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ziliao.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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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利他者因素

1、性别

一位汽车抛锚者站在路边等待帮助"此时,便可以看到助人行为的性别差异"停下车来

询问情况的人多为男性,如果等待帮助的人是女性,停车询问的男性会更多".那么,上面的情况是否说明男性比女性更为乐于助人呢?

心理学家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不管男女,都有乐善好施者,但是,在众多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中,男女在一些方面的表现是有差异的"所有的文化中都阐述了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的特质和行为规范,男孩和女孩就在学习这些规范中成长.在许多文化内,男性的角色包括成为侠客与英雄;而女性则被期待成为关心他人的人,重视亲近的!

长期的人际关系.一个和恐怖分子搏斗的英雄常常被认为是一个男性,而长期照顾一个孤寡的老人常常是看作一个女性的作为,虽然在实际的生活中,也存在和坏人搏斗的女性,照顾他人的男性,但这毕竟是少数"在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等单位所组织的/第九次全国见义勇为英雄和先进分子评选表彰活动02中,共列出了61位候选人,其中,男性55人,女性只有6人".对于汽车抛锚者求助的事例中,心理学者这样解释男女行为的不同:

人们形成的习惯观点是女人不会修理机器,而男人都以扶助妇幼为荣"女人多不停车,因为她们习惯认为不善于修车,也不敢冒险停车,怕被藉故抛锚的陌生男人抢劫迫害.

2、年龄

己有研究表明,儿童很早就已表现出利他行为。

12-18个月的孩子偶尔也会把玩具给同伴玩,他们甚至会试图帮助父母做清扫、除尘或放置椅子等家务活。

Waxler等人利用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24名12-30个月儿童进行研究,结果表明3岁以下儿童能够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利他行为,尤其是20个月以上的孩子,通过逐渐意识到别人也会有痛苦,从而做出更多适当的行为帮助。

许多研究表明,利他行为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

如Rushton研究了7-11岁儿童的捐赠行为,发现11岁儿童的捐赠行为比7岁儿童的捐赠行为多。

Benenson等人对4岁、6岁、9岁儿童的利他行为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年龄较大的儿童有更多的利他行为。

但也有研究表明利他行为并非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直线增长的趋势。

如Eisenberg（1988,1990）指出,安慰其他儿童的行为随年龄的增长而呈下降趋势。

Staub认为,5-8岁儿童的助人行为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而9-12岁儿童的助人行为则是呈下降趋势的。

人格特征

许多学者认为,人格特征与利他行为存在一定关系,即存在一种利他人格。

Staub（1986）研究发现,人格问卷中的利他指标与一定情境中的助人行为呈正相关。

特定的人格特征使人们倾向于在一些类型的情形下作出帮助,而在另一些情形下不予帮助。

Eisenberg等人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利他、他人取向的人格特征在某些情境中促进了利他行为。

他们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利他人格,利他人格要实现有意识帮助困境中他人的作用,部分是以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需要帮助的人做出的同情性反应为中介的。

有研究发现,具有较高的积极情绪性、共情能力和高自我效能感的儿童更关心人,也更容易表现出帮助行为;爱社交的学前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不爱社交的学前儿童表现出很少的利他行为。

那

些自我监控能力强的人,如果认为助人能够得到社会赞许的话,就会迎合他人期望从而显得乐于助人。

有着强烈的公正世界信念的个体、富有爱心和道德感的个体与没有这方面信念的个体相比,更可能自愿提供帮助。

还有研究表明,信任他人的人比不信任他人的人更容易表现利他行为,内控者往往有更多的利他行为。

助人者的心境

研究也发现,积极的轻松心境能够显著地促进利他行为。

为什么积极的心情更乐于帮助别人呢?

有研究者认为,积极的心情会产生积极的想法和积极的自尊,从而导向积极的行为。

也有人认为好心情影响人对情境的理解,心情好的时候更易回忆起积极的思想、经验和情感,其中可能包括积极的助人经历,因此就很可能促使人们做出助人的决定。

消极心境对利他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不尽一致。

有研究表明,内疚感（guilt）能增加人们的利他行为。

有研究者认为,当我们犯下的错误被他人知晓时,我们就更加想要用助人行为来挽回我们自己。

即使我们的内疚感是他人所不知晓的,我们也会以行动来减轻它。

但是,如果让内疚者有机会忏悔时,利他行为又有可能减少。

还有研究发现,消极心境对儿童和成人所起的作用不一样。

消极心境能减少儿童的助人行为,但增加了成人的助人行为。

其原因是当成人处于内疚、悲伤或其他消极心境时,助人行为有助于抵消不良的感受;而助人行为对儿童不能起到类似的奖赏作用,儿童并不能从助人中得到很多快乐。

认知因素

观点采择（perspectivetaking）即“从他人看世界”、“从他人的角度看问题”,是指个体把自己的观点与他人的观点相区分,并根据当前或先前的有关信息对他人的观点作出准确推断的能力,它包括考察他人的态度、观察他人的思想和情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等等。

观点采择能力是利他行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认知因素,它可以预测儿童的利他倾向。

[3]一个高观点采择能力的儿童只要被断定为能够充分理解他人的需要,他或她就可能会表现出利他行为,并自信拥有助人所需要的技能。

Moore通过元分析发现,观点采择和利他行为之间呈高相关,观点采择与利他行

为的联系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

Crusec和Lytton（1988）的研究也证明,通过对儿童进行观点采择训练,可以提高儿童的利他性。

道德判断是指个体运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认知,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

国外学者对道德判断水平和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了众多研究。

Rubin&Schneider对55名7岁儿童的实验研究发现道德判断水平和利他程度存在显著相关。

Underwood&Moore（1982）用道德两难问题来测定道德成熟度,发现道德判断成熟者不仅帮助别人更快,他们还更会抚慰沮丧的同伴,与之分担痛苦,并谴责那些看到伤害事件而无动于衷的人。

Eisenberg等人（1999）在一项为期17年的纵向研究中发现,那些在4、5岁时表现出较多分享行为并且亲社会道德推理水平相对成熟的儿童,在整个儿童期、青春期以及进入成年早期以后仍然会更加助人、更多地为他人着想。

此外,研究结果还发现,那些道德判断水平较高的儿童更慷慨大方些,儿童道德判断的成熟水平与利他行为的频率和数量有关。

移情

移情（empathy）是一个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情绪和情感的心理过程。

一般认为,移情是助人行为的重要动机源泉,是利他行为的一个重要中介因素。

当个体能够设身处地以他人的立场去体会当事人的需要和痛苦时,他就能够将心比心产生助人行为。

因此,移情能力强的人更容易去帮助他人。

Eisenberg（1999,2001）认为,儿童移情

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亲社会推理的成熟,也促使他们能够无私地关爱和帮助任何处于困境中的人。

然而,移情与利他行为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

有研究表明,移情能增强帮助、分享等助人行为,高移情者比低移情者会更主动地帮助那些经历悲痛的人。

Underwood&Moore研究发现,学前和学龄早期儿童的移情和利他行为之间存在中等程度的相关。

WilliamRobert和JanetStrayer（1996）的研究也表明,移情确实与利他相一致。

但有研究表明,移情与大多数助人行为只存在弱相关,移情对助人行为并不起重要作用。

在学前儿童中移情与合作之间无显著相关（Levine&Hoffman,1975）;对于5岁儿童（Strayer,1980）、6-8岁儿童（Fay,1971）和9-10岁男孩（Miller,1977）来说,移情与慷慨之间的相关无显著意义。

Batson的研究也表明移情与利他行为并不完全对应,并认为出现这种年龄趋势的原因可能是年幼的儿童缺乏角色扮演能力和社会信息加工技能,因而不能充分地理解和评价他人的苦恼。

很多研究表明,当人们目睹别人处在忧伤中时,他们通常会做出移情反应,或表现出一种外显的助人行为"许多学者对移情和助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杏,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发现"例如,Bemdt等（1979）发现,一群移情的六年级学生对另外一个人生活中的不幸进行了讨论,相对于那些讨论自己生活中不幸的学生而言,讨论别人不幸的移情儿童愿意付出更多的时间,为住疗养院治疗的儿童制作图画"Dvasi（1983）也发现,在一项纸笔测验中,在移情表现上更高的学生为慈善事业捐赠了更多的钱,而且,移情的大学生更有可能担任志愿者,花费更多的时间在避难所里为无家可归的家庭做善事.而在Oettn等人（1991）的一项研究中,在移情测量上获得高分的心理治疗学家,和那些分数较低的心理治疗学家相比,更愿意以分配工作的方式（写一篇心理治疗的论文）向大学生提供帮助"许多研究发现,移情一般在助人之前产生,而且对助人行为有激励作用"例如,在Gaertner和oovidi"等人的一项研究中,女大学生们通过耳机听到实验情境的变化,其中另一个实验参与者（实际身份是实验助手）停...卜做一项实验任务,以便把一人堆椅子扶正,因为她通过内部通信系统,告诉大家她发现椅子快要倒塌下来砸到她了"过了一会这位同学发出尖叫声,椅子倒下来砸到她了,然后便没有声音了"土要的研究发现是,在观察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帮助受害者之前,他们的心跳频率平均加快了20次;而且,观察者的心跳频率加快得越多,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速度就越快"换言之,观察者的生理（移情）唤醒的强度与她后来的助人行为有紧密的联系".

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移情与随后的利他行为有着必然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对移情和亲社会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假设理论"

二、被助者的特征

性别

性别因素也影响助人行为的出现。

伊格列（Eagly1986）等人发现在危险出现时,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倾向,但可惜的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

与男性的这种偏好不同,女性助人者的助人行为则不受求助者性别的影响,并且在特定情境下女性也会有较高的助人倾向。

比如有人就指出,指出,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同情等社会与情绪支持时,女性的助人倾向比男性更大。

性别也是影响助人行为一种因素.在危急情境下,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的助人倾向,但可惜的是这种行为只针对女性的求助者,尤其是漂亮的女性,而不是男性求助者"。

那么,男性

助人者的动机是不是跟浪漫的性吸引有关呢?

为了验证是否如此,Pyarbyal（1965）做了一个实验室研究,研究者安排一些本科生看有性内容或者没有性内容的录像带"当一个女性研究助手/不经意0打翻一叠纸时,与那些观看没有性内容录像带的学生相比,那些看了/有色0录像的学生更愿意出手帮助她,而且他们帮助的时间也更长（6分钟）,而在帮助打翻纸的男性助手时30秒的时间就搞定了"与男性的这种偏好不同,女性助人者的助人行为则不受求助者性别的影响,在打翻纸的研究中,看不看色情录像带对女性被试的助人行为没有什么影响,求助者的性别也没有对女性产生影响"此外,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女性也会有较高的助人倾向"比如Shumkaer（1991）指出,他人所需要的帮助是同情等社会与情绪支持时,女性的助人倾向比男性更大",在很多社会文化中,同性恋是不为一般人所认同的,那么,在求助的情境下,他们是否会得到更少的帮助呢?

Shaw等人（>994）的一个实验证实了这一观点"实验中,研究者

采用了让一位男性实验助手自称/麦克0,他随机拨打一些电话号码,然后陈述下面事实:

他说他用身上的仅有的25美分硬币来打电话,但是却拨错了电话号码"他现在的汽车轮胎漏气了,因为打完这个电话后就没钱了,这样他就无法告诉自己的朋友在约会中将会迟到"麦克请求对方替他拨打一个电话,告诉他的朋友,他将不能及时赶到庆祝他们相识一周年"麦克提供给对方的电话号码是另一位研究助手的,这样实验者就可以确定事实上打问了多少电话"研究者在实验设计中的关键一点是/麦克0向对方所说的白己的朋友的名字有不同的安排:

一个名字是/Lias0,女性的名字标志他是个异性恋者;另一个名字是/Rikc0,男性的名字说明他是个同性恋者"研究者以这样的安排来观察人们对一于相同困境下的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行为是否相同.结果发现,在接听电话的所有人中,有70%的女性和90%的男性都很乐意帮助/麦克0打电话给他的女友;但是,只有35%的女性和30%的男性愿意打给/麦克0的男友"很明显,这些随机抽取的市民更愿意去帮助一个异性恋者,而不是同性恋者"。

魅力和人品

人们经常会帮助自己喜欢的人,而人们对他人的喜欢与否一开始便会受到像外貌与相似性等因素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长相漂亮的人更可能获得他人的帮助。

在本森（Benson1976）等人的一项现场研究中,研究者把一份填好的入学申请表放在机场的公用电话厅里,申请表上面已经贴好了邮票,只等寄出。

研究同时操纵了外貌特征这一变量:

有时申请表上贴上很漂亮的照片,有时则贴上不漂亮的照片。

结果证明,照片上的人无论是男是女,只要漂亮,人们更可能帮他或她寄出申请表。

相似性

除了外貌的因素,求助者与助人者的相似性对助人行为的发生也很重要。

艾姆斯威勒（Emswiller1972）在一项研究中以嬉皮士为被试,研究他们的助人行为。

研究中他把助手打扮成“嬉皮士”或“正直的人”,结果发现:

77%的嬉皮士帮助了同类,而只有32%的嬉皮士帮助“正直的人”。

来自同一国家,具有某些相似的态度等都能促进了助人行为的产生。

有的人对照片上看来具有某些自己特征的同伴更信任,也更慷慨。

值得帮助的人

一个人是否会得到帮助也部分取决于他是否值得帮助。

我们更容易帮助那些我们认为她们自己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必须求得帮助才能摆脱困境的人。

再有,你可能更会帮助因为家里有要紧事而缺课的同学补习功课,而不能是出去度假而不能按时上课的同学。

。

又比如在路上人们大多会去帮助一个因生病而晕倒的人,而不太会去帮助一个躺在地上的醉汉。

维纳（1980）通过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如果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同学是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如教师讲得不清楚而借笔记,他们较为乐意把笔记借给同学;但如果是由于可控性的原

因,如从不好好记笔记,则他不大乐意将笔记借给该同学。

假如一个人能借自己的力量完成某项任务,人们便不会去帮助他。

三、环境因素

物理环境

物理环境也会影响人们的助人意愿,象天气条件、社区大小以及环境中的噪音等都对人们的助人行为产生着影响,卡宁汉姆（Cunningham1979）就用两项现场研究证明了天气在助人行为上的效果。

在第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走向行人,让他们帮助填写调查问卷。

结果发现在阳光明媚、气温适中的天气条件下,人们较为愿意去帮助他人。

另一项研究是在一个与天气关系密切的露天餐厅进行的,卡宁汉姆也发现,在天气好时人们付的小费也较多。

除了天气,人们所处的社区大小也影响人们的助人与利他行为。

一般情况下人们有一个刻板印象,即大城市里的人不友善,也不乐于助人;而小城镇里的人则是既合作又乐于助人。

欧尔（Houre1978）、考特（Korte1981）等许多研究者指出,在帮助处于困境中的陌生人时,城市大小确实有不同的影响。

阿马图（Amato1983）通过调查55个澳洲社区中人们的助人行为,发现在他所设计的五种情境下,小城镇的人帮助陌生人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人。

这些情境包括请求行人为慈善事业捐款、看到他人摔倒去扶起、看到他人掉东西告诉他人等。

但这些结果只是针对陌生人而言的,对亲戚、朋友来说,大城市居民的助人行为未必比小城镇与农村的少。

许多人用都市生活的匿名性、感觉神经负荷过重以及无生气的都市官僚制度所引发的无助感解释这种差别,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确定哪种解释较好。

噪音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认为噪音降低了人们对环境中全部事件的反应性。

谢若德（Sherrod1974）以此观念为基础进行研究,发现在噪音条件下,人们帮助困境中陌生人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马修（Mathew1975）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项实验中,他把许多书和报告故意扔在地上,看进来的人有没有人帮着捡起来。

结果发现当屋子的噪音处于正常水平时,72%的被试会帮着收拾散落的书籍;而当噪音很大时,这个比例只有37%。

其他的研究者也发现,巨大的噪音使人们忽略了环境中的其它事物,并驱使人们尽快逃离该情境。

时间压力

时间压力也影响人们的助人行为。

假如你正在校园里散步,这时候有人忽然拦住你,让你提供一些帮助,你会不会帮他呢?

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你急着去上课,你又会如何对待呢?

常识及一些研究均显示,在前一种情境下,我们更可能去帮助他人,人们经常是因为太忙而无法帮助他人。

达利（Darley1973）等人的实验为此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他们以神学院的学生为被试,要他们从一幢楼走到另一幢楼,以便和某个人讨论圣经中和善的撒马利亚人的故事。

研究中把被试分成两组,告诉其中一组被试慢慢地走,不用赶时间;而告诉另外一组说对方在等他们,所以必须尽快赶去。

在走过去的途中,被试碰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他不停地咳嗽并自言自语。

研究者想知道,被试会不会停下来帮助他。

结果匆匆而过的那一组被试只有10%的人提供帮助,而悠闲的那一组有63%的人提供了帮助。

3、情境因素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最具有利他行为倾向的人,在某些情境中也不会去帮助他人,所以情境因素对人们的利他行为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一般认为,利他行为是由人和情境两者的性质共同决定的。

助人者在提供利他行为之前必须首先观察情境,即助人者必须考虑助人的客观条件。

同样的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做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对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即使最具有利他行为倾向的人,在某些情境中也不会去帮助他人,所以情境因素对人

们的利他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

影响助人行为的情境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他人的存在

1964年的一个晚上,纽约市的一个女青年在回家的路上遭到了歹徒的袭击,当时她的38位邻居听到了呼叫声,但是在长达30分钟的时间内,竟无人实施救援,有人甚至一直目睹了惨剧的全过程,却连报警电话也没有打。

事件发生以后,许多社会评论家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一种道德腐败。

对此心理学家拉坦纳（Latane）和达利（Darley）认为,恰恰是旁观者的存在成了助人行为缺乏的原因。

当有其他人存在时,人们不大可能去帮助他人,其他人越多,帮助的可能性越小,同时给予帮助前的时间延迟越长。

拉坦纳和达利把这种现象叫旁观者效应（Bystandereffect）。

对这种效应的解释有三个:

责任扩散（Diffusionofresponsibility）:

既周围他人越多,每个人分担

的责任越少,这种责任分担可以降低个体的助人行为。

在一项现场研究中,拉坦纳策划了一个抢劫事件情境。

情节很简单,当小商店的售货员到店铺后面核对商品时,俩个抢劫犯低声说“决不能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然后就拿了一箱啤酒跑了。

这种事件都是在小店里只有一位或两位顾客时发生。

正如研究者所预料到的,单独目击犯罪行为的人与那些尚有其他人在场的人相比,显然更有可能向店员报告偷窃行为。

情境的不明确性（Ambiguity）:

从决策分析过程来看,人们有时无法确定某一情境是否真正处于紧急状态,这时,其他旁观者的行为就会自然而然地影响到该个体对情境的定义,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

假如其他人漠视该情境,或表现得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们也可能认为没有任何紧急事件发生。

拉坦纳和达利（1970）设计了一个实验情境,在实验中让男性大学生填写一份调查问卷,几分钟后有烟雾透过气孔进入房间,在四分钟内烟会越来越多,使被试看东西与呼吸变得困难。

结果发现,当被试是单独一人时,他们会到周围去查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75%的人会向实验者报告这种情况;而当被试与两名实验助手一起填写问卷时（试验者的助手没有起来察看情况）,只有10%的人这样做。

很显然,其他人的沉默使得被试认为这个情境是没有危险的。

对旁观者效应的第三种解释与人们的评价恐惧（Evaluationapprehension）有关。

鲍姆斯特（Baumeister1982）等人认为,如果人们知道别人正注视着自己,就会去做一些他人期待自己去做的事情,并以较受大家欢迎的方式表现自我。

在某些情境中,比如烟雾充满屋子的例子中,被试会担心在他人都保持沉默时,如果自己表现出担心的话会使别人认为自己的胆子太小。

也就是说,试图避免社会非难的心态抑制了人们的助人行为（Schwartz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