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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维基百科

支那——维基百科

支那，亦作至那、脂那、摩诃至那国等，可能起源自梵文चीन（cīna），与震旦同义，原为古代佛教经典对中国的称呼，古代佛教徒称印度为“中国”，称中国为“支那”[1]。

随着佛教流行，这个名称被传播到中亚与东南亚，也影响了西欧。

中国历代佛教徒也常使用这个名称。

这一词汇于9世纪初通过佛教交流传入日本。

江户时代之后，“支那”成为日本民间一种对中国的普遍非正式称呼，此用语在明治维新之后传回中国，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使用。

“支那”对日本、对世界而言，是地区通称，原因是中国改朝换代频繁，国号不固定。

对日本而言，“支那”原本是中性称呼，但在甲午战争之后，因为日本国力强大，这个称呼慢慢失去中性之意。

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称呼中国为“支那”，且因属敌对两国，对于“支那”大多是负面批评，“支那”逐渐被附加了愚昧、劣等之类的负面意象。

此后，“支那”在中国地区被视为是一种种族歧视语，是对中国人的贬抑。

经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领衔抗议后，日本政府官方已宣布不再于正式场合使用这个名词。

[2]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也视“支那”为一种具贬义的歧视字眼，称呼中国人为“支那人”，将会被视为是一种侮辱[3]。

起源与考证

“支那”一词，最早出现于隋唐译出的相关大乘佛教经典，以支那作为对中国的称呼[4][5][6][7][8]。

在唐代之前的佛经，又称中国为震旦[9]。

学者一般相信，支那与震旦源自同一个语根。

在印度古代，又有支那与小支那的区分，中国相当于支那、大支那、摩诃至那，小支那为中国的某个属国[10]。

在《华严经》中，将中国与疏勒并举，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11]或是于阗。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夹注，认为支那指广州，莫诃支那为唐朝京师（长安或洛阳）[12]。

历史考证

由汉传佛教记载，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发现他们以“震旦”称呼中国[13][14]，所以支那这个名称可能在东汉后期在印度出现。

慧苑认为，支那的名称来自于中国人多所思虑[15]。

梵语cinta，意为思虑，发音与拼法皆和sa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这个解释。

义净认为，支那只是一个名称，在梵文中没有特殊涵义[16]。

《翻译名义集》说，支那之名有两个说法，一是文物国，二是边远之意[1]。

《杂阿毗昙心论》[17]与《大毘婆沙论》[18][19][20][21]皆以真丹或至那来比喻遥远之意。

冯承钧认为，支那原为“远方之国”或“边地”之意，原本用来称呼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引申为对中国的称呼[22]。

语言学考证

梵语चीन（Cīna），中古波斯语چین‎（Čīn），与拉丁语Sina发音与拼法相近，同指中国，可能来自同一个来源。

包括德语、英语China，法语Chine等西欧各国对中国的称呼，皆源自拉丁语。

但对于梵语चीन（Cīna）的由来，则有许多不同的学说，目前尚无定论。

苏曼殊认为，支那这个字的对音，相当于梵语चीन（Cīna）[23]。

在《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摩奴法典》、《罗摩衍那》（Rāmāyana）、《考提拉实利论》（KautiliyaArthaśāstra）、《普鲁哈特萨玛希塔》（Brhat-sajhitā）等古籍中都有提到चीन（Cīna）。

因为这些经典是次第编成，不确定梵语चीन（Cīna）这个名词是何时被编入的，也无法从上下文确认这个名词是不是指中国。

1655年，天主教传教士卫匡国在其著作NuvusAtlasSinensis主张，秦朝的名称，转变为梵语Thin、Chin，成为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最终成为China。

伯希和也同样主张，支那一语来自于汉语秦，被印度假借。

因为秦在上古汉语中为浊音，近代才转变为清音，学者郑张尚芳主张，支那来自晋（Chin）的音转。

[24]

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源自丝国、瓷国等。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ErgebnisseeigenerReisenunddaraufgegrundien）书中，主张支那的名称来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

澳大利亚汉学家韦杰夫（GeoffWade）主张，支那一名来自云南古国夜郎。

各地用法

古代中国

中国历代佛教徒多曾使用这个名词来称中国，如唐玄宗[25]、明代憨山德清大师[26]、灵峯蕅益大师[27]。

在正史中，也记录外国以支那作为中国的称谓[28]。

古代日本

唐朝日僧空海《性灵集》[29]，是日本文献中，首次出现支那之名。

镰仓南北朝僧虎关师炼《元亨释书》[30]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称的记录，但是并不普遍。

东南亚

在东南亚各种曾受梵语影响的语言自古亦对中国有同样的称呼，如泰语：

จีน（Chin）、高棉语：

ចិន（[cən]）、马来语：

Cina、他加禄语：

Tsina等，并沿用至今。

此外，马来西亚马来语称中国人、华人为“OrangCina”。

现代为了区别当地华人及中国公民，当地马来语有时会以“RakyatChina”（中国人民）来特指中国公民——“China”即现代中国的官方英语国名拼写（在马来语读音与Cina相同）。

欧洲语言

主条目：

欧洲语言对中国的称呼

古希腊人通过印度而认识中国，因而欧洲各语言中如“China”、“Sina”对中国的称呼也是源自梵语这一词。

挪威、瑞典语中“kina”发音与日语中“支那”的发音完全相同。

在俄罗斯，不少俄罗斯人也称呼中国为“Шина”，俄文Шина就有中国或支那的含义。

[来源请求]俄罗斯语称中国为Китай，即契丹或鞑靼，莫斯科的中国城即被称为“Kitay-gorod”。

近现代日本

1914年日本所印制世界地图以汉字和英文标明露西亚、日本、朝鲜、台湾、支那、西藏、土耳其斯坦等

1937年日本所绘制地图

1940年日本与满洲国两大红星合作主演的《支那之夜》

1939年东京依林书店出版的〈掌中北支‧蒙疆详图〉

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主义逐渐形成，使用支那作为中国代称的风俗渐广[31][32]，相传由朱舜水传入日本的拉面，当时被称为支那面[33]。

日本国内有领土称“中国”，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户时代就开始设法区别。

日本不用“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夷夏之辨，因为“中国”这个词明示“中华之国”才是中央之国，这样日本就成了“东夷”。

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为主[34]，如日僧大玄《净土颂义钞探玄钞》等。

日本兰学家新井白石将拉丁语Sinae（Sina的复数型态，罗马帝国对中国的称呼）译为支那[35][36]，杉田玄白与大槻玄泽等人，效法荷兰等欧洲国家，使用支那（荷兰语：

China）来称呼中国，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37][38]。

幕府末期，以支那来作为中国代称的习惯，在日本开始流行[39]。

兰学家的主张，由福泽谕吉整理为脱亚论，支那的称谓，在明治维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风气，如高杉晋作曾以支那入诗[40]。

明治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

支那则在民间通行，如一般的民间报刊，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

甲午战争令日本开始跻身东亚地区强权的行列，而中国的国力则进一步衰弱。

日本将华北称为“北支”、华中称为“中支”、华南称为“南支”。

[41]在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后，因清朝已经结束，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华民国来称呼，日本政府在对中国的正式文件上，汉语部分使用中华民国，但对应的日语则使用支那来取代，作为对中国的称呼。

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为灵感拍摄的同名日本电影，由东宝出资拍摄，中华电影公司协助拍摄，长谷川一夫和李香兰主演。

台湾日治时期

毕业纪念册里印载着1921年旅居台湾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1935年《台湾日日新闻》记载台湾与南支那和南洋的贸易

1939年《台湾新民报》社所出版陈逢源著《新支那素描》

在日治时期，台湾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将中国大陆称为支那，称中国为支那成为一般的习惯。

如1918年，赖和于《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诗作[42]，与连横发表的文章《鸦片有益论》[43]，1936年陈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乐考》。

中国民族主义者，如吴克泰等人，因认同中国，表示不满[44]。

日本人认为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影响日本人的统治，也认为中国企图透过各种关系，在台湾制造革命，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

1914年，板垣退助来台湾，宣扬亚细亚主义，希望台湾人成为日本人与中国人（支那人）之间的桥梁[45]。

他回到日本后，发表〈台湾之急务〉，主张同化主义，让台湾人享有与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

板垣等人，称台湾为本岛人，称在台日本人为在台内地人。

1923年，蒋渭水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辜显荣组织台湾士绅反对，在台中演讲，宣扬日本统治成效，以及中国的落后时，以支那称中国，并宣称“吾人宁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乱世之民”[46]。

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所组成的华南考察团，至中国游历，在上海欢迎会致谢辞时，说了一句：

“我们回到了祖国！

”《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此事，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组成的爱国政治同盟会，殴打林献堂，造成祖国支那事件。

近现代中国

明治维新后，日本书籍传入中国，支那之名在中国复兴。

严复在其译作中，以支那来译英语China[47]，曾译《支那教案论》，也曾以支那入诗[48]。

与林纾同译《黑奴吁天录》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称[49]。

林纾称“支那”一词并无贬义[50]。

1886年，杨仁山出使英伦，结识南条文雄，回国后，倡印大藏经，希望振兴佛教[51][52]，以佛教振兴中国，作〈支那佛教振兴策〉[53]。

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至日本留学的风气兴起后，以支那自称的习惯在中国也慢慢传开，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54][55]。

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1904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

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为笔名，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称[56][57]，但也有以中国自称者[58]。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传世，曾得毛泽东赞赏[59]。

另如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60]，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1910年，同盟会成员，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斩，结合洪门等势力，成立支那暗杀团（又称东方暗杀团），以刺杀清朝政要为目标。

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没有完全统一，处于军阀割据之下，“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并没有立即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1913年7月，日本政府明文规定：

今后不论中国的国号如何变化，日本均以“支那”称呼中国。

日本将中华民国称为“支那共和国”，也始于此时，直接译自中华民国自定之英文“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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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文库中相关的原始文献：

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劝助中国革命函

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即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共计34次。

[61][62]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中国爱国志士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

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

[来源请求]

1921年，唐蔚芝作〈不忍人之政论〉，认为欧美人对中国有种族歧视，主张复兴孟子儒学，以复兴中国[63]。

同年，郁达夫出版短篇小说《沉沦》，故事主角由中国至日本留学，周遭的人虽然待他没有异常，但因怀抱身为中国人的自卑感，暗自怀疑别人心中对他有歧视，产生忧郁症，终而自杀。

故事主角自称支那人。

1922年，欧阳竟无在南京创办支那内学院，复兴唯识学。

1925年，诗人闻一多在其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64]。

1929年，柳亚子写诗赞扬孙文与毛泽东，有“并世支那两列宁”诗句[65]。

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66]

1935年，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出版，太虚大师作宗喀巴偈赞，以支那释子自称[67]。

其中，将藏文东昆（藏文中国的音译），译为支那[68]。

1939年，《菩提道次第略论》出版，同样以支那作为中国译名[69]。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爆发全面战争。

日方把七七事变叫做“支那事变”。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官方也把中国叫做支那，以示对抵抗中的国民政府的不承认。

1946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日本政府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的通告[70]，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于右任主张将“印度支那”（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半岛）称为“中南半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

日本一家拉面馆的“支那面”招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语中的支那是指整个谋求占领的中国，那时候说的支那人，为中国领土之中国人，而在战时海外华人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亦被囊括在内。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之要求，发布《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已经不在公家单位与各类机关团体使用此一名词，教科书的战时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为“中国”[71]。

现代日本民间都不使用此词[72][73]，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继续使用该词[74]。

有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用英文“China”的日语发音“チャイナ”，作为折中说法。

支那一词在日语中用于称呼中国，但并没有彻底消失。

如拉面又称“支那そば”（拉面是从广东的碱水面演化，“そば”是日本的荞麦面条）；东中国海称为“東シナ海”（即“東支那海”的片假名写法，但书写时一律用片假名，避开汉字）；语言学中的汉藏语系称为“シナ・チベット語族”（即“支那・藏语族”）。

另外在关于二次大战的话题上也会使用“支那”一词。

2ch上的部分网民经常使用支那一词，并创造了头顶带“支”字的AA形象。

中国大陆

在江户时代中期以后，日本人较常称中国人为支那人，作为对于日本的中国地方人的辨别；从甲午战争开始，因为侵略的关系增加了“支那”一词的敌我意识。

清末民初时期，“支那人”一词甚至还是崇高的称呼[来源请求]，孙文[75]、黄兴、宋教仁[76]、秋瑾[77]等革命党人几乎都称“中国”为“支那”。

五四运动时，开始有中国人反对此称呼。

到了抗日战争时，支那一词被日军大量使用在中国人身上，成为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惨痛记忆的一个代表性名词，故在大中华地区，该词普遍被认为具有侮辱性。

中国大陆大部分网民将支那视作一种带歧视意味的称呼。

少部分对中国政府或中国文化持负面评价的网民用“支那”（或为避免网络审查使用同音词“滞纳”等）称呼中国大陆。

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以支那为地名，但与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国”之用法无关[78]。

位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其中一个乡镇名为“支那乡”，源自傣族语言意指“腊族居住地”[79]；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中和镇的辖下乡村中，亦有地方名为“支那村”[80]。

在中文里“支那”一词也还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被彻底淘汰，如地理名称“印度支那”。

但以支那一词作为对中国地域之代称则已全面消失。

在漫画《银魂》中，里面的一个角色神乐的外号“チャイナ娘”（“チャイナ”系“China”的音译），在中文版中也曾被翻译为“支那女孩”。

也仍有少数学者偶在特定场合使用支那称中国，如陈寅恪[81]。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教育及爱国宣传造成的反效果，因此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会用“桂枝”、“贵支”、“你支”、“脱支”（逃离中国）、“脱脂”等言论反讽之[来源请求]。

香港

随着中国大陆开放过多中国居民到香港自由行，中国居民又不乏水准低落者，造成香港人普遍不满，让许多香港人从抱持中国民族主义转换成敌视中国民族主义，因此一些香港人会“支那”称呼和辱骂中国大陆。

2011年香港人改编了一首叫《蝗虫天下》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词“支那一早丑遍东亚”

2012年9月15日至18日，香港光复上水站的示威活动中，一戴眼镜香港青年对一中国大陆人用粤语高声呼喝“支那人”，对方立刻打了这个香港青年一个耳光，香港青年连眼镜也被打落。

随即大陆人与香港示威人士因“支那”一词的冲突立刻被激化。

[82]

2012年10月，一众高登网民模仿《江南Style》创作了“核突支那Style”（“核突”即广东话中的“恶心”），再次引发中港网民骂战[83]。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创库出售一种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面（支那そば），价钱牌上译为“日本健康支那面”，结果此事被脸书网民群组恶搞[84]，随后该商品被下架。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估计，可能是该超市大意[85]。

日本拉面源自中国，所以有日本人称拉面作“支那面”或“中华面”。

台湾

二次大战结束后，中国国民党政府认为台湾人使用“支那”称中国为日本遗俗，加以禁止，台湾人使用支那的情形渐少。

但1949年后，台湾仍然有部分人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且多为贬义，如部分所谓台湾民族主义者把蒋中正、蒋经国等称从大陆迁移来台湾的“支那人”。

学者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即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

“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

”[86]

2009年发生笔名“范兰钦”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后，主张台湾独立的学者李筱峰即曾投书报纸批评“支那狂犬范兰钦”。

[87]

2011年一名嘉义市政府公务员在一次中国大陆地区游客阿里山的车祸后在其Plurk上称中国人为支那人。

[88][61]

其他

MicrosoftWindows中附带的日文输入法未收录“支那”一词，输入“SHINA”后按一下空格键会变换为片假名“シナ”，无法自动变换成汉字“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