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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他的诗词
《毛泽东和他的诗词》系列
（一）——奋斗史诗诗情并茂
自古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
毛泽东本人的诗词，恰恰表达了他奋斗一生的恢宏志向。
他青年时代便确立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与当年为强国救亡的无数志士仁人心心相通，因此他的诗词才能感动上至饱学之士、下至普通群众的亿万国人。
国内是谁首先在报纸上发表毛泽东的诗词呢？
这应该追溯到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结束时。
这一年的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编辑吴祖光在报上首先刊登毛泽东所写的《沁园春?
雪》，并在自己所加的“按语”中写道：
“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
客有抄得其《沁园春?
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
”一时间，全国报纸纷纷转载。
众多的知识分子就此有了一个全新印象，原来毛泽东居然还是一位豪迈的诗人。
全国解放初期，毛泽东不大愿意发表自己的旧体诗词。
直至1957年，《诗刊》创刊号上才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审订的诗词18首。
1963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70岁诞辰时，由于中共中央在进城前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决议,规定不许为党的领导人庆寿，因而国内没有纪念诞辰的公开活动，却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从此，学习、传诵毛主席诗词的热潮席卷了全国。
包括“横扫一切”的动乱年代，种种“四旧”皆破，惟有旧体诗词写作无人敢破。
毛泽东诗词不仅以史无前例的力度传遍家家户户，其创作体例及风格也为无数人所模仿，影响所及教化了几代国人。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国内一些报刊和出版社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毛泽东诗词，最多的版本共收录毛泽东诗词120余首。
但是其中有些诗词是传抄而来，没有发现手迹，因此有些专家怀疑有几首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是伪作，或是毛泽东修改的他人的诗词。
看起来，对毛泽东诗词的挖掘和真伪考证，今后还要继续下去。
长久影响湖南、湖北学人的湘楚文化，自古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
毛泽东青年时便抄录屈原的名句“路漫漫兮修远兮，吾将上下而追索”，并当成座右铭。
近代湘学更增加了救亡图强的内容，“中国如为德意志，湖南便是普鲁士”一时成为湖南有志之士的豪言。
“风华正茂”时的青年毛泽东诗作，现在还能看到一首1918年4月写的《送纵宇一郎东行》。
“纵宇一郎”，是当时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准备赴日本留学前所起的日本名字。
当时毛泽东和其他第一师范的同学经历了五年学校生活快要毕业，都要考虑下一步发展，是就业、升学，还是出国？
1918年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欧洲还在战争中，新民学会成员何叔衡首先提出留学日本的主张，大家推罗章龙先行。
这次先进的中国人以赴日本留学为时尚，这一年周恩来也曾从天津前往日本留学，罗章龙想赴日也是为长沙的其他学友探路。
作为罗章龙的好朋友毛泽东也参加了送行会，并吟诵了一首七言长诗名为《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作别，可谓豪气满怀，壮志凌云。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这首154字的七古长诗，几乎句句有典故，有来历，这些典故运用自如，且极有气势。
诗中有两段诗文很值得玩味，一是“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
”这显示出气派之大，可以雄视宇宙！
二是“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这出典于孟子的名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毛泽东在诗中引据此典，明显是认为现在又到了产生伟大人物的时代，“江山代有才人出”，这个“名世”的人可以是指罗章龙，也可以是指新民学会的同道们，包括毛泽东本人。
至于“诸公碌碌皆余子”一句，是指当政者都是庸碌之辈，表现了青年毛泽东蔑视北洋军阀时代的权贵，有那种“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章龙担任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发表了许多回忆录。
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中发表了珍藏了六十多年的毛泽东所写那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的长诗，以怀念故人，这首珍贵的作品才重现在世人面前。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同自己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开始了恋爱，1920年末二人正式结合。
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诗人，毛泽东自然也会用诗词表达自己的内心的男女之情。
毛泽东后来自我总结说：
“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现在留存的毛泽东诗词的确充满了豪放之气，而情诗中却也有婉约风格，尤其是青年毛泽东比较喜欢读李后主的词，也受过这位亡国之君李煜的风格影响。
现在毛泽东诗词中典型的婉约爱情诗词，是标明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
毛泽东对这首《虞美人》十分珍视，生前虽未公开发表却多次修改。
1961年，距写作这首词40多年时，毛泽东又书写了这首词，赠送卫士张仙鹏并嘱咐妥善保存。
此后毛泽东又作修改，直至80岁时即1973年冬，毛泽东又交保健护士吴旭君用毛笔抄清保存，最后修定了全文。
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
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动人的爱情词作是写给谁的？
尽管有些研究者存在异议，不过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写给杨开慧的。
这首词创作于1921年，而1920年末毛泽东与杨开慧同居结婚。
两人采取的新式结合形式，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只是寒假相约到长沙东郊的板仓杨家过春节，按他们的话就是“不作俗人之举”。
创作这首《虞美人》时，应该正值蜜月时期，或新婚不久，全文缠绵深情，这表达了青年毛泽东对杨开慧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情感，尤其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毛泽东同杨开慧的感情很深，他们的相识是由于毛泽东经常到恩师杨昌济家中。
杨昌济先后留学日本、德国和英国，回国后成为有名的伦理学家，名满三湘。
他教过许多学生，最欣赏的是毛泽东、蔡和森，并认为这二是是能救国的“海内人才”。
从1915年至1918年这三年间，毛泽东经常到老师杨昌济家中请教问题，还往往留下吃饭。
据毛泽东于1936年在陕北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他是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时“遇见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毛泽东走向武装斗争的道路后，所写诗词多言风云之志，少缘儿女之情。
不过到了晚年，毛泽东仍有一些怀念旧情的婉约之作，写于1957年5月的《蝶恋花?
答李淑一》，就是代表作之一。
词中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由“杨”“柳”二位烈士的姓氏生发联想，驰骋想象，构思绝妙，于婉约中见豪放，堪称大手笔。
李淑一是杨开慧年轻时的好朋友，解放后在长沙当教师。
她的丈夫柳直荀曾是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革命斗争中的老熟人，后来的洪湖地区错误的“肃反”中遇难，被追认为烈士。
李淑一写信并附词给毛泽东，怀念自己的丈夫，毛泽东在回信中附和词却将柳直荀与杨开慧联系在一起，寄托怀念之情，说明事过几十年仍不忘亡妻，后来还认为称其为“骄杨”的理由是“为革命丧其元（头），安得不骄？
”1961年毛泽东曾给周士钊等人写过一首《七律答友人》，里面有“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两句，也表现了一种感情寄托。
这种将个人爱情与革命激情结合在一起，对于一向重政治的毛泽东就更有特殊意味。
“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时代的毛泽东，曾以自己的诗词之作表达了亲情、爱情和友情，以及自己在“苍茫大地”上“主沉浮”的宏伟志向。
在毛泽东诸多诗词中，最能表达志向的就是两首《沁园春》，一首是这篇“长沙”，另一首便是“雪”。
从艺术上讲，《沁园春长沙》是绝佳之作。
古代文人悲秋成为一种思维定式，写秋景大多有“肃杀”之感。
毛泽东所写的秋色，却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欣欣向荣景象，以艺术浪漫与与现实描写相统一，表达出激流勇进的斗争精神，在千古诗词作品中可谓独树一帜。
如果从意境上分析，这首《沁园春长沙》表现了“万类霜天竞自由”和“谁主沉浮”这二者并列和统一，正是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深处的心灵二重奏的形象体现。
青年毛泽东接触过自由民主思想，在词中有着“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美好描写。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呼声，明显表达出问鼎天下的气势，以及个人强烈的主体意识。
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身上都有着矛盾的性格和追求，在这首词中也以艺术语言生动地表现出来。
《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对青年时代志向的诗化总结。
在第一师范时的毛泽东，经常洗冷水浴，到湘江畅游，口号是“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他认为：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是其乐无穷。
正是由于有这种盖世气概，进入中年时期的毛泽东进入汹涌的政治浪潮中，而且能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告别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所击之水，是深入农村，按照他后来的诗词所表达，就是“红旗卷起农奴戟”，就是“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和他的诗词》系列
（二）——井冈豪情
追溯起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在青少年时代便已开始。
毛泽东生前同意发表的最早的一首，是32岁时所写的《沁园春长沙》，这首词某种意义上是为“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的时期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1927年以后，毛泽东不再着重抒写个人情感，而以“主沉浮”的使命感把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诗词结合在一起。
他的诗词主要已是战斗号角，并成为革命战争的史诗。
1927年，是毛泽东人生奋斗历程的一个转折点和里程碑，这一年他告别了在城市里的文人生活，走上了井冈山，自称去当“革命的山大王”，此后十年间转战万里，经常在马背和担架上看书和吟诗。
如果从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轨迹看，1927年同样也是一个转折点，从这时直至1949年全国胜利，他的诗词多系行军打仗的纪实之作，充满了豪放之气，很难看到婉约之作。
1927年以前，毛泽东还是一个文人，是一个农民运动专家，却不是军事家。
他领导武装斗争之前，曾经历过一个迷惘过程，这一点在1927年春天写成的《菩萨蛮?
黄鹤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首《菩萨蛮》，大概是毛泽东的政治诗中最压抑和凝重的一首。
毛泽东于解放后注释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时曾说：
“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词中“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两句，正表现了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对形势变化的困惑；“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这两句，又表现了作者的茫然。
据当年的故人回忆，1927年春天毛泽东住在距武昌黄鹤楼不远的长江边，在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面对形势危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却拿不出有效对策，毛泽东经常心情焦虑，在杨开慧陪同下经常游蛇山，并登黄鹤楼，这首《菩萨蛮》正是在此时所写。
黄鹤楼古称诗楼，李白来此都不敢题诗，因为崔颢已留下不可超越的千古绝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上黄鹤楼往往令千古诗人迷茫，毛泽东此时却撇开黄鹤而望大江，由怅惘而奋发。
他不但有苏东坡赤壁怀古时“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那样的慨叹，而且“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改苏东坡的颓丧之情，显出执著和奋发。
1927年10月，毛泽东走上了井冈山。
第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剩余的部队也到了井冈山，完成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
毛泽东在井冈山坚持“武装割据”只有一年多，1929年初又率领红四军主力突围东进江西的兴国、瑞金并进入福建。
然而这一年多的井冈山斗争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意义重大，就他的诗词创作来说也攀上一个高峰。
在当时井冈山上的领导核心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这三个人，朱、陈二人是懂得诗词的，尤其是陈毅特别喜欢写诗，郭沫若后来称赞他“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
毛泽东与陈毅这两个诗人聚到一起，每逢余暇就经常谈论诗词或者诵读中国古典诗词。
后人总结井冈山精神，主要体现两方面：
一不畏强敌，敢于斗争；二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
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前后留存下来的诗词，恰恰也体现了这两方面点。
他在1928年秋天写下的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一词，就表达出视强敌如草芥的无畏气概。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这首《西江月井冈山》，从艺术上看，是将全新的内容与旧体诗词的古老形式完善结合的典型。
填《西江月》这一词牌其实并不容易，因为这是极少数平仄韵混押的词。
我们如今用普通话读起来，似乎《西江月?
井冈山》的韵脚有些不协，其实毛泽东在这首词里是以湖南方言押的韵。
年轻时就喜好诗词的陈毅当年读这首词，就倾心折服。
时隔30年，1958年陈毅还为之写了一段200余字的跋文，其中称：
“读此词令人增长志气，可视敌军如草芥。
我认为新中国人民应有此气概而且已经有此气概，真可喜可贺。
”如同陈毅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以在井冈山上率领弱小的红军，能视强敌如草芥，这种精神在此后几十年内激励了无数的中国人。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句词，多少年来成为几亿人遇到艰难时鼓舞斗志的常用语。
有了这种精神，中国人民就不惧怕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能把他们看成纸老虎，敢于同他们斗争。
如果仔细分析一下1927年至1930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所写的诗词，出现最多的就是一个“旗”字，如“旗号镰刀斧头”、“山下旌旗在望”、“红旗跃过汀江”、“风展红旗如画”……，这并非下笔偶然，而是心中所思的中心问题在文学创作中的自然流露。
从当年的情况看，面对艰苦斗争和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红军中出现了一种“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包括红四军主力团长即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在内的不少人都有这种困惑。
毛泽东诗词中一再出现“红旗”，恰恰是用诗化语言在内心回答这种疑问。
1928年秋天，也就是“八月失败”后不久，毛泽东在井冈山下茅坪镇的八角楼里就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理论文章，认为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混战是红色根据地能够存在的第一个条件。
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军阀有了暂时的联合，以几万兵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山上的红军在冬天又没有棉衣，毛泽东、朱德只好率领红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向东突围。
离开井冈山之后，强敌跟在后面追，红军没有了根据地等于没有了家，很长时间到处站不住脚，敌军有一次还冲进军部，朱德的夫人都被俘牺牲。
1929年2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感到红四军处境过于艰险，送来一份“二月来信”，指示毛泽东、朱德到上海来，把部队分散到农村。
如果真这做，红四军就会瓦解，因为部队指战员与地方赤卫队不一样，他们不是当地人，很难站住脚；而且在险恶环境下失去集中领导，许多人会失去信心，将大批开小差。
毛泽东正是看这种情况，不惜顶住中央的指示，坚持不去上海，仍和朱德一起在艰难的转战中领导红军。
果然，不出两个月，红四军后面的国民党追兵突然没有了，原来1929年春天“蒋桂战争”也就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开战了，他们一时顾不上追击红军。
于是毛泽东写出了《清平乐蒋桂战争》一词：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的个性一向倔强，将斗争视为其乐无穷，越是处于逆境斗志越坚，诗兴也就越强。
人称“愤怒出诗人”，毛泽东一生的创作特点是奋斗出诗篇。
毛泽东在闽西离开红军时，正好结交了当地的一个传奇人物傅柏翠作为朋友。
傅柏翠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上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回福建家乡后在军阀混战中组织农民自卫军保卫地方。
他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并佩服共产党的革命理想，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迎接朱毛红军入闽西。
在比较封闭的闽西山区，毛泽东能遇到傅柏翠这样留过洋、有学识且有非凡经历的人物，也感到非常难得。
两人经常阔论天下大势还吟诗论词。
当时毛泽东、傅柏翠两人在土地革命的看法上有分歧，关系却很亲密。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下乡养病，身上只带了5块大洋，傅柏翠得知后马上送去200块大洋，却被退回来并吩咐应用于部队急需。
1929年10月，大病未愈的毛泽东被战士们用担架抬着，由傅柏翠陪同，登上了上杭县的临江楼。
面对政治逆境和体内重病，毛泽东仍写了一首有名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但看黄花不用伤。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在1962年发表这首词的时候，毛泽东把“但看黄花不用伤”，改为了“战地黄花分外香”。
古人诗词对重阳佳节通常是花酒愁肠，情怀怆然，抒发悲愁之气。
毛泽东的这首词，虽带有些伤感，却一扫古人悲秋之气，强调“秋风劲”，而且“不似春光，胜似黄光”，以此自勉自励，读来顿起豪情。
至于解放后修改后加上“战地黄花分外香”，更属横扫千古之句。
古人写战场都是一副凄凉之感，“由来征战地，自古几人还”，毛泽东的笔下却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立意完全不同。
这不仅是对革命战争的颂扬，同时还显示出毛泽东的独特战争观。
毛泽东从组织秋收暴动上井冈山，直至创建中央苏区，这一时期的诗词作品都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的写照和礼赞。
如“霹雳一声暴动”、“唤起工农千百万”这类语言，表达了依靠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观点，像“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则表达了敢于斗争的精神。
1949年，中国革命终于取得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最后胜利。
1965年，年已72岁的毛泽东在离别36年后又重新登上井冈山，写下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
后一首词在毛泽东生前没有发表，前一首词在毛泽东去世前九个月即1976年元旦发表，在某种程度上是毛泽东晚年政治理想的艺术表白。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绝不仅仅是怀旧，而是想攀登政治上的新高峰。
毛泽东一向很欣赏曹操的诗文“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时他年过七旬，仍然想“上九天揽月”，而且还有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气概。
《毛泽东和他的诗词》系列（三）——马背诗人
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诗人的毛泽东，纵观他一生的诗词创作，1927年至1936年的艰苦转战时期恰恰是第一个创作高峰期。
当时，毛泽东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烽烟中写诗，是在万里长征的艰险征途上填词，他于1962年4月曾对自己当时的诗词作品所做了一个简要说明，称这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是用唯物主义观点阐述的一条创作真理。
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电影、戏剧，都需要雄厚的生活积淀。
某些人完全脱离生活实际，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出的一些艺术作品，只能叫人望而生厌。
毛泽东的创作实践，正好与他的创作理论相互应证。
首先是毛泽东有极为丰富的革命斗争和指导战争的实践，才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和多彩的艺术源泉。
毛泽东个人深厚的古典文学和诗词创作的素养，又为他在马背上转战时吟诗填词提供了个人的创作条件。
当年一些在毛泽东身边的将领回忆，毛主席一生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本人却从不愿摸枪，别人曾给他一支驳壳枪，他只背了一天就交给警卫员，毛泽东却让妻子贺子珍缝了一个布袋装了笔墨和文件，自己随身携带，并说要靠文房四宝来打败国民党。
虽说当年转战时他身上背有文具，然而很多时候在宿营地找一张好的桌子都难办到，更难找参考书籍，写诗词时创作条件和环境可谓是恶劣至极。
但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恰恰表现他能在战火硝烟和自然景物的遇合中迸发出灵感，写出了一首首为亿万人长久传扬的激情澎湃的诗词。
尤其是在为时一年的万里长征途中，他写出了《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一系列诗词作品，而且以其大气磅礴的风格为全国人民所久久传颂。
可以说，最艰难的长征过程，又是毛泽东诗词创作的最高峰。
1930年1月，毛泽东从福建返回江西的行军路上写下的《如梦令元旦》，可以称为军旅诗作的典范。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结束，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全军又统一了思想，自然心情非常畅快。
翌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从福建古田地区西进，迂回于通过宁化、清流、归化这三县之间，而后翻越武夷山进入赣南。
在转战途中，毛泽东写下了小令：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
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当时，毛泽东在红四军中的诗友陈毅也参加了这次行军，对这一首小令词极为喜爱。
据他的亲属回忆，陈毅曾告诉过他们，他是毛泽东的《如梦令元旦》的最早读者之一。
毛泽东当年还曾把这些诗稿相赠，陈毅对此珍藏多年，后来因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环境艰苦卓绝，九死一生，这些手稿才非常可惜地散失掉。
1930年初毛泽东回到江西，原先已经颁布命令，“十万工农下吉安”，随后又奉命攻打长沙，一度设想迎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的大好局面。
然而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军阀混战于1930年秋天结束，国民党南京政府调动了10万军队前来“围剿”红军，毛泽东又率领中央红军投入了反“围剿”的作战，在作战的余暇仍坚持写词，创作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和《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两首词。
这两首《渔家傲》读起来气势磅礴，几乎是以诗化语言写下的战斗纪实，而且显得动感十足，色彩十足，豪气十足。
后来，国民党军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经过一年多激战，由于临时中央以“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中央根据地越打越小，到1934年夏天已由鼎盛时的二十余个县被压缩到只剩七个县，而且国民党军还准备发动最后总攻。
红军为避免全军覆没，不能不考虑突围长征。
长征前夕，毛泽东到南线的会昌了解情况，带有研究突围方向的使命。
在会昌期间，毛泽东曾在粤赣省委干部和警卫人员陪同下，登上会昌城西北的山峰，望着连绵不断的山峦，触景生情写下的一首词，题为《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解放后发表这首词时，毛泽东曾写过如下一段自注：
“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写这首《清平乐会昌》时，毛泽东自认为心情郁闷，这不仅是个人受到排斥，更重要的是看到红军处境危险，奋斗多年开辟出的中央根据地可能要全部放弃，中国革命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几乎陷入绝境。
就是在这种心境下，毛泽东的笔下仍无哀伤情调，仍充满了乐观和奋斗的精神，他还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豪情，仍有“风景这边独好”也就是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
回顾当时的险恶历史再读这首词，尽管事过七十多年，仍不能不使人对毛泽东油然而生敬佩之情。
写完《清平乐会昌》后仅四个月，中央红军得到了国民党即将实行“铁桶计划”，也就是对中央苏区剩下的七个县进行合围总攻的计划，再不突围就可能要全军覆没。
于是，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8万多人秘密向西突围，从此开始了长征。
此前毛泽东刚患一场疟疾，打摆子，高烧几天，都出现了生命危险，幸亏由红军中的神医傅连暲抢救，才转危为安。
不过病愈后他行走都困难，知道部队要长征，于是自己设计了一个担架。
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这个担架是竹子做的，上面盖着个弧形的油布盖，既轻便又能防雨。
毛泽东就是坐上这个自己设计的担架，被抬着走上了万里长征路。
长征走了一个多月后，他的身体好些，又经常骑着那匹大白马行军。
在几十万敌军围攻堵截、行军条件又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毛泽东却进入一下诗词创作高峰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
由于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战争，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就等于确定了党的领袖地位。
然而当时的形势仍十分严峻，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打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没有打好，中央红军原定渡长江北上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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