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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安全

通信1001班姓名：

张敬学号：

1010920111

文化安全历来是主权国家的重大问题，在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重要因素的历史大趋势中，文化安全更是成为国际视野中的一个聚焦点。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指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要求在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中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这一重要论述既是科学判断，也是风险预警，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了清醒而睿智的思维理念。

　国家文化安全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其中主要有语言文字的安全、风俗习惯的安全、价值观念的安全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等。

在此，我们讨论一下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对其他方面略作论述。

　　1、语言文字的安全

　　在文化安全中，人们很少说到语言文字的安全，但这却是文化安全最基本的内容。

这是因为，自从人类有了语言，创造了文字之后，语言安全和文字安全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就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

　　语言文字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它既是一切文化和文明的载体，也是全部文化和文明中最基本、最稳定、最持久的构成部分。

改变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比掠夺他们一些土地和粮食更为痛苦的事情，必然触及其心灵深处。

在整个文化中，相对于经济文化、政治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等来说，语言文字是一个国家更为持久和稳定的标志和符号。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可能被不断更新和改变，甚至被完全抛弃和重新选择，但是语言文字却是难以完全更新和改变的，是难以完全抛弃和重新选择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被改变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也就被彻底改变了，这个国家可能也就名存实亡了。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而没有中断和消亡，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和标志就是汉语从来没有中断和消亡。

有些文明古国的文明后来之所以中断甚至消亡了，其重要原因和标志也是它们各自的语言文字中断和消亡了。

我们中国人至今可以读懂古代汉语，而有些文明古国的后继者却无法读懂前人留下的文字，更不用说使用前人使用的语言了。

　　作为国家文化安全之基本内容的语言文字安全，最基本含义就是指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其次是指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本身不因他国语言文字的影响或侵入而失去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科技等等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三是指语言文字在内外各种文化和非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保持合理的纯洁性；第四是指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发展能够安全稳步进行，而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兴衰存亡，常常伴随着其语言文字的兴衰存亡。

由于中国在唐代的兴盛，中国的语言特别是文字便对许多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也使得汉语言、汉文字、汉文学兴旺发达起来。

由于英国在近代的兴盛，由于美国在当代的强大，英语这一本来只在西方部分民族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现在几乎成了世界语言和文字，无情地迫使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甚至普通民众不得不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这一第二语言，否则就可能被时代所淘汰。

英语在当代世界的霸权地位既与美国在当代世界的政治军事霸权地位相适应，同时又在互相推动，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

相反，一个国家衰落和灭亡，也常常伴随着其语言文字的衰落和灭亡。

从历史上看，没有哪个国家灭亡了，其语言文字还能够继续兴盛，还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同时，一个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侵略和扩张；一个国家被他国侵略和威胁，也常常包括了语言文字的被侵略和威胁。

当年日本侵略中国时，就曾强行在中国推行日语教学和日本文化教育，企图从语言文字方面彻底征服中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被强迫学习日语和使用日语的中国人，遭受着难以想象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折磨。

西方列强在近代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也常常强行把他们的语言文字变成了遭受侵略的国家和地区的主导语言文字，其后遗症至今还在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存留着。

在西方国家之间，这种语言文字的侵略和被侵略、安全与不安全，也有突出的表现。

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AlphonseDaudet1840—1897）的《最后一课》，不仅反映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而且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言语文字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密切联系。

法文老师在最后一课上对他的学生说：

“我的孩子们，这是最后一次我给你们上课了。

柏林来了命令，在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里，只准教德文了……”

　　其实不仅战争期间存在着他种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安全的威胁和侵害问题，而且在和平时期和国际交往和交流中，也存在着语言文字的安全问题。

当代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军事、政治等等方面凭借着其明显优势占据着世界霸主地位，有意无意间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而且文化领域甚至在语言文化领域也对发展中国家采取霸权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了人们常说的文化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以及包括生活话语霸权、学术话语霸权在内的话语霸权现象，直接或间接地侵蚀着欠发达国家的语言文字，影响甚至威胁和危害着发展中国家的语言文字安全。

对此，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2、风俗习惯的安全

　　除了语言文字安全之外，风俗习惯安全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另一方面重要内容。

　　所谓的风俗习惯，就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独特而稳定的风尚、礼节、信仰、做法等等，表现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活动、巫术禁忌等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行为模式中。

在这些方面，任何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都有自己的特异之处，而这些特异之处不仅是历史形成的，为本国本地本民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物质便利和精神寄托，增加了亲和力和向心力，而且对维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团结和稳定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

　　风俗习惯的相对稳定和继承发展，以及在稳定基础上的变易更新，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安全稳定的重要社会基础，更是一个国家战败投降之后以期复国振兴的最后资本。

当作为社会基础的风俗习惯受到外力的威胁和破坏时，特别是当他国他族作为入侵者和殖民者强迫一个国家和民族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时，必然要遭到本国家和本民族广大人民的强烈抵抗。

一个国家的军队比较容易被打垮，政权也比较容易被颠覆，但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风俗习惯则是难以改变的。

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都十分清楚的是：

彻底征服一个国家，不仅仅是要征服他的军队和政府，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它的文化。

正因如此，历史上许多征服者在打垮一个国家的军队，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之后，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改变其文化，包括改革其日常所用的语言文字和所执的风俗习惯；而一个被打败亡国的民族，也总千方百计地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以图东山再起。

犹太民族就是这样一个被征服过但没有被消灭掉的民族，当今的以色列国就是由这样一个历尽千难万苦而不丢弃自身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民族重新建立起来的。

　　在强调风俗习惯是国家文化安全的主要内容之一，强调风俗习惯的保持与延续对国家文化安全及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同时，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

风俗习惯并不都是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也并非永远不可更改的。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都在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而不断变革着。

所谓的移风易俗，就是要改变那些不合时宜的风俗习惯。

但是，这种变化和改革应该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渐进的、温和的。

　　3、价值观念的安全

　　如果说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和人们的言行模式，是文化中较为外在也较为浅层的方面，那么价值观念则是这种言行模式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精神支柱，是文化中更内在也更为深刻的本质方面。

　　在哲学理论层次上，价值观念亦即价值观，是指不同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价值的本质、价值的结构、价值的类型、价值的表现以及社会应有的价值取向等有关价值问题的认识和观点的总和。

这一方面虽然也是一个国家价值观念安全必然涉及到的，但却它更趋理论性，而对社会实际生活不发生直接影响，因而并不是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最重要的内容。

　　国家价值观念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于广大国民对传统和现存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奉行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因此，从社会生活的实际来看，价值观念则是广大国民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甚至自然现象的是非判断和基本态度，以及他们对自己将欲采用的行为目标、方式、手段等方面该与不该的价值定向。

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问题，也正是广大国民对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在的价值观念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

由于这种态度不仅与家庭、社会、国家对国民的教育相关，而且与其他国家各方面的文化影响、渗透，甚至文化侵略、意识形态煽动等相关，因而国家就不能不对国民价值观念的变化给予高度关注。

国家价值观念的安全，也就是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和广大国民中合理而有效地得以保持与延续，而不至中断与消失。

　　价值观念的安全是相对的，它并不是说一个国家传统的和现存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变就是安全，更没有要求任何国家都必须保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变，而是强调保持一个国家基本价值观念的连续性，同时又不否认价值观念与时俱进地发展变化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4、生活方式的安全

　　生活方式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个人内在之价值观念的社会性外化，也是社会外在之风俗习惯的个体性活化。

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文化上的不同，集中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同样，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差异也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国家间的文化冲突更集中体现为生活方式的冲突。

　　正因如此，在美国历届总统每年提交国会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生活方式的安全总是其关注的重点。

乔治·凯南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心目标是保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不受外国的干涉和威胁。

199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整个历史中，我们国家的安全战略一向是寻求实现广泛的、一贯的目标。

我们总是设法保护我国的安全，保护我国公民和我国的生活方式。

”

　　虽然学者们对生活方式的定义差别很大，但这里所讲的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传统上所理解的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等相对的狭义的生活方式，而是指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形成的涉及物质和精神、经济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等领域的言行模式，它既包括物质生活在内，也包括精神生活在内；既包括经济生活在内，也包括政治生活在内；既包括私人范围内定的生活，也包括公共领域中的生活。

因此，一个人对时间、金钱的消费态度和模式属于他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态度和参与模式也是他的生活方式。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方式已经超越狭义的文化领域，而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

　　虽然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不同社会集团，在生活方式上必然存在差别，但在与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中，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又必然具有某些共同的同时又区别于他国的特征。

这种具有国别特色的生活方式，为国民方方面面的生活提供了稳定的条件和便利，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其文化特质和民族特质的重要内容。

　　但是，生活方式安全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民生活得更舒适、更方便、更自由、更有尊严，因而当传统的和现存的生活方式中存在影响这些目标实现的要素时，当有更好的生活方式要素可以选择时，那么无论它们是在本国生长出来的还是由他国传来的，国民都是可以考虑对原有生活方式进行或多或少的改变，以获得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

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并不是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破坏。

当然，生活方式的变革应该是进步的、合理的、渐进的，一方面符合时代要求，另一方面不至于引起社会的过度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

在我国，当前提倡确立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国家文化安全，指一国的文化生存系统安全运行和持续发展状态及文化利益处于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国家文化政治安全、文化信息安全、公共文化安全等，首要的是文化政治安全，其中又以意识形态安全为最。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上层建筑，反映一定经济和社会关系的阶级或阶层的根本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构成。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

这一重要论断既阐明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也点明了国家文化安全的要害所在。

我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复杂背景下进行的，国家文化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无疑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紧迫课题。

　　高度重视网络化使意识形态挑战性明显加强的问题。

作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新空间、信息传播的新渠道，互联网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受其影响尤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就是意识形态。

网络化是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高技术化。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直接关系，而在网络化时代条件下，将会受到科学技术日益重要的影响。

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和实力因素，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意识形态斗争的格局。

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占有较大优势，并凭借于此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起挑战，其力度和广度要大大超过以往。

加强网络阵地建设特别是网络管理非常紧迫，这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任务。

　　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的业态，具有双向流动的特点，我国出口文化产品，同时也要进口文化产品。

文化产业以创意为源头，如何创意却不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而往往融入了带有意识形态附加值的文化理念。

从西方国家输入的文化产品，其意识形态“因子”就潜伏于文化产品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西方社会学家戴维·巴特勒把这种现象喻为“注射模式”，认为媒介信息就像皮下注射器一样轻松地刺入人们的皮肤，个人并无抵抗力。

我国文化产业领域逐步放开，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图书、影视、音像等文化产品大量进口到我国，“皮下注射”现象会成为一种常态。

而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竞争力相对较弱，而由弱势转为均势以至强势还有待时日，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文化安全，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将是一项战略性任务。

　　高度重视“非意识形态化”掩饰之下的意识形态渗透问题。

西方意识形态在其渗透过程中，往往采取所谓淡化意识形态的手法。

西方学术界曾提出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手段，不再适应科技革命时代社会所面临的任务和性质，并由此进一步提出所谓“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实际上，西方国家对我进行西化、分化的图谋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六中全会《决定》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

强调“两权”体现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要求各级党组织善于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面，在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