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图书版权贸易对策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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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俄图书版权贸易对策分析
对俄图书版权贸易对策分析
张养志
国家高度重视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务院新闻办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1]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在“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方针指引下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出版界和广大作者的广泛响应。
国内不但涌现一批运用版权贸易发展壮大起来的出版单位，一批实力强大的民营出版策划机构也因此脱颖而出。
在版权贸易商品结构中，图书版权贸易处于主体地位，在加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和“走出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图书版权贸易已经成为出版单位和民营出版策划机构等微观经营主体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提高出版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
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中俄图书版权贸易有了一定的发展，成为两国贸易合作的主要内容。
但相对于两国确定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言，图书版权贸易显然没有成为经贸关系发展的主要对象。
今天的中俄经贸关系已经处于历史的新起点，既需要提高贸易质量和层次，调整贸易结构，也需要拓展贸易领域，加强商品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融合和对接。
而图书版权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架起两国之间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也能够以此为切人点，拓展版权贸易的种类和规模，促进商品贸易文化化，版权贸易商品化，有利于中俄贸易的整体层次提升。
一、转轨以来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的现状
图书是文化交流的基础元素，在我们认识转型中的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过程中，图书版权贸易发挥着巨大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随着中俄先后加入《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两国政府签署协定以《伯尔尼公约》的原则和标准相互保护著作权，开始了彼此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
但由于转轨初期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影响，整个俄罗斯出版业陷入严重危机之中，两国之间的图书版权贸易与中苏时期相比，呈现规模较小的特征。
1996-1999年，两国每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合同约50份，涉及的各类作品约300—400种。
而中国对俄罗斯的版权输出则更少，1999年仅为4种。
进人21世纪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形势的好转，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两国之间互办“国家年”活动、国际书展以及两国出版单位的内在推动，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出现了转折。
2006年，中俄签署了《2006—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俄罗斯出版和大众传媒署合作备忘录》。
其核心内容是，作为中俄“国家年”的一项重要文化活动，俄罗斯将作为主宾国参加当年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及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2007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
据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7月22日公布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08年全国共引进出版物版权1．6969万种，输出出版物版权2455种[3]。
俄罗斯在2008年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地十强（按照品种数量从高到低）中排最后一位，而在2008年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地十强（按照品种数量从高到低）中排第五位；从图书版权引进与输出比例来看，2008年，中国与俄罗斯比例为0．43：
1，实现了版权贸易的／顷差。
但在看到中俄图书版权贸易逆差逐渐缩小、版权贸易范围在扩大、参与版权贸易的主体增多、版权贸易环境和版权贸易政策不断改善、出版单位观念转变的同时，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版权贸易结构不合理。
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结构不合理，贸易逆差仍然过大。
在2001—2005年中俄版权贸易中，中国一直处于逆差状态，5年间仅向俄罗斯输出图书版权7种。
直到2006年借助在中国举办的“俄罗斯年”活动，中国才首次实现了对俄罗斯版权贸易顺差。
但是与中国全部版权引进和输出量相比，中俄之间的版权贸易数量依然太小，这与出版图书品种数分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三位的两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与此同时，中国图书版权贸易的产品结构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现象。
引进的图书结构应该加以引导，输出的图书结构更应该积极调整。
仅从引进的图书种类来看，多集中在文学类、语言类和历史传记类等。
例如，在引进俄罗斯的图书中，比较畅销的历史和人物传记类图书有：
由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引进的戈尔巴乔夫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和《关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出版）、叶利钦的《午夜日记）（译林出板社出版）、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普里马科夫的{大政治年代>（东方出版社出版）、叶利钦时代9名总统颐问的倾世之作《叶利钦时代}等名人传记：
实际上，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仍然保持了世界科技强国的实力和地位，尤其在航空航天和军事技术等领域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每年都有相当多数量的科技类图书出版：
俄罗斯全方位的社会经济转型也产生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系统反映了改革的戎效和教训。
而中国对此类科技性、转型期图书的版权引进却比较少。
（二）版权贸易渠道单一，出版单位的主体作用发挥不足。
中俄版权贸易主要通过版权代理机构来进行，而出版界对版权贸易还存在严重的认识不足和相当程度的重视不到位。
就中国而言，部分国有单位为贸易而贸易，引进版权缺乏主动性和规划性，输出版权缺乏民族意识和大局意识。
部分中小出版社，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出版社在“走出去”方面鲜有作为。
很多出版单位缺乏对引进版权的充分经营和营销，没有建立科学的版权贸易资源管理机制。
在过去的中俄版权贸易中，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在每年中国引进的俄罗斯图书中，90％以上是通过该公司引进的，国内出版社直接引进的微乎其微。
它除了与俄罗斯著作权协会有长期的合作协议外，还与俄罗斯文学代理公司、俄罗斯出版服务代理公司以及代表俄罗斯作者权利的一些欧美版权代理公司或文学代理人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是俄罗斯“阿斯特”、“维切”和“瓦格里乌斯”等大出版公司的中文版权唯一代理，与俄罗斯前50家大出版社建立了合作关系，并且与许多著名作家或作家继承人有直接的联系。
（三）高素质职业性人才匮乏，制约版权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版权产业和版权贸易所涉及的每一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与人才密不可分，是一种极其依赖个体人脑和人的心智能力的文化创造活动。
因此，人才资本是版权产业最核心的生产要素，能否拥有大量从事对外版权贸易的高素质职业性专门人才，将成为提高图书版权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胜因素。
由于版权贸易的复杂性、跨行业性等特点，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
按照通行的观点，一个成熟的版权贸易人才，须具备全方位的知识体系，除应掌握法律、语言等工具性知识外，还应熟悉市场，具有敏锐的市场判断力，同时兼具大型宣传的策划组织能力以及一定的文化修养和良好的沟通能力。
在此基础上，根据其业务特性，还应具备良好的品格和职业风貌，具有奉献和自律精神，具有时间和效率观念，具有执著不认输的韧性，具有诚实守信的执法品格以及具有友好热情的外交礼仪等。
总之，一个合格的对外版权贸易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这些优良的素质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获得。
纵观国际版权贸易状况，凡其成功者，都与拥有专门的版权贸易人才密不可分，正是一大批杰出的专业人才成就了英美版权代理业的发达，促进了其版权贸易的繁荣。
从中俄版权贸易的现实情况看，人才问题依然是制约版权贸易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造成人才匮乏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版权贸易机构没有普遍建立；二是对人才素质的认识存在偏差，对人才的要求趋于简单化；三是对人才的培养没有纳入议事日程，多数出版单位对此没有长期的制度保证。
（四）翻译能力不强，导致版权贸易规模偏小。
翻译人才断档，翻译能力不强，已经成为影响中俄版权贸易规模发展的主要矛盾。
就中国而言，目前的主要弊端是：
专业人才翻译能力不过关，翻译人才专业能力不过关。
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谈到对外传播中的翻译事业时认为，版权贸易逆差的原因是我们向外国传递中国文化的力量确实还比较薄弱，也包括我们的外语力量欠缺。
在介绍中国方面，很多外国有需求的图书需要我们译成外文，或至少要将摘要译成外文才能走向市场。
我们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操作不力，表面上讲是我们的对外供应意识不足，其实，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中翻外的人才非常匮乏，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二、对俄图书版权贸易趋势分析
产业、产品和服务是文化在国际市场上的通行证。
只有好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才能“走出去”，带着中国的文化印记走向世界；而好的产品和服务要靠产业实力的壮大才能不断涌现。
产业的实力决定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讲，文化产业支撑文化国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2007年以来，国家先后在宏观战略性纲要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扩大知识产权对外交流与合作”等重要论述。
2009年4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要求扩大对外交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着力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出版传媒企业，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出版版权交易平台。
同时也首次以政府主管部门文件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新兴出版生产力”。
2009年9月26日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也提出了“坚持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吸收世界优秀文化相结合，走中国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增强文化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重点“落实鼓励和支持文化产品与服务出口的政策，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要求。
所有这些战略决策的出台都为新时期中俄版权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
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深入以及各类出版组织主体地位确立和作用发挥，未来几年中俄图书版权贸易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图书版权贸易经营主体会多元化，版权贸易逆差将逐渐缩小。
随着民营出版策划机构参与“走出去”的积极性加强，中俄之间单纯依靠版权代理机构开展图书版权贸易的渠道会逐渐改变，版权贸易的经营主体会多元化。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非国有书业工作委员会提供的数据显示，非公有出版企业输出的自有选题数量每年大约在5000种。
与此同时，随着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深化，图书版权输出将在质和量上有较大突破。
中国出版业“走出去”战略将使中俄版权贸易升级，推动出版企业更有效地配置资源、利用资本和重视品牌效应，逐渐缩小版权贸易逆差。
（二）国际书展在图书版权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仍需发挥。
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将成为每年国内出版界开展版权贸易、加大版权输出和推广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
自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组织中国出版代表团以主宾国身份参加巴黎图书沙龙以来，分别在2007年和2008年以主宾国身份参加了莫斯科书展和首尔书展。
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大获全胜。
2009年，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是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是全球最重要的版权贸易平台，也是全球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版界在国外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和影响最广的一次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国际书展积累的经验和渠道，是推动中俄图书版权贸易提高规模和质量的有效途径，值得深入分析和借鉴。
当然，国际书展作用明显，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中国版权贸易的常态机制尚未形成，目前只能通过固定的有时间、地域限制的交易平台进行，这种平台缺乏市场的快速反应机制。
而建立常态的版权贸易机制才是真正实现版权贸易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三）信息交互平台在图书版权贸易中的作用会进一步凸显。
版权贸易的过程就是一个关于作品、作者、作品版权、出版者方面信息的搜集、传递和使用的过程。
目前，全球电子版权和出版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正成为版权贸易领域的热点。
早在1992年，日本就提出了建立新的著作权管理系统的方案，其目标是通过把著作权信息集中在一个巨大的服务器中，并通过信息的流通建立著作权市场：
1999年上半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了全球信息网络版权与邻接权管理顾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拟建立的电子版权管理体系之内容是提供全天候的自动查询作品网络，通过网络取得授权并付酬，甚至可以直接从网上获得作品。
这种无人介入的模式以其快捷方便的特点成为一个许可超市，可以解决寻找作品和授权问题，同时可大大降低授权的费用。
2004年，美国兰登书屋也开始推出自己的数字版权管理系统。
应该说，中国版权市场信息的不畅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对俄版权贸易的发展。
虽然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筹建的中国版权信息网（http：
／／www．ccopyrighLcom）在利用新技术广泛发布出版信息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信息网络并不能满足网络环境下对外版权贸易发展的需求。
从长远看，基于网络技术支持下的中俄图书版权贸易信息通道应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
（1）由作品数据库和作品版权信息库这两大数据库组成，能相对完备地集中近一段时期出版的图书、各历史时期的畅销书、常销书、历史名著、作者意欲转让或许可使用的作品信息和所有这些图书、作品的版权信息。
如此，既方便了国内用户，又使新书新作品和重点图书通过因特网向俄罗斯及时宣传和推广，有利于版权输出。
（2）作品数据库应具有通过网上付费或契约方式许可复制（即网上阅读或下载），使作品数据库成为一个复制市场，增加作者作品的使用率，提高版权作品的经济价值。
（3）该数据通道应具有版权许可或转让谈判和交易的机能。
（4）与俄罗斯大型书展网站链接（通过契约），以方便国内出版社了解俄罗斯图书市场动态[4]。
（四）基于数字技术的图书版权贸易创新机制会加强。
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全球所有的大型出版集团均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容提供商，立足于文化创新和商业创意活动，立足于知识和信息的开发、挖掘、处理、加工和销售活动，利用信息技术将内容产品数字化，利用网络技术将传播渠道网络化，利用新的产业链和业务延伸发展各种增值服务，从而改变了单纯利用纸质媒介对知识和信息进行简单复制的业务模式。
基于此，现代出版业的知识服务、信息服务的新型特征日益凸现，成为现代服务业的一个重要构成；其服务产品的贸易及出口迅速增长，成为服务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未来面向俄罗斯开展的图书版权贸易中，作为文化创新的主导者，作为商业创意的策划者以及作为知识和信息内容的提供者，现代版权产业整体上需要不断创新运行机制，学会“规模化取胜、集团化管理、多媒体经营、高科技化延伸”，逐渐与国际市场接轨。
尤其是一些大型国际出版集团必须通过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而获得新的巨大发展空间。
总之，发展对俄版权贸易应该从服务、内容、文化和创意等多种视角和多个维度来理解现代版权产业的内涵及其发展前景。
尤其要关注新时期图书版权贸易发展的经济规律，重视分析版权的产业逻辑。
三、发展对俄图书版权贸易的政策取向
适应新时期在新的起点上发展对俄图书版权贸易的需要，我们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宏观政策引导，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大出版业改革力度，深入研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外国版权贸易市场需求和受众偏好，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和公共服务职能，切实从制度层面为图书版权贸易的开展建立运行良好的体制环境，建立集市场配置资源、产业集中集聚、企业自主经营为一体的，政府、社会、企业三方互动的图书版权贸易运行机制。
政府宏观调控有力，政策效应突出，必然会引导企业按照市场机制积极开展既符合自身利益需求、又能满足俄方市场需求的图书版权贸易业务。
从这方面来说，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竞争、效率与产权形式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其有效运行得益于各种规范制度的约束。
只有深化出版体制改革，为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版权贸易市场主体才能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并享有自己的权利，也才能依照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原则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竞争能力。
目前，深化出版体制改革，加快版权贸易组织市场化、企业化改革进程的主要途径是进一步完善产权改革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应该说，出版产业改革的首要推动力必然来自各级政府，而政府为此必须转变观念，重新认识竞争、效率与产权形式的关系，为版权组织的企业化改革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西方经济学认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效率的最重要激励机制，而竞争的核心是建立现代经济普遍认同的产权明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股份制。
它不仅由于向社会集资而有利于扩大资本规模，由于管理专业化而有利于发挥经济效益，而且由于资本流动性增强而使竞争提高到新的水平，把企业绩效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并通过“用脚投票”使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
中国的出版集团要提高其对外版权贸易中的竞争力，必须通过产权改革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从而最大化发挥产权的经济效能，建立对外版权贸易长效机制。
（二）加快产权改革，合理界定版权企业边界。
产权经济学鼻祖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指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然而企业规模的扩大会增加企业内交易的费用（组织生产经营活动的费用），当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限度时，企业内交易的费用反而会高于市场交易的费用，因此，企业存在着合理的边界；企业的合理边界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费用的均衡点上。
在做决策时选择市场交易还是企业内交易，取决于两种形式的交易费用孰高孰低。
企业边界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资源的配置不只有一种形式，而是多种形式。
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各种资源的多种配置形式的合理组合，而这归根结底取决于产权制度或产权结构的合理安排。
对此，科斯曾指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形式，但不是唯一替代形式，政府对经济的直接管制也是一种替代形式[5]。
这不是指政府建立一套有关通过市场交易进行权利调整的法律制度，而是指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
这样，社会配置资源的组织形式就有三种，并相应有三种交易类型：
第一，市场交易，运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市场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买卖的交易；第二，企业制度，按照统一计划直接配置生产要素，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管理下的交易；第三，政府直接管制，进行管制下的交易，属于配额交易。
社会选择哪一种资源配置组织形式，主要考虑各种组织形式的收益与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比较[6]。
从产权的角度分析，版权贸易企业内交易与市场交易存在着根本差别。
企业内交易是在同一产权基础上和统一经营管理下的内部分工协作关系；市场交易是在不同产权基础上和独立经营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协作关系。
把市场交易在合理的范围内改为企业内的交换或政府直接管制，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
在深化出版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政府需要根据版权产业发展的需要，通过产权改革使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相分离，合理界定企业边界，从而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出版企业“表面上似有边界，实际上企业界限被无限扩大”的被动局面。
如果企业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替代市场，而是全部取代或取消市场的话，这不仅不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反而使较少的企业外部交易费用变为更多的企业内（实际是社会范围内）的组织、管理、生产和交易费用。
同时，企业之间的明晰产权关系，变成了企业内（实际是社会范围内）的模糊产权关系，这使产权的动力机制、效率机制和激励机制被弱化甚至消失：
显然，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原则要求改善出版产权单一现象，恢复和发展市场交易关系，确定企业的合理边界，界定政府直接管制的活动和范围。
为此，必须进行国有出版企业产权改革，形成适合多种资源配置方式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和独立明晰的产权主体。
（三）完善法人公司治理结构，规范版权贸易企业组织形式。
新制度经济学的现代企业理论，从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分析产权制度对微观经济效益的影响。
该理论认为，股份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企业首选的最主要产权形式。
这种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特点是股权多元化、股权相对集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从发达国家出版产业发展的历程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以产权明晰建立经营主体的出版企业集团多数采取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来规范出版集团经营行为。
这种典型的公司治理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模式，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和监事会的制衡关系，来处理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激励相容问题。
按照委托一代理理论，这种治理结构着重解决的是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问题[7]。
一个出版组织的治理结构，从委托一代理结构划分，一般有三个层面，出版所有者与出版经营者、出版经营者与各部门经理、各部门经理与员工，都是委托一代理关系。
每个层面都有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对应的问题，它直接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应得好，效率就好，反之效率就低。
总之，通过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与所有制改革相适应的内化机制，是一套成体系的制度安排，是规定所有者、经营者、监督者和执行者关系的基本架构。
建立公司治理结构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体现的是产权的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转让性。
而长期以来，国有出版机构的产权恰恰是偏执于行政区域化的整体性，产权被限制在各地、各级政府机构的手中，不能分割，更无法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一言以蔽之，国有出版产权不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也就无法提高产权的资源配置功能，促使优胜劣汰的有效竞争，进而也就无法建立资本市场。
因此，促使产权在市场上的有效而自由的交易，凸现产权的可分割性等特质，是通过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出版企业组织形式的当务之急[8]。
（四）创新制度安排，依法规范民营出版机构的经营行为。
市场经济实践表明，一个成熟的对外版权贸易市场体系不仅需要发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传媒集团的主体作用，同时也需要发挥各种独具特色、专业性强的中小版权机构的补充作用。
这样才能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相互支撑的版权贸易产权结构。
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需要抓住出版业深化改革的机遇，组建能够跨地区、跨媒体和跨国界的若干个世界一流的传媒集团，通过制度安排使其真正成为面向公众、独立经营、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型现代企业，从而像发达国家的跨国传媒集团一样，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国际市场中参与竞争。
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民营出版机构在对外版权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近几年来，随着版权产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许多以做书为主的民营文化工作室。
这类工作室经营管理方式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过去的文化个体户。
作为民营出版机构，它们聚集了一批包括海归派在内的高层次文化人才，与出版社合作策划出版了一批能跟上世界先进潮流的图书。
市场上绝大多数畅销书也都是由民营工作室参与策划的。
事实上，民营出版机构应该说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力。
需要依法将这类市场主体纳入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管理，使其能够通过正常渠道、通过市场分工与大型版权贸易集团相连接，发挥对外图书版权贸易的规模经济效益。
（责任编辑：
高晓慧）
（作者系北京印刷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
[本文为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传播学出版产业研究方向凝练与标志性成果建设》（项目编号：
05090109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
注释：
[1]“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是2006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推动的一项工程，旨在为外国读者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阅读关于中国的图书和了解中国提供便利，主要采取资助翻译费的形式，鼓励各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主题图书。
为推动工作开展，从2007年起聘请外国知名出版机构的主席、总裁或资深出版人士担任外国专家。
目前，已有外国专家13名。
[2]“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是继“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之后2009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新亮点。
该工程侧重高端类版物，注重重点扶持，以资助文化、文学、科技和国情等领域系列产品为主，不仅可以资助翻译费用，还可以申请资助出版和推广费用。
[3]张洪波：
（2008年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分析》，《中国新闻出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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