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其内在机制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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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内涵
及其内在机制分析
一、技术转移
（一）技术转移的含义
经济理论和技术理论首次提出技术转移（TchnofogyTransfer）这一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杜旭虹，2008）。
在这一时期，联合国为支援发展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技术转移相关的工作。
在1965年联合国在出台的报告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必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这些先进技术的成功转移，但对转移的技术不进行消化和吸收，机械式转移做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技术转移实践来源可以由以下两点来解释:
一是二战后初期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发援助;二是二战时期大量军事技术逐步进行技术转移到民用领域。
技术转移这一概念则起源更早，自60年代联合国相关机构对技术转移进行有目的的考察与研究以来，已经从较早时期的自发行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发达国家为了打破南北僵局的政策工具，以及跨国公司为扩大海外投资的经营战略和运作手段，而演变为至今世界范围内不同行亚二不同规模的企业、研究机构及政府都十分关注并广泛参与的战略性选择。
21.1技术转移概念阐释
如果对技术转移的理解是技术从A地迁移到B地是浅薄的和远远不够的。
因为除了要弄清有关的技术内涵外，还必须明确技术转移这一过程涉及要素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根据国际上对技术转移的研究，技术转移可以定义为基于特定技术类型、代表着特定技术水平的一个知识群的扩散过程。
联合国国际转让行动守则会议认为（CommissiononGlobalTcbnologyTransfer，1995），技术转移就是指转移制造某种产品、应用某项工艺或提供某种服务的系统知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997）认为，技术转移是指一国做出的发明（包括新产品和新技术）转移到另一国的过程。
而在技术转移研究历史上有代表的两个观点特别具启发性。
第一个是哈佛大学的罗斯布罗姆（1994）的定义，他认为，技术转移就是技术通过与技术起源完全不同的路径被获取、开发和利用的技术变动过程。
他的理论认为，技术转移绝对不仅是单纯地把技术从A处挪到B处，而最重要的是在这种技术转移过程中体现技术与技术转移环境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第二个观点由美国学者斯培撒（1995）提出，他以人类学家林顿的人类行为组织化思想为基础，认为技术转移就是在有组织的工作中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使必要技术、信息得到有计划的合理移动。
他把技术转移定义为政府和企业有计划、合理技术移动，强调这一过程的有序性和制度性。
总而言之，理论界对技术转移的内涵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解释，但其核心大都体现为以下两种观点:
其一，最为代表性的理论把技术转移活动解释为三种知识的流动，一是所谓可见知识体系的流动，比如产品、机器、零部件以及生产过程中企业自己创造和发明，这可以称之为硬件的转移过程。
一是所谓无形知识体系的移动，即像专利等信息，包括数据、文件、标准、说明书、技术许可、服务合同、维护手册等，可以将其称为软件的移动过程。
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或地区层面，或企业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宏观和微观信息活动。
Douse（1988年）认为，这种信息和知识的流动通过书面文件信息的流动可以实现，但必须通过实践操作进行了解和掌握，即对“默悟”知识，通过“干中学”过程进行把握。
该定义的技术信息比较广泛，既可以指引进方需要理解的技术原理和可能效果，也包括其应用过程的技艺和评价，甚至还包括对该技术反复使用中不断创新积累，甚至包括与其他要素的相互管理，如与政府相关的政策问题等等。
但是，第三种知识并没有存在于我们一般所讲意义上的技术转让中，但对它的理解非常有助我们了解第一类和第二类技术转移过程，它的转移非常有助于第二类知识和第一类知识的转移，当然，这类知识的转移实际上也比较困难。
在实践当中，与生产技术相关的经营和营销技巧都是很难转移的知识部分，此时的转移在实践中多来自于技术引进方自身的体会、学习和创新过程。
另一种观点（NaliaPiet.J，1998）将技术转移过程看作三个有机过程组成的整体，即通用知识转移（即所转移技术的支撑性和共性知识），系统知识转移（即特定技术的转移活动本身）以及企业特有知识的转移过程（即特定企业伴随此项技术所发展的专有技术）。
这种理论划分更具有实践的指导价值，即一般的技术交易过程只解决系统知识的转移，而通用知识和企业特有知识的转移则不可能通过技术交易行为来实现，这一转移过程靠企业自身的技术投入，经验探索和知识积累。
如果没有通用知识转移和企业特有知识的转移，整个技术转移过程就不能完整进行，也不可能真正实现。
该观点最具启发性的一点就是明确指出引进技术的企业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和知识积累，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模仿过程实现通用知识的转移，进而掌握所引进技术的机理。
同时，引进技术的企业还必须投入财力和物力，包括引进人力资源等，为所引进的技术建设与之相适应的环境，这一环境将非常有助于实现技术的消化吸收，逐步实现技术内化和自由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企业特有知识的转移。
否则，如果仅仅进行系统知识转移，既忽视通用知识的支持，也没有营造技术转移环境，那么引进的系统知识就很难真正实现为己所用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技术转移有时强调国家、地区的企业之间的技术和知识的横向转移，有时则强调科研院所、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技术和知识向生产企业的纵向移动。
但是不论是哪个方面的技术转移，技术和知识的形态在转移之后都会发生相应变化，技术和知识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可能会有所不同。
技术与普通商品不同，它在不同的地点和环境发挥相差较大的效用。
（二）技术转移与其相关概念的关系
技术创新:
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紧密相关，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核心，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机制，更是技术转移的基础和前提。
从技术发展动态表现上看，从总体上来讲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互为两大载体，两者共同发展相互促进，技术创新作为技术转移的源泉，从转移的内容到转移的形式，推动着技术转移的进程，而技术转移作为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了资金保障和其他支持，而且通过技术转移的桥梁、纽带作用使技术创新充满活力。
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作为技术转移中的一个阶段，使技术转移活动更为完整。
在某些情况下，技术扩散可以和技术转移互为替代使用，而这时的技术扩散和技术转移都是针对新技术而言的，是新技术的再次应用。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在对象上，技术扩散更多的包括一种非正式的技术流动，如技术人员的流动、技术信息通过网络或个人接触等传递，这都可以看做是技术扩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技术转移而含有一定“交易”的概念，是一种正式的技术流动，它的这种流动不单单指技术本身，还包括与技术相关的各种文件、各种知识和信息的集合;在空间上，技术扩散更多的是指以空间相邻为特征的一种技术流动，如Internet上，产业园内，或行业相似，而技术转移空间范围可以更为广泛，它既可以是相邻相近，也可以是跨区域甚至跨国界。
技术转让:
在技术转移活动中，技术转移与技术转让有着明显的差别。
技术转让是技术转移四种形式之一。
技术转移包含的内容更加宽泛，它通常包含一切导致技术和知识迁移的过程和活动，包括有偿和无偿的，也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转移活动。
所以，技术转移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容要宽泛得多。
客观上，技术人员的移动，技术设备的移动，甚至某些商品的移动，都会导致技术和知识的转移。
而技术转让这一概念要狭义很多，通常是指有目的、有意识的技术转移活动，具有明显“交易”含义的一种有偿的技术转移活动，在一些情况下通常被称之为技术贸易或许可证贸易。
当然，技术转让有时也会伴随与技术内涵相关的技术信息、技术知识和文化信息的转移，而这些信息的转移，又应归于技术转移活动范畴。
（三）技术转移的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金融危机导致主要经济体需求与供给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资源与市场的争夺不断加剧，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深度调整。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伴随着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全球正在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时代，抢占战略制高点的竞争更激烈。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都着眼未来和长远发展，把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作为突破口，积极实施新的科技和人才战略，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更加有利的地位。
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为我国科技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走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道路已刻不容缓。
我国经济社会已进入必须以创新促转型、以转型促发展的新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加快，技术转移不断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技术转移由单项的技术转移逐渐向技术系统集成、提供工程化解决方案转变。
第二，技术转移由以一次性技术交易为主向具有更高组织化程度的联合研发、产学研联盟、集群网络以及创新创业等方式演变。
第三，技术转移空间扩大，并逐渐由单向的技术引进转变为双向的技术流动。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技术转移。
加快推进技术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应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大规模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大量先进适用技术跨行业和跨地区转移。
2008年下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严峻挑战，充分暴露出我国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严重问题。
后危机时代，要实现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和健康发展，必须在“十二五”打赢经济结构调整这场硬仗。
结构调整需要加强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推广应用，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传统产业技术升级；需要发展适宜区域特点并拥有明显竞争优势的主导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东西部地区和城乡的协调发展。
可以预见，“十二五”时期，高新技术以及传统领域的先进适用技术跨行业、跨地区转移的规模将进一步加大，必须主动谋划适应这一形势发展要求。
2、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以技术转移为纽带，大力加强产学研战略联盟与合作。
与一般的新兴产业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和壮大，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随着国际经济科技竞争进一步加剧，各国积极抢夺战略性新兴产业先机，为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的组织实施效果，从一开始就必须注重产学研结合，紧紧抓住技术转移这根纽带，及时将知识创新导入到技术发明，将重大技术突破与先导产业需求相结合，充分发挥创新团队和产业组织各方面综合优势，加速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
3、提高公共科技财政投入的效能迫切需要创新技术转移机制，形成科技成果与企业产业化能力的有效对接。
近年来，我国科技投入迅速增长，科技计划成果总量不断增加，但计划项目成果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支撑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据全国技术市场统计，2009年我国各级公共财政支持的科技计划项目成果通过技术市场转化交易的仅占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的18%。
另一方面，我国相当一部分企业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薄弱，技术来源匮乏，在分享和利用公共科技资源方面存在劣势，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遭遇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锁定。
实现我国研发能力与产业化能力的有效对接，迫切需要改变传统技术供给型的技术转移路线，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转移体制与机制。
4、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变化和我国逐渐成为新的国际技术创新极，国内与国际的双向技术转移将愈趋活跃。
随着我国自主创新国家战略的深入实施，我国技术能力稳步提升，随着创新成果的大量产出，我国的技术成果除了满足国内需求外，将大量地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与资本等其他要素形成最有效配置，进行转化从而实现最大的技术经济价值。
2009年，我国通过技术市场登记的技术出口合同金额531亿元，技术进口合同金额160亿，高于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的平均增速，国际技术转移具有巨大潜力。
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市场机制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能力极大提升、创新型企业大量成长、战略性新兴产业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对技术市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进一步转变方式、创新机制，大力促进技术转移，全面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要根据新时期的形势变化，推动技术转移由主要追求技术交易数量向更加注重技术转移能力建设转变；由主要以大学、科研院所技术供给为主导的技术市场架构向以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拉动为主导的技术市场架构转变；由单一注重技术合同的市场交易向面向产学研合作创新各环节的多品种、多形式的技术要素流通交易转变；由主要关注国内技术引进转移向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促进科学技术国际间双向流动和转移转变。
二、经济增长的内涵及其决定因素
（一）经济增长的内涵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
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实力增长速度的标志。
决定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投资量、劳动量、生产率水平。
用现价计算的GDP，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用不变价计算的GDP可以用来计算经济增长的速度。
（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1956）和索洛（1957）首先创立了技术进步决定的经济增长分析体系，而后在丹尼森（oenison）、乔根森（Jorgenson）、麦迪逊（Maddison）以及萨莫斯（Summers）、巴罗（Barro）、曼昆（Mankiw）等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在运用经验或实证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方面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共识，有关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己经成为经济增长研究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长理论对什么是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实物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到重视技术进步、强调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的发展过程。
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将经济增长归功于资本积累。
他们认为，更新更好的装备能够提高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储蓄和投资活动是资本积累的关键所在.哈罗德和多马通过模型，在假定生产资本和劳动比例不变、以及技术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的结论。
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核心思想是，资本积累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具体表现为，一定时期产出增长的源泉来自上一期的投资，即投资决定未来经济增长能力，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促进了国民收入的增长，进而为下一步扩大资本形成增加了来源。
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放松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关于资本一产出比例不变的不合理假设，假定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是可以变化的，并且资本和劳动要素服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索洛模型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率是由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三个主要因素决定的，该模型第一次提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只有在外生的技术进步的作用下，才能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
索洛（，957）还通过实证分析进一步说明了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
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新增长理论家，摒弃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将经济增长归因为外生技术进步的观点，认为经济长期增长可以通过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或者人力资本积累来解释。
在他们的理论中，实物资本积累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知识进展、研究和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尽管经济因素分析始于阿布拉莫维茨和索洛（1957），但是构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因素分析模型的是爱德华·丹尼森（Oenison）。
在库兹涅茨的国民收入核算和分析的基础上，丹尼森把观察到的国民收入增长分解成不同因素，并用这些因素的变化来说明经济增长的原因，这种方法也可以称为丹尼森模型。
在《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与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中，丹尼森运用科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估算劳动和资本要素对国民收入的贡献度的起点，经济增长中无法归因于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增加的部分，即“索洛剩余”则用外生的技术进步来解释。
因此，丹尼森分析框架的重点在于如何把该项剩余再次分解为各种不同解释因素的组合，如教育水平的提高、资本质量的改进、产业内资源转移、规模经济、知识进展等等。
在对全要素投入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的测算中，丹尼森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要高于全要素投入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而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这一点上来说，丹尼森进一步论证了索洛模型关于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
在《为什么增长率不同:
战后九个西方国家的经验》3和《日本经济是如何高速增长的》4两本著作中，丹尼森对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等八个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比较研究。
他发现，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中知识进步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于经济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知识进步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构成要素，因此，丹尼森模型也间接证明了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
在有关教育、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方面，1961年舒尔茨撰写《教育和经济增长》一文，在研究了美国1929一1957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后，他指出，美国整个国民收入增长额中的33%是通过教育投资获得的。
而根据丹尼森在1974年出版的《1929一196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核算》一书中的测算，美国1929一1969年的40年间，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平均高达24%。
麦迪逊（Maddison，1982）计算了16个工业化国家1870年到1979年的人均GDP，萨莫斯和赫斯顿（Summers和Heston，1988，1991）计算了1950一1988年130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数据，他们构建的数据库成为增长经济学研究的有力工具。
巴罗（Barro，1989）对98个国家在1960一1985年人均GO户增长率的比较分析中也证明，教育投资的增长是人均GOP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巴罗和萨拉伊马T（Barro和Sala一i一Martin，1995）在《经济增长》一书中的研究指出，与初等教育受教育年限相比，中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具有更为积极的效果。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一系列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文献都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肯定。
巴罗（Barro，1991）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估计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确实是影响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而且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如同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示的有条件的收敛性（eonditionalConvergenee）。
曼昆、罗默和维尔（Mankiw、Romer和Weil，简称“MRW”，1992）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在索洛模型中引入人力资本变量，那么世界各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大多数差异可以用该模型解释。
杨（Young，1994，1995）应用增长因素分析方法对“亚洲四小”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来源于投资增加、就业率提高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技术进步或者其它影响“索洛剩余”的因素。
本哈比比和斯皮格（Benhabib和SPiegel，1994）的实证分析则发现，在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为明显。
1996年联合国人力资源开发报告也指出:
依据，100多个国家的调查表明，实物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自然资源）占这些国家总资源的36%，而人力资本占到64%。
因此，人力资本应当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源泉。
其它研究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文献还有很多，在这些文献中被认为对经济增长可能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包括了政治稳定（Barro，1991），金融体系（King和Levjne，1993a，1993b），人口增长（Galor和Weil，1998，Jones，1999，2001），劳动分工（Yang和Borland，1991），当然还包括制度因素分析，只是制度因素较难量化处理。
三、技术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也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因而主要是依靠自主研发投入来促进技术进步。
而发展中国家因为自身技术基础和资源禀赋的限制，则主要是以技术引进和转移的方式为主来实现技术进步以实现经济的增长，这同样有利于节约时间成本。
在实际中影响技术转移的经济效益较多，主要有技术本身、技术实体以及技术流等方面的影响因素。
因而应完善这几个过程，重视这几个因素的影响，最终提高技术转移率的提高，促进经济发展。
技术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主要表现在：
由于引进的技术一般优于本国技术，因而有利于本国技术创新和技术生产率的提高。
技术生产率的提高则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同时很多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技术转移还能改变经济的增长模式。
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模式则主要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杨思振2008：
33）。
由技术转移的网络模型可知，其中的每一个组成要素都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
但是技术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很难明确，同样时间影响也是很大的。
本文从技术接受方的角度入手，从研发投入力度、创新技术发展等方面阐述提高经济效益的方法。
首先是国内企业要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不断加强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加大转移力度。
同时注重技术商品化，使得技术在市场上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实现技术的经济效益。
另一方面技术的潜在利润同时又会吸引更多FDI，这将又能促进更多的技术外溢，形成循环往复（杜星球2008）。
其次是在技术商品化的基础上实现技术的产业化。
这样不仅能满足更大的社会需求，同时也能带动与该技术产品相依附，形成产业链的其它相关技术的发展。
同时对引进技术的再创新和产业化，并加以有效转移还能带来高附加值，形成创新技术集群，从而促进整个国内技术水平的提升。
同时本国企业还要配套地实行相关组织创新和人才培养机制，为技术创新的集群发展创造良好的组织结构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将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良性增长（陈文山2006）。
（一）有利于延续创新技术的商品化周期
提高创新技术的商品化频率，提高经济效益。
技术商品化是指创新技术实现商品化的过程。
创新技术的有效转移，可以是衍生延伸式的转移，也可以是外生内联式的转移。
不论是怎样方式的转移，只要是被社会承认的转移，就一定超越了创新技术的试制阶段，就一定是经过社会检验并被社会承认的转移，因此，也就表示已经有了商品化行为，而且是成功的商业化行为。
这样不断地实现技术的再创新和多次创新的转移，创造更新的社会需求，一旦社会需求被诱导出来，创新技术的复制或再创新技术都将获得巨大的市场机会，其成果或产品的需求将形成巨大的商业化源头或市场机会。
（二）推动创新技术的产业化，促使产业经济增长良性循环
创新技术的产业化，是将已经商品化的创新技术推向成熟稳定批量生产以满足更大社会需求的过程。
所谓产业化实现，指既有影响社会需求的产品，其经济上的强度对国家或地区举足轻重；又可以主导产品带动若干相关技术得以发展，并形成一支强大的专业队伍，构成国民经济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和支柱。
任何一项产业化了的创新技术，几乎都融合了若干现代相关技术，并造成技术优势。
创新技术的有效转移，使创新技术群集产生。
群集的结果，是产业经济增长波得以产生，进而得以延伸，国家或地区经济就开始繁荣。
产业化需要的人、财、物力的条件，伴随着创新技术有效扩散带来的高附加价值而逐渐具备；产业化的形成又极大地推动了创新技术的有效转移。
这一互促联动不断演进，从而使经济增长进人良性循环的轨道。
（三）有利于推动创新技术的国际化
国际社会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需要国际间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的有效流动。
技术成果的转让是创新技术在国际范围内转移的直接体现，海外投资或经营国际化则是创新技术国际转移的间接体现。
国际技术转移推动了创新技术的国际化，大大加快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需求的无限性与资源的有限性之矛盾已经越来越突出了，因此，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区域经济集团化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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