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的国企如何改革.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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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的国企如何改革

【异化的国企如何改革？

】

国企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领域之一。

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方案经过数轮讨论和修改，有望在今年“两会”后出台，国企改革混改门槛将进一步放宽，竞争性领域所有制资本参与的股权比例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

国资投资运营机构可以根据自身需要，或根据投资收益最大化引入战略投资者，不要求绝对控股。

除央企改革外，地方国企改革也在升温。

31个省份在地方“两会”中都提出了2015年地方国资改革的蓝图，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兼并重组”、“分类改革”、“整体上市”、“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等内容。

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中央要求推动国企改革的决心很大，推动很强，但国企改革仍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不明确。

我们认为，在最新的国企改革方案制订之前，需要把一些前提性的问题搞清楚：

第一，国企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国资委曾总结中央对国有经济发展和国企改革的看法有“四论”：

一是命门论，即国有经济是“命门”。

二是“基础论”，即国有经济是党执政的重要基础。

三是“加强论”，国有企业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四是“防流失论”，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据此有人认为，国企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做大做强，强化国有经济的支柱性地位。

不过，如此理解国企改革过于偏颇。

“命门”固然重要，但命门也很脆弱，捅破了就一钱不值。

如果把国有经济视为执政基础，那占中国经济60%以上的民营经济就更是国家经济基础了。

此外，加强国企并不等于继续做大国企规模，收缩规模、提高质量、转换国有资产形式，也是做强国企的重要方式。

国企改革更重要的任务是配合市场化改革，如果国企改革不能给中国的市场化带来好处，那么改革的方向就错了。

第二，异化的国企应该如何改革？

安邦的智库学者在多年以前就提出“国企异化论”，称国企已经异化为局部人的利益集团。

中央巡视组对央企的巡视证实了这一点。

仅2014年就有14名央企高管落马，而全国有超过70名国企高管落马。

专项巡视发现，国企关联交易、利益输送链条层出不穷，触目惊心。

部分央企领导人员背靠企业这棵“大树”，通过子女、亲属或其他关系人大行关联交易，“靠山吃山”、“靠船吃船”、“靠煤吃煤”、“靠油吃油”，只要手里有权力、有资源，都可以通过花样百出的关联交易方式，实现利益输送。

2014年央企营业收入规模达25.1万亿元，实现利润1.4万亿元，负债超过66万亿元。

中纪委揭示的国企腐败和低效率问题，显示国企经营存在很大的问题和漏洞，成为重要的腐败源地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的这些问题大部分都是体制性的——正是由于国企体制，国企才变成了谁都想咬一块的“唐僧肉”，成为利益输送的源头！

对于“异化”严重的国企来说，现有的国企改革方案是否能治病救急？

需要谨慎思考。

第三，国企改革的思路是什么？

现在热门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资委提出，国企改革要打破“五种界限”，即所有制、层级、系统、产业及国界限制。

但从现有混改的实际操作来看，混改的核心是希望把社会上的钱“圈”到国企那里，帮助国企发展。

不过，社会资本对于为什么要进国企？

能交换到什么利益？

如何保障投资权益？

仍然带有很多的质疑。

在我们看来，国有企业的改革一是增量改革，二是存量改革。

在存量改革上应改变国企管理形式，尽早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

而增量改革应该放开市场，国企向少数行业和领域集中，不要再跑马圈地，新生的市场应该放开竞争。

最终分析结论（FinalAnalysisConclusion）：

国企改革是中央寄望的重点改革领域，但国企改革的核心应该有利于市场化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强化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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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给国内的PPP热泼一些冷水】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投资增速下滑背景下，PPP模式在政府推动下成为大热的投融资模式。

浙江省财政厅日前公布了《关于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其中列出了浙江省PPP首批20个推荐项目名单，投资规模总计1176亿元，涉及城市轨道交通、机场、铁路、垃圾和污水处理、水利、文化体育等领域。

在PPP模式中，社会资本最担心的项目收益受损的风险。

在浙江省政府下发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对项目收入不能覆盖成本和合理收益的，可通过政府付费等方式给予适当补贴。

政府应以项目运营绩效评价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产品或服务价格、实际收益率、财政中长期承受能力等因素，建立动态补贴机制。

《指导意见》同时提出，除最低需求风险外，政府补贴不得承诺社会资本回报水平。

作为浙江推广PPP的全程指导和监管部门，浙江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政府内部对PPP项目未设推进时间表，不会因“急于完成任务”而降低社会资本参与PPP项目的门槛，确保每一个公共服务项目的合作都公开公正公平；PPP项目将规定合作纠纷协调处理机制、合作中途退出机制等系列保障机制，重在市场化运作。

在政府融资平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推广PPP被视为化解现有债务、移植未来新债务的重要方式，从而成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新宠；政府也倾向于认为，PPP模式给社会资本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不过，从浙江省推出的PPP项目来看，安邦（ANBOUND）研究人员对其前景并不看好：

一是许多项目的投资量不小。

在融资金贵的现在，社会资本是否愿意大量投入进来，存在不确定性；二是投资收益前景成疑。

政府拿出的投资项目，基本上是公益类、政府服务类、大型基建类项目，这类项目的投资回报期长，回报率低，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才能保证收益；三是PPP模式的市场化环境还不具备。

从全国来看，PPP模式要成功运行，最关键的因素不在项目本身，而在于政府如何保证投资者利益、市场化环境如何，这方面国内各个地方都还存在很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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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环保部官员批评地方政府推责与急于求成】

自2013年9月“大气十条”发布以来，中国政府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明显收紧。

今年更是实施了号称“史上最严”的《环保法》，令不少地方政府与企业压力陡增。

在近日举办的国新办吹风会上，环保部副部长翟青直言不讳地批评，城市空气治理的责任在各个地方政府，虽然城市间的空气流动会有影响，但绝不能把空气污染严重的责任推卸给周边的邻居。

翟青称，他最近看到一些资料和报道，有些污染比较重的城市，在分析污染原因时，首先是说受到其他城市的影响，有些说超过30%，有些说超过40%，有些甚至说超过50%，也就是说一半的污染是从别的城市过来的。

翟青说，城市空气质量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有的，有些地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在现阶段，决不能把污染重的责任推给其他的城市。

过分强调区域相互之间的影响，势必会影响地方政府自觉地去落实治污措施，都等着别人去治污。

目前媒体上还有这样的报道，有的地方政府宣布，要大干多少天，让自己的城市退出空气质量的“黑名单”，翟青说，个别地方政府这样的表态是无视大气治理的长期性、复杂性。

他也注意到，社会上也有一些议论，认为大气治理见效速度太慢，成效不明显。

翟青说，这种急于求变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治理大气污染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毕竟我国当下的污染排放总量依然很大，与经济结构、能源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有密切关系，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

如果急于求成，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落实相应措施，而且还容易走偏，出现弄虚作假、数字造假等问题。

翟青还强调，当下，各地一定要重视对重污染天气的应对。

一方面，重污染天气危害极大，老百姓意见很大；另一方面，重污染天气的出现对完成大气污染治理的目标任务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严重污染天气席卷而来，需要几十个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才能消化掉。

翟青建议，一旦有了重污染天气的苗头，一定要立即采取措施，启动应急措施，想尽办法把污染排放降下来。

从环保部官员的表态看，今后地方官员若将大气污染归咎于兄弟省份，有可能被视为推卸责任，甚至可能遭至中央政府与有关部委的批评。

各地都需要摆正心态，做好环境保护打持久战的准备。

可能只有当经济结构调整见效，环境保护工作的效果才会变得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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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官员称保障房与棚改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围绕保障房建设问题，近日住建部官员予以吹风。

此前有报道称，经适房供应将逐步减少直至全国全部取消，公租房将成为住房保障的主体。

对此，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没听说全国要停止建设经适房的消息。

根据住建部数据，从2011年至2014年，即“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已经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3200万套，基本建成了2000万套以上。

今年全国保障房新开工将超过700万套。

从中央的层面上，过去四年，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共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安排了7100亿元的补助资金。

同时，还发行了7000多亿元的企业债券，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

从金融系统来看，人民银行、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发放贷款，几年下来，累计发放了16000亿。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家就发放了8800多亿元。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基本形成了财政投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用地保证、信贷扶持、多渠道融资、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齐骥透露，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过程当中，住建部注意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地方配套设施（水、电、暖、路、气）不能及时跟上，所以保障房或者棚改安置房建好了，但是不能马上投入运行。

也有的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的选址比较偏，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空置率比较高的现象。

也有少量的地方反映，保障房的质量还存在缺陷等等。

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深入推进，遇到的困难也是越来越多。

困难可能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简单的、容易做的棚改项目以前年度已经先做了，比如在城里的、近郊的，容易拆迁的、密度小的，前几年已列入计划当中改造了。

剩下来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是“硬骨头”，改造起来成本投入更大一些，安置也会更困难一些。

另外，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由于一些困难，群众非常期盼通过棚改这件事同时把他的其他困难，包括就业困难、教育困难等一并解决，这样就使得推进棚户区改造要捆绑更多其他的社会资源，这样推进起来，特别是在项目的拆迁过程当中，就觉得难度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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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制约在于配套能力紧张】

当前推动核电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安邦（ANBOUND）“第一智库”网站转载的文章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指出，中国在建和拟建核电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人才、装备制造、核燃料、运营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绷得很紧。

人才资源稀释严重。

核电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有经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800～1000人的队伍，其中核相关专业需要约400人。

近几年，随着大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工，高端人才不断稀释，新人成长缺乏足够的培训和积累。

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

据核电装备企业反映，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连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都很困难。

核安全监管能力需进一步强化。

常规能源的安全责任主要在地方和企业，核安全责任则是在中央。

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承担核安全的国家责任。

但是中国核安全监督工作在机构设置、人才、经费、技术基础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

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

核燃料循环工业包括前端（核燃料获取、铀浓缩、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与处置、铀和钚的回收）。

行业投资风险加大。

核电企业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条件，争厂址、争资源现象十分突出。

核电融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核电需要新增投资规模1万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在建的未投产机组。

核电项目对资本金要求高，主要核电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上市融资的情况下，将主要依靠高负债扩大投资规模。

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现项目拖期，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

目前中国核电建设还未进入高峰期，核电业主的资金链就已经绷得很紧，未来投资风险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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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官员称保障房与棚改建设存在不少问题与困难】

围绕保障房建设问题，近日住建部官员予以吹风。

此前有报道称，经适房供应将逐步减少直至全国全部取消，公租房将成为住房保障的主体。

对此，住建部副部长齐骥在国新办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没听说全国要停止建设经适房的消息。

根据住建部数据，从2011年至2014年，即“十二五”前四年，全国已经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3200万套，基本建成了2000万套以上。

今年全国保障房新开工将超过700万套。

从中央的层面上，过去四年，中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共为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安排了7100亿元的补助资金。

同时，还发行了7000多亿元的企业债券，专项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

从金融系统来看，人民银行、银监会要求各银行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积极发放贷款，几年下来，累计发放了16000亿。

国家开发银行作为政策性金融机构，一家就发放了8800多亿元。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基本形成了财政投入、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用地保证、信贷扶持、多渠道融资、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体系。

齐骥透露，在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过程当中，住建部注意到一些地方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比如说有些地方配套设施（水、电、暖、路、气）不能及时跟上，所以保障房或者棚改安置房建好了，但是不能马上投入运行。

也有的地方出现了保障性住房的选址比较偏，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不便，个别项目甚至出现了空置率比较高的现象。

也有少量的地方反映，保障房的质量还存在缺陷等等。

随着棚户区改造的深入推进，遇到的困难也是越来越多。

困难可能集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个是简单的、容易做的棚改项目以前年度已经先做了，比如在城里的、近郊的，容易拆迁的、密度小的，前几年已列入计划当中改造了。

剩下来的项目，越来越多的是“硬骨头”，改造起来成本投入更大一些，安置也会更困难一些。

另外，一些项目在推进过程当中，由于一些困难，群众非常期盼通过棚改这件事同时把他的其他困难，包括就业困难、教育困难等一并解决，这样就使得推进棚户区改造要捆绑更多其他的社会资源，这样推进起来，特别是在项目的拆迁过程当中，就觉得难度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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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核电快速发展的制约在于配套能力紧张】

当前推动核电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在安邦（ANBOUND）“第一智库”网站转载的文章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范必指出，中国在建和拟建核电项目的规模已经不小，人才、装备制造、核燃料、运营维护、资金投入等方面的配套能力绷得很紧。

人才资源稀释严重。

核电建设需要大量高素质、有经验、专业化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

电站投入运营后，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需要800～1000人的队伍，其中核相关专业需要约400人。

近几年，随着大批新建核电项目开工，高端人才不断稀释，新人成长缺乏足够的培训和积累。

核电装备制造水平不高。

据核电装备企业反映，经过多年努力，中国已拥有每年制造多套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装备的能力。

但实际情况是，由于产品质量不稳定，技术标准不统一，设备拖期现象十分严重，每年连完成一套百万千瓦机组的成套装备都很困难。

核安全监管能力需进一步强化。

常规能源的安全责任主要在地方和企业，核安全责任则是在中央。

中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承担核安全的国家责任。

但是中国核安全监督工作在机构设置、人才、经费、技术基础等方面仍面临不少困难。

核燃料供应与后处理能力不足。

核燃料循环工业包括前端（核燃料获取、铀浓缩、燃料元件加工制造）和后端（乏燃料的后处理、放射性废物的处理与处置、铀和钚的回收）。

行业投资风险加大。

核电企业超出自身能力和配套条件，争厂址、争资源现象十分突出。

核电融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

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核电需要新增投资规模1万亿元左右，这还不包括在建的未投产机组。

核电项目对资本金要求高，主要核电企业在自有资金不足而又无法上市融资的情况下，将主要依靠高负债扩大投资规模。

加上受制造能力的限制，可能出现项目拖期，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

目前中国核电建设还未进入高峰期，核电业主的资金链就已经绷得很紧，未来投资风险不可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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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央企合并传闻已成市场上的“狼来了”】

去年合并的南北车掀起了新一轮央企整合大幕。

据悉，央企数量要在这一轮改革中，由112家整合至50-60家，数量压减一半左右。

这样的市场预期令央企合并传闻成为市场上的“狼来了”。

不久前的报道称，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合并事宜已在近日获得最高决策层签字通过。

目前国资委正在制定具体方案，近期官方将对外宣布两大巨头合并方案。

日前则有传闻称，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中国移动与广电网合并。

信息产业严重产能过剩是此次电信行业重组的主要原因。

在电信行业整合的消息影响下，市场上多支概念股闻风而动。

不过，这一整合传闻很可能子虚乌有。

三大电信运营商均对此表示否认。

中国联通综合处有关人士回应称，没有从官方和公司内部听到上述说法，不予置评。

中国移动有关人士表示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中国电信也回应称毫不知情。

此外，工信部主管司也确认，该消息不实，目前没有电信体制改革的计划。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工信部仅仅是表示目前没有计划。

由于之前南北车合并也是由传闻到最后真实上演，市场似乎也将这一思路用于本次信息产业整合上。

特别地，在去年9月份市场传出“南北车”即将合并时，两家公司相关人士均表示，没有更多信息提供，但随后两家公司均因此事项停牌。

在前车之鉴下，即使相关方面否认，市场对电信行业的整合依然半信半疑。

目前来看，随着央企改革的深化，相关整合传闻可能还将继续层出不穷。

这一方面，需要吸取南北车合并时的经验教训。

相关传闻传出时，南北车官方予以“否认”，但高管及亲属却在大举买入，存在内幕交易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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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多省两会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追求精致型发展】

2月13日，吉林、广东、海南三省的“两会”闭幕，为2015年全国省级地方两会画上句点。

吉林、河北、辽宁、黑龙江、山西等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速排位最后的几个省份除了调降经济增速目标外，不约而同地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宁肯发展慢一些，也要告别粗放的发展方式，改变产业结构不够优化的局面。

吉林省省长蒋超良在“两会”上坦言，在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传统比较优势递减的背景下，吉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不少，特别是老工业基地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发展方式粗放，导致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

“必须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脚踏实地调结构，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辽宁去年一些经济指标下降幅度较大，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同比回落2.9个百分点。

辽宁省省长李希表示，从经济结构来看，辽宁省发展方式仍然比较粗放，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科技创新驱动能力不强，支撑经济发展的亮点不多。

辽宁省提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构建产业发展新格局。

山西省提出要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化解钢铁、焦化及煤炭等行业过剩产能。

黑龙江省提出以扩大增量带动工业结构调整，向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要增量。

安邦（ANBOUND）指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是约束型发展和精致型发展。

所谓“精致型发展”，强调的是发展要注重效率、注重生态环境、注重创意创新、注重科技、注重品质和人的感受、注重特色。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告别粗放型增长正是精致型发展的要求。

在资源型城市、工业城市转型的过程中，精致型发展的概念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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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中国未来两年零售市场潜力被看好】

普华永道12日发布《2015-2016年亚洲零售及消费品行业前景展望》指出，虽然中国零售业的增长速度已较2009年15.6%的峰值有所放缓，但对全球零售连锁企业来说，中国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市场。

在未来两年中，中国零售业销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仍有望达到8.7%。

中国将于2018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场。

该报告显示，2014年亚太区零售业销量预计将增长4.1%，而今年的增速将达到4.6%。

到2018年前，零售业销量仍将呈现上升趋势，而2018年的市场规模估计将达到10.3万亿美元。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亚太地区仍是全球大多数零售连锁企业的首选目的地。

亚太地区的增长将得益于中国与印度的推动，尽管前者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而后者缺乏改革的动力。

报告表示，面对中国市场增速放缓，零售商需要调整他们的经营策略——大部分以经营实体店为主的零售商，亦致力于拓展消费品电子零售渠道。

2013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贸市场，其中移动支付占交易总额的比例由2011年的1.5%急升至2013的8%，预计这一占比到2016年还会上升两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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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外商通过合资方式进军中国轨道交通市场】

在庞大的市场容量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并存的情况下，通过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外资的重要选择。

近日，加拿大庞巴迪运输公司与中国的新誉集团完成了一份建立新合资公司的协议，新公司将在中国提供铁道交通建设中的信号系统，庞巴迪和新誉集团分别持有新公司50%的股份，公司将建在江苏常州。

庞巴迪中国首席代表张剑炜表示，“庞巴迪曾积极为中国铁路运输发展提供产品和服务。

新合资公司是庞巴迪在这个庞大但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中保证持续成功的战略之一。

”庞巴迪运输铁路控制解决方案董事长皮特•塞德瓦表示，“庞巴迪在中国铁路控制系统有强大的市场，这表明我们公司在中国市场合作和技术上的成功。

在中国各城市中的公共交通正在呈指数式增长的背景下，很看好和中国新誉集团合作。

”庞巴迪一直给中国的铁路建设提供各种产品、系统和服务，包括铁路信号设备，这并不是庞巴迪第一次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公司拓展中国市场。

据公开资料，庞巴迪与中国的合作开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目前在中国已经有4家合资企业和7家独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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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美国地方政府正扩大优惠政策吸引中国投资】

与中国收紧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不同，美国地方政府正扩大推出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

亚拉巴马州就是一个例子。

亚拉巴马州政府中国顾问赵颖表示，过去州政府在对中国招商引资方面不够积极，让周围的南卡罗来纳州等抢占了先机。

但中国企业的强大实力和投资美国的强烈意愿吸引了亚拉巴马州的关注。

为了吸引中国投资者，亚拉巴马州在全美率先通过关税补贴法案。

这个法案吸引了一家来自中国河南的企业于2014年投资1亿美元来此建厂，并提供了300个就业岗位。

亚拉巴马州商务厅厅长葛瑞秋•坎菲尔德表示，州议会正在酝酿新的一揽子投资激励措施。

一旦实施，在亚拉巴马州投资的企业可在十年内每年享受总投资额1.5%的税收返还。

企业在运营一年之后还可以得到发放薪金总额的3%的现金返还。

据了解，亚拉巴马州是美国各州争抢中国投资的一个缩影。

当前，美国约有一半的州政府在中国设立代表处，以此为抓手开展招商引资，与奥巴马政府设立的“选择美国”投资推广项目相呼应。

据报道，在美中资企业普遍感到了美国地方政府对中国投资者的热情。

赵颖认为，美国联邦政府提出要大力支持招商引资，但其对现实问题的反应比较滞后，能做的比较有限，大量具体政策制定权限掌握在州政府手里。

现在要做的是让州政府提供的服务与中国企业的需求更加匹配。

长期跟踪研究中国在美投资的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约为120亿美元，连续第二年超百亿美元。

随着中国国内成本提高，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资加速出海，不少中国企业愿意赴美投资，美国各州都想从中国“金主”那里分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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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要点：

高通在中国受罚可能引发多国连锁反应】

高通被中国的反垄断部门处罚近10亿美元正在全球引发连锁反应。

据外媒报道，2014年8月，中国反垄断部门曾与韩国反垄断机构就美国芯片制造商高通的违规问题取经，2015年2月9日，高通刚刚宣布已同意向中国发改委支付9.75亿美元（约合60.88亿元）罚款，了结为期14个月的反垄断调查。

据路透社报道称，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KFTC）正在调查美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