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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上）
“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名字在我国知名度甚高。
事实上和大多数美国的基金会一样，洛氏基金会的钱绝大部分是花在国内，不过其遍及全球的事业也很庞大，中国在其海外投资中独占鳌头。
从成立开始到1949年退出中国大陆，洛氏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锲而不舍的广泛的关注和投资，几乎在每一个重要的领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半个世纪中的影响难以估量。
这一现象本身以及贯穿其中的主导思想和客观效果都很值得研究。
深入探讨这一课题也有助于从一个侧面理解近代中美关系和美国对中国的所谓“情结”。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老约翰·洛克菲勒于1913年创立的，创办资金是一亿美元，后来，于1928年与创立于1918年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合并过来，再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共242，222，560美元价值的股票，到1951年本金已增值至345，397，663美元〔1〕。
成立后即以非盈利团体在纽约州正式注册立案。
董事会三年改选一次，领导班子包括会长、副会长、各部门主任，由董事会任命。
会长任期不限，是真正有职有权，对决策起决定性影响的人。
第一任会长就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四年以后他接替老父为董事长达23年。
基金会的工作方向和主导方针以及重大决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意志，特别是在早期。
不过有不止一个人对洛氏父子的思想以及基金会的主导思想有过重要影响，下面第三部分将提到。
基金会的宗旨只有一句简单的话：
“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最早选定的重点是发展医学、公共卫生和农业，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国都是重点。
在人文学科领域与中国有关的工作又分两部分：
一是直接资助在华工作；二是促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美国研究
一、在华工作概况
北京协和医学院这是众所周知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最大、最着名，也是它最得意的一项事业。
1913年基金会组建会议甫一开过，采取的首批行动之一就是调查中国在医药卫生方面的需要，于1914年先后派了两个“中国医药调查小组”来华，加上1909年派往中国的“伯顿小组”共三个调查组。
在这几个调查组的详细报告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始了以医学为中心的对华工作。
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15年起开始筹建，1916年选址动工，1921年举行落成典礼并正式命名。
洛氏基金会决心把协和医学院办成合乎美国标准的一流医科大学，在美国医学泰斗韦尔希的主持下，以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为范本，一切标准向它看齐。
这是它在海外各项目中单项拨款数目最大，时间延续最长的。
太平洋战争后遭日军占领受到严重破坏，1947年又重新恢复开张。
根据1947年的年度报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2〕。
中华医学基金会除协和医学院外，还资助一部分美国其他组织在华建立的医学教育机构，如齐鲁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
自然科学在二三十年代，洛氏基金会对我国自然科学一些学科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资助。
最初是由医学派生出来，主要集中于与医学有关的生物、化学、物理学科，全国各地有十来家大学都得到过资助，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燕京大学，于1929年一次性拨款25万美元，后来发展为医预系，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
其次是帮助清华大学成立生物系，1929年清华大学建造生物馆的一半经费来自洛氏。
着名的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即参与其事，从1927年起陆续拨款，供中国地质勘探部与协和医学院解剖系合作进行挖掘和研究。
1929—1932年又向中国地质勘探部捐款8万美元成立“新生代研究所”。
这些资助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因为当时没有一个中国机构有足够的财力进行这样大规模的野地勘探工作。
我国着名古生物学家裴文中、杨中健就是在此项下卓有成就的。
〔3〕20年代初在洛氏基金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中国开始建立遗传学，主要在燕京、南京和东吴诸大学，特别是燕大先后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建立联系，不断输送师生参加摩根的遗传学研究项目，把摩根学说及研究方法引进我国。
另一重大项目是南京大学自1925年开始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建立联系，进行农作物品种改良的研究，卓有成效。
从1925到1945年间，几乎所有遗传学方面的研究生和学者都在其工作的关键时期接受过这两个基金会的资助，其中不少人成为中国遗传学的先驱，如陈桢、谈家桢、陈子英、吴经甫等，农业方面有李先闻、王绶等。
〔4〕此外在植物学方面，由于植物分类的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采集标本，洛氏的贡献是资助美国一批着名植物学家于20年代来中国与留美归国的中国同行合作，在南京、广州、北京三地建立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和教学中心，与此有关的我国着名植物学家有陈焕镛、胡先、马肃、钟心煊等。
〔5〕
乡村建设与平民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一个项目，也是洛氏基金会继协和医学院之后在华的重点项目。
30年代初中国一些有志之士发起各种农村改良运动，其中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计划比较出名，并得到政府支持，带有半官方性质，洛氏基金会抓住这一机会，自始至终给予资助并参与计划，认为这是基金会的工作从医学到公共卫生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结果。
在此项下受到资助最大宗的是“平民教育运动”。
基金会的做法是定向资助现有的一些大学的有关学系、专业或训练班为此培养人才，如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燕京大学法学院建立社会学系，开设训练乡村管理人才的专业，在南开大学生物系和化学系开设面向农村的课程等。
有关的政府机构也在资助之列，此外还设立了特别奖学金，在协和医学院培训从事乡村公共卫生的护士。
抗战爆发后，基金会协助有关人员，连同定县的试点迁往内地。
从1934至1939年，基金会已为该项计划出资150万美元，〔6〕在1941年以后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基金会继续给予资助使部分工作得以因地制宜地继续进行，并取得一定成效。
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学
最早在燕京大学法学院设立社会学专业，不仅为平民教育运动培养了人才，而且产生了最初的社会学家。
后来又通过资助西方着名人类学家如布朗、帕克、马林诺夫斯基等来华讲学，以及帮助中国社会学者及研究生赴英美学习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把西方人类学引进中国。
例如吴文藻最初在美国会见马林诺夫斯基是由洛氏基金会安排的。
随后吴在伦敦在马氏指导下作研究二年，于1938年回国后应聘于云南大学开办社会学系，该学系由中英庚款出资，而野地考察站则由洛氏基金会资助，费孝通在云南的考察工作也得到过基金会资助。
1943年由美国国务院出面，部分由洛氏基金会出资邀请访美的中国教授中有费孝通，他在美完成并出版了影响重大的名着《乡土中国》。
——经济学：
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1931年开始对成立于1927年的南大经济研究所的资助，第一笔捐款75，000美元，抗战时期迁至内地继续资助，到1946年为止已超过20万美元，占洛氏基金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内对一个单位拨款的最大宗。
〔7〕基金会专款资助的研究项目都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如在抗战时期的项目有中日战争的社会经济史、战时中国的通货膨胀、中国农业经济问题、战后中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构想等。
1943至1944年间，鉴于在内地的一批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活和工作条件极端艰苦而工作不懈，基金会接受费正清和清华大学美国教授温德（RobertWinter）的建议，以一批有成就的着名学者教授为援助对象，通过特殊援助款项60,000美元，与中方共同商定名单，提供美国几家大学从中选择邀请讲学。
为避免误解和照顾中国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要求邀请单位不提基金会的名。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出面邀请几位教授讲学一年，实际也由基金会出钱。
在此两项下应邀赴美的有：
罗常培、冯友兰、梁思成、费孝通等十几位教授。
自洛氏基金会成立之后，对于美国教会在华创办的几所主要的大学和中学都一直给予资助，特别是在日寇侵华之后，基金会每年都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联合会”给予九所教会大学以“紧急援助”款，自1938至1945年总数425,000美元。
1946年又为这些学校迁校、复校拨款500,000美元。
其他还有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和语言学研究、全国图书馆建设和图书馆学的创建、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图书资料的捐赠以及个人研究项目等都有过关键性的帮助。
例如个人项目中比较着名的有：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工作和赵元任在耶鲁大学的研究和教学等。
二、建立和发展美国的中国学
参与发起西方的“汉学”始于欧洲，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美国开始得较晚，而且最初也是从欧洲传去。
学术界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意识到研究中国的重要性大约始于20年代末。
洛氏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事，并积极支持推动。
1928年12月1日，美国“首届促进中国学〔8〕会议”在纽约哈佛俱乐部举行，发起者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资助者是洛氏基金会。
出席会议的有ACLS的负责人、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着名汉学家恒慕义等一批早期汉学家，并专门请了法国着名汉学家伯希和指导，说明当时美国对研究中国尚属起步。
与会者一致认为西方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无知，强调建立“中国学”的重要性。
会议通过了几点有深远意义的决定，包括在ACLS下设促进“中国学”的常设委员会，编一部世界汉学家人名录，设立培养青年汉学家奖学金，举办以远东学为主的讨论会等。
〔9〕这次会议意义重大，从此“中国学”正式进入了美国学术研究领域，在以后的年代里得到迅速发展。
洛氏基金会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开创性的贡献，在二战结束前，在它的推动和资助下，美国十来家名牌大学建立起了以研究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学图书馆，后来发展壮大，至今享有盛誉。
1947年的年度报告称，美国大约有十家高等院校保持至少三名以上教授远东课程的全职教师，在过去15年中几乎全都得到过本基金会不同程度的资助，其价值在二战中充分显示出来。
这些大学是：
华盛顿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
其中华盛顿州立大学开始最早，得款最多。
其次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所。
西海岸的几家大学后来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需要得到资助也不少,其中有斯坦福、波摩那、加州大学等。
这些大学各有特色，例如华大早期侧重历史，战后重点研究东北亚，以华北为中心；哥大主要是历史文化哲学，后来通过其国际关系研究所把对中国的研究与社会科学各科系结合起来；在语文教学方面芝大重文言，耶鲁重白话，加大重口语。
对图书馆的资助主要有：
国会图书馆东亚藏书部分、普大盖斯特中文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等。
除大学外，基金会在远东学方面的主要资助对象还有两大学术团体：
ACLS的“远东委员会”和成立于1925年的“太平洋关系学会”。
资助的方式一种是对上述院校团体总预算的经常性拨款，一种是对它认为意义重大的重点项目拨款。
后者包括：
——会议和讲习班。
从ACLS第一次会议后就有计划地每年轮流与哈佛、哥大、密歇根、加州等大学合作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暑期讲习班达十年之久。
其目的是引起学术界对远东的注意和兴趣，帮助使美国大学文科教师与研究生了解他们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以开阔眼界和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编写教科书。
重点在两所大学：
耶鲁和芝加哥。
二者各有特色。
耶鲁的乔治·肯尼迪教授主持的“基本中文”教科书以中国的成人扫盲课本为基础作教学试验，然后编成供外国人学习的课本加以推广。
1936年他还从中国购置了中文铅字在东方学系开办了当时最完善的中文印刷所，在二战中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至今耶鲁仍是教授中文的重要中心。
芝加哥大学主持这项工作的是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汉学家克里尔。
他的特点是把读历史与学语文结合起来，创造出一套使学生同时能学会读文言和白话的教学法，并出版有详细注释的中国经典着作选读，陆续出版的有《孝经》、《论语》、《孟子》。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基金会还资助“美国教育理事会”重新审定和编写供中学和大学本科用的关于远东的教材。
此外，“太平洋关系学会”关于向英语学生讲授中文的教学法的研究是基金会对该学会最大宗的支持项目之一。
——中国历史文化的翻译和出版。
基金会出资最多的是汉学家魏特夫主持的中国历史选译，自1939年至1947年共出资187，000美元。
原计划选译秦、汉、辽、金、清史，但最后只完成了《辽史》。
相对而言，这是收效最小的。
出资不多，但影响较大的是卜德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有包括胡适的《中国思想史》在内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着作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恒慕义撰写的《清代名人传略》，〔10〕此书为作者在任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期间十多年功夫的力作，一直得到基金会的资助。
现已有中文译本。
三、主导思想
从以上不完全的概述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文化教育工作和推动美国了解中国的工作的确规模巨大，而且都带有开创性。
它为什么对此投下这么多心血和财力？
又为什么成为在美国发展东亚研究的先驱？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其决策人的理想和信念。
这里指的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一批人代代相传无形中形成的。
为方便计，姑且把“基金会”拟人化加以叙述。
建立基金会的本意：
19世纪末老约翰·洛克菲勒因缘际会，成为美国，其实也是世界第一名十亿富翁，而且财源还不断滚滚而来。
如何花钱成了问题。
他是虔诚的浸礼教徒，相信有钱而得到愉快来自“能做一些使自己以外的某些人满意的事”。
〔11〕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和团体向他要求帮助，到19世纪90年代他每年捐献已超过百万元。
他意识到，即使散尽家财也不足以消灭世上所有受难者，于是决定把钱集中使用于向造成苦难的根源开战。
在他看来，教育是根本，遂以教育事业作为他捐助的中心。
第一件创举就是捐助建立芝加哥大学。
但是这还不足以应付纷至沓来的要求捐款的呼吁。
后来，他求助于他所钦佩的一位好友盖茨牧师，这位浸礼会教育社秘书长警告他说，如此不断向上翻滚的财富，必须散得比积得快，否则将压垮子孙，建议在洛氏父子还活着的时候，“为了人类的利益，以永久慈善事业的法人团体的形式将巨大财富作最后处置。
”“这笔财富应当大得能吸引整个文明世界的注意，它们的经管机构成为全世界最明智批评的对象”。
〔12〕洛氏父子采纳了他的意见，认真付诸实施，这就是设立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由来，如本文开头所述，其宗旨就是所谓“在全世界造福人类”。
医、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思路。
除教育外，或者作为教育的内容，洛氏早期的捐款以医学为重点，这也与盖茨的影响有关。
在他建议下，1901年洛氏捐款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医疗研究所——洛克菲勒医疗研究所，几年之内，对流行性脑膜炎、小儿麻痹、黄热病、狂犬病和梅毒等做出了突破性的成绩，把美国，乃至世界的医疗向前推进一大步，这极大地鼓舞了创办人。
小约翰·洛克菲勒继承父业后把这家研究所视为他慈善事业中第一重大事业。
所以洛氏基金会成立后把医学作为重点也就不奇怪了。
特别是在海外，鉴于广大的贫穷地区饥馑和疾病给人民造成巨大的苦难，就以医药和农业作为“造福人类”的途径，兼及与此有关的自然科学。
到20年代末，这一主导思想有所改变，觉悟到发展医学和自然科学解决不了社会领域内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
20年代后期美、欧各发达国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几乎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垮台的经济危机说明高度发达的工业、丰富的物质力量并不一定造福人类，反而产生许多新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社会科学开始蓬勃发展，其中也有洛氏家族的捐献，1918年设立的劳拉·斯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就是以资助社会科学为主，1928年并入洛氏基金会，后者就把这部分工作接管过来，正好与它开始重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针相吻合。
在社会科学领域，基金会的重点在三个方面：
经济、行政管理、国际关系。
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太平洋关系学会等研究机构以及欧洲许多国家的着名研究所从30年代初起，都得到了大量的资助从事有关课题的研究，包括现实的和有长远意义的基础理论两个方面。
资助天津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就是出自这一主导思想。
把国际关系作为重点之一的主要理由则是认为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互通情况和互相了解或可有助于避免人类灾祸的到来，这“灾祸”显然指的是战争。
发展“远东学”与此有关，这一观念当然是以西方为中心的，“远东”的重点是中国和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研究不是放在“国际关系”领域内，而是作为人文学科的一部分，其宗旨是促进两大文明的相互沟通，尤其认为美国了解东方人的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并特意申明，主要不是为了贸易，而是为了思想的交流，美国学生应该学会同中国和日本人民进行商业和政治以外的友好合作。
〔13〕对洛氏基金会重视社会科学影响较大，有一套理论的人物是1936—1948的会长福斯迪克，他是律师出身，在会长中任期最长，对洛氏父子和洛氏基金会都有深厚感情。
他在工作报告中一再表达这样的忧思：
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对使用它的成果的人的智慧和能力负责。
自然科学突飞猛进，而社会的适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这一发展，使人类面临空前的凶险命运。
他引用名人警句称：
“在人类还没有学会控制自己之前却已掌握了对自然的控制权”〔14〕。
这种忧思因“二战”的爆发而更加深入，更加自觉。
从1938到1946年的报告中充满了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退步的反差的危机感，到处可见这样的语句：
“我们可支配的物质力量和我们能加以善用的能力之间严重失衡”，“我们的政治机构基本上还是植根于18世纪的，而我们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是20世纪的现象”，“我们的社会正在日益危险地倾斜，智力发展的不平衡日益严重，已不容忽视”〔15〕……等等。
他还大声疾呼人类面临文化解体，亟需对塑造未来的诸多社会力量有明智的理解，并以抢救足以担当战后领导的“头脑”为己任。
并且以促进民族间的思想交流，作为培养世界性的“杰出的领袖人才”的一种手段。
〔16〕鉴于一战后的经验教训，人力物力都被用于为战争服务，牺牲了艺术家、科学家、学者等创造性的人才的培养，因此基金会提出一项计划，专门帮助不得其所的青年才俊回归专业，以便为战后储备和培养学术界领袖人才，保持文化学术水平不滑坡。
〔17〕
战争的破坏力和法西斯主义得以横行于一时，特别是原子弹的出现，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和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的深刻反思。
因为大部分直接、间接对制造原子弹做出贡献的着名的原子能专家，以及与制造原子弹直接有关的回旋加速器的研制都在相当长期中得到基金会的慷慨支助。
这是非功过到底应该怎么算呢？
经过反复思辨、论证之后，结论是自然科学家不能为其发明成果的使用后果负责，也不能因为有被滥用的可能而有意限制某项科研的进展。
“人类的大敌不是技术而是非理性，不是科学而是战争”，因此主要是要创造制止战争，建立和平的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人类过早掌握了毁灭的手段而教育、智慧、良知、创造性的思想都跟不上，二者竞赛，谁个领先，可决定科学发达对人类是祸是福，能否防止人类文明倾覆。
但是人文和社会科学本身的性质决定其研究必然是复杂而缓慢的，对社会的弊病不可能发明一种像盘尼西林这样的特效药，也不可能制造出什么精神原子弹来对付足以毁灭人类的原子武器，只有依靠各个领域的思想先驱共同努力，以紧迫感和极大的魄力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发展，要为引起全民的重视而奔走呼号。
〔18〕战争刚一结束，正当世人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问题时，福斯迪克有一篇别具只眼的报告：
标题是“沉默的隔绝”。
大意谓战争不仅造成破坏，更加悲剧性的是失去了跨国界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各国同行失去了互相丰富的机会，隔绝带来智力的停顿，这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所以他认为战后当务之急是重建被战争中断了的跨国界的智识交流。
为此，1946年基金会就派出了考察团周游欧洲各国，在疮痍满目之中见到了智识、思想的复兴，同时慨叹美国只是在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得到承认，而在思想领域却很少有人承认，更加证明美国应大力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19〕这样，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条条思路通向发展社会科学和人文学。
据此，基金会的拨款重点逐步向这方面转移，战后尤为明显，而且特别重视国际关系和沟通东西文化的研究，以此为防止战争之道。
这就是洛氏基金会的领导人的思路－－为了造福人类，由医、农，而自然科学，而社会科学，而人文。
这使人想起鲁迅的先学医后从文，乃至孙中山从学医转为以“唤起民众”为己任，其思路可说是同源而异途。
为什么选择中国？
上述洛氏基金会的宗旨、其负责人的理想、抱负和思想发展过程本身足以至少部分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就中国本身而言，还有以下一些因素：
蜕变中的文明古国的吸引力从广义来说，基金会与教会有相通之处，事实上许多工作也是相通的，特别是“中华医学基金会”本是洛氏基金会与教会合作的事业。
它的宗旨基本上带有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的色彩。
但是又不止于此，基金会要实现一番大事业，需要一片广阔的天地进行它的实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具备对此最适合的特点：
一、大；二、穷；三、是唯一仍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四、正处于深刻的全面变革之中，正在向西方开放，不断吸收新事物；五、有一批极优秀的知识分子，既代表东方文化，又能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
具备第一、二特点的国家并非只有中国，重要的是后三点是中国特有的，使之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一位在北京医学院任教的美国人约翰斯通写给纽约差会负责人的信生动地说明这一点，值得多引一些：
“……现在我们帮助中国的时机已到，因为她已认识到她的需要，她的青年渴望学习西医。
当前我们可做的决不仅仅是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奠定医学基础，机会远比这要大得多：
我们可以塑造未来中国医生的品性。
我们要他们成为为基督理想所感召的人……这里一切都在迅速变化中。
几年以前，我们是在一个满族皇朝统治之下，忽然发现我们是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国。
然后，没过多久，孙中山悄悄地‘没有啦’……袁世凯是大总统了。
过不久又有了代议制国会和表面的民主机构。
然后，几乎一瞬间，议会‘没有啦’……接着又听说制定了新宪法，一部适合独裁者的宪法，那么那部民主宪法又‘没有啦’……。
这几天我们随时等待听到袁世凯加冕称帝的消息……那么共和国也‘没有啦’。
……中国需要和平与秩序以便发展她那么渴望发展的一切：
学校、医院、铁路、商店、工厂。
让我们希望并争取真正的上帝——基督和教会连同这一切——一起来到，假如教会还是真的维护正义的工具的话。
”过了半年，他又写道：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前途很光明。
这些人既能干又独立，除了绝对必要外，在外国人教练下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让我们一开始就把他们引上正道。
一个老师有极好的机会影响学童，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到20岁，他就会有一段时期变得固执，自以为什么都懂，不愿接受别人影响。
我一向认为，一个年轻人要靠他的早期训练来度过他自以为什么都懂的时期。
这也适用于中国。
中国现在如饥似渴地吸收我们能给予的一切。
有很多迹象表明，年轻的中国不会总这么愿意向外国人学习，她将骄傲而独立地管起自己的事情来。
……清华学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学堂现已由中国人自己管起来。
……从去年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要完全摆脱外国人，全部用中国教员。
我们对此感到遗憾，因为我们觉得这来得太早了，他们用了一些根本不称职的人。
但是我们必须尊重他们的独立性，而且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目前还是我们可以影响中国的时机，趁着在许多领域内中国还愿意听我们的话，受我们的影响，并在我们所教授的理论指导下行事。
”〔20〕以上这两段话有很强的代表性，它生动地表达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涌向中国的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各种文化教育使者的思想动机。
他们对中国的贫穷、苦难抱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从中国令人眼花缭乱的动荡局势中看到希望——既是中国新生的希望，又是美国人可以施加影响的希望；他们对中国基本上是居高临下的态度，同时又感受到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强烈的独立愿望，对此给予一定尊重。
不论是在教还是在俗，他们都是热切地要以基督精神来改造中国，塑造一代新人。
和早期来中国纯粹传教的教会不同的是，他们的对象不是无知百姓，而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青年，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文化阶层，他们才认为值得一做，可以在这里一显身手。
通过医学科学改造中国事实上，洛氏家族对中国的兴趣始于基金会成立之前。
早在1908年就在芝加哥大学发起下由洛氏赞助成立了“东方教育考察组”到中国考察。
当时芝大校长贾森和考察组负责人芝大教授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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