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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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
分化与整合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
收稿日期：
2015-06-07
作者简介：
周光礼（1970-），男，湖南武冈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律、院校研究、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周蜜（1990-），女，湖北荆门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研究;姚荣（1990-），男，江苏泰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与管理博士研究生，从事教育政策与法制、高等教育组织与管理研究;北京，100872。
摘要：
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具有不同的组织演变特征和历史传统，在高等教育研究风格上也存在差异。
在研究领域上，前者在四个研究领域的比例更为平均，倾向于组织与管理，其次是知识与课程;后者倾向于体制与结构，其次是教学与研究。
在研究范式上，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占比最高，人本主义占比最低。
区别在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相较于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高，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低，研究范式更具有多样性。
研究风格的分化，反映了中国高校教育学院的组织变迁与转型历程，彰显了知识生产与组织变革的制度性关联，体现了制度环境、行动者（研究者）与组织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复杂互动关系。
从长远而言，在制度环境与地方性知识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两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将呈现出分化与整合并存的局面。
关键词：
师范类高校;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研究领域;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
G64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1610（2015）05-0001-08
一、引论
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有两类具有不同历史传统和组织演变特征的研究机构，一类是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1]，另一类是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
“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国高等学校尚未建立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机构，高等师范院校的教育科学研究机构也未把高等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2]诚如学者所说[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停滞了10年的高等教育在恢复、调整中迅速发展，宏观和微观的教育实践都呼唤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综合性大学及理工科院校一批现职或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的校长、教务处长等领导以其高度的使命感和前瞻性眼光，投身高等教育研究，并建立起专业研究队伍，厦门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率先成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对教育科学研究具有明显优势的师范院校也积极行动起来，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相继成立教育科学研究院（所）。
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大多由致力于基础教育和教师教育的教育科学研究室（所）发展而来。
例如华东师范大学于1980年10月率先组建了全国大学中第一所教育科学研究所，1982年5月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1985年高等教育研究室并入原教育科学研究所，作为该所三个研究室之一。
1990年在高等教育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1998年在系所调整中又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所。
目前，该校高等教育研究所隶属于教育科学学院。
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规模较大，教育学学科门类齐全，有些已经建成了教育学部，但该类机构仍然以基础教育研究为主。
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大多经历了“高等教育研究室――高等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院”的组织演变过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这类教育学院的教育研究起源于高等教育研究，并长期以高等教育研究为主，逐渐向基础教育研究领域扩展[4]：
早期的高教所（室）大多是挂靠在教务处或校长办公室等机构，不属于行政序列，以应用研究为主要任务，其功能多表现为从各高校实际出发，研究、制定本校的发展战略与规划，为校领导提供参谋与咨询服务，同时承担高等教育的课题研究与理论普及等职责，部分高教所（室）还开展了研究生教育。
例如，北京大学开始恢复教育学科的标志是1980年建立的高等教育研究室，1984年高等教育研究室发展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1999年建立教育经济研究所。
2000年，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经济研究所与电化教育中心（前身为1973年建立的电教组）部分机构合并，成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目前非师范类教育学院的规模较小，大多没有本科生教育，以研究生教育为主，有些仍处于高等教育研究所阶段，没有发展成独立的学院建制。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以及教师教育多元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非师范类高校也开始参与教师教育并成立教育学院，改变了师范类高校垄断教师教育的局面。
与此同时，大学与政府关系从“单位制”向“项目制”的转变以及外部大学排名等制度的兴起，使得师范类高校面临巨大的组织转型压力，“许多师范大学如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在全国实力较强的师范大学已先后向综合化大学转型，单一的师范教育似乎已岌岌可危。
”[5]师范类高校和非师范类高校在特定的制度性利益驱动下，逐渐呈现出趋同化发展的格局。
然而，本研究的重点在于考察这两类具有不同组织发展背景和研究传统的广义上的高校教育学院，在高等教育研究风格方面是否存在差异？
据此，透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变革与转型过程，研判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图景与趋势。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删选方式
统计17家期刊[6]2014年发表的全部文章，删除以下三类文章：
第一，非高等教育领域;第二，第一作者的第一单位不属于教育学院;第三，书评、会议综述、发言稿、笔谈等。
根据高校教育学院的发文量进行排名，选取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各10个。
各高校教育学院具体发文量如表1、表2所示。
从表1可知，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2014年在17家期刊共发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论文204篇，其中发文量最多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共计54篇，占比265%。
发文量排名第十的机构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发文9篇。
周光礼周蜜姚荣：
分化与整合：
中国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比较研究
由表2可知，发文量排名前十的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2014年在17家期刊共发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论文共325篇，其中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发文量在50篇以上，分别占比169%、163%。
发文量排名第十的机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文14篇，占比43%。
综合表1和表2可知，20个机构共计发文529篇。
发文量排名前十的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发文量比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多121篇，多出593%。
由此可知，2014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论文主要来自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
这主要是由于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中小学教育，对高等教育领域涉及较少，而非师范型大学教育学院大多由进行“校本研究”的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发展而来，具有高等教育研究的传统，目前也主要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
（二）指标选取
根据学术风格以及研究范式的理论，高等教育研究风格主要体现在“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式”两个维度。
据此，本文基于这两个维度，研究师范类高校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
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领域包括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知识与课程、教学与研究四个方面。
根据知识的主观性-客观性、普遍性-特殊性特征，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范式划分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人本主义、结构主义。
实证主义围绕“假设检验”进行，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性，重复证实是这种范式的特点。
经验主义既强调经验事实的客观性，又强调个体经验的特殊性。
人本主义范式既强调知识的主观性又强调知识的个体性。
结构主义认为，世界是由现象世界（即被领悟的世界）和机制世界（即现象世界产生的原因）所构成的，既强调机制世界的普遍性（知识的可重复性），又承认现象世界的主观性（知识的不可检验性），这种范式常常表现为思辨性的理论建构。
[7]
图1研究范式图
三、两类高校教育学院高等教育机构研究风格的比较
（一）研究领域
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师范类高校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四个研究领域的发文情况统计如表3。
由表3可知，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组织与管理、知识与课程领域发文占比最多，分别是279%和26%。
四个研究领域所占的比例较平均，范围在216%-279%之间。
从单个机构看，共有5个机构在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占比高于该机构在其他3个研究领域的占比，其余5个机构或倾向于知识与课程抑或教学与研究，宏观的体制与结构领域的占比都不是最大的（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体制与结构、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占比相同）。
具体而言：
首先，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和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研究领域上都同时倾向于组织与管理、知识与课程。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两个领域上的占比都是41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在两个领域上的占比都是444%。
这和两个机构的组织结构有关。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有两个研究所，分别是教育领导与政策研究所、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有四个系，其中两个分别是课程与教学系、教育管理系。
其次，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这3个机构在组织与管理领域占比最大，体制与结构领域居其次。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高等教育研究主要侧重于研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紧迫性的热点问题，其5个特色研究方向中有4个方向主要涉及体制与结构、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分别是高等教育政策分析、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评估、高等院校治理与发展、高校学生事务管理。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于1983年领全国之先在高等师范院校中设置了教育管理系（现更名为管理学系），组织与管理一直是该机构较为重视和擅长的领域。
再次，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倾向于知识与课程领域，在该领域的发文量占比是538%，排名第一。
作为具有浓厚师范传统的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一直注重课程领域的研究，设有课程教学论研究所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中心。
最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倾向于教学与研究领域，两个机构在该领域的占比分别是429%、400%。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有4个系，课程与教学系是其中之一，同时该机构还是广东省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
由表4可知，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体制与结构研究领域的发文最多，占比36%，教学与研究领域占比265%居其次。
共有6个机构在宏观的体制与结构领域占比相对高于该机构在另外3个研究领域的占比，其余4个机构倾向于知识与课程或教学与研究，没有机构在组织与管理领域的占比最大。
具体来看：
一是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这6个机构在体制与结构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占比相较于该机构在另外3个研究领域的占比更大，分别是327%、377%、600%、423%、333%、429%。
二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在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占比最大，分别是413%、500%。
表明两校正在关注更加微观的研究领域。
三是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在知识与课程领域的发文量占比最大，占比为40%，同时其在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占比为333%。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倾向于这两个研究领域和其特殊的历史分不开。
不同于其他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是由属于行政系列、进行校本研究的高等教育研究室发展而来，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是在原国家教委在天津大学设立的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与教育部高等工程教育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两位一体，机构合一，因此更关注微观的教学和课程研究。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在知识与课程领域占比为381%，排名第二。
四是在组织与管理研究领域，华中科技大学的发文量占比最大，为273%。
这和华中科技大学一直倡导院校研究必不可分。
综合表3和表4可知，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研究领域上存在差别，前者倾向于组织与管理，其次是知识与课程;后者倾向于体制与结构，其次是教学与研究。
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4个研究领域的发文量占比相较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更平均。
（二）研究范式
发文量排名前十的师范类高校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4个研究范式的发文情况统计如表5和表6所示。
由表5可以看出，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按照占比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
结构主义（515%）、经验主义（402%）、实证主义（74%）、人本主义（1%）。
各机构的经验主义范式占比在263%-667%之间，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都低于167%，有4个机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为0，有9个机构的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为0。
具体来看：
第一，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这5个机构同时倾向于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5个机构在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范式上的占比分别是（433%，40%）、（429%，476%）、（412%，529%）、（467%，400%）、（500%，500%）。
第二，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这4个机构更倾向于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其次是经验主义研究范式，4个机构在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上的占比分别是556%、684%、692%和667%。
第三，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更倾向于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其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占比是667%，是所有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中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最高的机构。
由表6可知，非师范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范式按照占比由高到低的顺序分别是：
结构主义（606%）、实证主义（228%）、经验主义（157%）、人本主义（09%）。
共有5个机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超过20%，7个机构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低于20%。
具体来看：
首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这三所机构的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并驾齐驱，占比分别是（500%，457%）、（417%，472%）和（429%，429%）。
其次，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天津大学教育学院（职业技术教育学院），这5个机构的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占比都超过了60%，分别是709%、755%、800%、714%、600%。
再次，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实证主义、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相当，较为均匀，分别是346%、308%和308%。
这与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独特的组织文化密不可分，该研究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相结合的理念，以数据和资料库建设为支撑，以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为手段，积极推动学科交叉研究。
最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并驾齐驱，占比分别是583%和417%，而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范式的占比都是0。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在非师范高校教育学院中最高，这和该学院有翻译和介绍外国高等教育经验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综合表5和表6可知，无论是师范类还是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发文的研究范式都是结构主义占比最高，人本主义占比最低。
两类机构的区别在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结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相较于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占比更高，分别多出95%和154%，而在经验主义研究范式上，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占比更高，比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多出245%。
从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来看，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相对单一，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只用到了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研究范式，该类机构只有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用到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而且该类机构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较低。
而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只有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一个机构只用到结构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研究范式，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共3个机构用到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
总体而言，在研究领域方面，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组织与管理，其次是知识与课程;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体制与结构，其次是教学与研究。
前者在四个研究领域的比例更为平均。
在研究范式方面，两者都是结构主义占比最高，人本主义占比最低。
两者在研究范式上的区别在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相较于师范类教育学院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高，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占比更低，研究范式更具有多样性。
四、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分化与整合的深层机制：
制度分析的视角
“高等教育研究：
学科抑或领域”一直是困扰高等教育研究者的重要议题[8]，其背后折射着迥异的方法论乃至研究信仰。
从其表征而言，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和“领域”之争，涉及高等教育研究风格的差异。
传统的师范类高校倾向于对高等教育研究进行学科建制的尝试，并将高等教育研究视为“学科”，寄希望于“运用历史、逻辑和经验的方法构建高等教育概念体系，在已有概念体系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加抽象的、更具包容性的、更具解释能力的范畴，并进一步利用相关范畴去总结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某些规律”[9]。
非师范类大学倾向于将高等教育看做一个开放的“领域”，主张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高等教育。
认为“在方法论上，以多元主义的价值观来建立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并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来看待方法论，是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应该坚持的一个方向”[10]。
从制度分析的视角而言，两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差异的形成，反映了中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组织变革与转型历程，彰显了知识生产与组织变革的制度性关联，体现了制度环境、行动者（研究者）与组织在高等教育研究中的复杂互动关系。
[11]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大多由高等教育研究室演变而来，“高等教育研究室一般脱胎于学校政研室，属于‘行政机构’系列”，是秘书性的‘服务机构’和‘咨询机构’”[12]，注重宏观政策问题的研究，具有面向本校发展的实践开展应用研究的传统。
同时，非师范类高校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等优势，在高等教育研究上注重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尤其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非师范类高校，其教育学研究更是注重科学性和实证性。
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科学，主张运用规范的、实证的范式来研究高等教育，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较少，在研究领域上往往注重体制与结构等宏大议题，忽视经验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
这类教育学院规模往往较小，有些没有本科生教育，以研究生的培养为主，如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等;有些还只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没有发展成学院建制。
这类教育学院朝着小规模、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强调跨学科研究与问题驱动。
而具有基础教育传统的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倾向于把教育学看成人文学科，将研究基础教育的视角和方法“移植”或“复制”到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
同时，由于此类院校的师范性特点，跨学科研究的资源缺乏，这客观上导致其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呈现出“微观”、“经验”与“人文”的偏好与特征。
组织积淀的逻辑、“地方性知识”的差异以及行动者的“文化―认知”机制使其研究风格表现出典型的分化。
而制度环境的同构功能以及不同高教研究机构之间行动者（学者）的“关系网络”[13]，使得两类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呈现出研究风格的整合乃至趋同。
[14]随着“学科”逻辑的知识生产模式1向“领域”逻辑的知识生产模式2的转变以及问题导向的智库时代的来临，两类高校中地位较高、竞争力较强的大学转型更加容易，倾向于开展智库类或问题导向的应用研究，两类高校教育学院的发展风格逐渐趋同。
与众多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有所不同的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已经将研究的视角转向微观的“教学与研究”领域，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和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也开始探索运用“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
虽然同样倾向于教学与研究领域，两类大学教育学院的研究范式并不相同，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和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等师范类高校更多地运用经验主义和结构主义，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更倾向于运用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
高水平研究型师范类大学的“综合化”组织转型，也使得其高等教育研究向智库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决策咨询服务功能的拓展，探索运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其中，较为典型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等。
这种组织转型过程，也影响了师范类高校高等教育研究的“领域”分布。
一些综合排名相对较低、学科结构相对不完整、师范传统浓厚的师范类大学，则固守师范类大学的传统，在研究领域上持续关注知识和课程、教学与研究等“教育学”属性较强的主题，在研究范式上经验主义占比较大。
当然，从长远而言，师范类高校内部作为“典范”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能否产生制度扩散的效应，促使其他传统师范类高校的研究风格产生转变，则是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议题。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在各研究主题上的占比较为平均。
无论是宏观的“体制与结构”主题，还是微观的“教学与研究”主题都有所关注，而其研究范式则已经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
从长远而言，不同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招聘模式中内嵌的价值倾向与知识范式如教师互聘网络[15]，将持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风格。
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研究风格的相似性，使得彼此形成更为紧密的互动关系网络，并产生特定的高教研究集群效应。
传统的研究范式，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否继续生存抑或走向边缘，则是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智库时代迫切需要反思的议题。
重新激发高等教育研究中人本主义等研究范式的活力，破解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等研究范式的“垄断”局面，将成为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多样化乃至“学派”丛生的必然要求。
值得指出的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研究风格，也正在通过国际期刊、国际学术会议和学者访问交流等“制度传送带”[16]输入中国，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风格产生影响。
其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备受推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并非纯粹的知识论议题，知识属性本身的考察不能揭示不同类型高校教育学院高教研究风格的差异，其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制度环境、组织积淀、地方性知识、组织场域“氛围”、学术共同体的权力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着高等教育研究者的行动策略。
例如，社会科学学者学术声誉和地位获得具有同行与政府的双重认可特征[17]，这无疑将影响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研究策略;又如高等教育类学术期刊的风格偏好，将影响研究者的研究主题与研究范式。
当然，研究风格也同样是研究者惯习的反映，特定行动者的惯习，受到厚重的历史之手的影响。
行动者在学术系统中成长的过程和研究规训（包括对其导师研究风格的沿袭），是其研究风格差异产生的关键因素。
基于制度学派的观点，师范类与非师范类高校教育学院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制度环境同构下的“趋同”与“地方性知识”嵌入的“趋异”特征。
从长远而言，在“制度环境”与“地方性知识”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两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风格将呈现出分化与整合并存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本研究中的“教育学院”是指大学内部机构中设置的二级单位。
大学内部的教育类学院名称各异，包括教育学部、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教育科学研究院等，这些机构都是围绕教育学学科为主组建的，因此统称为教育学院。
此外，我国非师范类大学教育学院一般都是由高等教育研究室（所）发展而来，非师范类高校的高等教育研究所（院）是教育学院的初始形态和起步阶段，因此在本研究中也归属于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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