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皇权与豪强弈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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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皇权与豪强弈局

东汉皇权与豪强弈局

中世纪意大利政治与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大作《君王论》中写道：

“君王必须是一头能认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是一头能使豺狼惊骇的狮子。

”无奈现实与理想总是相去太远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坐于御座之上的那个家伙非但不是狮子，还常常遭到豺狼们的惊骇与戏弄，于是他只剩下狐狸伎俩可供施展。

　　在这个弱势的帝国公司董事长面前，是一群强势且随时可能反噬的核心高管如何在妥协与制约之间找到平衡点，遂成为他破局的关键。

　　然而生活在西汉、新莽乱局中的政治玩家们，却是身处历史迷雾中的一群可怜虫：

在他们的课本里，可没有相似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遂只好用试错法瞎蒙。

持大义理想的书呆子、打私利算盘的旧贵族、随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诸色人等，先后登场试弈这个“珍珑”棋局可他们或嗔或迂，或贪或愚，要么丝毫不懂得妥协，要么毫无原则地妥协，最终遂都为豺狼所反噬。

　　直到一只狡猾而冷酷，不乏强硬却又懂得妥协的狐狸登场，乱世方暂告一段落。

他，就是汉光武帝刘秀。

在新莽乱局中，刘秀以狐狸般的权术手腕，以及必要时的隐忍妥协，获取大多数肉食动物的认可，最终建立了与豪强“共天下”的东汉王朝。

　　背景：

从抑制豪强到与共天下

　　人们总是从离自己最近的历史中汲取最深的教训，却又每每因矫枉过正而再入歧途，东汉王朝便是此中典型。

尽管同称汉朝，但较之老祖宗西汉，刘秀的东汉念的却是另一本政治经。

　　此无他，两汉所依托的政治基础不同耳。

　　西汉帝国凭藉下层社会的支持起家，故自初创起便积极维护草根，抑制豪强。

从高祖到宣帝间持续一百余年，七次强迁山东豪强入关中的庞大社会工程，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豪强兼并之家，不令出现富可“敌”国之豪族，也兼收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效果。

　　此种“强干弱枝”举措，至汉武帝时达到最高潮：

皇帝将铸币、冶铁、煮盐三大暴利产业全部收归国营，把豪强们从最易暴富的产业链中一举逐出。

自战国中叶以来，势商巨贾每每凭藉金融力量干涉国家政治的心腹之患，遂一度中绝。

　　然而自宣帝以降，皇权渐渐旁落于外戚之手，中央的调控平衡能力不断衰减。

豪强势力迅速滋长，打破了豪强与草根这两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生态平衡，进而与西汉“抑制豪强”的政治传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而王莽改制的最终失败，则彻底证明了自上而下的社会调和方案压根就行不通豪强固然不肯割肉，而草根也断不会支持政府未能兑现的承诺。

　　这一失败给后世留下了深重的阴影，并直接导致东汉在政治思路上的矫枉过正：

既然矛盾无可调和，中庸帝王已不可为，那就索性一边倒吧！

　　倒向谁呢？

政治家是最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是最势利的投资商，血淋淋的修罗场，就是他们最好的投机试验田。

　　上位：

变革时代的投机运作

　　从公元23年王莽死，到公元37年东汉彻底统一中国，这14年混战的实质，前期是豪强与草根之争（如更始与赤眉之争、刘秀与铜马之争），后期则渐演变为各豪强联盟之争（如刘秀的南阳-河北联盟与四川的公孙述集团、陇西的隗嚣集团之争）。

　　这就是刘秀崛起的历史舞台。

　　公元23年冬，南阳破落皇族出身的刘秀受更始帝刘玄之命，单枪匹马北上经营河北乱局。

斯时刘秀集团家底微薄苦不堪言，逃难途中于滹沱河边遇大风雨，竟沦落到冯异抱薪，邓禹蓺火（二人系“云台二十八将”中领衔的大人物），刘秀对灶燎衣，凭一点麦饭勉强充饥的潦倒地步。

亏得信都、和戎两郡肯接纳他（信都太守任光也系南阳人），这才勉强在河北站住脚。

　　站住脚的刘秀，才得机会打出手中的有利牌面，说服一众河北豪强参股：

他以更始政权全权代表的正统身份，争得上谷郡耿况、耿弇父子的支持，以南阳同乡身份获取渔阳太守彭宠的支持，从而收得号称“天下精兵”的上谷、渔阳两郡突骑的支持；又凭藉宗室身份，刻意交接拥众十余万的河北实力派人物真定王刘杨，娶刘杨之外甥女郭圣通为正妻。

　　在河北实力派豪强的一致拥戴下，刘秀集团势力迅速膨胀，先后击败邯郸的割据者王郎（另一豪强集团），及以铜马为代表的十余支草根势力，于公元25年开国称帝，建立东汉。

尔后，他又抓住赤眉军与更始、隗嚣两豪强集团死掐，悬师千里西征关中、陇西，士疲粮乏的有利战机，于公元27年在崤底、宜阳战役中彻底歼灭赤眉军，俘赤眉领袖樊崇及其拥立的放牛娃皇帝刘盆子。

　　此后，刘秀继续凭借南阳-河北豪强联盟的雄厚武力，东征西讨其他割据势力。

十余年间先后消灭淮阳刘永、青州张步、陇西隗嚣、四川公孙述等豪强集团，并和平收编河西窦融、交趾邓让等入伙，最终于公元37年彻底完成对整个中国本部的整合并购。

　　平衡：

各持股山头的势力调整

　　在积极展开外部并购的同时，刘秀对内部各持股山头势力，也开始了平衡调整的大布局他当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团队，但卧榻之侧，却也绝容不下一个过分能干以至于“独大”的山头。

　　因此，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保持奇数个彼此平行独立、且实力相近的山头山头太多则整个团队将成为散沙，而偶数个山头又容易出现极端对立，所以“三”是个绝佳的博弈平衡数，而刘秀自己则充当他们中间的矛盾调和者和利益分配者。

　　刘秀所采取的调整策略是：

做强南阳山头，扶植颍川山头，削弱清洗河北山头。

　　为防止持大宗原始股且军事实力强悍的河北山头尾大不掉，刘秀首先拿其开刀。

他先后诱杀真定王刘杨，逼反渔阳太守彭宠（后被其家奴所杀），架空上谷太守耿况，从而将河北山头最大、同时也是最具独立性和危险性的三家势力逐次剪灭。

　　而在对南阳这一嫡系山头的扶植上，刘秀更是尽显手腕。

　　由于南阳山头在创业期太不争气，勋劳远远逊于河北山头（论集体，有开创基业、破邯郸王郎及各草根势力之大功；论个人，则有耿纯收上谷、渔阳突骑并创议从龙，寇恂经略河内等极为关键的贡献），即便较之颍川山头（冯异灭赤眉，祭遵肃军纪），也还颇有差距。

所以刘秀要做大南阳山头，就只能无视公平原则，强行硬来了。

　　建武二年大封侯，南阳山头的梁侯邓禹、广平侯吴汉皆被封食四县，当即就有人委婉提出：

“古者封诸侯不过百里，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

今封四县，不合法制。

”这名义上是拿体制说话，实质上却是其他山头对皇帝利益分配不公、公然偏袒嫡系的行为表示抗议。

　　刘秀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回答同样委婉：

“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而灭亡者。

”为了制衡河北、颍川两大山头，皇帝不得不无视台面规则，哪怕引发舆论危机，也得硬着头皮徇私培植嫡系山头。

　　眼看皇帝陷于困境，立刻就有懂事的臣僚出列分忧。

刘秀的大舅子阴识（也属南阳山头），论理他此次本该晋级，但为让河北、颍川山头心理上有所平衡，阴识便以皇亲受赏“不可以示天下”为由，主动要求不予增封，刘秀也即批准大家看，朕何尝偏袒南阳山头了？

连朕的大舅子都没涨工资么！

而颍川山头的丁琳同样也很懂政治，主动提出自己“能薄功微”，要求从县侯降为乡侯此举自然也博得龙颜大悦，立即成为皇帝宣传建树的样板。

　　在刘秀的刻意平衡下，尽管东汉政权豪强大联盟的总体性质未变，但集团内部的股权分持情况，却逐渐从河北山头独大控股，转而变为南阳为首，河北次之，颍川居末的三强分立制约的格局。

　　三大山头的持股情况，可从刘秀之子汉明帝刘庄确定的开国集团高管名单，即“云台二十八将”的籍贯构成中窥见一斑：

　　南阳山头共计11人（邓禹、贾复、马成、陈俊、吴汉、岑彭、朱佑、马武、杜茂、任光、刘隆），持股39.3%；颍川山头共计7人（冯异、祭遵、傅俊、王霸、臧宫、铫期、坚镡），持股25%；河北山头6人（寇恂、耿纯、邳彤、王梁、盖延、刘植），另有属于河北山头而非河北籍者4人（耿弇、李忠、万修、景丹），共持股35.7%.

　　至此，一个三大山头互相牵制的东汉集团董事会格局已跃然纸上。

除此三家，云台便无第四个山头。

尤其妙的是哪个山头也不控股也只有这样，才能腾出让皇帝和稀泥的权力空间。

　　刘秀借南阳山头强压颍川、河北的遗意，在“二十八将”的排序中也可一见端倪：

　　邓禹攻战征伐不如冯异，创业肇基不及耿纯，根据地建设不如寇恂，却泰然居于“首将”位置。

此亦无他，只因从政治上讲，身为嫡系的南阳山头必须居首，无奈本山头内又实在乏人（吴汉虽战功卓著，但沟通能力太差，且此公还是从河北山头“带艺投师”来的；贾复勇则勇矣，除陷阵力战外却全不懂政治。

其余诸子自郐以下，更无足论），遂只好由邓禹领衔罢了。

　　所以“二十八将”的排名，实实在在只是个政治排序。

这套构建在权术手腕之上的“政治”游戏，虽然看起来非常不体面，但却实实在在地把新莽以来的混战局面彻底画上了句号。

　　一个胸怀天下大义的书呆子，以完美主义的理想实验，把帝国变成了修罗场；然后，一个胸怀小算盘的破落户，却以诡谲的权术手腕，手援天下出水深火热之中。

历史的悲喜剧，在同一个舞台上上演。

　　通过一番兼并收购和调整制衡，刘秀与豪强之间总算实现了“共天下”。

然而皇族与豪强间，并不只有妥协和谐的一面，还有制约和反制约的一面，直至走入反复死掐的循环局，东汉初年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

与豪强“共天下”的东汉，尽管偏袒豪强，但皇帝与豪强之间并不只有依赖妥协的一面，还存在着制约与反制约的一面，直至走入反复死掐的循环局，东汉初年的政治平衡被彻底打破，王朝公司也走到尽头。

　　创业元老的“任改非”

　　如何安置创业勋臣，历来是开国帝王的一大难题，被豪强拥戴上位的刘秀，自也不能例外。

为将勋臣们从权力核心层中剥离出来，消除帝位之侧豺狼环伺的危险，刘秀首先在朝廷的政治架构上设置绊子，构建了“三公”与尚书台两套班子“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他们在朝中品位虽尊，却无实际权力。

国家具体政务，实由尚书台的六名低品秩的尚书负责处理。

　　“尚书”在西汉本是皇帝的私人属官，与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并列为“六尚”。

由于此公是主管皇家知识库的，所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更多的机会读书学习，执政水平和文字功底自然就比其他五位“尚”字号要高得多，后来便逐渐演变为了皇帝的私人秘书。

光武帝设立尚书台，以六尚书主政，其立意就是要用这帮干部架空“三公”，通过他们之手实现自己间接掌控帝国实权的目的。

　　于是东汉初年的政坛上，有趣的一幕便出现了：

把握着帝国舵盘的，是口衔天宪的皇帝心腹，然而一旦出现政务上的失误，甚至日食、月食、地震、洪水、寇贼等灾异，出头顶缸遭到切责的却是“三公”们。

貌似尊崇的“三公”，遂成了天谴的冤大头，民怨的泄压阀，皇帝的挡箭牌。

光武一朝，居“三公”而遭诛废者，不在少数。

　　“三公”无权且风险极大、尚书有权但品秩极低的政治架构，就为刘秀劝退勋臣提供了借口“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

勋臣们既不甘心做冤大头“三公”，又不可能屈尊从头干低品秩的尚书，遂只好“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以“任改非（实职干部改任非实职干部，待遇不变）”的形式被挤出了执政舞台。

　　通过对游戏规则的精心设计，东汉初年的皇权得以巩固，狐狸的权变伎俩又一次得逞。

　　然而形势的发展总是超出预期，光武帝苦心设置的权力架构，同样也没有长时间地起到制约作用。

因为他防外而不防内，皇权最可怕的寄生者，其实早已被他引入宫闱之中这就是勋臣豪强出身的外戚。

　　外戚与皇权反复死掐的循环局

　　和西汉的制度政治不同，东汉从开国伊始，其皇权的巩固与否，完全取决于帝王个人的威望及手腕。

　　光武帝当然了解这帮跟自己合股办帝国公司的豪强揽权自利之本性，所以在政治博弈中从来不给任何一个山头独大的机会。

在他执政前期，因必须靠嫡系镇服河北、颍川，故刻意扶植南阳山头。

一旦南阳山头过强，为防反噬，他又即刻引入以马援、窦融为代表的河西势力平衡之。

　　光武晚年的政治布局及相应的姻亲缔结，即造成了此后明、章两帝之皇后均出自河西的结果二代明帝刘庄之后为马援女，三代章帝刘炟之后为窦融曾孙女。

在他“高瞻远瞩”的大布局下，明、章两代河西势力逐渐走强，圆满地完成了牵制南阳山头的战略目标。

　　然而即便是光武帝这样的权变高手，也无法再预判和操控三代之后的权力博弈了。

　　到第四代和帝时，借外戚马甲掩护的河西势力已发展到最高峰这股原为制约他人而引入的势力，现在自己反需要制约了以窦宪为代表的窦氏家族把持朝政，他恢复了西汉外戚以大将军执政的政治架构，在“三公”与尚书台之外自置官属，另设一套班子处理朝政。

这套“体制外”横空出世的班子独霸行政渠道，将“三公”与尚书台同时架空，也即意味着把皇帝架空了。

　　皇权当然不能容忍这样的挑战。

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同谋，废杀窦宪，河西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就连本山头的笔杆子、《汉书》作者班固也未能逃脱池鱼之殃。

　　尽管皇帝消灭了窦氏，削弱了河西山头，但除了正统舆论的支持外，他其实依然孱弱。

因此，他还必须寻找新的盟友斯时科举制度尚未出现，知识分子缺乏公平稳定的出仕渠道，还远不是具有独立性的政治集团；而草根出身的公公辈虽然忠勇，却又缺乏政治常识，个人素质上更是参差不齐，就整体而言属于造反可靠、治国乏力的主儿……舅爷、公公、书呆子，究竟谁才是货真价实的朝廷心腹？

这恐怕是东汉皇帝心中长久的纠结。

　　在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惯性下，最终皇帝仍选择了与豪强结盟的旧办法而最可靠的豪强么，当然还得数自家的舅爷们。

于是，南阳山头出身的邓氏家族又重新以外戚身份上位。

　　东汉历史就此进入死循环：

　　公元88年，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宪辅政（河西山头）；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窦宪；公元107年安帝继位，邓太后临朝，邓骘辅政（南阳山头）；公元121年，安帝联合宦官逐杀邓氏家族；公元122年，北乡侯继位，阎太后临朝，阎显辅政（尚书台出身，等于没山头）；数月后北乡侯病死，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即轻松击杀阎显，拥立顺帝；公元146年桓帝继位，梁太后临朝，梁冀辅政（河西山头）；公元159年，桓帝联合宦官杀梁冀；公元167年，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窦武辅政（河西山头），被宦官所杀；公元189年，灵帝死，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无山头），为宦官所杀……

　　随着开国亲贵势力的逐渐衰弱，到东汉后期，勋臣豪强出身的外戚已逐渐被新生的宦官势力、文化豪强（如袁绍家族）、商业豪强（如曹操家族）挤到一旁，连自己的生死都把握不了，就更遑论卫护皇权了。

　　于是三国前传中最著名的桥段就此出现：

宦官杀外戚，新兴的文化豪强、商业豪强再尽杀宦官，旧皇权的两大支柱一日之间尽数溃灭。

然后武力豪强董卓再乘虚而入……

　　历经百余年的博弈斗争后，一帮不按牌理出牌的新豪强大着胆子将皇权彻底践踏于脚下，从而打破了与宦官反复死掐的循环局。

作为历史过渡期的东汉王朝，也终于走到尽头。

　　不管在豪强羽翼下的东汉皇帝做得有多窝囊，但这个王朝确实选对了值得与之“共天下”的盟友作为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一支政治势力，豪强集团确实屡次扮演了东汉王朝救命稻草的角色。

这个盟友是如此的强悍，以至除了它自己以外，竟无人能将其羽翼的东汉王朝扔进历史垃圾堆。

　　然而，政治经验的积累，信息技术的进步，周边蛮族的侵入，豪强自身利益的冲突这一切，让帝国公司的政治格局变得多样化，一个阶层或集团独大的时代正逐渐成为历史。

　　可是沉浸在胜利凯歌中的豪强们，却还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他们认识到，宿命仍无可更改。

他们所熟知的这个旧世界，即将进入长达数百年的调整期，一个“国家干部”靠领导集体“民主评议”上位的时代即将到来。

满身上古遗风的恐龙们，将在最后的辉煌中随风飘逝，而帝国却会在涅槃的阵疼后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