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 科举制度的终结地.docx
《开封 科举制度的终结地.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开封 科举制度的终结地.docx（1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开封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开封科举制度的终结地
科举制度的废除
今年78岁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范沛潍先生对科举制度一直颇为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
3月27日，记者来到范老先生家，听他细说科举制度废除前后的那段历史。
自19世纪上半期开始，清政府内忧外患不断：
英法等率先步入工业化强国以及日德等新兴强国不断对中国发起攻击，清政府割地赔款外加政治依附，亦不能取悦西方列强；国内则是改革失利，民怨四起，革命暴动此起彼伏。
1874年，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就曾提出建议：
改革科举制度，于沿海省份设立洋学局，教授测算、兵法、化学、电器等科目，若学生学有所成，则和科举出身者获得同等地位。
鸦片战争的失败让人们在渴求军事等实用技术的同时，也向科举制度举起了改革的矛。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便痛斥八股考试的种种弊端，直言其束缚思想、远离实际、远远落后于西方。
在文化教育方面，他们提倡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学科；废除八股，改进策论，开设经济特科……只可惜“戊戌变法”仅仅勉强维持103天便被慈禧太后血腥镇压了。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封建顽固势力，从变法之日起就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临朝听政”，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同时发布谕令中止维新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下令逮捕维新派人士。
谭嗣同、杨锐等6人被杀，其他倾向变法和参与新政的官员被陆续监禁、罢官和贬遣戍边。
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百姓普遍愤恨，义和团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
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宣传，于1900年5月25日对八国宣战。
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
1900年7月20日黎明，北京城破。
7月21日天未明，慈禧太后一行仓皇出走。
途中，她命令清军“铲除”义和团。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失败。
慈禧太后一行一直逃到西安才得以喘口气、歇歇脚，此时已是当年10月。
这一路上，慈禧太后已经命令王奕劻、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
实际上后来是李鸿章一人全权负责议和之事，列强也表示同意谈判，双方定于1901年在北京谈判。
谈判结果就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耻辱的条约之一——《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从海关银等关税中拿出4.5亿两白银赔偿各国，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的活动转向催促慈禧太后回京履行条约。
慈禧太后以为合约已有眉目，在各方面催促下，于1901年7月宣布将于9月1日动身回京，但后来又以种种借口推迟。
她到10月6日才出潼关，打算经河南、直隶回北京。
慈禧太后一行于11月5日在巩县过洛河，12月12日抵达开封，在开封滞留一个多月，表面上是为举办“万
寿大典”，实际上是假做寿之名，行观望之实。
1902年1月3日，慈禧太后等人从河北正定乘火车赴保定，选定日子后，于1月7日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车站，回到紫禁城。
数目巨大的赔款激起了各地的民变。
随着外部势力的入侵和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不堪整合要求的重压，濒于解体。
戊戌维新期间，主张变革者将教育症结归于科举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上。
梁启超有言：
“欲兴学校，育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
”而严复指出：
“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以。
然则变将何先？
曰：
莫亟于废八股。
”为挽救清朝政府，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发布谕令：
“（我朝科举）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意无所发明，宜讲求实学，挽回旧习。
”最高统治者的一声“讲求实学”，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科举制度的运动似乎已然无法停止。
科举制度废除之前，朝廷分为力保科举派与力废科举派，两者之间进行了艰苦论争。
力废派认为，抗外敌、救中国，必须建立新式教育，教授实用知识。
科举制度阻碍新式教育，也阻碍中国图存。
力保派的逻辑是：
他们并非不知晓科举制度的弊病——八股取士，导致政府实用人才匮乏。
然而，若贸然废止科举制度而无精妙制度顶替上来，儒家思想渐被搁置，朝廷抡才力弱，精英阶层远离中央控制，也会危及政权和国家。
随着激烈反对废除科举制度的徐桐、刚毅、赵舒翘相继死于非命，清政府高层权力极大倾斜向力主废除科举制度的荣禄、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人。
无论力保派还是力废派，其最终目的都是保安政府、救国图存。
所以受废保争论影响最大的并非论争双方，而是清朝政权本身。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实权官员递呈《请废科举折》称：
“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
”所谓“危迫情形”，指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1900年“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北京，1904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出后，趁机入侵中国东北，国事危亡。
他们联名向朝廷奏请，主张废除科举制度，推广学校，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
他们说：
“科举夙为外人诟病，学堂最为新政大端。
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
”
在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吁及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交加之下，清朝统治者意识到了自己王朝统治的巨大危机，终于在1905年9月2日废除科举制度，废除旧学制及选官制度，并建立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对教育制度以及官僚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这些政策当中，教育制度的改革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因为科举制度的废除，从根本上改变了政治结构的格局。
这样，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
全国会试在开封--会试，科举考试最高水平的角逐。
相比锦上添花的殿试而言，竞争惨烈的会试无疑更为关键。
3年一度的会试曾是举国焦点，关注度不亚于现如今的奥运会、世界杯之类。
按照清代的有关规定，乡试在各省城贡院举行，会试在北京贡院举行。
然而清一代的会试却有两科（癸卯、甲辰）不在北京举行，顺天乡试也有两科（壬寅、癸卯）不在原处举行。
它们都是在河南开封举行的。
1901年，是会试正科举行之年，又值光绪皇帝三旬寿辰，依照清朝惯例，应改正科为恩科，正科则推迟一年（有时提前一年），于1902年举行。
1899年12月“壬寅，诏来年三旬寿辰……特举恩科，明年庚子乡试，次年辛丑会试。
其正科乡、会试，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清史稿·德宗本纪》）。
但由于1900年的“庚子国变”，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微服出逃，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致使庚子乡试停科，原定的辛丑科会试也不能够在京如期举行。
1901年8月，慈禧太后从西安起驾回北京，总共走了3个月，其中在开封竟然停留33天。
正是在开封，她批准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的“山东学堂事宜及试办章程”，并将该章程“通行各省”，令“立即仿照举办”云云。
此后9天，慈禧太后下旨，命已被耽误的1901年会试，延期到1903年在河南贡院举行。
那么，为何会选择在河南开封举行顺天乡试及会试呢？
分析各方面因素，范沛潍认为主要有5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庚子国变”中，北京贡院被八国联军焚毁，京师没有了适合顺天乡试和会试的场所。
当时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清政府实在没有能力重修贡院。
顺天贡院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考场，其规模之大、设施之完善，其他贡院无法与之相比。
要在短时间内修复或重建贡院，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记载：
顺天贡院1574年3月开工重建，至第二年9月基本竣工。
这一次的重修只是基本奠定了顺天贡院的格局——拥有号舍六千间——清代增至万间以上。
如按张居正记载的重修时间表分析，重修顺天贡院至少需要一年半，而慈禧太后决定将会试移至开封时，距离1903年会试仅有近一年半，距离也要“借闱”开封举办的1902年顺天乡试只有10个月。
另一方面是经费问题。
庚子赔款数额巨大，朝廷暂时无法顾及贡院的修筑。
明清两代，贡院的修建和维修费用并非完全由中央政府全部负责，而是工部负责六成，直隶地方政府负责四成。
其中直隶省的费用由附近数县分摊。
这种分摊制在政局稳定时没有问题，但“庚子国变”，工部办公机构被八国联军焚毁，官员逃散，京师附近诸县也是废墟一片。
回銮之后，百废待兴，用钱之处甚多，还得先用于赔款。
要在短时间内筹到重修顺天贡院的经费，是不现实的。
与此同时，朝中不少大臣反对重修顺天贡院，理由很牵强：
修贡院而亡国。
1901年，礼部会同工部、户部官员在西安时就开始商量重修贡院之事，但朝野顿时传出一种声音，说大明王朝因修了贡院而亡国（指万历年的重修，后世均认可“明实亡于万历”这一说法），非常不吉利。
结合当时的背景，恐怕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很多人默认“修贡院而亡国”之说。
在当时中央政府尚未“还都”、财政吃紧、各部门尚未归位的状况下，清廷实在没有能力去重修贡院，只能“借闱”河南贡院移至开封。
二是西方列强很清楚科举制度对中国士人和地方政府的重要性。
义和团运动发展以直隶、京津、太原、山东等地最为迅猛，有些地方教堂被毁、教士被杀。
八国联军为防止这些地区的人民反抗，武力要挟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时，特意在第二款中明确规定，“诸国人民被戕害、凌虐之城镇，五年内概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
根据条约附件八，如若在北京或其他义和团活动频繁的地区举行考试，势必引起外交纠纷。
河南特别是开封义和团运动不似上述地区频繁，在河南贡院举行顺天、河南乡试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
三是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河南贡院又设在开封。
明清以来，开封一直被誉为“中原名城”、“八省通衢”，南北应考士子往返较为便利。
另外，开封距离京师较近，更便于朝廷考试大员的往来及贡士们能迅速赴京参加殿试。
1901年“谕内阁政务处奏遵旨妥议变乡会试事宜”中就有“至借闱考试一节，河南地居适中，毗连直隶，所有顺天乡试著于明年8月借闱河南贡院举行……”（《清德宗实录》卷四百八十八），同意会试和顺天乡试在开封举行。
四是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
河南是人口较多的大省，也是文化较发达的省份，每科参加考试的人数居多。
据《改建河南贡院碑记》记载，新建贡院有房舍9000余间，但每逢考试仍不够用，遂于道光九年增建房舍达11866间。
另据《重修河南贡院碑记》记载，道光二十四年，重修河南贡院后，修建公所782间、重建考场10009个、修葺1857间、凿井五口。
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又几经增建和修缮，使河南贡院成为全国规模最为宏大的贡院之一，具备了举办全国会试的条件。
五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
慈禧太后经临潼、华阴，出潼关，入河南境。
河南巡抚、满人松寿已早早赶到潼关外接驾，此人逢迎功夫一流，在河南境内安排迎送十分周全，暗中令沿途各地民众向慈禧太后献瓜果、土产，令慈禧太后大为开心。
因此，顺天乡试和全国会试在开封举行也可认为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
就这样，历史的机遇落在了古都开封的肩上。
从1902年8月到1904年3月，这个贡院要举行6次科举考试（两科顺天乡试、两科河南乡试和两科会试），平均3个多月，就会有万名秀才或举人从四面八方汇拢而来，河南贡院空前忙碌起来。
商人也从中看到了商机，运河码头，舟船往返，开封城中，人头攒动。
“最先感受商机闻风而动的是书商。
”河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兼校史馆馆长陈宁宁说。
当时闻风而动的众多外地书店，纷纷赶到开封抢占商机。
一时间，外埠书局如百城书馆、龙文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文会书房、儿童书局、广益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齐集书店街，上海商务印书馆特派20余人来开封设立分馆。
据当时报载：
“上海开明书店派人携新书20余箱，计200余种，来汴售卖。
旬日间，顾客盈门，售出颇多。
”新式文具也在开封推广应用，振华阁文具店，德玉祥、环文阁等书签铺，钢笔大王义聚魁，鲍乾元笔墨庄等在南北书店街先后开业。
除了顺天乡试及会试改在河南贡院之外，开封还得到了很丰厚的回报，主要有3个方面：
一是之后数年中央政府和河南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开封的投入，铁路、邮政、实业等得到了迅速发展；二是在开封创办河南大学堂，以开封游击衙署为校舍，每年由政府划拨经费白银3万两，这为河南乃至全国都培养了很多人才；三是撤河东总督，原掌管黄河有关权力归并河南巡抚。
清代乾隆后，河道总督分为南河总督与河东总督。
南河总督管辖江苏、安徽等地黄河、淮河、运河防治工作，河东总督管辖河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防治工作。
这意味着将黄河下游的河务划归河南巡抚，无形中扩大了河南巡抚的力，对于河南地区来说是有益的。
河南贡院见证历史
3月26日，记者来到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沿着校园内的贡院路自南向北走，过了外语学院就是贡院碑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四角攒尖亭子。
这两座碑亭南北并立，三四米高的红色圆柱子已经斑驳，亭子顶部雕梁画栋，亭中各矗立着一个高大厚重的碑石。
其一为《改建河南贡院碑记》，立于1732年，碑文为当时河南巡抚田文镜撰写；另一通是《重修河南贡院碑记》，立于1844年，碑文是时任河南巡抚的牛鉴所撰写。
碑文详细记载了河南贡院迁移和兴建的具体情况。
按照贡院碑上的文字，从明到清，河南贡院曾数次颠沛流离，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河南总督田文镜找到这块“风水宝地”，河南贡院才得以安顿下来。
在两座碑的南边，分别前后立着两块小石碑。
上面刻有“开封市文物保护单位”和“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
靠后的这座石碑掩映在一小片竹林里，更显得清幽雅致。
史料记载，中国的贡院始于唐代。
唐人李肇在其《唐国史补》中说:
“开元二十四年,考功郎中李昂,为士子所轻诋,天子以郎署权轻,移职礼部,始置贡院。
”从此贡院就成为科举时代考试贡士的场所。
河南贡院于1659年在明代周王府旧址上（今开封市龙亭一带）修建，院内号舍5000多间，明远楼高4丈余。
最初，河南贡院只供本省3年一次乡试会考之用。
1692年，开封的地方官在河南贡院的后面周王府（今龙亭）遗留的煤山上修建了一座万寿亭，占用了河南贡院的大片土地；再加上那里地势低洼、屡遭水浸。
1731年，经皇帝应允，河南贡院从周王府迁往上方寺内（今河南大学），背面正对开宝寺（今铁塔公园）塔。
随着河南应试士子的增加，号舍便不够用，考试时不得不编芦架木为临时棚号。
1829年，河南贡院号舍增至11866间。
1844年，河南贡院被洪水冲毁，为了加固城墙，阻止洪水灌城，遂就地取材，拆毁贡院房舍，将砖瓦等材料充作防洪物资。
水退后在原址上又重建了河南贡院，规模在全国贡院中名列前茅。
在1902年至1904年，河南贡院集中上演了4次乡试、两次会试。
一时间，河南贡院成为中国科举制度表演的舞台，而在河南贡院举行的甲辰会试，成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会试。
所以，河南大学所在地也就成为中国科举制度的终结地，河南贡院也因此被载入史册。
辛亥革命爆发后，一所新的学校——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此建立，一种新式教育从此拉开了帷幕。
辛亥革命后，河南贡院改为河南省参议会会址，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亦设于此。
废科举而兴学堂，中国的高等教育应运而生，这也标志着中国的高等教育开始走上专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1912年，在林伯襄等进步人士的推动下，河南大学的前身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河南贡院旧址上成立，首任校长为林伯襄先生。
林校长主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旨在放眼欧美，培育人才，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旧式教育的开放式大学。
而两通沉默不语的贡院碑则静静矗立，目睹着风雨沧桑的人间往事。
近几年，河南大学先后接待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内外的游客前来河南贡院遗址参观游览，河南贡院遗址给参观者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2012年，借由河南大学百年校庆之际，两座贡院碑又增加了“新伙伴”。
在两座碑的东边又立起一座新碑，与这两块碑呈“品”字形排列。
这块新碑是河南大学洛阳校友会捐赠的“林则徐碑”，碑顶的红色条幅还在风中
微微抖动着，像在无声地述说着历史。
科举揭秘
阳春三月，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六号楼内，由河南大学、光明日报《书摘》杂志社和聚协昌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古代科举书院文化展”，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参观。
旧时学生的课艺作业、老师批改过的课业卷以及童试、乡试、会试、殿试试卷，科举和书院的有关实物等2000余件难得一见的珍贵展品，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古代科举考试的那些人和事。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种考试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
”3月29日，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牛建强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是文人实现其人生价值的唯一方式，中国古代读书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
科举考试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至清趋向衰落，到1905年废除。
科举考试经历了1300多年，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时间最长、最重要的选拔官吏的方式，对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隋朝以前，中国古代官吏选拔方式主要有先秦时期的世袭制、秦汉时期的荐举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
世袭制主要依据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用以及官爵高低和等级尊卑。
到了秦汉时期，主要采用荐举制。
其中，察举、征辟是其主要方式。
察举是自下而上的选官方法，即朝廷根据不同的需要设立各种科目，指定有关的官员担任举主，依照规定贡上相应的人才，经朝廷检定后予以录用或升迁。
征辟是自上而下的选官方法，即皇帝特征和聘召品学皆优之士任高级官员，公府与州郡可辟除掾属佐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考察推荐人才，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
由于九品中正制极重出身门第，以门第论高下，这样不但堵塞了民间优秀人才的上升渠道，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隋：
废九品中正制兴科举
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进一步加强封建集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文帝令“诸州岁贡三人”参加考试，合格者可以做官。
隋炀帝即位后，扩大了考试范围，同时设进士科，用诗赋、试策进行考试，标志着科举制确立。
唐：
科目繁多重诗赋
唐代是科举制度的奠基期。
在唐代，考试的科目主要设有常科和制科两种。
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科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以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
其中，又以进士科最为人崇慕，也最难考，百人中仅取一二人。
明经科每百人可取一二十人，比进士科录取名额多出十倍。
故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由于当时投考科举的书生们都习惯穿白色麻布袍衫，所以人们把考中的进士称为“白衣卿相”、“一品白衫”，赞美他们是考生中的佼佼者。
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
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称“题名会”。
又要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
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
在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下一步还要经过吏部选试合格才能被授予官职。
选试包括身、言、书、判4个方面。
选试也分为博学宏词、拔萃等名目，前者着重于考试论述文章，后者主要考试司法案件的判词（判决书）。
例如，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中进士后，便是以“博学宏词”授官；大诗人白居易中进士后，是以“拔萃”得任秘书省校书郎的。
选试通过后获得的官职并不高，即便是进士、明经，所授官位也无非八品、九品，但从此便能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了。
如果选试未能通过，则可求当权官僚为之“论荐”，即向朝廷保举求官。
再不成，便到藩镇节度使处去做幕僚，过一段时间争取被保举得官。
唐代文学家韩愈考中进士后，3次参加吏部选试都未能通过，他便去求宰相赵憬等人为之论荐。
但是，那些当权者不赏识他，不肯帮忙，韩愈只好离开长安，到宣武军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做幕僚，以后由董晋荐举，才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等官。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名士的推荐。
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
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
唐诗中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皆为行卷作品。
比如白居易将《赋得原上草》投给诗人顾况，受到其极力称赞而得以崭露头角，这也促进了唐诗的兴盛。
宋：
轻诗赋重实用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改革。
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但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
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范围。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两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及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在唐朝，考中进士只是有了出身，即仅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得到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选试。
这种做法到了宋代发生了变化，凡是省试、殿试通过以后，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考在前等的很快就可以获得高官。
宋代确立了3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才，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需要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代制度，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了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宋朝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
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四场考策。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从宋代开始，科举考试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防止作弊。
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出字迹，于是又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
这样，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明清：
八股取士重文章格式
明清两朝科举制度和考试程序大体是一致的，其中以进士科考试最为重要。
进士科正式考试共分为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不过，在院试之前，还要经过县试和府试，可以看做科举前的预备性考试。
院试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最初一级，在府城或直属省的州治所举行。
乡试在京城及各省省城举行，3年考试一次，一般在子、卯、午、酉年举行，考期多在秋季，所以又称“秋闱”（闱指考场）。
考中了举人，不仅可以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就是会试未能取中，也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所以《儒林外史》第三回说范进中举以后，那张乡绅立即来拜“新中的范老爷”，不仅送给范进五十两贺仪银，而且将一所房屋送与范进住。
“自此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
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
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
”难怪范进听到自己中举的消息高兴得发了疯，而他的丈人胡屠户也立时变了一副嘴脸，吹捧自己的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会试和殿试是最高一级的考试，其中会试是带有决定性的考试，而殿试只定名次，不存在被黜落的问题。
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的贡院举行。
考期多在春季，故会试又称“春闱”。
参加会试的是全国的举人，录取名额少则几十人，多时可达数百人。
被录取的人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在4月举行，名义上由皇帝亲自主持，但还要任命阅卷大臣、读卷大臣，协助皇帝评阅试卷。
殿试出榜分为三甲：
一甲为赐进士及第，只有前三名，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为赐进士出身若干人，第一名称传胪；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若干人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