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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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
韦政通
第一部分
家庭与个人
近几年来，在我们的社会，“代沟”名词的流行，已反映出两代之间差距的问题不但存在，且有日渐严重的趋势。
据一项调查报告①，在834份收回的问卷中，认为“有差距”的有369位之多，占最高比率，高达44.2％。
表示“很有差距”的，也高达204位，占全部填答人数的24.5％。
合计这两项，共达573位，高达68.7％。
这项数字部分地证实了我们的推想大抵接近事实。
倘若再推远一点看，当清末民初新制教育勃兴，代沟问题就已出现。
经过民初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少数受过新制高等教育的青年，纷纷对旧家庭发生离异现象，在那时期，这问题就已相当严重，只是不普遍罢了。
在台湾的头十几年里，由于刚脱离长期战乱，大家只求生活安定，两代之间的冲突，可能反较当年缓和。
近年来的经济成长，加速社会变迁，才又使代沟问题日益严重。
本章探讨家庭与个人之间的问题，希望在家庭与个人关系的重组中，对这个问题能带来新的启示。
家庭主义的特质
中国传统的家庭，不论是小型的夫妇家庭、大型的联合家庭，或是中型家庭，都与西方社会学家所说的“家庭主义”（Familism）相符合。
家庭主义含有下列的特质②：
1.强烈的一体感。
家是包括双亲与子女的生育社群，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独立谋生，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需要依赖家，因此人对自己所生长的家庭，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本是很普遍的现象。
家庭主义与非家庭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经由一套文化上的设计，把这份早期的感情予以特别的强调，并与特殊的价值观念相结合，使其经久常存。
后者的家庭，当子女一旦独立组织了自己的家庭，对原来生长家庭的感情，就会日趋松散而淡薄。
中国传统的家是家庭主义的，奠定并维系家庭主义的价值网络，为儒家所提供。
在所有的价值网络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亲亲原则的建立。
这一原则建立以后，不但把家提高到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生活群体的地位，而且把维系家这一生活群体感情的孝弟视为最高道德价值的表现。
如《论语》说：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孟子》说：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凡是与这一原则发生冲突的，都一律得牺牲。
③这一原则为增强传统家庭全体成员的一体感奠定了不拔之基。
历代有关维持亲情的家规、族制，以及法律条文，一方面固然使亲亲原则实化，另一方面也都在使这一生活的基本团体发生凝结的作用。
此外，细载列祖列宗的家谱，使家庭成员的生命与祖先之间发生纵的关联，此种关联不只是生物学的意义，同时也具有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意义，因为家谱的制定代表着对祖先的崇拜，仪式化的祖先崇拜，不但富有团结家庭团体的功能，也培养了每一分子的归属感。
所以这一家庭宗教，并不要靠神话奇迹才使它有效。
在祖荫笼罩之下的中国传统，家就是宗教的一部分，宗教也是家的一部分。
④只有了解到这一文化背景，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那样地不愿意离乡背井，在外面得了志，总要衣锦还乡，即使在外头住了几十年，最后仍希望落叶归根。
2.嗣续繁衍。
这一点不妨先引民间的谚语为证：
“一子两不绝。
”“有女不为孤，有儿不算穷。
”（陕南）”苦心耗力，为儿为女。
”（湖北宜昌）“一千银，亦不值着一个亲生子。
”（台湾）“三代单传，祖宗坟里也心酸。
”⑤各地谚语的说法虽不尽相同，重视嗣系的延续则一。
从这些谚语已不难看出，传统的中国人对嗣续繁衍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即使没有儿子，有个女儿也好。
有了儿子还希望更多，因单传太不保障。
这种要求，在农业社会，经济方面的因素可能是原因之一，因在农忙季节，家家都需要足够的人手。
但作为家庭主义的一个特质看，经济因素就不重要，主要是受了儒家教孝传统的影响。
孟子说：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显然不是为了满足经济性的要求，也不单是为了满足生物性的生命延续的要求，他是为了满足伦理性的要求，“事孰为大？
事亲为大。
”万一没有后代，不但使代表儒家最高道德的孝道无法表现，且使构成单系亲族群一部分死去的祖先，也无人祭祀，这一个亲族组织，从此将遭到破坏。
亲族组织如被破坏，则事亲的伦理价值亦将失其所依。
生活在传统时代，不能飞黄腾达，不算是人生最大的挫折，因绝嗣对不起列祖列宗，才是人生最严重的挫伤。
3.恪遵祖训。
恪遵祖训，是培养子女对祖先的认同感，它的作用既足以维持家声，又可以达到慧命相继的目的。
朱柏庐《治家格言》⑥：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
”祭祀能诚敬，就正是恪遵祖训的具体表现。
为何教子孙必须读经书？
因经书是祖训的主要来源。
《论语》和《孟子》都属于经书，最早要求为人子者必须恪遵祖训的就是孔、孟。
孔子说：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三年的期限，可能是与“三年之丧”的古礼相配而说的。
依孔子，只要在守孝期中，无改父之道，就可以算是孝了。
孟子却更进一步主张：
“大孝终身慕父母。
”父母是祖训的代言人，也是祖训的执行者，所以孔、孟的话，就是要求后世，必须恪遵祖训。
司马光的《家训》：
“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无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⑦，也是同一旨趣。
4.家庭财物公有。
家庭主义既强调一体感，财物私有是妨害一体感的重要因素，为了维系家庭主义，这一点必加以限制。
坚持财物公有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伦理的需要，张杨园《训子语》：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财，盖私财有无，所系孝弟之道不小；无则不欺于兄弟，大段已是和顺。
若是好货财，私妻子，便将不顺父母，而况兄弟？
不孝每从此始。
”⑧以往子女依顺父母，教养的成功固是重要原因，父母操纵家庭财物，可能也是主因之一。
子女一旦有了私有的财物，对父母的依赖减少，顺从心也自然会减退，现代的子女们，不正是走向这一趋势？
对维护传统的家族主义而言，张扬园的话的确很有道理。
现代的青年，只看到传统的父母对子女要求顺从，觉得太过分，忽略了父母们对这一要求付出了多少代价？
传统的父母对子女，无异于开了个无限公司，在子女的一生中，无论什么时候陷于困境，只要父母力量所及，没有不全力援助的。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一种制度的存在，必须多少能使有关的双方得到满足，否则一定不能长期维持。
5.重视家庭荣誉。
家庭主义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家庭高度的统一与和谐，家庭成员共同的荣誉感，就是统一与和谐的象征。
上述四种特质，或多或少都与家庭荣誉有关，任何一种特质的消失，就表示门庭衰落和不体面的事。
在这样的家庭里，情感的纽带紧系着每一个人，一人的成功，是全家的成功，一人的失败，也是全家的失败。
个人的荣辱和志趣是不被重视的，他必须为家庭的理想奋斗。
一旦功成业就，最大的满足，不是因为自己有了成就，而是因为替家庭带来了荣誉。
另一方面，为了维持门风，无论怎样恶劣的婚姻关系，仍不允离异；为了维护和平的家声，每一成员，必须敛抑自己的个性。
在家庭的范围之内，荣誉高过一切。
⑨
家庭主义与个人
（1）
具备上述五种特质的家庭，和我们现在生活的家庭，尤其是现在都市里的家庭，已有相当的差距。
如果以现代家庭的一些优点（所谓现代家庭的优点，在我们可能还只是一些理想，实际上的家庭，优点真是太少）做坐标，去看家庭主义的家庭，自然不难发现其中一些问题。
这里我还不打算一下子就跳这么远。
我想继续探讨的是，为什么传统的家庭特质，虽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变乱，仍能相当稳固地维系着？
为什么个人对家庭的认同（Identification）那样深切？
对这个问题的解答，采取心理需要的角度，也许是比较适当的。
人类的心理需要很复杂，需要的强度和需要的内容，都可能经由选择而有相当大的差异。
传统的家庭所以起了重大的变化，也可以说是因现代人的某些需要和古人不同，因此想重组一种适合现代人需要的家庭。
心理需要重点的改变，形成家庭变迁的主要动因。
相反地，传统中国的家庭，所以能长期稳定地维系着，也是因为它对人类的一些共同需要，提供了相当程度的满足。
人类学家林顿（R.Linton）提出人类有三种共同的心理需要：
取得他人情感反应的需要、长远安全的需要、追求新奇经验的需要。
⑩下面就参考这三种需要，对传统家庭主义与个人的关系做一番探讨。
一、取得他人情感反应的需要
依照林顿的了解，人类需要情感反应的心理，是非常普遍而强烈的。
人在婴儿时代，就是完全依赖别人生存的，如果他不能引起他人的反应，他几乎就无法生存。
有一点必须加以区别，即情感反应与行为反应不同。
一般社交活动，见面打招呼，握手言暄，彼此交谈，分别以后也就淡忘，这只是取得他人的行为反应，这类反应并不能解除心理的寂寞与孤独。
生活在现代社会，所以造成“寂寞群众”的现象，并不是因为行为反应缺乏，而是因为人际的心灵之桥断了。
人际的心灵之桥，是由双方热烈的感情之流架设的，一方的细微振动，都可能波及对方。
感情之流把双方紧紧系在一起，在这情形下，才算取得了他人的情感反应。
现代社会由于个人生活与社会结构的分歧化与专业化，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只限制在某一点或某一方面，如师生关系，以往是相当亲密的一种关系，现在多半只限于知识上的交往，离开教室，极少有往来，走在大街上，可以完全像陌生人一样。
同事之间纵然共事多年，可是彼此对对方的家庭情形却一无所知。
即使是亲如父子家人，接触的焦点也是越来越少。
在这种情形下，要取得他人的情感反应，是十分困难的。
可是在传统的社会，尤其是家庭或家族的范围之内，情形完全两样。
以往中国的家庭，强调一体感，重视家庭荣誉和财物公有，此外还强调父子关系与大家庭观念，这一套严密的文化设计，显然都是为了强化人际的情感反应，而且把它制度化了。
制度化的意思是说，一个家庭成员，如果缺乏这方面的反应，将被视为不忠于家庭的行为。
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愈能热切地交流，愈能和衷共济，愈代表兴隆和谐之象，这样的家庭，成为社会赞美和羡慕的对象。
中国人不大重视是非观念，孔、孟为了维护亲情，主张牺牲是非和皇位，在这里可以得到的了解是，争是非足以打断人际的情感反应。
二、长远安全的需要
长远安全的需要与情感反应的需要之间，很难说哪个是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
人类建立家庭，不论古今，就是为了使这两种需要都能得到满足。
而且只有在家庭里，这两种需要才能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也许就是任何社会都有家庭组织存在的原因。
此外，人类在政治方面的要求，总是希望能长治久安，好的政治是能够限制权力欲，避免因它的膨胀而带来长期的不安。
人类以和平为追求的共同目标，这一目标几千年来虽未实现，但仍愿继续努力，不惜付出重大代价，就是因为只有和平，人类长远安全的需要才能得到保证。
独夫统治和极权暴政，往往制造社会的恐怖，也是为了少数人或个人的长期安全需要。
目前世界各强权大国，从事武器竞赛，对个别的国家而言，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行为动机。
落在个人身上，当人对他自己的未来感到一切茫然不安时，眼前的满足是不够的。
人经常需要保证未来的安全，对财富的不知足，就是这种心理的一种表现。
这种心理使我们忧虑未来可能发生不幸，也使我们能暂时忍受眼前的痛苦，以换取未来的长期幸福。
传统家庭主义的家庭，重视嗣续繁衍和家庭荣誉，实行财物公有，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针对长期安全的需要。
家在平时，就像一个一个生活的堡垒，每一成员都可以在这里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在乱世，又像一个避风港，大家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
中国人不论老少，对家庭的向心力都很强，可能就是因为家庭比任何其他的团体更能满足安全的需要。
现代家庭对子女的教养，逐渐重视独立自主的训练，成年的孩子离家独立的机会大为增加，但离家独立的孩子必须在社会面对长期的生活竞争，从生长家庭所能获得的安全保障，也大为减少。
现代人的心理多焦虑，情绪不能稳定，这方面的因素，可能是主要成因之一。
三、追求新奇经验的需要
生活在传统家庭里的个人，对前两种心理需要，的确比较能得到高程度的满足，但得到这些满足的个人，他们的行为必须被严格地限制在传统价值的框架以内，他们必须服从双亲的权威，必须恪遵祖先和圣贤的遗训，如果企图越出这些框架，就会失掉这些满足，并且在每一方面都感到困惑。
在传统社会，只有在框架内的个人间，才会表示仁慈、和善和宽大，一旦出离这框架，个人就会变得迷惑、恐惧，并狂乱地渴望着重新回到这个框架。
除了传统的价值框架之外，家庭体制被视为神圣不可动摇。
凡是内在于体制的个人是幸福的、安全的、幸运的，外在于此体制，就会变得不幸福，还要受苦并失去安全保障。
生活在这样传统里的个人，追求新奇经验的心理需要，必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损害。
这方面心理的表现，从儿童时代就可以发现，儿童玩玩具，玩腻了就丢弃掉换个新的，这种心理如果能给予适当满足，可能会强化他将来追求新奇经验的动机。
中国传统的儿童教养的重点并不放在这里，它重视的是生活礼节的学习，一开始读书，如《三字经》之类的教本，就富有很浓的伦理意味，因为在传统中国，必须趁早学习传统的意理和规制，才能扮演适合家庭和社会要求的角色。
在伦理教化的范围之内，严格地要效法古圣先贤，认同历史传承，丝毫容不得新奇经验的追求。
但古人并没有忽视这方面心理的需要，只是把这种需要转化或升华到文学、艺术的领域里去寻找出路。
这种转化从儿童阶段就开始，古时候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就是：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林语堂认为这首小诗不独表现了诗的情感，它同时抒发了绽放着异彩的淳朴的人生理想。
从这首诗或许可以看出，中国人所追求的新奇经验，不是知识的经验，而是美感的经验。
这首诗也显示出，中国人对美化自然的沉醉，以及心灵的导向。
同样是对自然的一份惊喜，但不是由于对大自然的真际有所发现，而是透过人与自然的感通所获得的内心怡悦。
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那瞬间的直觉中，内心真是充满着惊喜和怡悦。
从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我有理由相信，传统的士大夫们是在文艺的领域里使自由想像得到发挥，同时也满足了追求新奇经验的心理需要。
在传统中国，两代之间的冲突自然也是有的，但因严密的社会控制，很少机会被表面化，所以这类冲突即使有，也绝不足以形成社会的代沟问题。
传统所以不易形成代沟问题，除了有力的社会控制因素以外，一般也许只从两代之间知识和职业的传承，并没有多大差异来了解。
但根据上文的分析，似乎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传统的家庭，对人的一些基本需要，已给予相当的满足，这些满足掩盖或抵消了可能引发的冲突动机。
假如我的理解不错，那么现代社会所以会爆发代沟问题，两代间志趣的不一致和知识的差距加大，可能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现代青年从他生长的家庭已得不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
因得不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才借知识或观念的差距，把两代之间的冲突表面化。
如果我的推想不误，那么如何在现代家庭结构里，满足年轻人的一些基本心理需要，就成为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传统家庭的解组
（1）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古老的中国因受到西洋现代文明的冲击，社会文化在被动的压力下开始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中国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处境，为了适应新处境，一切固有的都面临挑战，并要求重新调整。
传统的家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遭到解组（Disorganization）的命运。
解组的原因相当复杂，下文仅就三点来探讨。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叶，不惜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更是一再地向中国开战，主要是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自由贸易的需要日益加强，满足此种需要，必须开拓广大市场，地广人众的中国，正是他们经济侵略的最佳对象。
当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已进入高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中国还停在手工业时期。
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的战争，其胜败之数不卜可知。
满清政府在屡次失败以后，虽有自强新政运动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响应，但新技术的引入，对增加国力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对旧社会体制的破坏却发生效力。
费孝通说：
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
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地，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
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
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
近代的中国，就这样成为西方经济竞争中的牺牲者，最初是廉价的工业成品，取代了中国的手工业品，破坏了乡村的副业；接着是中国的商人资本与洋人金融资本相结合，扩大了西方资本家对中国农业市场的剥削力，结果使本已相当贫困的农村，更形凋敝，生存线以下的生活，迫使农民纷纷离乡，家族规模日渐缩小。
这事实说明，原来家族赖以凝结的安全活瓣，由于西方经济的侵入，已遭到破坏。
因贫困和战乱造成农民离徙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但古今不同的是，过去只要战乱一停止，贫困的现象一旦消退，农民就会重建家园，作为社会安定基石的家庭的功能，也就再度恢复。
现在情形可不同了，西方文化的侵入，尤其是工业技术的刺激，要求新的适应，不能适应就只有由落后而淘汰。
新处境促使对旧传统的怀疑，剩下只有一条路：
适应新处境，改变旧传统。
到这时候，农村子弟已不愿回头，事实上也不能再回头。
在近代西方经济的重压下，传统的家庭，注定要遭到解组的命运。
二、思想方面的原因
由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新思潮，给予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在西潮冲击下，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家族制度，伦理制度和君主政体，也都遭到破坏，开始发生新的变革。
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打击传统家族制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传统家族蕴涵的问题，在新异文化的光照下，完全被暴露出来。
中国传统因特别重视伦理，所以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培养群性，以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
从观念上看，孔子并没有完全忽视个性教育，例如他说：
“当仁不让于师。
”秦汉以来，由于家庭主义的形成，个性教育与家庭主义的特质不能相容，遂使少数代表个性教育的观念，只停在理想范型（idealpattern），没有落实为实在范型（realpattern）。
由于传统家庭主义严重妨碍个性的发展，所以当西方的自由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来到中国以后，不久就与家庭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爆发了个性解放运动。
自由思想正式介绍入中国，始于严复。
严复翻译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群己权限论》）是1903年的事。
他在《译凡例》里说：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
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
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
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
此之谓自由。
……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提倡自由思想，他对自由的解释是：
“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
”所以要实现自由，必须先除“心中之奴隶”。
梁先生所说的”心中之奴隶”共有四种：
1.勿为古人之奴隶。
这是要人不可盲从传统。
2.勿为世俗之奴隶。
这是说，人要实现自由，必须有主见。
3.勿为境遇之奴隶。
这是教人扬弃宿命论的人生观。
4.勿为情欲之奴隶。
梁先生认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所以如果没有过人的自制力，则必为情欲的奴隶。
严复和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对中国传统而言，都是惊人的言论。
尤其是严复所说的“忠孝节廉，亦皆根此（指自由）而生”，似已有把固有道德移置于新价值基础上的企图，这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
二人的言论，因在清末接受新思潮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对广大的社会还没有发生影响。
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广大的青年群发生巨大影响，始于民初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改在北京出版），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开始把“个人”与“家庭”尖锐地对立起来，接着就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恶果：
1.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2.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3.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4.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
要革除这些恶果，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
陈氏所说的“个人本位主义”，就是指“谋个性之发展”。
《新青年》鼓吹个性解放的思想，到1918年6月的“易卜生专号”，出现高潮，这一期胡适同时发表了《易卜生主义》和《娜拉》（第三幕），前文是揭发家庭的黑暗腐败，后一剧是写主角娜拉，无法忍受丈夫的伪善与虐待，在家庭里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遂决定离家出走。
胡适说：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表面上是在介绍易卜生思想，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借易卜生之口向传统的家庭主义宣战。
在个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娜拉”，纷纷脱离了大家庭。
30年代的文艺小说，曾把握住这一主题，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巴金的《家》，这部把大家庭视为坟墓的小说，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李辉英说，《家》“至少在给青年们以勇敢脱离大家庭桎梏的情形下，等于是打了催生的一针”。
三、家庭本身的原因
以上经济和思想的原因，是造成传统家庭解组的外在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家庭本身的原因。
社会学家克鲁格（E.T.Krenger）把家庭解组解释为一种心理的衰落，以及他所说的六点特质，正是属于家庭本身的原因。
共同目标的丧失家庭主义，强调一体感，重视家庭荣誉，作用之一，就在维系家庭的共同目标。
在传统时代，儿子多半继承父业，纵然有改变，也不会妨碍到家庭荣誉，因此共同的目标比较容易维持。
到了近代，因逐渐走向工业化、都市化，职业开始多途分化；加上革命浪潮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人生目标和老一代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使年轻男女要求依照自己的志趣发展前途。
这种因素的渗入，自然促使家庭共同目标的丧失。
家人合作的短少家人间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相近的志趣和共同的目标，当子女们志趣纷歧，共同目标丧失以后，家人赖以合作的程度，必大为减少。
以往知识主要的来源是传统的典籍，因此学问可以父子相承，有所谓家学渊源。
从事商业的，也往往是世代经营。
至于农家，需要全家人合作经营，更是必要。
到了近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介入，使各行各业逐渐步向专业化，除了家庭事务，彼此可以合作的余地越来越缩小。
互惠服务之抑制一个家庭如具有共同的目标，必更能合作无间。
既具有共同目标，又能合作无间，则家人间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高。
反之，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低。
在传统解体的过程中，年轻一代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逐渐开始追求超越家庭的理想，这可能是导致家人间互惠服务抑制的一个主因。
角色协调的缺乏生活稳定、目标相共的家庭，角色之间的协调比较容易。
社会动乱，个人志趣纷歧，角色间的协调，就很困难。
子顺其父、妻从其夫的时代，角色协调比较容易，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输入以后，“如何做父母、子女？
”“女子的责任是什么？
”都发生了问题，原有的角色协调，就难以维系了。
家人社会参与的困扰在新时代的刺激下，青年男女再也不能安于现状，把一生的心血仅限于家庭的目标上，于是有的加入革命行列，有的去从军，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参加社会服务，子女们纷纷离家参与社会，不但给双亲们在心理上带来莫大困扰，也使原有的家庭功能受到影响。
情绪态度（如爱、忠心、尊敬）的紊乱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之一变。
革命的洪流，创造了社会的新典型。
两千多年的传统，都在教人孝顺父母，热爱家庭，新的价值标准和新典型的向往，却要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新旧价值之间，究竟孰轻孰重，为年轻一代带来情绪态度的紊乱。
综合以上内外的原因看起来，传统家庭的解组，是为了适应西方文化侵入后所造成的新处境，以及努力重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家庭主义的某些特质的消失，应该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其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传统家庭解组的种种原因，都是造成目前社会代沟问题的基本成因，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
我们如果把代沟看成新社会的问题是对的，如果认为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是不对的。
因为在加速变迁的社会，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认识“个人”
传统家庭的解组，使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普遍笼罩上一层阴影，这毕竟是过渡时期，家庭解组与家庭重组（FamilyReorganization）是一连接的过程，在解组过程中，双亲和子女都身受其痛苦，痛苦必然产生重组的要求。
虽然重组的过程和解组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但要使重组的家庭生活更能适应新处境，对“个人”的概念，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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