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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述评

近十年来汉语词汇本体研究述评

作者:

赵凤娇

来源:

《现代语文》2019年第12期

        摘;要:

通过对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中有关汉语词汇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从共时和历时两种研究视角出发,回顾、总结和反思现代汉语词汇本体研究的成果与不足,以期为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词法构词;词汇化;词类

        一、引言

        汉语词汇学作为语言学的重要分支,相比于语法学和语音学形成较晚,经过中国学者六十多年的不懈努力,词汇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知识体系不断充实,研究理念、方法和手段不断更新,多个分支领域都得到长足发展。

尽管汉语词汇学研究已经成果丰硕,但作为新兴学科,该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进一步推动汉语词汇更深层次的研究,更深入地了解汉语词汇学的发展态势,我们还需要总结和反思近些年来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按照词语的产生原因和过程,汉语合成词大致可分为两类:

词法构词和词汇化成词。

前者指直接创造产生的合成词;后者指非词结构经过历时演变而产生的合成词。

前者注重共时层面的分析,后者关注历时层面的考察。

近十年来,词法构词和词汇化研究一直是词汇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此外,现代汉语词汇分类体系虽已建立,但其内部的具体分类以及一些词语的归类问题还存在一定争议,近年来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本文以近十年来《中国语文》《世界汉语教学》和《语言教学与研究》发表的相关论文为依据,拟从词法构词、词汇化和词类划分三个方面,评述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发展概况。

        二、词法构词

        词法研究包括造词法和构词法的研究,这里主要指构词法的研究,包括对构词成分、词语结构关系、构词理据等的研究。

从研究理路上看,词法研究可分为两种:

一是从结构出发、兼顾结构成分,即词语结构形式层面的研究;二是从结构成分出发、兼顾结构关系,从语法—语义的角度全面考察词语的形义特点。

纵观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我们发现第二种方法在汉语词汇研究中比较普遍。

根据词汇研究对象,本文将从合成词、语汇、新词语三个方面,对近年来的词法研究进行综述。

        

(一)合成词的词法研究

        总体上看,近十年来,定中式、动结式复合词的研究受到学界的青睐,成为汉语词汇关注的热点之一。

此外,量度类、致使类、下肢类等一些语义聚合词也引发了研究者们的兴趣。

        定中式复合词是汉语中数量最多、最具能产性的复合词,其中,名名偏正复合词由于其内部的复杂性而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研究者们从概念隐喻、概念转喻、词典释义、构式语义压制理论和生成词库论等角度,对名名偏正结构的构词特征、内部语义关系及其制约因素进行了讨论。

黄洁(2008,2010,2013)指出,语义压制是名名复合词呈现不同内部语义关系的动因,并以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为切入点,使用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分析了隐喻和转喻名名复合词的类型与特征,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这类复合词的规则性和可析性。

谭景春(2010)和高翀(2015)从词典释义的角度,分别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研究名名偏正复合词,认为名名偏正复合词是一种紧缩形式,其中隐含着谓词,谓词隐含是造成其语义关系复杂性的根本原因;名名偏正复合词的整体词义并非语素义的简单加合,语素在组配时会受到具体组合义的影响,从而影响复合词的语义透明度。

宋作艳(2014)从构式理论的角度,探讨了定中构式对中心成分的语义强迫,提出范畴错配、语义修饰关系错配和音节—语素错配可导致定中构式的中心成分发生三种变化,即名化、泛化和语素化。

周韧(2016)以生成词库论中的物性结构体系为理论背景,发现复合词内部物性结构与其整体韵律模式有重要关联,在1+2式的名名复合词中,定语名词充当了中心名词的构成角色或形式角色;而在2+1式名名复合词的大多数例子中,定语名词和中心名词之间存在隐含动词,而这个隐含动词为中心名词的功用角色。

孟凯(2016)发现,有些2+1偏正式三音词语(如恒温器)和1+2动宾式三音词语(如吃偏饭),在韵律、结构或语义上具有特异性,能够在这三个界面的调适中实现和谐;作者指出,以具有特异性的三音词语和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为代表的复合词语,体现了汉语词法的韵律—结构—语义的界面关系,其中,跨层结构词汇化而来的双音词是比较突出的例子。

        学界对动结式复合词讨论得也比较多。

施春宏(2015)通过对句法生成过程中多重界面互动关系的刻画,来系统描写和解释动结式在相关句式群中的不对称分布现象,并借此阐述动结式的生成机制及其约束条件。

程工、杨大然(2016)以分布式形态学为理论框架,分析汉语动结式的底层结构,探讨其成分的形态合并操作。

        一些语义聚合词语也逐渐成为关注的热点,如量度类词语(吴颖,2009;方环海、沈玲,2016)、致使类合成词(孟凯,2011、2012)、下肢类动词(赵果,2013)等。

吴颖(2009)在大型语料库调查的基礎上,分析以“高—高大”等量度类同素近义单、双音节形容词的句法环境和语义特征,揭示出其功能上的差异。

方环海、沈玲(2016)立足于类型学研究视角,探讨西方视域下汉语量词的性质与特征,发现西方的专业汉学家们对汉语量词性质的观察比较细致,认为汉语量词有的表量,有的表类,可分为量化量词与类化量词;类化量词是汉语中的特殊词类,也是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量词类型特征。

孟凯(2011、2012)以致使义的获得方式为分类视点,在词汇/词法层面对致使合成词进行了全面梳理,将其分为转类型、动宾型(X+N役事)、动结型(X+Y结)、使令成分型和“-化”缀型等五类;并运用构式理论具体分析了“X+N役事”类致使复合词的构式表现;以X和N役事的语法语义分析为视点,探析三类致使词式Vt+N役事、Vi+N役事和A+N役事的语义特点和语义关联。

赵果(2013)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走、跑、跨、跳、跪、蹲、踢、踩、蹬”等下肢动作词组配能力间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二)语汇的词法研究

        所谓“语汇”,包括各类固定短语、半固定短语、类词缀以及一般所说的准固定语或类固定语、语块等。

研究者们对语汇中半固定短语和类词缀较为关注,运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这几类词语的构词特征、半固定组成成分的构词能力和语义特征进行了描写和分析。

曾立英(2008)对类词缀的构词频率进行了统计,确定了现代汉语的单音节类前缀23个、类后缀53个;同时也对类词缀的能产性、定位性以及虚化程度等构词特征进行了探讨,区分了类词缀与部件词。

王光全(2009)考察了“-子”的构词域,并以构词域为视角分析了后缀“-子”的表义问题,认为在词法层面上语素都有自己的构词域,语素在构词域内实现了自己的构词功能。

宋作艳(2010)考察了与事件强迫相关的类词缀,发现能发出事件强迫的类词缀都是后置的;形式上表现为既能黏附在名词性成分NP后,也能黏附在动词性成分VP后;语义上与事件活动密切相关,包括指人、指物和指情状三类,其中,前两类的构词多是施事名词,不能是受事名词,而且这些施事名词倾向于高度范畴化的恒常性名词、人造类名词;除了少数例外,隐含的动词基本上是名词性成分NP的目的角色或施成角色,具体选择哪些角色受类词缀语义的制约,也与NP的语义类有关。

刁晏斌、李艳艳(2010)认为,在“有+单音节动素”式动词中,“有”的性质并不单一,主要有补足、窄化和改造等多种功能。

赵雅青、储泽祥(2013)分析了“高/深+N”的定中粘合式组配的语义特征,探讨语义因素对形名组合的管控作用。

        语块(languagechunks)是语言运用中作为一个整体储存、提取和使用的语言单位,是一种连续或非连续的序列,由词或其他有意义的成分组成。

语块虽由词组成,但语块的整体性特征又使它不同于词语自由组合而构成的词组,因此,在语言单位序列中,语块处于词与自由词组之间。

汉语语块既包括以往研究关注较多的成语、惯用语、歇后语等,也包括一些具有整体性特征、共现频率较高的词语组合。

李慧(2012、2013)以“V单+NP”语块为例,指出语块的衍生途径主要有源于典故或谚语、词组语块化、典型搭配的扩展等,其形成过程主要受高频共现、惯用原则等普遍性因素的制约;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了146个组构成分,发现该类语块在组构时,组构能力存在强弱之分。

        (三)新词语的词法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新词新义的不断产生,新词新语随之激增,出现了汉外融合式、语模式、修辞式等新语类型(程荣,2015),产生了很多半固定的能产的构词模式,如“X状”“X哥”“X秀”“各种X”等。

与半固定“语”的特点不同,这类半固定结构通常带有较强的时效性与临时性,具有不稳定性,所以本文做单独讨论。

目前新词语的词法研究,主要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描写和分析其结构特征、语义特征、衍生方式等,并在多种理论视角下对其成因进行解释。

张谊生(2008)从性质特征、分布搭配、表义功用等三个方面,对当代汉语的“X状”进行考察、分析和解释。

朱彦(2010)借鉴多义研究的范式,提出创造性类比构词的构词方法,以“X的”“X客”“海X/海Y”等词群研究为例,从创造性类比构词新视角,分析了汉语构词过程中的运作机制。

涂海强、杨文全(2011)根据关联理论,着重分析“X哥”类词语在媒体语言运用中的结构特征、衍生方式、词语模机制、语义特征等。

仇伟(2012)从认知构式语法的视角,探讨“秀”族结构的构式属性及其显现的认知理据。

宋作艳(2016)基于莱顿微博语料库,对新兴的“各种X”结构进行了定量和定性分析,通过构式理论分析发现,“各种”的副词化是构式强迫的结果,与新“各种X”构式的形成存在互动关系,二者相辅相成。

        综上所述,从研究对象上看,现代汉语构词法研究以合成词、语汇等组合性结构为主,语义聚合词语的分析为辅,整体上注重微观个案研究。

从研究方法和视角上看,注重运用语言学新理论和新方法,从多角度、多层面考察词语的结构、语义特点及其生成机制。

        三、词汇化研究

        词汇化被认为是一个具有“词汇的”新词项形成的过程(Brinton&Traugott,2013:

50)。

传统的词汇化研究大多是在文献注疏或词源考释中,对某个或某类词语进行个案考察,而从理论上系统地对汉语词汇化的类型和规律进行探讨的,是董秀芳所著的《词汇化:

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

董著运用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方法,引用原型理论对现代汉语词汇化进行全面研究,为汉语词汇化研究开辟了新方向。

近十年来,词汇化研究依旧是汉语词汇研究的焦点。

        

(一)词汇化和词化、语法化术语的区分

        所谓“词汇化(lexicalization)”,包含两种含义:

(1)某种语言形式的理据消失,结构凝固,最后变成一个词的过程;

(2)由不同的语义要素构成不同的词。

前者习惯上被译为“词汇化”,为了与之区别,我们把后者叫作“词化”(蒋绍愚,2015:

128)。

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对两种含义进行区分。

“词化”倾向于共时层面的词汇化研究,指语义成分被投射到表面词汇形式的过程。

这类词化现象广泛用于类型学词语的研究。

如Talmy通过跨语言研究发现,不同的语言对某一特定的运动事件类型所进行的词汇化方式不同,据此,他将语言分为具有普遍类型学意义的两类:

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语言(转引自董秀芳,2011:

1-2)。

传统的汉语词汇化的研究倾向于历时层面的研究,指某种语言形式理据消失,结构凝固,最后变成一个词的过程。

        汉语词汇化研究一般使用“词汇化”而非“词化”这一术语,指由非词汇性成分变为词汇性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成词汇性较高的成分的过程(董秀芳,2011:

3)。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由于董著综合了历时和共时两种研究视角,比较全面地对词汇化概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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