述有关不平等态度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国内外学者在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中已经取得理论发现，参考了已有的关于社会不平等态度研究的理论设计而做出的。
图1提供了完整的理论模型和全部变量。
研究假设
人力/政治/社会资本假设既有的研究揭示了人力/政治/社会资本三种因素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ISSP的研究又发现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态度和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密切相关。
对此，本研究形成如下两个假设。
假设1：
具有较高人力/政治/社会资本的人，在意识倾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2：
具有较高人力/政治/社会资本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社会经济指标假设根据既有的研究发现（Wang，2002），中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群体特征而非个人特征。
研究表明，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特征的群体在社会不平等结构中的处境明显不同。
为了考察社会经济指标对社会不平等态度的影响，与此有关的假设包括：
假设3：
职业地位高的人，在意识倾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4：
职业地位高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假设5：
来自于非国有经济体制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6：
来自于非国有经济体制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假设7：
个人收入高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8：
个人收入高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单位福利假设90年代以前，单位一直是中国社会福利的主要承担者。
有单位和无单位（有工作但不属于单位体制）的城市居民的差别主要是有无单位福利（包括奖金、住房和公费医疗）。
随着改革的深入，在奖金（包括各种实物奖励）、住房和公费医疗方面的改革也逐渐开始。
改革的指导性政策之一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这使得同一单位内部的人因为进入单位的时间差异而在福利获得（尤其住房）方面的差异加大。
那么，单位福利因素到底对人们的社会不平等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呢？
本研究提供了两对假设。
假设9A：
享受单位福利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平均主义意识。
假设9B：
享受单位福利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消极的态度。
假设10A：
享受单位福利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10B：
享受单位福利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参照群体假设根据参照群体理论，当人们把密切交往的人或“圈内人”作为参照群体时，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Stouffer，1949；Runciman，1966）。
对此本研究把有无比自己富有的密切交往的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作为参照群体指标来考察人们态度差异并形成如下假设。
假设11：
和比自己富有的人有密切交往关系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平均主义意识。
假设12：
和比自己富有的人有密切交往关系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消极的态度。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假设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指标是和人口学特征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单位福利等客观指标不同的主观指标，它取决于受访者的自我判断和自我评价，但它并不就是社会不平等的态度本身。
和这一指标相关的假设有：
假设13：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高的人，在意识取向上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假设14：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高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意识倾向假设根据ISSP的研究发现，东欧国家的居民对社会不平等具有平均主义的态度时，他们消极地看待社会不平等，认为这是社会崩溃的结果（JanDelhey，1998）。
本研究把意识倾向和社会不平等态度间的关系假设为：
假设15：
具有平均主义意识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消极的态度；而具有地位追求意识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二）研究指标
因变量
本研究要测量的是城市居民对收入、住房和医疗等方面不平等的态度。
作为主观感受的态度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指标，是由一系列有机结合的指标组成的评估体系。
在本研究的设计中主要包括总体态度和具体态度。
具体态度包括满意度（包括对个人的收入、住房和医疗状况的满意程度）、公平感（对收入、住房和医疗不平等状况是否公平的判断）、严重程度（对收入、住房和医疗不平等严重程度的判断）、可接受程度（对当前存在的收入、住房和医疗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和对这三种不平等有关政策的评价等5个层面15个指标。
由于每个具体态度在测量上采用的都是一种李克特量表（ALikertscale），总体态度采用了总和尺度法（Summatedratingscales）把各个具体态度的值进行相加处理，从而得到进行分析的总体态度的数值。
根据具体态度所测量的内容和方向，总体态度被确定为两种态度倾向：
积极态度倾向和消极态度倾向。
在包括满意度、公平感、接受程度和政策评价四个具体态度方面选择了肯定回答的（例如比较满意和满意、比较公平和公平、比较接受和接受、比较好和好）给予高赋值，而在严重程度选择了肯定回答的（例如比较严重和严重）则给予低赋值。
这样，在总体态度中，分值高就意味着对社会不平等持积极的态度倾向，而分值低则意味着对社会不平等持消极的态度倾向。
通过项目分析（itemanalysis）发现，全部15个指标的同质性信度系数（Cronbachalpha）为0.9006，这表明这些指标具有很好的内部一致性。
自变量
自变量主要由6类指标组成。
包括人口学特征类指标（性别、年龄）、人力/政治/社会资本指标（受教育程度、加入政党情况、社会关系是否发达）、经济类指标（职业类别、单位性质、工资情况）、单位福利类指标（奖金情况、住房情况以及公费医疗情况）[②]、参照群体指标（有无比自己富有并密切交往的人包括亲戚、朋友、同事、同学等）和社会地位自我认同指标（对自己属于社会上中下层的自我判断）。
中介变量
本研究中，人们的意识倾向被当作中介变量而引入研究模型。
在这里意识倾向是指人们在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中，是具有积极的地位追求意识，还是具有消极的平均主义意识。
之所以把意识倾向当作中介变量来处理，是因为它由自变量所标志的各种因素来决定，而同时又不完全属于不平等态度本身。
也就是说，意识倾向上的差异能够引起人们对不平等的不同态度，但它本身属于一种更深层的意识结构。
中介变量的测量由8个问题构成，被访问者选择对这些陈述的态度（包括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
这8个陈述的内容具体包括
（1）我希望回到1980年以前人们平等生活的时代；
（2）生活在一个贫穷但平等的社会比生活在一个富裕但不平等的社会要好；（3）社会给予个人的报酬应该按照他们的成就差别地对待；（4）没有基于竞争基础上的报酬差别，人们就不会努力工作；（5）人类社会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是非常正常的；（6）为了发展经济，我们不得不忍受社会不平等；（7）因为个人能力的差异，社会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8）市场经济情况下，人们必须容忍社会不平等。
考虑到
（1）和
（2）两个陈述和其余6个陈述在方向上的不同，对第一和第二个陈述选择肯定回答的给予低赋值，而选择否定回答的给予高赋值。
其余6个问题的处理与此相反。
这样，较高的得分意味着较高的地位追求意识倾向，较低的得分意味着较高的平均主义意识倾向。
通过项目分析发现，全部8个指标的同质性信度系数为0.7970，这表明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三）资料来源和分析方法
为了实现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采用了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方法来收集资料。
具体的抽样方案是：
从吉林省长春市的5个区中，每个区抽取4个街道（总共20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5个居民委员会（总共100个居民委员会），每个居民委员会抽取5个家庭（总共500个家庭），每个家庭访问1人，总共组成500个样本。
整个抽样过程属于多阶段整群抽样，从区到家庭每个抽样步骤都按照简单随机抽样进行操作。
最后入户调查阶段，采用KISH选择法，每个家庭选择1名年龄在20岁到65岁的家庭成员。
调查过程中有2个家庭无法访问，资料的整理过程中又发现有2份问卷大部分没有回答，因此实际统计样本数为496个。
在统计分析阶段，本研究采用SPSS软件（11.0版）来处理资料。
由于变量（特别是因变量）多为定类和定序变量，所以采用了最优尺度回归和多重回归分析[③].
三、城市居民社会不平等态度的决定因素
（一）城市居民社会不平等态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表1给出了自变量对各因变量的主效应综合回归方程，下面分别就其揭示的内容进行详尽的分析。
意识倾向的决定因素分析
模型A揭示出，全部自变量放在一起可以解释意识倾向62.8%的变异（R2=.628）。
除了性别、参加政党情况、所有制性质3个因素对意识倾向没有预测力外，其余因素对意识倾向均具有显著的效应。
在全部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它具有最强的影响力（Beta=.521），即教育水平的高低是
决定人们意识倾向的最主要因素。
考虑到进入方程时指标的编码[④]，可以说，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这个发现和假设1中关于人力资本部分的假设相一致。
其次，单位福利指标对意识倾向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Beta=.206），仅次于教育程度因素。
可以说，享受单位福利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这一结果与假设10A的假定相吻合，而与假设9A的假定相左。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是职业类别（Beta=.128），它对意识倾向的影响和解释能力次于单位福利指标，但高于其它因素。
考虑到职业类别是一个多分类指标，我们在此无法断言究竟何种职业更倾向于具有何种意识倾向，这一结果将通过后面设置虚拟变量的多重回归模型来比较不同类别的效果。
参照群体指标的结果显示（Beta=.126），圈子里有比自己富有的人或者和比自己富有的人有较多交往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这一结果和假设11的假定相反。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指标和个人收入指标在模型中的结果证实了假设13和假设7，即社会地位自我评价高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假设13）；个人收入高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假设7）。
年龄指标的结果显示，年龄大的人更倾向于具有地位追求意识。
社会不平等态度的决定因素分析
模型B显示了全部自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对社会不平等总态度的主效应回归方程。
从模型的结果可以看出，全部自变量放在一起可以解释意识倾向62.2%的变异（R2=.622）。
包括性别、年龄、政治资本指标以及参照群体指标在内的一些自变量在模型中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对社会不平等总态度没有预测力。
而余下的其它指标对社会不平等总体态度均具有显著的解释力。
在这些指标中，意识倾向是最重要的因素，它具有最强的解释力（Beta=.406），这一结果意味着：
在意识倾向上，越是具有地位追求意识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越是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反之，具有平均主义意识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消极的态度。
这一发现和假设15的陈述完全一致。
单位福利指标在模型中的影响力位居第二位（Beta=.360），其结果意味着享受单位福利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这一发现和假设10B的假定相吻合，而与假设9B的假定相左。
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指标在模型中也具有相当的解释力，结果显示和假设2中的有关叙述一致，即具有较高人力/社会资本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
但是相比之下，社会关系网络指标的影响力更大（Beta=.252），在整个模型中它的解释能力远远高于受教育程度指标（Beta=.134）。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指标和个人收入指标在模型中的结果证实了假设8和假设14，即个人收入高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假设8）。
社会地位自我评价高的人，在社会不平等态度上更倾向于持积极的态度（假设14）。
职业类别（Beta=.140）同样是影响城市居民社会不平等总态度的重要因素，但究竟发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分析。
模型C到G显示了全部自变量（包括中介变量）对包括满意度、接受程度、公平性、严重性和对政策的评价在内的社会不平等具体态度的主效应回归方程。
与社会不平等总态度模型相区别的是：
（1）在满意度和接受程度模型中，单位福利指标的影响力最强（回归系数分别为Beta=.354和Beta=.391），超过了意识倾向的影响力（回归系数分别为Beta=.330和Beta=.353）。
（2）在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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