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联共布的误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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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联共布的误读

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真谛与联共（布）的误读

　　内容提要　依靠“职业革命家”，是列宁在“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采取的一种不拘泥于常规的权宜之计。

其思想真谛在于发扬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它永恒的价值是在于思想境界上，而决不在具体手段和体制的永恒性上。

列宁之后的联共（布）领导人，由于误读了这一思想，导致了多方面的消极后果，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既得利益集团”，使苏共逐渐变质直至垮台，把职业革命家们翻转过来的俄国又翻转了过去。

　　关键词职业革命家思想真谛误读后果

　　作者刘彦昌，男，1957生，中共宁波市委党校教授。

（宁波　315012）

　　建立“职业革命家组织”、依靠“职业革命家”是列宁在俄国革命中提山的一个重要思想。

俄国革命的实践完全应验了当初“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的预言。

但是列宁也许不会料到，俄国革命胜利后，由于复杂的原因，联共（布）的领导人误读了这一思想，把职业革命家和终身领导职务混淆起来。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消极后果，最终把职业革命家们翻转过来的俄国又翻转了过去。

这种误读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没有澄清。

那么，就组织而言，列宁的职业革命家思想究竟是出于“技术”策略的考虑，还是要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就个人而言，是倡导一种精神境界还是一种职业追求?

这在革命斗争时期可以暂时忽略不计，而在执政后却不能混为一谈。

　　一、列宁的“职业革命家”思想及其真谛

　　如果把共产党人实现最终目标之前的活动都称为“革命”的话，那么把职业革命家理解为执政后一直担任领导职务，似乎也很自然。

但是，列宁这里的“革命”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而是专指夺取政权的斗争。

从这一思想提出的动因来考察，上述理解无疑是简单化和庸俗化了，不仅背离了列宁这一思想的真谛，也不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

　　首先，从列宁对这一思想内涵的阐释看其思想真谛。

　　列宁明确提出职业革命家这一思想是在1900年，系统阐述在1902年的《怎么办?

》和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两文中。

其基本内涵是，第一，职业革命家的存在是有前提条件的：

一是在进行革命斗争时期，尤其是在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下，革命者同政府进行政治斗争随时都面临着“被捕捉”的危险，使斗争无法继续。

二是革命时期群众的觉悟水平不高，不能指望他们自动产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①。

要进行有效的政治斗争并能够胜利，组织具有特别的决定意义，“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②。

因此，职业革命家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是在俄国社会环境下的不得已选择。

第二，职业革命家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是“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

”③二是职业革命家是有领导身份的革命运动的组织者。

列宁明确指出，“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④三是职业革命家担仟领导职务，掌握权力的领导身份要相对稳固，不像马克思时期那样，党每年都严格按期召开代表大会，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改选。

四是职业革命家是集权的，工作具有秘密性，责任是“把组织的秘密职能集中起来”，“把一切秘密工作如准备传单，规定大致的计划，为各城区、各工厂、各学校指定领导人员等等集中起来。

”⑤他们一经选出后，即赋予他们因势而变的全权，实行集权的体制。

五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人数是很有限的，只能是“十来个”，是“‘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的）、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

职业革命家也不是越多越好，“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愈难被‘捕捉”’⑥。

　　当时的俄国革命还处于初期，党的一大后刚刚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的成员因同警察的斗争艺术“不专业”全部被“捕捉”，党处于涣散状态。

在这样的非法状态下，要发动和领导工人和广大群众“同厂主和政府作政治斗争”，“应该想尽一切方法使我们的活动更加秘密，有……蒙蔽宪兵和躲避警察耳目的方法。

”⑦可见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革命斗争，首先面临的就是牺牲的危险。

这时充当职业革命家对个人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具有无私奉献精神，无疑是成为职业革命家最起码的思想条件，是列宁考虑其他问题，开展活动的前提和基础。

　　其次，从列宁当时主要考虑的是什么看其具有的策略属性。

　　很显然，列宁的这种思想表现在具体做法上，不仅和现代的民主原则不相吻合，也是和马克思“集中制的组织不管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多么有用，但是同工会（这里实际指的是政治组织――引者）的本质相矛盾”，“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是不适宜的”等关于工人阶级政治组织的组织原则的论述是相悖的⑧。

因此，当时不仅在党内不被理解，如托洛茨基认为，“这些办法要导致下列结果：

党组织代替党，中央委员会代替党组织，最后独裁者代替中央委员会。

”⑨因此他在党的二大后同列宁分道扬镐；马尔托夫等人则坚决反对，导致刚刚建立起来的党又陷入分裂。

而且也遭到了国际上一些著名共产主义理论家的质疑和批判，如罗莎?

卢森堡认为，职业革命家组织是集权的组织，“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因此，列宁的这种主张，是涅恰耶夫主义、波拿巴主义、布朗基主义等等的集成，不是马克思主义。

⑩其实，列宁本人对此也是非常清醒的，当时就意识到：

“有人会来反驳我，说我的观点‘不民主”’。

（11）那么，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坚持?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需要分析当时那些问题列宁必须考虑，那些问题可以暂缓考虑。

　　列宁当时必须考虑的足：

什么是党的中心任务，如何完成这个任务。

很显然，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是革命斗争，首要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革命斗争的胜利，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为此，要立足于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同警察作斗争，不仅能够保存自己，而且能够发展自己。

要考虑如何稳定骨干，形成坚强有力的组织和领导核心，依靠这些优秀分子的聪明才智和无私奉献精神，发动群众，扩大队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斗争。

因此，革命胜利足基本目的，民主原则在这里无疑要往后退。

在组织活动的民主形式和组织活动的目的方面，只能坚持目的决定形式。

不是他轻视民主和监督，而是这些问题这时候还不突出。

可见采用这种‘不民主’的组织做法主要是出于特殊环境下的“技术”、策略考虑，并不是他不分环境的永恒的目标追求。

关于这一点列宁当时已经向托洛茨基解释得非常明确，“当今的情况只能这么做。

”（12）因为“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形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

（13）

　　当时可以暂缓考虑的有：

一是没有领导下部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在当时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革命党经济上常常靠借债维持，充当职业革命家，自己要在物质上资助党，没有个人利益可得；政治上是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手中没有公共权力。

没有执政后大批的社会成员涌入，靠公共权力谋生计，而不愿出去的问题。

因此，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特权阶层。

二是不需要考虑组织内的体制性监督问题，不用担心这些职业革命家因久握权力而滥用职权。

因为，当时外部有反动统治者的打压，稍有失误就可能陷入灭顶之灾；也会遭到其他政治派别的批评和攻击，使自己陷入被动和遭到损失。

三是没有因掌握了权力而脱离群众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极端艰难危险的形势下，要充当职业革命家，显然是以愿意发扬奉献精神为前提的，这不是人人都具备的。

要生存，要发展，都必须时时处处注意密切同群众的联系。

所有这些，都使职业革命家体制存在的缺陷可以得以缓解，不会显示出过大的副作用。

　　可见，无论是组织意义上，还是个人意义上，在列宁思想里“职业革命家”都只能是策略手段而非行动目的。

其真谛和永恒价值在于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上，而不在具体手段和体制的永恒性上。

　　二、联共（布）对列宁“职业革命家”思想的误读

　　革命胜利后，党由非法转为执政，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列宁当初强调建立职业革命家所依据的那些条件，大多已经不存在了，当年可以暂缓考虑的那些问题突出了，成了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危险。

在此情况下本应尽快告别建立在革命斗争意义上的那些做法。

虽然考虑到党面临的繁重的稳定恢复任务和内外战争这样一个复杂局面，列宁没有明确讲过要改变或放弃的话。

但他对干部体制问题并不是没有新思考和转变。

这表现为，第一，特别强调要加强对官员的监督。

他指出，为“防止升官发财”，防止他们变成官僚，要“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措施：

（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

（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14）这针对的就是职业革命家稳固的领导身份和高度集权，表现出扩大民主的意向。

而强调“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更表明了对奉献精神的坚持。

第二，提出改造、扩大领导核心的意见。

1923年4月17日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组织报告指出：

“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至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

”“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15）据此列宁提出扩大领导集团人数、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以改造领导核心的意见：

一是改变规模，增加人数，从“十来个”或“二十来个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

（16）这样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是一个狭小的领袖集团，而是一个小型代表会议，能够有更多的人参与和监督党的重大决策；二是改变成分，打破清一色的职业革命家传统，减少职业革命家的比重，大量增加最下层的工人农民。

这意味着职业革命家的地位要淡化，对职业革命家组织体制进行调整、改变的意向是清晰的。

高度集权、身份稳固、人数有限是职业革命家的三个和身份相关的特点，现在都有了淡化或改变的意向，而明确要坚持的只有奉献这一条。

很显然，在列宁看来，共产党人的职业追求要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有打天下时牺牲个人的特殊责任，有永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义务，却没有坐天下时追求个人特殊地位和享受的权力和资格。

这里，列宁之所以淡化职业革命家的身份性特征而没有公开放弃这一思想，也恰好说明，发扬职业革命家特有的奉献精神是他提出这一思想的基本意图。

党执政后，条件变了，手段可以变，但“神”不能丢。

　　但布尔什维克党的其他领导入却忽视了列宁思路的这种变化，没有从根本上审视这个问题。

1920年党的高层公开表示要坚持列宁的《怎么办?

》和《进一步，退两步》两文所阐述的组织理论，宣布这两篇名著所阐述的计划“完全适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并高明地概括丁优秀的实际工作者的组织经验。

”（17）尤其是列宁去世后，在解读列宁这一思想的过程中，和对待列于的其他思想一样，开始是出于简单继承的思考，出现了忽视客观环境变化全盘照搬的倾向。

后来，在局势稳定，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中，又出于复杂的考虑，导致误读越来越重。

列宁的思想不仅被扭曲，而且被严重庸俗化了，忽视精神实质，将列宁当年出于“技术”策略考虑而采取的非常手段，当成原则加以固守。

至于个人，则是手段代替了目的，成为个人的追求目标。

把列宁扩大中央委员数量的建议曲解为要扩大职业革命家的数量，使之泛化、扩大到整个领导干部群体，进而把职业革命家组织固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特有的政治体制。

一是搞领导职务终身制，“把职业革命家和终身领导职务混淆起来”，（18）使领导职务职业化披上了迷人的外衣。

在和平、执政的环境下，担仟公共权力机关的领导职务没有明确的时间届数限制，直至去世。

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