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文化的现实含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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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文化的现实含义
“关公”文化的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
“关圣帝君”神像（福建晋江）张晓理/CFP
2011年9月12日,中国邮政发行《关公》特种邮票1套2枚及小型张1枚。
这是小型张邮票《关公像》。
牛书培/CFP
胡小伟: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著有《中国文化研究·关公信仰系列》
刘世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社会学系教授
赵士林:
民族大学宗教文化学教授、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关公形象和文化在流传的千百年间,深受普通百姓、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的共同拥戴。
关羽从一位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逐步发展为圆融三教、和睦民族、覆盖全社会、延伸海内外的忠信义勇化身,一个中华民族广泛认同和崇拜的符号。
面对关公文化这样一份沉甸甸的遗产,在今天我们倡导建立和谐诚信的社会行为规范的进程中,可以从中汲取怎样的营养?
关公文化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比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孝悌文化有更丰富和现实的内涵,因而在今天应予以特别重视
胡小伟: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人流物转,公共空间极大拓展。
关公文化在更复杂的社会关系方面,比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孝悌文化有更丰富和现实的内涵,因而在今天应予以特别重视。
义,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基石。
古人云: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
忠义、义勇、信义……义,几乎可与所有的道德观念词汇连接组合,和其他良好行为规范之间也有很强的组合性、连带性。
文化建设要应对变迁的现实。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频率和诚信需求远超古人。
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延绵不断、兴旺发达的道德文化遗产,汲取其中的养分,有利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
刘世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套基于血缘、家族的规范体系。
但当人们的活动超出了家族系统,遵循何种规范呢?
这时,“义”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义”是跨越家族体系的,是在非血缘关系人之间甚至在陌生人之间通行的规范。
这种超越血缘关系规范的、调节更大范围社会群体行为的规范,是建立和谐友好、诚信稳定社会的基础,因此,是目前亟须倡导和深入研究的。
对“义”的演变和扩散的研究,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是怎样智慧地维系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
在唐宋时期,“义”这种行为规范被推到前所未有的地位,而那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一个繁荣时期,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
义,是关公文化中拥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决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范畴。
对关公崇拜和“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现实意义,在学术上也颇有潜力
胡小伟:
从理论上讲,“义”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就提出来了,历经三千年不衰,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义字当头。
在不同时代,对“义”有不同的语言阐述,但语意核心从未变化。
董仲舒《春秋繁露》提出“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
”用“仁”说明彼此关系宽容;繁体“義”字下有个“我”,可以看做自制、自律,实际上与18世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中“利他”主张近似。
唐中叶后随着茶瓷交易盛行,社会流动性增大,“义”、“谊”混用,凸显了非血缘或乡邻之间的情义。
宋代面临多国并立,实际上已出现“国家民族”概念,开始提升为家国担当的“忠义”。
“义”的概念也随之扩大,包括“同心合志”、“与众共之”等。
历代不断诠释,使“义”的观念贯彻始终,内涵外延也不断扩展,逐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基石之一。
赵士林:
“义”字历史悠久,含义丰厚。
义,不仅涉及个人的做人标准和与他人的关系,还涉及义和利的关系。
义,是关公文化中拥有最高道德含金量的决定元素,它是儒家除了“仁”之外最重要的道德范畴。
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出“义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意思是人没有什么非要去做,也没有什么不能去做,唯一的标准就是一个“义”字。
到了孟子,则有“舍生取义”: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
刘世定:
对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关公崇拜和“义”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现实意义,在学术上也颇有潜力。
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谈到源自中国社会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都知道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差序格局”。
运用这个概念,费孝通教授刻画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结构特征。
如果从“差序格局”的具体社会文化内涵来看,则其基础是基于血缘的家庭、家族关系。
关公身上所代表的“义”,超越了血缘家族关系,成为调节更广泛社会关系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差序格局”的原初内涵所刻画的内容。
对这种规范,学界的研究就不像对“差序格局”那样多,也少为国际学界所知,这个方面还应有更深入的探讨。
关羽何以首先成为常年流动性群体,如军队、商人、文士、漕帮等尊崇备至的主要因素——每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个义士:
“以仁治人,义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刘世定:
政府在推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其推崇的文化理念、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应该是知识分子认同、老百姓熟知,并能唤起集体清晰记忆的某种具象相衔接的。
只有这样,文化建设才能起到和谐社会、繁荣经济、强盛国家的作用。
而关公文化以及和他相联系的“义”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孔子、孟子都有理论著述流传至今,但关公没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实践者,他是用行动阐释“义”。
这样,他的影响力反而超过所有人并流芳百世,到处都是关羽的故事和传说,形象和庙宇,成了全世界为数不多的没有做过一天皇帝,却被后人尊称为“帝”的人。
胡小伟:
关帝庙在中国可以说不计其数,有几十万座,史料记载“城乡多有,不可胜载”。
北京通县,单是民国时期把关帝庙改成学校的就有103座。
由此可见关公和他的“义”,是最有群众基础和最具有具象特征的。
关公与异乡异姓之刘、张“恩若兄弟”,几经离合、备尝艰辛却同生共死的一段经历,不仅是文学艺术作品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很多关公崇拜者、信奉者的榜样和楷模。
因为这样的关系要诀,是历朝历代流动社会公共空间中最为需要的。
因此,它逐步演化为一种从普通百姓到上层官员,包括所有流动人口都敬仰效仿的接人待物的态度,成为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也是关羽何以首先成为常年流动性群体,如军队、商人、文士、漕帮等尊崇备至的主要因素——每人都希望合作者、同路者是个义士:
“以仁治人,义治我”,懂得“利他”和自律的人。
对社会的制度建设,仅设计好的正式制度是不够的,必须深入研究社会中通行的非正式规范,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刘世定:
一个国家的运行状态与制度体系有密切的关系。
当代制度研究发现,作为约束和激励人们行动的规则、制度,不仅包括通过国家力量来界定和推行的典章化的正式制度,也包括渗透于人们日常行为中的非正式规范,包括道德、信仰、习俗、禁忌等。
制度运行的后果是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的合力决定的。
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正式制度和被社会成员广泛尊崇的非正式行为规范的关系。
如果它们之间的关系协调,那么社会运行就比较和谐;如果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紧张,乃至存在严重的冲突,那么,社会运行当然就不会和谐。
所以,要进行给社会带来繁荣与和谐的制度建设,仅仅设计好的正式制度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地研究社会中通行的非正式规范,并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正式制度可以通过政治和国家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制定出来,但它能否有效实施,会受到非正式规范的影响。
而非正式规范不可能通过国家力量的短期推动而迅速改变,它是通过广大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积累、世代相传、耳濡目染,逐渐演化的。
“义”这种社会规范就是这样在社会历史中演化的。
非正式规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常能弥补正式制度的不完备,乃至矫正不恰当的正式制度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不止一次看到,当正式制度发生崩解的时候,非正式规范在社会整合方面展现出其异常强韧而深远的力量。
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磨难,非但未解体反而日益发展。
非正式规范包括“义”在其中的作用特别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
胡小伟:
回顾18世纪以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会发现不仅先发展的国家强化了民族意识,新兴国家如美国虽然缺乏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样强调历史人物榜样,树立“爱国主义”典范。
榜样及其价值体系正是任何国家学说都注重的核心论题,也是形成民族凝聚力不可动摇的基石。
赵士林:
每个民族的价值体系都会涵盖个人品德及公共道德空间,在长期历史文化的演进中逐渐累积形成,以当今民族学视野来看,道德/价值体系是以宗教或相关共同信仰信念为其表达形式,是以个人勤劳诚信为基点,向家庭亲族、邻里小区、行业社会逐步扩展的公共道德范畴,包含和平发展中的相守相友、见义勇为、和衷共济、扶危济困,灾害战乱时的同心同德、奋不顾身。
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儒家的“修齐治平”,“道之以德”,墨家“一人之义”到“万人之义”,一直到理学致力“伦常日用”,包含关公信仰中概括出来的“忠义节烈”、“仁智义勇”等国人耳熟能详的格言警句、历史故事、人物榜样,就是唤醒“共同记忆”,增强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纽带。
关公文化和信仰在历史上还曾通过宗教和史诗双重途径,远播到蒙、藏、满等多个民族和周边国家地区,至今遗存仍很多。
我认为关公不仅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各民族崇敬的历史人物,也是民族和睦安康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从中汲取扬弃后的营养,在理性精神的防火墙前可适当重塑这一英雄人物。
但在今天,更多的恐怕还是要靠当代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以及社会公民公德意识的培育。
这是一个法治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双重过程。
（本报记者梁若冰本报实习生苏墨对本文有贡献）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玉洁《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
和谐社会的建立和持续需要有诚实守信、互助帮扶、见义勇为的社会小环境作为基础。
这种社会小环境的形成,需要对每个公民进行良好的社会行为规范教育。
现实社会环境和榜样人群的影响力,往往超过呆板的课本教育。
中国当代的榜样宣传已经很多,但历史上的一些被大家所熟悉并世代相传、很有影响力的英雄人物,譬如以忠义著称的关公,至今仍有着独特的魅力。
因此,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今人加以不断挖掘、研究和宣传,从中汲取精神营养
改革开放几十年,社会结构等各个方面发生了较大变化,人们的着眼点更多地放在经济的发展和利益分配上。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容易忽略内心反省和个人修为。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道德,是从深厚的历史积淀中浮现出来的,诸如忠义诚信等方面的道德建设,也需要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求资源。
从这些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体系、文化形象着手,会丰富我们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并更易理解和实行。
廉租房分配关键是约束权力
胡印斌《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西兴县近年来房价飞涨,群众购买商品房改善居住条件越来越难,2010年好不容易盖起了93套廉租房,但“建而不分”,白白闲置近两年。
为什么分不下去?
兴县房管中心主任解释称,要房子的人太多了,目前有300多户申请要房子。
他表示,听说太原市的公开摇号经验成熟,近期将去取经,回来后形成方案。
（《京华时报》1月18日）
住房困难的百姓望房兴叹,而建成近两年、完全具备入住条件的廉租房,却不能及时分到百姓手中,此种怪现状能够出现,一方面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政府的公信力也在民众的翘首期盼中损耗,殊为不智。
其实,廉租房的分配从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如何有效约束权力的问题。
兴县已经建好的廉租房有93套,希望分房的有300多户,这样一个接近一比三的比例并不算特别悬殊,如果拿到北京、上海,甚至是省会太原这样的大城市,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比例了。
只要申请标准明确具体、程序设计合理合法、遴选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地分配下去,似乎并不存在天大的难题。
毕竟,相对于有意向的住户而言,房源并不算少,摇中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然而,原本应该正常“走程序”的事情却难以下手,显然还有深层原因。
兴县房管中心主任为什么会认为“压力太大”?
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要房的人许多是房管中心主任得罪不起的人物,各种权力介入,导致局面复杂不好分。
本来就僧多粥少,更不要说来讨粥的不乏大有背景和关系的人了。
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房子自然分不下去,只能拖下去。
至于拖到什么时候,僵局如何打破,很难讲了。
某种程度上讲,兴县目前的不分配状态似乎并非最坏的结果。
可以设想,如果房管中心顶不住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草草地将当地历史上唯一已建成的廉租房分配下去,很有可能成为各种权力、人情关系的祭品,而真正需要政府帮助的中低收入人群恐怕依然与房子无缘,那样的话,其客观社会效果显然比建好不分更坏。
在国内的一些地方,这样的先例并非没有。
因此,兴县廉租房建而不分固然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却也避免了草草分配产生的社会不公,也就是说,此时还有约束权力的可能。
相反,一旦丧失了公平,分房效率将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当然,这样拖着肯定不是办法,接下来,兴县还是应该从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出发,参照国内其他地方的成熟做法,让这些廉租房及早发挥作用。
而舆论和媒体的介入,正是约束权力的一个契机。
加大问责“无为”干部
《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
本报讯（记者邢兆远、李建斌）“对一些‘太平官’、‘无为者’来说,虽不像‘贪官’那样直接吸食民脂民膏,但他们在其位却不谋其政,同样损害的是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和形象。
”山西省晋城市委常委、纪委书记于若洁在全市干部纪律作风集中教育整顿大会上提出,在严查干部纪律“五不准”的同时,要针对懒、散、软、拖等突出问题,加大履职监督问责力度,让“庸官”、“太平官”、“无为者”脸上挂不住,“位子”坐不稳,“乌纱”戴不长。
于若洁说,干部“无为”,贻害无穷。
解决干部“无为”问题,一要树立治政从严的问责理念,切实在工作力度上下真功。
强化“有错是过,无为也是过;有错要问责,无为也要问责”的理念,严格界定“无为”的具体情形,从严问责,有效问责。
二要倡导以德为先、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积极在成果运用上出实招。
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充分运用问责成果,将问责处理与干部升降、调整交流、评先评优等切实挂钩,做到处理一人,教育一片。
三要展示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在干部管理上动真情。
一方面,对“无为”干部从严问责,决不姑息迁就;另一方面,对被问责的干部循循善诱,促使其正确对待,知耻后勇,奋发图强。
让农民找到文化自信
《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2版）
本报讯（记者马跃华）不久前,福建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垵炉村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称号,这是该村继2009年被评为“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以来获得的又一全国性殊荣。
厦门同安区五显镇垵炉村书记颜文守对记者说: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更需要让农民找到文化自信,进而将精神文明建设转化为农民的自觉行为”。
颜文守说,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价值取向、文化认同趋于多样化。
多元、多变的农民思想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受到的冲击更为凸显。
这就容易导致农民迷失自我,渐渐丢掉优秀传统文化,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东西,滋长不正之风,影响和谐。
颜文守认为,纵观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做得好的地方,不外乎该地方都形成了浓厚的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道德氛围,表现出极强的向心力。
这就是文化自信的表现。
关于如何帮助农民找到文化自信,颜文守认为,关键是要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首先,只有发展具有独特的、地域的文化,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因此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只能强化而不能弱化。
可以根据农民的“口味”,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
其次,我国改革开放的宝贵文化资源也要用起来。
现代文化可以满足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在方式上可以多多鼓励农民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自己的文化。
“以药养医”没了，医患矛盾小了
——经济学家李玲谈安徽医改经验
《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04版）
2009年以来,安徽省创造性地落实国家医改政策,在一个人口相当于欧洲国家的中部大省,率先实现了基层医疗卫生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建立了全新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就像当年小岗村为经济改革闯出了新路一样,今天的安徽医改又为我国社会建设探索出新的道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2011年7月,李玲和12名学生赴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等地进行为期12天的调研,分三路共走访34家医疗机构,同60位身处各种岗位、经历这次医改全过程的同志进行了访谈,对数百位医务人员和群众进行了问卷调查。
突破“最难啃的硬骨头”
改革前,安徽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主要靠卖药维持运行,药品购销不正之风盛行,过度用药和不规范用药普遍,医务人员价值观念扭曲,群众负担很重。
“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变革旧体制,建立新机制。
具体说来,就是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为抓手,建立公益性的管理体制、竞争性的人事制度、激励性的分配制度、新的药品招标采购制度,并确保财政补偿到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和运转费用由政府补贴。
”李玲解释说。
为了啃下这块医改中“最硬的骨头”,安徽的做法可以用“大刀阔斧”来形容。
例如,安徽省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实行竞争上岗、全员聘用,全省妥善分流了2.1万名无资格、无职称、长期不在岗人员。
再如,在基层推进药品采购供应制度改革,建立招采合一、量价挂钩的省级招标采购新机制。
“这一做法,将大量小、散、乱的药厂挤出了市场,切断了药品流通环节的利益链,挤出了流动环节的大量水分,降低了药品价格,也因此触动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不过安徽省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坚持推行了这项改革。
”李玲介绍说。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从李玲等人调研的8家卫生院看,2011年上半年,次均门诊费同比下降22.1%,次均住院费下降10.1%,最大降幅达49.67%。
医务人员非正常创收的渠道被切断了,用药行为也日趋规范,管理得到了加强。
来安县一家卫生室今年1月未执行药品零差价,多收药费4527.2元,在上级督查之后逐家上门退还并道歉。
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互相促进
安徽医改的意义不仅限于医改本身,对社会建设也有标志性意义,这是李玲如此关注安徽医改的原因之一。
十七大把社会建设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起来,这是一个重大的创新。
医改方案提出建设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目标,这是首次把公共服务提到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高度。
“安徽医改的意义就在于,在基层建成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框架,找到了破除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路径,这一点无论对医改,还是住房、社保等其他社会事业改革,都具有借鉴意义。
”李玲强调道。
“安徽医改能成功,就在于全省上下都认识到,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并不能自动带来民生改善,不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反而会损害民生。
过去基层卫生院盈利能力也很强,药厂利润也很高,但是这同维护人民健康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李玲说,以前自己在很多地方调研时,发现地方领导还是喜欢谈经济、谈项目,对教育、卫生等民生问题谈得不多;然而在安徽,除了医改和卫生系统的干部外,还有一大批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和许多非卫生部门的领导,说起医改来如数家珍,对每一个细节都十分了解。
“当全局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安徽省正确处理了两者的关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因此,他们才能坚定地取消药品零差率,改革药品购销制度,增加财政支出。
”李玲说道。
探索社会建设的规律和路径
社会建设同经济建设规律不同,安徽不仅扭转了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而且探索了社会建设的规律和路径。
加强社会建设,要摈弃“唯GDP论”。
“医疗、住房在许多国家都是社会政策,以保障基本需求为目标,如果过度强调经济属性,就会导致费用上涨,影响人人享有基本保障。
”李玲说,安徽医改开始时,有些医务人员不理解,有些长期相信广告药、习惯去大医院就医的患者也不理解,但是经过宣传教育,患者就医行为变得更加理性,“这也是医改的成效”。
加强社会建设,要以社会效益为导向建立激励机制。
安徽医改后,医务人员从“以药养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精力放在公益性服务上,医患关系自然和谐了。
李玲强调,“解决医患矛盾问题,核心是消除医患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
”
加强社会建设,要更加重视统筹兼顾、顶层设计、综合改革。
“福利制度是有刚性的,一旦顶层设计不好,将来很难再改。
”李玲认为,安徽医改在实施过程中出台了“一主、三辅、五配套、两意见”等一系列措施,开展了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先在32个县进行试点再全面推开,改革范围涵盖服务、药品、保障、监管、财政等各个领域,充分体现了统筹兼顾和顶层设计的思想。
加强社会建设,还要充分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监督。
安徽医改推进过程中,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用解剖麻雀的办法,摸清了卫生院的真实药品加成率,还借助审计师事务所等第三方,对卫生院财务状况进行了详细摸底。
（本报记者张蕾）
改造思维模式提高国民素质
《光明日报》（2012年01月20日 07版）
楚渔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二版
编者按 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到2020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标中，有一条是公民素质明显提高。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不断开创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的新局面。
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离不开国民的高素质。
如何提高国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与提高国民素质有何关系，一本从哲学角度探讨国民素质的图书《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报邀请有关专家对此进行解析。
素质取决于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 王强华
思想界有一个长期被忽略的基本问题，物质决定意识的常识让我们遗忘了另一个常识：
人也是物质。
人改造世界的主观意愿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从改造世界的客观条件来看，人也是物质，是其他物质条件的主导。
因此，人具有双重属性：
人本身的物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意识性。
和其他客观物质条件相比，影响社会进步的根本因素是人的因素，而不是体制、文化、自然环境等别的客观物质条件，这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并不矛盾。
因此，把人的作用放在推动社会进步的首要地位，和唯物主义的基本哲学观并不矛盾，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惊人的事实。
在相似甚至雷同的客观环境中，素质不同的人做事的结果迥然不同。
因此，在承认客观环境影响的有限性的前提下，要改造好世界，必须先改造好人。
那么，如何改造人，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国民素质？
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人不比西方人智力差，我们学习知识的能力不比西方人低，但是，我们的理论抽象水平和创新能力跟韩国、日本、以色列这样的国家相比，差距是明显的。
现代科学建立后，从经典力学到相对论，从拓扑学、模糊学甚至到元素周期律，绝大部分的公式、定理、定律等抽象理论，都罕有中国人的贡献；现代工业的核心技术，我们都是模仿的多，自创的少。
这是我们的思维缺陷造成的，体制、文化的影响只是思维模式这个根本因素之外的其他重要因素。
国民素质亟须大幅度提高，我们才有赶超世界的可能；而国民素质是否提高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是否有科学理性的思维习惯。
把国民劣根性所表现出来的错误思想归结为历史环境和文化曾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思维习惯总是把事情的成败归咎于客观环境而缺少自省，失败了总是找别人的理由，找环境的理由，这种陋习让我们无法实事求是、无法孜孜不倦探索真理。
这种思维上的缺陷，严重影响审美和文化的健康扬弃，导致国民素质很难大幅度提高。
根本因素是思维的习惯和定势
中国社科院思维科学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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