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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玄论战科玄论战过程中国哲学
科玄论战—科玄论战过程中国哲学
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人生观论战”。
这场论战虽然已经过去80年了，然而论战涉及的问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澄清了。
论战所提出的问题，今天仍然是哲学领域、思想文化领域的前沿课题，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科玄论战自1923年2月开始，一直到1924年年底基本结束，历时将近两年之久；
（1）此后仍然断断续续，但已不是那么集中。
整个论战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从1923年2月张君劢发表“人生观”讲演，到同年张发表长文反击丁文江的驳斥。
（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
从1923年5月梁启超作《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到同年吴稚晖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其间科学派、玄学派双方人物纷纷登场，论战愈演愈烈。
（3）论战的转折与结局：
从1923年11月陈独秀为论战文集《科学与人生观》作序、邓中夏发表《中国现在的思想界》，直到1924年岁末，其间“科-玄”论战发展为科学派、玄学派和唯物史观派三大派的思想论争。
1．论战的缘起与爆发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主义“科学万能”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
这篇演讲词随之发表于《清华周刊》第272期。
（2）
张君劢开宗明义指出，科学与人生观是根本不同的：
“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然而“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
”他接着将科学与人生观加以比较，列举了以下五点区别：
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第二，科学为论理（3）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第三，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张君劢总结道：
“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
”这一切，都是与科学的特点截然不同的。
关于这种人生观问题，张君劢列举了以下九个方面：
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姓之关系，我与我之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
“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
”
接下来又专门提出四大方面“有关人生观之问题”，其中第一点是关于“精神与物质”。
他认为，科学是关乎物质的，而人生观是关乎精神的。
他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对比，认为中国的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是“物质文明”：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
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而西洋的“物质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到底不足以解决人生观问题，所以导致了“一战”的灾难；唯有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文化或人生观才能解决人生问题。
我们不难看出，张君劢之用心所在，实乃中西文明的比较。
他对西方现代文明基本是持批评态度的，而对中国传统文明则是颂扬有加的。
但他立论的根据则是“人生观”与“科学”的区分，其结论是：
“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
”
张君劢“人生观”演讲发表以后，“吾友丁在君（4），地质学家也，夙以拥护科学为职志者也，读我文后，勃然大怒，曰，诚如君言，科学而不能支配人生，则科学复有何用？
吾两人口舌往复，历二时许，继则以批评之文万余字发表于《努力周报》。
”（5）这就是丁文江作于4月12日、发表在北京《努力周报》第48、49期的长文《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
（6）
“科玄论战”由此爆发。
丁文江把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斥为“玄学”，称张君劢“玄学鬼附身”，并从以下八个方面驳斥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
（1）“人生观能否同科学分家？
”丁文江首先把张君劢的理路归结为“人生观‘天下古今最不统一’，所以科学方法不能适用”，然后据此加以驳斥：
“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何况现在‘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安见得就是无是非真伪之可求？
”“要求是非真伪，除去科学方法，还有什么方法？
”
（2）“科学的智识论”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丁文江在此处阐述的是一种”经验实在论”立场，包括这几层意思：
一是经验原则：
科学知识起于感知。
“觉官感触是我们晓得物质的根本”；“无论思想多么复杂，总不外乎觉官的感触。
”二是逻辑原则：
另外一些知识起于据经验而进行的逻辑推论。
他以“自觉”（自我意识）为例，“旁人有没有自觉呢？
我不能直接感触他有，并且不能直接证明他有，我只能推论他有。
”三是唯心原则：
物质存在最终起于经验-逻辑。
“我们所晓得的物质，本不过是心理上的觉官感触，由知觉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推论。
科学所研究的不外乎这种概念同推论。
”丁文江的立论，是基于两条“原则”的：
其一，“凡常人心理的内容，其性质都是相同的。
心理上联想的能力，第一是看一个人觉官感触的经验（经验原则——引者注），第二是他脑经思想力的强弱（逻辑原则——引者注）。
”其二，“天才豪杰同常人的分别，是快慢的火车，不是人力车同飞机。
因为我们能承认他们是天才，是豪杰，正是因为他们的知觉概念推论的方法完全与我们相同。
”这两条原则其实是一条，即经验主义的心理联想主义的原则。
（3）“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丁文江从五个方面指出：
张君劢的“人生观”“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其中有几个论点很值得注意：
其一，“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
”其二，“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
”其三，“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
”
（4）“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丁文江简述了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和独立出来的历史，宣判了哲学的死刑。
（5）“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丁文江指出：
“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
”
（6）“对于科学的误解”丁文江在这里列举出人们对科学的三种误解：
“向外”的（务外逐物），“物质的”，“机械的”。
他申辩道：
第一，“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
”第二，科学不仅是“物质的”；科学对人心大有裨益：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
第三，科学不是“机械的”；“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7）“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丁文江不承认“欧洲文化破产”之说，认为：
“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
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
”
（8）“中国的‘精神文明’”丁文江不同意张君劢所采取的“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这种当时比较流行的说法，指出：
“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样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
”
最后，丁文江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来作“结论”：
“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
丁文江的文章发表以后，张君劢又撰长文《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7），予以反击。
这篇驳议所针对的核心议题，仍在于人生观与科学的界线。
他从十二个方面答复了丁文江的驳难：
（1）关于“物质科学精神科学之分类”张君劢认为：
“精神科学，依严格之科学定义，已不能认为科学。
”
（2）关于“科学发达之历史及自然公例之性质”张君劢也像丁文江一样，针锋相对地通过叙述科学的历史来证明其观点：
科学的“自然公例”也并不是“万能”的；“关于纯粹之思想”的“纯正心理学”更无“公例”可求。
（3）关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异同”张君劢以物理学和心理学为物质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典型加以比较，指出两者之间有本质区别。
这是张君劢的人生观哲学的基本理据：
“第一，凡在空间之物理易于试验，而生物学之为生活力（Vitalforce）所支配者，不易试验，至于心理学则更难。
第二，凡在空间之物质，前后现象易于确指，故其求因果也易；生物界前后现象虽分明，而细胞之所以成为全体，其原因已不易知；若夫心理学则顷刻万变，更无固定状态可求。
第三，三坐标或四坐标，验诸一质点之微而准者，可推及于日月星辰，此尤为生理学心理学所不能适用之原则。
第四，物理上之概念，曰阿顿，曰原子，曰质量，曰能力：
此数者得之抽象（Abstraction）而绝不为物体之具体的实在（ConcreteReality）所扰。
至于生物学，有所谓种别，有所谓个性；而心理学为尤甚。
因而生物心理两界日为个性之差异所扰，而不易得其纯一现象（Uniformity）。
”“物理现象惟有此四大原则，故日趋于正确；生物心理现象惟无此四原则，故不能日就于正确。
”
（4）关于“人生观”张君劢归纳了丁文江的质问的几个要点，答复如下：
“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内容不同，绝对可以分别；即以科学分类，久为学者所公认一端，可以证之”；“人与动植物同是活的，然动植物学之研究之对象为动植物，精神科学之所研究者为人类心理与心理所生之结果，故不得相提并论”；“凡为科学方法所支配者，必其为固定之状态。
纯粹心理，顷刻万变，故非科学方法所能支配”；“人生观超于科学以上，不能对抗，故分家之语，不能成立。
”
（5）关于“君子之袭取”这里是针对丁文江讥讽玄学家之所以厌倦科学而取玄学，“以其袭而取之易也”；张君劢反唇相讥，指出丁文江”抄袭”皮耳生。
（6）关于“所谓科学的知识论”张君劢在这里是要反驳丁文江的“科学的知识论”之说：
首先，如果所谓“科学的知识论”是指科学家的知识观，“则古今科学家中有关于知识论之主张者，不止赫氏、达氏、詹氏、杜氏、马氏数人”，还有许多其知识观绝不相同的科学家，那么，究竟哪一家的才算是“科学的”？
进一步讲，“知识论者，哲学范围内事也，与科学无涉者也。
”科学是知识，但并不是“形而上”的“知识论”；只有哲学的知识论，而无所谓“科学的知识论”。
（7）关于“科学以外之知识（一名科学之限界）”张君劢在这里划定“科学之界限”，以求“科学以外之知识”；限定认识论的“真”，确立价值论的“真”。
他引证英国生物学家托摩生的话，以说明在科学认识之外还有三种“真”以及求“真”的途径：
哲学（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美术（艺术）。
（8）关于“玄学在欧洲是否‘没有地方混饭吃’”张君劢在这里列举若干事实，称欧洲最近二三十年的思潮可以叫做“新玄学时代”。
（9）关于“我对于科学教育与玄学教育之态度”张君劢对科学教育的流弊进行了批判，但也并不完全赞同社会改造派之教育，而是指出两者各有偏颇：
“吾以为教育有五方面：
曰形上、曰艺术、曰意志、曰理智、曰体质。
科学教育偏于理智与体质，而忽略其他三者。
社会改造派之教育，偏于意志与牺牲精神。
”他认为，在现有科学教育基础上还应该加上“玄学教育”，包括三条：
形而上学（超官觉超自然的条目），艺术，自由意志。
（10）关于“我对于物质文明之态度”张君劢进一步申诉了他关于西方为物质文明、中国为精神文明的观点，对“物质文明”的西方列强那种科技立国、工商立国的政策及其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批判，告诫国人不要重蹈覆辙，而应“别寻途径”。
（11）关于“我对心性之学与考据之学之态度”张君劢对传统的“汉学”（考据之学）、“宋学”（心性之学）的优劣得失进行了比较：
他认为中国的汉学与宋学之争，同欧洲的经验派/唯物派与理性派/唯心派之争，是“人类思想上两大潮流之表现，吾确信此两潮流之对抗，出于心同理同之原则”，因而是可比较的。
他以列表的方法，对中西两大派思想潮流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说：
“关于自然界之研究与文字之考证，当然以汉学家或欧洲惟物派之言为长”；“其关于人生之解释与内心之修养，当然以惟心派之言为长。
”
（12）关于“私人批评之答复”他再次申明其思想上的“立脚点”：
“
（一）知识以觉摄与概念相合而成。
（二）经验界之知识为因果的，人生之进化为自由的。
（三）超于科学之上，应以形上学统其成。
（四）心性之发展，为形上的真理之启示，故当提倡新宋学。
”
2．论战的展开与深入
就在丁、张激战的时候，思想界的一员宿将梁启超出场了。
5月5日，他写了一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8）。
这篇“宣言”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其一，“这个问题（即“人生观”问题）是宇宙间最大的问题。
”其二，“这种论战是我国未曾有过的论战”；“替我们学界开一新纪元”。
这充分表现出梁启超的敏锐。
科学派继丁文江之后第一个出场的，则是大名鼎鼎的胡适。
5月11日，胡适在上海写成《孙行者与张君劢》，发表于《努力周报》（9）。
他把张君劢比做孙悟空，而把“赛先生（科学）和罗辑先生（逻辑）”比做如来佛；认为玄学纵有天大的本领，也跳不出科学的掌心。
胡适此文开其端，科学派对玄学派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其中，科学派主将丁文江的《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10）是最值得注意的。
此文从八个方面反驳张君劢的批评：
（1）批评了张君劢的“反进化论”的“现在主义”。
（2）反驳了张君劢的“人生观”定义：
如果“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的物同人的观察、主张、要求、希望。
范围既然这样广，岂不是凡有科学的材料都可以包括在人生观里面？
因为那一样科学不是我对于物同人的一种观察，一种主张？
”（3）指责张君劢对科学有两大误解：
“君劢对于科学最大的误解是以为‘严正的科学’是‘牢固不拔’，公例是‘一成’不变，‘科学的’就是‘有定论’的”；“君劢对于科学第二种误解是把科学的分类当做科学的鸿沟。
”（4）为其“存疑学者的态度”申辩：
“无论遇见甚么论断，甚么主义，第一句话是：
‘拿证据来！
’”（5）继续宣讲其“科学的知识论”，其要点有三：
其一，“这种知识论是根据于可以用科学方法试验的觉官感触”；其二，“以感觉为知识的原子，有许多心理学的证据”；其三，“我们现在是就知识论知识，没有把情感计算在内”。
（6）说明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因为它们的“材料”（对象）同为心理“现象”，它们的方法同为经验“归纳”。
（7）批驳张君劢所说”科学以外之知识”，指出：
“他把美术宗教当做知识，不但学科学的人不承认，恐怕学美术的信宗教的人也未必承认的。
”（8）丁文江第一次明确给“人生观”下了一个定义：
“一人的人生观是他的知识情感，同他对于知识情感的态度。
”“知识情感”这个短语很令人费解，从他的上下文来看，他认为“情感是知识的原动，知识是情感的向导”，则所谓“知识情感”似乎指在知识规束下的情感冲动。
后来丁文江又于6月5日作了一篇短文《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发表于《努力周报》（11）。
此文除附了一个长长的书目以外，主要就是“答林宰平”，指出：
“他说玄学就是本体论，张君劢所讲的人生观与玄学无关，我却不能承认。
”“宰平先生要我给玄学下一个定义。
我就斗胆地说：
‘广义的玄学是从不可证明的假设所推论出来的规律’。
”
除胡适、丁文江外，这一阶段科学派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大致如下：
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12）提出：
“人生观成不成科学是一事，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又是一事”；“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事，而科学的人生观却是可能的事。
”其一，科学可以“间接”“改变”人生观；其二，科学可以“直接”“造出”人生观。
章演存发表于《努力周报》的《张君劢主张的人生观对科学的五个异点》（13），是直接针对张君劢“人生观”演讲中所列的人生观与科学的五点区别而发的：
（1）一方面，“不能说科学纯为客观的”；不过，客观的“原则还是存在”。
另一方面，“人生观里最不容易统一的，就是一种情感作用”，但是“要能分析到和没有情感一样的地步，原则也一定还是存在。
庄子说，‘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这就是去求人生原则的方法。
”
（2）认为张君劢所谓“直觉”也还是“意见”，因而不能施之以科学的“论理”。
（3）指出：
“张君没有告诉我们人生观是全体的——不能分割的理由。
”（4）指出张君劢的一种“自相矛盾”：
他所举古今中外伟人及他自己的人生观及其表现都是有动机和理由的，“动机和理由就是因，他们的人生观就是果。
”（5）指出张君劢的“人生观”“是从张君‘皆以我为中心’一句话产出来的”；“张君要是换句话说，‘凡此九项，皆以“真”为中心’，这个是非立即就解决了。
”
朱经农《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14），从八个方面对张君劢提出质疑：
（一）既然人生观为文化转移之枢纽，而文化又有有益有害之分，此有益有害即是文化之是非标准，也即人生观之“是非标准”；凡有益者采之，而有害者除之，此存革取舍，即“方法”；由人生观之是非，而有文化之是非，此即有其“因”，则有其“果”。
（二）张君劢既说人生观无绝对之是非标准，又说人类目的避恶向善，此善与恶，正是“是非标准”。
（三）指出了张君劢的一个严重混乱，就是把“无公例可求”的“人生观”归入哲学，又把哲学归入了所谓“精神科学”范畴，而又承认精神科学是有公例可求的。
（四）对张君劢关于“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物质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划分提出质疑。
（五）批驳张君劢关于科学的“金科玉律”、“一成不变”的说法，捍卫丁文江关于科学“日进无已”、“前程不可限量”的思想。
（六）质疑张君劢的“纯粹心理”概念，并指出他以“顷刻万变”来证明其不为科学所支配的谬误。
（七）揭露张君劢的矛盾：
既云“人生之所谓善者皆精神之表现……其所谓恶者皆物质之接触”；又云“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皆属之”（包括父母、妻子、国家、社会等等）。
可是人谁不接触父母妻子，这岂非说人人皆必陷于恶？
（八）指出了张君劢的另外一个问题，即把中国文明归结为“精神文明”，而把欧洲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进而指出，任何精神文明都是要受物质文明的制约、尤其是受物质自然环境的影响的。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共收入唐钺五篇文章。
第一篇文章《心理现象与因果律》（15）开宗明义：
“我这篇文章的主意，在说明一切心理现象是受因果律所支配的。
”他强调：
“因果律是从经验得来的。
”第二篇文章《“玄学与科学”论争的所给的暗示》（16），与梁启超那篇《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性质相当。
第三篇文章《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
》（17）是针对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中的论点而发的，认为，梁文以为情感如“爱”和“美”是“神秘”的，也就是不可分析的；但事实上爱与美之情感也是可以分析的。
第四篇文章《科学的范围》（18）是针对林宰平对丁文江的质疑，解释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
天地间有人，我们就有人类学、人种学、人类心理学等。
天地间有鱼，我们就有鱼学。
天地间有艺术，我们就可以有艺术学。
天地间有宗教，我们就可以有宗教学。
说艺术宗教的科学的研究是科学，不是说艺术宗教就是科学，同说鱼的科学研究是科学，不是说鱼就是科学一样。
”最后一篇文章《读了〈评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后》（19）是针对范寿康的驳议而发的抗辩，坚持“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全部”。
心理学家陆志韦的《“死狗”的心理学》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0），指责丁、张两家都在大谈心理学，却都不懂心理学。
王星拱作了一篇题为《科学与人生观》的文章，与后来出版的论战文集同名，发表于《努力周报》（21）。
与丁文江一样，王星拱也是个马赫主义者。
王文贯彻了他的“科学”立场：
“依科学去解释生命问题，应该叫做‘人生之科学观’”，即对人生的科学认识；“依科学态度而整理思想，构造意见，以至于身体力行，可以叫做‘科学的人生观’”，即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之上的人生态度。
结论：
“科学是凭借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
”
《科学与人生观》书中收入了一篇署名为“穆”的文章《旁观者言》（22），文中标举“科学家的人生观”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对于事实之平等观”；三是“条理密察”。
吴稚晖以嘻笑怒骂的文笔作了一篇《箴洋八股化之理学》，发表在《晨报副刊》（23）。
认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正是科学和物质文明。
另外，在“附注”中，他对中国的“国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
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
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
吴稚晖同时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长文，题为《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24），洋洋6万余言，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自称：
“吴稚晖拼命做这文章，鼓吹物质。
”在他看来，人生不外乎三件事：
“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
”要把这三件事办好，都需要科学与物质文明。
他在文中表明了七个“坚信”：
“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后人”；“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
恶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
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亦进恶亦进”；“我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之疑难，亦愈易解决”；“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结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学解说。
”表达了坚定的科学主义立场。
面对科学派的攻势，玄学派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发起反击。
其间尤可注意的是，张君劢又在中国大学发表了一次演讲《科学之评价》（25）。
提出，人生在世，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
形上、审美、意志、理智、身体。
除身体外，前四者是心灵的问题，分为两个层次：
形上、形下。
形下又分两个方面：
情意（审美、意志）、理智。
科学主义注重于身体和理智，忽视了形上和情意。
此时，那位“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也披挂上阵来，并成为玄学派的另外一员大将。
他于5月23日作《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26）。
这篇文章要义有五：
（1）对“人生”、“人生观”的界说：
“人类从心界物界两方面调和结合而成的生活，叫做‘人生’。
我们悬一种理想来完成这种生活，叫做‘人生观’。
”
（2）对“理智”与“情感”的分辨：
“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
此外还有极重要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
”（3）肯定科学的作用：
既然人生观如张君劢所言的基于“观察”，“观察离得了科学程序吗？
”即便人生观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
”（4）对科玄双方都提出了批评：
“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因为“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
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
”（5）最终却落脚到对情感与自由意志的歌颂。
“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
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
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一部人类活历史，却什有九从这种神密中创造出来。
”“‘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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