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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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
论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
马龙闪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政治纲领的论析，阐明了布尔什维主义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历史联系和继承关系。
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俄国民粹派的革命急进主义是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三大流派之一。
该派自称“雅各宾党”，是在19世纪60年代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在70年代“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为寻找新的革命出路而产生的一个革命派别。
该派出于对资本主义“火焰”行将烧毁农村公社的恐惧，主张立即“直接采取革命行动”，通过密谋、暴力手段夺取政权。
为此，主张建立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具有严格纪律、保持绝对秘密单线联系的“革命党”；该党应在夺取政权后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造，通过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共同劳动的公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革命导师列宁及其战友曾各处搜集并精心研究了特卡乔夫的文献和著作，他认为，“这位作家无疑比其他人更接近我们的观点”。
[关键词]俄国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政治纲领
[作者简介]马龙闪，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后期俄国社会出现的一种极端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
说其复杂，不仅是因其本身流派繁多，色彩多样，就像一块多彩的水晶体一样，从不同的视角就能映现出不同的色彩来；而且还因为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虽同以民粹主义者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有着种种历史联系，但在19世纪90年代走上政治舞台时，却对当时的民粹主义主要是自由派民粹主义进行过诸多思想批判和斗争；尤其因为自从上世纪2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意识形态发生过一个僵化的过程，把列宁对自由派民粹主义的批判曲解为对一般民粹主义甚至革命民粹主义的批判，因此，在由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竟出现民粹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1]的论断，与此同时，被列宁称之为“民粹主义创始人”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被有意掩盖、抹煞了他同民粹主义的渊源关系，而因列宁自幼是抱着车氏的著名长篇小说《怎么办?
》长大的，深受这位“导师”的影响，就又无限拔高他的革命思想，在苏联时代的某些著作中，几乎把他推崇到了马克思主义的高度。
这样，俄国民粹主义就成了一个被种种复杂情况搅混了的极其敏感的话题，除官方垄断发表有关民粹主义的一些史实和评价外，其他观点和史实是不能随便讲出来的。
这样一来，真实的历史情况就被这样那样地掩盖了起来。
虽然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苏联学术界对民粹主义又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但终因不能彻底打破教条主义的桎梏，使俄国民粹主义一直或多或少，这样那样地被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
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学术界打破以前的意识形态藩篱，披露了一些以前鲜为人知的史实，开始扫除覆盖在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史上的意识形态尘埃。
与此同时，我国也进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年代，学术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受制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思想束缚。
可是，一讲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俄国民粹主义的干系，谈到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史上同俄国民粹主义的联系和继承性，有人就很反感，说什么，这是给列宁和斯大林“扣”民粹主义的“帽子”。
思想史上的继承性，俄国解放运动各个时期的联系，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的联系和继承性，这是列宁多次讲过的。
这一事实是抹煞不了的。
如果以为讲这种继承性和思想联系，就是给列宁和斯大林“扣”民粹主义的“帽子”，这是缺乏俄国思想史和革命运动史的起码常识的。
究竟列宁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思想史上同俄国民粹主义有没有思想联系和继承性，我们在此不打算多讲，仅拿俄国革命民粹主义急进派别的政治纲领来看一下，就能得出明确的答案。
一
以民粹主义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40～60年代，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萌芽、发端的阶段，这个时期民粹主义的创始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和影响起着重要作用；第二个阶段是70年代，这是民粹主义进一步发展并在俄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以“到民间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为其主要特征；80～90年代是民粹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即分化、演变和分裂的阶段。
在这期间，民粹派分裂成了两个主要派别：
民意党人和自由民粹派。
列宁对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将他们视作“先驱者”，对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也是基本肯定的；他对民意党人的个人恐怖倾向虽持严厉批判态度，但称他们为“民意党人的英雄”。
由此可见，列宁对他们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坚定性，对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予以肯定并抱尊敬态度的。
列宁在19世纪9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时批判的主要锋芒针对的是自由派民粹主义，因为这个派别对沙皇专制制度妥协退让，在某些方面失去了60～70年代革命民粹主义的品格和革命性。
列宁说：
“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展开了革命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的英雄。
”[2]列宁还一向自称是“60年代遗产”即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民粹主义思想遗产的“学生”。
他号召要系统地、不懈地研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丰富的思想遗产，并指出这时期革命运动“同20世纪前10年内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联系”[3]。
这样，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俄国三个革命时期，即贵族革命时期、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之间的联系。
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时期的主要活动家——民粹派，从社会政治的进步程度看，基本上可分为两大派别：
革命民粹派和自由民粹派。
在革命民粹派中，又存在着各种思想流派，除其先驱者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主要可分为三个流派，即以彼·拉·拉甫罗夫（1823～1900）为代表的“宣传派”，以米·亚·巴枯宁（1814～1876）为代表的“暴动派”和以彼·尼·特卡乔夫（1844～1886）为首的“夺权派”。
这三个派别在民粹主义的基本思想原则上，大体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崇尚、信仰人民这一点上，在极端功利主义的文化观上，在将农村公社理想化，企图通过俄国特殊道路，即公社途径，绕过资本主义，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基本原则上，是没有分歧的；他们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革命的具体策略上。
以拉甫罗夫为首的“宣传派”主张先行通过宣传人民、教育人民，为革命作必要准备之后，再行进行革命发动。
他反对用“突然一击”的办法来推翻中央政府[4]。
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暴动派”则认为，俄国到处都到了不必发动即可揭竿而起的地步。
因此，他们主张进行总暴动。
从这一估计出发，巴枯宁认为迫切的任务是“到民间去”，发动全俄人民革命。
巴枯宁策略的致命弱点是，不能清醒地估量起义的时机，不懂得国家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反对任何国家政权，号召破坏一切形式的国家结构，主张在未来建立自治的村社联邦。
在这三个派别中，比较起来，以彼·尼·特卡乔夫为首的派别最为急进。
该派自称“雅各宾派”，其主要代表人物特卡乔夫，往往通过批判前述两个派别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纲领。
深入研究一下这个派别，对其革命急进主义政治纲领加以论析，对理解我们探讨的问题，即布尔什维主义同民粹主义的思想联系，将有重要意义。
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这一民粹主义急进派，扎根于俄国革命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是在十二月党人和19世纪60年代急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哺育下产生的。
该派的领袖人物和主要思想家特卡乔夫，来自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在当时俄国社会“父与子”的争论和冲突中，他自称“子辈”，誓同“父辈”决裂。
特卡乔夫的世界观是在19世纪40～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鲍夫，特别是德·伊·皮萨廖夫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但他更急进，倾向于组织从事密谋活动的革命团体。
60年代，他曾与被称作“虚无主义者”的急进革命家德·伊·皮萨廖夫，同为《俄罗斯话语》和《事业》杂志的撰稿人。
他很早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服膺马克思的学说。
他说，他所遵循的“方法”，就是“著名的德国流放者卡尔·马克思1859年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第一次宣布的“方法”，并阐释了这一方法的优点。
他在俄国7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属于最急进的一翼，曾同另一民粹主义极端派革命家涅卡也夫有过合作，并一块组织秘密革命团体，为它们起草章程、纲领和传单。
此后他又创立秘密革命团体“人民解放协会”，协会的文献大多出自他的手笔。
他写的文章《革命与国家》、《怎么办》等，都为这个“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党，提供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民粹主义阵营中这个以特卡乔夫为首的革命急进主义流派，是在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出现，于70年代中后期形成的。
这个派别的革命急进主义，实际上是对70年代上半期“到民间去”运动失败而作出的极端革命反应。
这一革命急进主义是在“到民间去”运动相继失败，革命遇到重大挫折，民粹主义运动面临危机情况下而寻找的一条出路：
主张直接采取革命行动，向沙皇专制制度发起攻击。
从特卡乔夫1874年到1879年以传单、号召书、组织章程和文章形式连续发表的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这个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
深入研究这一纲领，对我们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可以使我们体察到俄国革命传统的历史联系，具体了解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并可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具体道路。
二
那么，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的政治纲领是什么呢？
有关这一纲领的主要内容，可概述如下：
（一）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主张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方针。
这里所谓“直接革命行动”，就是主张立即号召人民起义，向沙皇专制国家发动冲击，以期夺取政权。
这一急进主义的总方针，是建立在对当时俄国社会经济状况和人民心理、生活状态的估计上的。
关于当时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特卡乔夫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正在毁坏俄国的村社制度，而这正威胁着俄国通过村社向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
他说：
“‘经济进步’的大火已经烧到我国人民生活的根基。
在此影响下，我国社会生活的古老形式正在遭到破坏，‘村社原则'本身正在遭受毁灭，而这一原则正应奠定我们大家所理想的未来社会制度的基石。
”[5]
他认为，这一经济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俄国社会力量的阶级对比。
在他看来，眼下俄国的土地所有者阶层是分散的，人数也不多，其经济微不足道。
至于第三阶层，无产者和贫穷者构成其一半还多，西欧意义上的资产者仅占其中的少数。
而沙俄专制统治者缺乏经济基础，又为广大人民所不满，因此他认为，这时候立即采取“直接革命行动”，是最有成功希望的。
如果长此等待延误下去，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了，就会失去这一有利条件。
那时，村社就会瓦解，一方面，从农民中将会造就一个富农阶级，出现农民和地主土地的买主和租佃人，即农民贵族；另一方面，会形成一个金融和工商业资产阶级。
与此同时，沙皇政府也会从本身利益出发，促进这一趋势的发展，为自己造就更加巩固的社会根基。
这样，革命的敌对阶级就会一天天成长壮大，革命的障碍就会日益严重，人民的处境也会更加艰难，暴力革命成功的机会将日趋减少。
因此，特卡乔夫认为，不能再等待延误下去，“我们不允许任何迟缓行动”，“在俄罗斯，现在就必须革命”。
他有一句名言：
“或是现在马上行动，或是未必永可行动起来！
”[6]
这个民粹主义派别之所以急于采取“直接革命行动”，其要害是担心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会破坏通过村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机遇。
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恐惧，在急于革命的问题上得到了具体而鲜明的体现。
该派急于采取直接革命行动，也是以对人民的基本估计为出发点的。
特卡乔夫断言，在俄国人民中通行着公社所有制的原则，就其本能和传统来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集体所有的思想构成其世界观的主要特征。
他写道：
“由此就可明白，我国人民尽管没有文化，但比西欧各国人民更靠近社会主义，虽然后者较它受的教育更多一些。
”[7]至于人民对待革命的态度，他认为，由于人民苦于专横暴虐，受到千百年来剥削制度的奴役和压迫，这种不堪忍受的为人奴隶的生活条件，决定人民是革命者，“人民永远随时准备革命”[8]。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人民没能实现革命呢？
特卡乔夫回答说，“任何内在的首倡精神，在人民身上都受到了压抑”，它“缺乏”克服无所作为和惰性的“精神力量”。
在特卡乔夫看来，只要给人民以“外部的推动”——“突然一推”，它就能象狂飙一样奋然而起，举事革命。
直接诉诸革命，要靠“革命的战斗组织”，所以，特卡乔夫提出了一整套建立“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的组织原则。
（二）主张建立“革命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必须是集中统一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应该具有严格的纪律，保持绝对的秘密。
这是特卡乔夫为他建立的“革命战斗组织”或称之为“革命党”所制订的组织原则。
他根据俄国的具体社会条件和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论证了建立这种“战斗组织”的必要性。
他从斗争的实践中认识到，沙皇政府是一种“强大的”、“集权组织的力量”，它手中握有各种“物质的力量”，它依靠的是千百万把刺刀，它拥有军队、宪兵、警察、狱卒等等，而革命者却两手空空，因此他认为，敌我力量是“极不均衡的”。
从1872～1875年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宣传运动以及此前所经历的历次革命运动，包括从十二月党人运动到涅恰耶夫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中，特卡乔夫认识到，凡革命队伍缺乏组织性或者组织松散，凡对人民缺乏有效的持续不断的宣传，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革命者的个人安全也都得不到保证；凡革命组织越接近“战斗的集中制类型”，就越能保证革命活动持续而不遭破坏，也越能保证革命者的人身安全；而集中制组织即使遭到破坏，牺牲的程度也比松散的组织要小。
因此，他得出结论：
采取集中制的战斗组织不仅有利于革命事业迅速蓬勃的开展，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积聚革命力量和保证个人安全。
在他看来，革命者的力量正在于此，革命得救之路也正在于此[9]。
在吸取60年代民粹派秘密团体的经验，包括伊舒金的“地狱小组”和涅恰耶夫的“人民惩治法庭”的经验的基础上，特卡乔夫在他自己创办的《警钟》杂志上阐述了“战斗组织”所必须遵循的最重要的组织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1.权力要高度集中，革命活动的职能则需要分散；2.组织成员要下级服从上级、全体服从中央，要有无条件的纪律；3.必须给每个组织成员的革命活动保守绝对秘密，不仅对敌人保密，而且对组织内的所有其他成员保密。
特卡乔夫按照这些原则建立了他们这个雅各宾派的秘密团体——“人民解放协会”，并通过严格的组织章程和细则对它进行领导和组织管理。
在特卡乔夫看来，这个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或者“革命党”，作为由少数智者和有道德者组成的革命者组织，有领导“多数人”的“权力”。
因为“这个少数具有更高的智力和道德发展水准”，因为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包含着新的因素，他们的“理想”比之于多数人——人民——的理想，“更开阔、更革命”，所以，他们“永远拥有、也应该拥有在智力和道德方面领导多数人的权力”；在他看来，他们的理想“在革命时代必须对后者具有统治作用”[10]——这是特卡乔夫对少数革命家拥有权力的缘由以及权力的源泉和法理的解释。
因此，在他看来，“这部分少数革命者，因其身上体现着社会最优秀的智慧力量，所以他们必须拥有权力，——只要他们仍然是革命者，就不能不拥有这个权力。
”[11]在革命党内部是这样，对全社会也是这样。
在革命党内部，有个更少数的骨干集团组成“人民解放协会”的“委员会”——这是“协会”的中央，即最高领导机关；由于“协会”没有基层组织系统，中央的“代表”和“协会”的成员直接服从中央。
成员只同“代表”单线联系，在不经“代表”允许的情况下，“协会”成员不许同其他成员有横向联系，也不许打探其他成员和“委员会”的情况。
“协会”委员会一手全权集中控管所有管理线索，并通过自己的“代表”把渗透在国家生活各领域和社会各阶层的成员及其活动，全部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
对于社会来说，革命胜利前，这个革命党只具有精神方面的权力，而取得政权后这种精神的权力则转变为物质的权力，有权实行“革命专政”。
特卡乔夫没有明确讲述这个革命党（他有时也称“雅各宾党”）的阶级基础，但从他把革命党的名称定为“人民解放协会”来看，自然意味着它的阶级基础是“人民”。
在特卡乔夫的辞典里，人民、农民往往是混用的，无产者和贫穷者也难于区分，这与70年代俄国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展不充分有关，当时的阶级关系尚未充分分化，因此影响到他的理论认识和阶级概念尚有含混不清的地方。
这也正是他没能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所在。
（三）主张通过暴力、密谋的手段，夺权国家政权。
特卡乔夫是非法斗争方法的拥护者，主张暴力变革、暴力革命。
他把拉甫罗夫主张宣传群众、准备革命的路线，视为和平方法和改良主义加以反对。
在他看来，专制国家拥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它从头武装到了脚”，而被称作政府的专制暴君和剥削者又“从来不愿放弃他们篡夺的权力”[12]，这样一来，革命者要推翻他们，不用暴力是不行的。
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并引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例子时指出，在以往彻底更替的所有政权中，没有一个是通过和平道路开始并终结其统治的。
他说：
“总的来讲，迄今没有一次急进的社会改革是不经过暴力和流血内讧完成的。
当然，这很不幸，——不幸就在于，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以付出人类的鲜血为代价，每一次合理的改革都必须以手持武器来开辟道路。
然而这是事实，凡熟悉历史的人，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13]在此还需特别指出，特卡乔夫所主张的暴力，不仅要用于夺取政权的时候，还适用于革命胜利后对国家、对社会的改造上。
特卡乔夫认为，任何革命，近期所要达到的实际任务，都是用暴力手段进攻现政权，并以夺得政权为目标。
这是因为任何革命的实质，都是夺取政权，都是把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所具有的纯精神道义力量转变为物质力量。
只有完成了这种转变，才能运用这种物质的力量，即国家政权的力量，实现对社会的改造。
然而，在特卡乔夫看来，实行暴力夺权，采用密谋方式要更便捷一些。
这种用密谋方式暴力夺权，同建立集中统一、严格纪律、层层服从、绝对秘密的革命党和“战斗组织”——“人民解放协会”，是完全相适应的。
因为这样一个“战斗组织”，是实现密谋夺权的组织保障；而以密谋方式夺权，必然是这一组织的所由之路。
实现密谋方式夺权，也是为特卡乔夫关于个人历史作用的观点所决定的。
他口头上承认，个别杰出人物如果没有现实社会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支持，个人对社会是无能为力的。
他理论上虽然如是说，但具体到实际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策略，却认为依靠狭小的知识分子密谋者集团，就足以推翻沙皇专制国家的统治。
他甚至说：
“个人的活动能够破坏人们世代创造的东西，也能为人类进一步的发展开辟道路。
”[14]这就暴露了他的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四）认为夺取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建立革命国家，巩固政权，进行社会革命。
以特卡乔夫为首的“雅各宾派”，尽管赋予夺取政权以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他们并不停留、也不满足于夺取政权上。
特卡乔夫说：
“夺取政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革命本身。
这仅仅是革命的序曲。
革命本身是由革命国家来实现的。
”[15]正是这个缘故，特卡乔夫作为这个派别的理论家，在大量言论中谈到了“革命国家”的职能和作用，并写了《革命与国家》一文，来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19世纪60年代，有些人曾主张在当时社会制度下建立劳动组合、消费公社等等组织形式，用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
当时就这些组织的作用和意义所展开的争论，曾引起俄国社会的巨大兴趣。
特卡乔夫对于在资产阶级国家条件下采取这种方式消除剥削和贫困，对于这一乌托邦的理论和改良主义，抱着尖锐的批判态度。
他认为，革命的重要任务是消灭专制国家，消灭一切旧的国家政权机构，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从这种国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行平等和正义，否则，所有一切都是空想。
与此同时，特卡乔夫也同主张革命后立即取消国家的巴枯宁主义进行了斗争。
他认为，革命胜利后不是取消国家，而应巩固政权，加强国家。
他预见到，革命者胜利后将面临镇压敌人和建设的繁重任务，为此就需要国家政权。
在他看来，革命胜利后不仅不能取消国家政权，而且必须巩固这个政权。
这样，就提出了怎样建立、加强并完善国家政权的问题。
特卡乔夫在《革命与国家》一文中提出，组织政权的中心问题在于保证这个政权的高素质，而政权的素质表现在它的巩固和强大。
他认为，要使国家政权得以完善，必须遵循以下两个原则：
1.把政府的每一个职能都统一起来并将其集中化；2.再最大限度地将这些职能加以区分[16]。
换句话说，就是把政府的所有职能都统一集中起来，并把这些职能最大限度地细化、区分，再分部门加以管理。
应该看到，这些原则中正包含着日后在苏维埃时代产生官僚主义和高度集权化国家所有的必备因素。
特卡乔夫实际上把革命国家的活动综合为两大职能：
革命的破坏性职能和革命的建设性职能。
第一种职能的实质，是斗争，是暴力。
在他看来，只有在行动中保持集中统一、严格的纪律，对保守反动分子保持百折不挠的意志，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对于国家的第二种职能，特卡乔夫认为应当依靠道德的力量。
如果说第一种职能是由暴力来实现的，那么，第二种职能则是靠信念来达到的。
他一方面强调革命者“少数”以社会主义原则改造社会的决定作用，同时，也没有忽视人民群众的作用。
他认为，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胜利的保证。
而国家的立宪活动具有灵活性的特性，能够适应人民的发展水平，所以，由此能够获得这一胜利的保证。
特卡乔夫主张建立“人民杜马”，实行人民代表制，国家以它们的意志获得其活动的合法性。
在这里，特卡乔夫特别注意到国家对人民的教育作用，提出国家“应努力拓展人民的文化修养，提高他们的道德理想”[17]。
特卡乔夫对革命国家提出了下述活动纲要：
1.把建立在临时个人占有原则基础上的农民村社，逐步改造成建立在全体共同使用生产工具和大家共同劳动基础上的公社；2.逐步没收私人占有的生产工具，将它们转归全体使用；3.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建立完整的社会义务教育体制，逐步消除人们在体育、智育、德育上的不平等[18]。
按照特卡乔夫的思想，为最快捷、最有效地实现革命国家的这些职能，最重要的，是要实行革命家“少数”对人民这个“多数”的领导。
他在《革命与国家》中用相当大的篇幅集中论述了这个问题，指出了革命家“少数”对人民“多数”实行领导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革命家“少数”之所以必须对人民这个“多数”实行领导，是由于他们的社会主义世界观包含着未来社会制度的理想，这一理想能够引导人民－农民对其经济生活方式进行改造。
在特卡乔夫看来，人民固然因其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而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因其同村社的联系而在理想中“带有明显的共产主义色彩”，但人民－农民也素有一种“保守性”：
一方面，他们以推翻地主官僚的统治为满足，只要“狠狠地向自己的敌人报了一箭之仇，他们就不再继续往前走”；另一方面，同人民－农民的经济生活方式相联系，也同其理想的村社相关联，人民－农民生活的“所有成份都处在稳定的平衡中”，没有来自外界的推动，他们世世代代都会毫发不变。
因此，特卡乔夫认为，“我国人民的社会理想不会超越他们僵化的生活方式而再前进一步”[19]。
俄国农民的这种经济地位和保守性，正需要革命者“少数”对他们加以领导，进行革命化的改造。
这位革命民粹主义的思想家没有把俄国人民－农民完全理想化，从其经济生活方式看到他们的保守性，这正是特卡乔夫思想超出一般民粹主义的特别深刻之处。
（五）关于革命道德和策略原则的若干纲领性主张。
一定策略和道德原则是实现特定政治纲领的必要保证。
以特卡乔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革命急进派，也像任何阶级的政治派别一样，有其特定的道德准则和策略思想以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现。
尤其这个派别有其坚定的政治目标和集中统一、严格纪律、绝对秘密的组织形式，这更需要一套极其严格的道德准则和策略思想来规范其思想和行动。
除上述在论析各项政治纲领时业已涉及的若干策略原则外，我们在此仅择其要者，对该派的道德和策略原则加以阐述。
特卡乔夫派在《革命者基本信条》中对其革命道德原则作了集中表述。
他们所遵循的道德总则是：
“凡能促使革命胜利的一切，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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