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仲裁在我国金融仲裁机制中的引入分析图文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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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１００１—１４８Ｘ（２０１１）０６—０２０７—０６

临时仲裁在我国金融仲裁机制中的引入分析

王莹丽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９）

摘要：

我国临时仲裁机制的缺失带来了种种弊端，作为完善路径的选择，我国可以采用“试点方式”逐步将临时仲裁机制引入仲裁体系。

当前金融仲裁方兴未艾，金融纠纷解决的特性及其对临时仲裁的需求，使得金融仲裁成为进行临时仲裁“试点”工作的适当领域。

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可从临时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与基本原则、仲裁协议内容与效力、仲裁员选任与监督、与仲裁机构的支持及法院对临时金融仲裁的监督等方面进行。

关键词：

仲裁机制；临时仲裁；金融仲裁；临时金融仲裁中图分类号：

ＤＦ４３８文献标识码：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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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５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下简称《仲裁法》颁布实施以来，学界关于我国应否确立临时仲裁制度的争论就未曾停歇过。

赞成者认为临时仲裁有种种程序优势，应该赋予其明确的立法地位；反对者则认为我国目前尚不具备施行临时仲裁制度的条件，临时仲裁应该缓行。

随着经济的发展，临时仲裁制的缺失给我国带来了种种负面影响，引入临时仲裁制度也已成为主流观点。

然而，该如何引入这一制度？

应否采取诸多学者主张的将临时仲裁制度直接纳入《仲裁法》的“一步到位”策略？

是否可以通过“试点”模式逐步推进？

本文将结合我国方兴未艾的金融仲裁制度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有益于我国仲裁制度的不断的健全与发展。

一、我国临时仲裁机制的缺失及其完善路径

（一）我国Ｉ临时仲裁机制的缺失临时仲裁（ａｄ

ｈｏｃ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又称特别仲裁，

作为现代仲裁制度的鼻祖（黄进、宋连斌、徐前权，２００２；ＧａｒｙＢ．Ｂｏｒｎ，２００９）其与随后发展形成的机构仲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一道，构成仲裁的两种基本形式。

在临时仲裁中，仲裁的各个方面包括仲裁员数量及选定、仲裁程序、仲裁地、仲裁适用的实体规则等均由当事方合意确定，最大程度实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其也因此被称为是一种“量体裁衣”（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Ｂｕｈｒｉｎｇ—Ｕｈ—

ｌｅ，２００６）的仲裁形式。

在各国主要常设仲裁机构数量多达１３０多个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作者简介：

王莹丽（１９８４一），女，河南洛阳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经济学、金

融法学、法律金融学。

．

商业研究

２０ｌＩ／０６

今天，临时仲裁仍在效率、费用以及灵活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各国争端解决机制中继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仲裁制度中也均涵纳了临时仲裁机制，在希腊，葡萄牙等少数国家，临时仲裁甚至成了主要的仲裁形式。

此外，在关于仲裁的国际法规范中，如１９５８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１９６１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条约》、１９７６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以及１９８５年《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也均对临时仲裁进行了规定，特别是后两个仲裁示范规则更是在其条文中明确指出，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临时仲裁提供示范模本，供临时仲裁当事方参考使用（ＡＩＡ，２０１０）。

因此，可以说临时仲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性质的

争端解决中，均是一种广为应用的仲裁形式。

然而，情况人挥司法监督的主性的同时，制度市场化的创新举措，而且较之上述临时仲裁的广泛运用，我国现今的仲裁体系中仍未建立临时仲裁机制。

虽然《仲裁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构建我国仲裁体系的基础法律规范，并未明确限定仲裁只指机构仲裁，但上述基础规范中关于仲裁协议必须包含选定仲裁委员会的规定，实质上变相排除了临时仲裁在我国的运用。

即我国在立法上对仲裁进行了片面理解，忽视了临时仲裁在仲裁制度中的应有法律地位，从而造成我国仲裁机制成为一种跛脚机制。

这不仅使得我国作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缔约国，在承认临时仲裁时造成对内对外不公的双重标准情况，也挫伤了商事活动当事方在我国进行以仲裁解决纠纷的积极性，既不利于涉外商事活动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仲裁赢得有有益的国际声誉。

此外，当前各国机构仲裁制度“仲裁诉讼化”趋势严重，当事人常感觉“只是换了个地方进行诉讼”（小岛武司，２００１），并未体会到仲裁和诉讼的本质不同，临时仲裁的缺乏加深了大众对仲裁的片面误

解，也影响仲裁制度的推广适用。

（二）我国ｌ临时仲裁机制缺失的完善进路选择事实上临时仲裁机制的缺失所带来的弊端远不止于上述内容，将临时仲裁机制纳入我国仲裁争端解决体系，无论是在学界还是实践部门已是一种多数的共识。

但问题是如何引入临时仲裁制

度，切实发挥临时仲裁制度的应有作用以有效优

化我国现行的仲裁机制？

对此，国内绝大部分学者主张“临时仲裁制度直接人法（仲裁法）”，从而将临时仲裁普遍运用到市场活动的各个领域（谭兵，２００５）。

然而，笔者认为“直接入法”的做法欠妥。

首先，虽然作为之前阻碍我国建立临时仲裁

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大为改善，但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社会信用制度，建立成熟的临时仲裁制度仍然缺乏外部良好环境（李广辉，２００４）。

其次，统一的临时仲裁制度相关保障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如严格的仲裁员管制制度。

再次，我国市场活动各个领域对于临时仲裁的需求并不一致，有些领域对于临时仲裁的需要由于其他争端解决方式的存在如调解制度，没有引进

临时仲裁的急迫性。

我国可以“试点方式”逐步确立Ｉ临时仲裁制度，与司法改革在某些地区率先开展制度试点工作一样，在局部领域率先引入某些法律制度也是各个国家尊重法律、谨慎立法的惯常做法。

这表面上看似造成了权利的不平等，实际却是为了更好的保护相关权利的长远考虑。

临时仲裁机制的成熟，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且对制度环境要求较高。

如发达国家成熟的临时仲裁制度历经百年才发展至今天一样，我国临时仲裁制度的确立也不能一蹴而就，而应循序渐进。

直接人法未知因素较多、风险性较高，故而可以通过局部试点的方式，现实检验我国构建临时仲裁制度的运行情况，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推进，直至其成熟、全面人法。

因此，逐步确立临时仲裁制度的首要之举是寻找合适的试点领域，以点带面逐步累积经验，以局部引导整体营造临时仲裁在我国应用的制度环境。

在试点工作上，我国当前快速发展的金融仲裁领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二、我国仲裁机制的新发展：

金融仲裁我国仲裁机制虽因未纳入临时仲裁而成为一

种跛脚机制，但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市场纠纷日益增多且更为专业化趋势的推动下，我国仲裁服务也在不断扩展其纠纷解决市场，特别是在较为专业的领域有着突破性进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

金融仲裁机制。

金融仲裁指专门解决因金融交易发生或与此有关纠纷的仲裁制度。

我国金融仲裁最早出现于

１９９１年，但由于其时尚未制定《仲裁法》、缺乏上

位法律依据，相关部门认为此类仲裁与国家基本法律不一致最终未能有效运行。

随着我国《仲裁法》的颁布，金融仲裁亦逐步获得认可以及制度支持。

此外，加入ＷＩ＇Ｏ带来的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与繁荣，加之金融争议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等特点，我国金融仲裁逐渐从一般的商事仲裁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司金融纠纷解决的独特方式。

２００３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ＣＩ．

ＥＴＡＣ）通过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

融争议仲裁规则》（下简称“ＣＩＥＴＡＣ金融仲裁规

总第４１０期王莹丽：

临时仲裁在我国金融仲裁机制中的引入分析

则”），制定了专门的金融仲裁员名册。

《ＣＩＥＴＡＣ金融仲裁规则》标志着中国实质和形式相统一的

金融仲裁制度正式确立。

其后，在金融中心构建、

金融法制环境完善的新契机下，金融仲裁制度进入了新的发展高峰期并呈现出许多新特征：

１．机构独立化（霍洪涛，２００５）。

在金融纠纷解决专业化要求和ＣＩＥＴＡＣ示范作用下，各地仲裁委员会也纷纷设立金融仲裁机构。

２００４年４月，郑州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中心正式成立，作为郑州仲裁委员会的派出机构，对外以郑州仲裁委员会的名义工作；２００５年３月，浙江台州仲裁委员会当地银监局的支持协助下，成立了金融仲裁中心；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山西运城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中心成立；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中国首家专门解决金融商事争议的机构——上海金融仲裁院落户陆家嘴，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同时，ＣＩＥＴＡＣ天津分会也于２００８年５月创建了ＣＩＥＴＡＣ天津分会国际金融仲裁中心，以解决天津滨海新区建设过程

中产生的金融纠纷为主要目标。

另外，武汉、长

沙、重庆、珠海等地也纷纷筹建了各自的金融仲裁

中心、金融仲裁小组等内部机构，以促进金融纠纷

的解决。

２．金融仲裁规则独立化。

除了《ＣＩＥＴＡＣ金

融仲裁规则》之外，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广州仲裁委员会制定了《广州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规则》，率先

形成了第一部地方性的专业金融仲裁规则；２００７

年９月，天津市仲裁委员会通过了《天津仲裁委员会金融纠纷仲裁暂行规则》，用于专门解决金融纠纷。

上海金融仲裁院也在成立之时制定了《上海金融仲裁院金融仲裁规则》。

此外，武汉、重庆、珠海等地也纷纷制定了独立的金融仲裁规则，为金融争议的解决提供规则支持。

３．金融仲裁专业化、细分化。

各个金融仲裁机构也异常重视金融仲裁专业化的提高，积极创设金融仲裁员名册，聘任熟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专家、法律专家、资深金融从业人员担任金融仲裁员，通过人员专业化的科学设计提高金融纠纷解决的效率和公正性。

上海金融仲裁院首批就聘任市内金融从业人员、金融法学专家、金融领域的退休干部等５０余人担任金融仲裁员。

同时，上海金融仲裁院还设置了金融仲裁简易程序、银行贷款争议特别程序、保险仲裁规则等更加细分化的金融仲裁程序规则，对于更好认识和解决不同类型

的金融纠纷大有裨益。

４．我国金融仲裁国际化。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

开放度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推动，以及加入ＷＴＯ后带来的外部环境（李广辉，２００４），各金融仲裁规则都或详或略地规定涉外金融仲裁制度。

如《上

海金融仲裁院金融仲裁规则》就专设“涉外金融仲裁”一章应对国际金融纠纷。

同时，金融仲裁的许多制度设计也吸纳了仲裁的国际通行做法，比如仲裁员名册中有外籍人员、允许当事人修改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允许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

的实体法甚至友好仲裁等（Ａ从，２０１０），都体现

了我国金融仲裁制度更加强烈的国际化趋势。

虽然现今中国金融仲裁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地方根据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区域金融规划，将金融仲裁纳入其金融战略。

然而，作为仲裁机制在我国运用的创新发展，金融仲裁仍限于《仲裁法》规定未能将临时仲裁收入囊中加以利用。

这一点无论是从临时仲裁自身优质特性，还是我国金融市场内外部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图景来看（刘维奇，２００９），都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而且作为仲裁机制的创新运用，金融仲裁也是引入临时仲裁最为恰当的领域。

三、金融仲裁作为引入临时仲裁的合理领域首先。

金融市场的高度专业化以及国际化，划分了金融仲裁与一般商事仲裁制度的界限，使其具有作为临时仲裁实验田的天然优势。

从领域专属角度而言，金融市场活动专业化、细分化的特征为临时仲裁制度提供良好的保障。

当事人在具体适用临时仲裁的过程中，可以根据案情借鉴更具体的金融仲裁规则，更好的推进临时仲裁活动的顺利开展。

从金融市场发展看，加人ＷＴＯ后金融市场的开放以及国际化趋势，则可以促使金融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的良好互溶。

事实上对当事人素质及信用要求较高的临时仲裁，一般在国际纠纷中适用较多。

同时，金融仲裁制度依托的金融发

展大环境，例如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构建战略、天

津滨海新区北方金融中心构建战略等都可以为金融仲裁制度导入临时仲裁提供宽松的法律环境、便利的政策支持。

其次，临时仲裁也契合了金融仲裁的需要。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活动参与者数量的增加以及金融创新速度的加快，萌生于金融活动中的金融纠纷也呈现出数量激增、专业化、复杂化的特征。

而基于金融活动自身“时间就是金钱”的运行规律，金融纠纷的当事方也希望涉及金融交易资产的金融纠纷能够高效，从而形成了对高效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市场需求（Ａｌａｎ

Ｓ．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Ｍａｒｋ

Ｊ．Ｌｅｖｉｎ，２００１）。

金融仲裁制度也是在实现

金融纠纷的专业、高效解决的目标下诞生的，而且金融仲裁的专业化因素使得其在金融纠纷解决中发挥了巨大的优势，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评价（廖东，２０１０）。

但在仲裁形式方面，现行金融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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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研究

２０１Ｉ／０６

裁实行常设仲裁，具体的制度设计没有摆脱“仲裁诉讼化”的“仲裁惰性”。

固定的期限、期间、送达制度缺乏灵活性，阻碍了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的诉求。

以案件标的额为依据的收费规则也缺乏科学性，不能满足金融活动参与者对纠纷解决经济性的需求。

这与金融仲裁“高效、专业解决金融纠纷”的目标相偏离，必然会影响金融仲裁

的普遍适用、推广。

而临时仲裁与金融仲裁所追求

的价值目标恰好一致，且补缺了现有常设金融仲裁的“短板”：

当事人利益博弈的本质可以确保仲裁员专业性的实现，制度本身最大限度的灵活性实现了当事人对高效、经济性的追求。

其即时裁决对于解决那些事实清楚、标的额较小、当事人希望

迅速解决的常见金融纠纷而言，更是“量身定做”

的制度设计，具有巨大的运用空间。

再次，临时仲裁的导入是丰富金融仲裁、开创

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有效渠道，金融纠纷

的新趋势对我国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更高要求。

目前我国金融纠纷伴随金融市场的Ｅｔ益扩展在不断增多，加之金融纠纷解决渠道单一，从而造成大量金融纠纷排队解决、延迟解决、无法解决等

现象。

根据《上海市２００８年金融审判情况通报》，

２００８年全年整个上海市法院一审共受理金融纠纷

案件１４７３８件，与２００７年相比，收案量同比上升

１９．３３％；而全年共审结金融纠纷案件１４５１２件，

与２００７年比，同比下降１５．２％。

到２００９年，上海

法院共受理一审金融商事纠纷案件１７１８４件，同比上升５６．１４％；收案标的总金额为１３９．２８亿元，同比上升１０７．３９％（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２０１０）。

另外，从全国来看，全国各级法院２００９年审结存款、借贷、融资、证券、保险、信托等各类金融纠纷案件５１８６００件，诉讼标的额达２１６２．４７

亿元，同比分别上升１２．８５％和１２．１４％，其中审

结信用卡纠纷案件５２６４６件，审结保险合同纠纷

案件４０７１１件（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９）。

金融纠纷

案件的快速增长造成金融纠纷堆积从而影响资本循环效率，也削弱了金融消费者对金融市场的信心。

如果金融纠纷负面效应长期聚集而不得化解，便会

积聚巨大的金融市场风险，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因此，寻求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已成必须，高效、公平、多渠道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是解决金融纠纷的需要，更是化解金融风险推动金融发展的必要之举。

在目前各界积极寻求诸如金融审判庭等多方位解决金融纠纷途径的情况

下，引入临时金融制裁可丰富金融仲裁制度内容，为金融纠纷解决开辟新途径。

四、临时金融仲裁构建的制度考析

临时金融仲裁制度的确立不仅需要理论支持，

更植根于具体的制度构建与设计。

在金融领域引入临时仲裁机制，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内容。

１．明确临时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原则。

一项制度真正发挥作用的开端在于其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和依据，临时金融仲裁机制的在金融领域中的引入，不能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随意尝试。

基于前述我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的规定，临时金融仲裁无法在现有仲裁法规范中寻找到依据。

如前文所述，将临时金融仲裁制度写

入《仲裁法》显然不是最佳路径选择，而且《仲裁法》作为我国基本法律规范，对其进行修改并

非易事。

另外，虽然现在有学者提倡司法判例的指

导作用，但却也不可能通过司法判例来确立ｌ临时

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

因此，必须通过拟定新的法律规范确立临时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

较为妥当

的办法是通过国务院颁发类似《关于创设临时金融仲裁试点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条例的

形式，确立临时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

这样既可避开法律位阶对修改法律的限制，实现阐明临时仲

裁作为金融仲裁领域创新举措的试点属性，更便于最后法院在执行临时金融仲裁裁决时有法可依，，从而确保临时金融仲裁的实效性。

另外，在明确临时金融仲裁的法律地位同时，

更要规定其制度设计及运行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这里不仅要继承《仲裁法》中的自愿原则、仲裁独立原则、一裁终局等原则，更要确立临时金融仲

裁制度适应现代金融发展的基本属性——效率原则。

在不影响仲裁公正、不违背法律、法规、公序良俗的情况下，临时仲裁的相关制度设计应该是效率最大化导向的。

２．临时金融仲裁协议的达成、内容及效力裁定。

临时金融仲裁以双方合意为基础，与现有金融

仲裁对仲裁法规定的仲裁协议作变通理解不同。

笔者认为，临时金融仲裁制度对仲裁协议的要求应该是严格的：

双方必须有表明临时仲裁合意的、书面的仲裁协议。

这是因为：

临时仲裁的一切进程都有赖于临时仲裁协议的达成情况，后续出现的相关问题都要回溯到临时仲裁协议寻求解决，临时仲裁协议是支撑整个临时仲裁得以进行的核心

骨骼（ＡｌａｎＳ．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２０１０）。

临时仲裁协议的

内容不仅要明确约定相关问题的“准据法”，具体包括仲裁范围、仲裁员的选任、仲裁规则、适用的

实体法等；同时要明确规定“裁决条款”，即在仲

裁相关问题依据仲裁协议仍不能解决时，则规定参照相关常设仲裁机构裁决的必有条款处理。

比如，在仲裁员的选任不能达成一致时，任意一方都可以向约定的常设仲裁机构申请裁定。

关于仲裁

总第４１０期王莹丽：

临时仲裁在我国金融仲裁机制中的引入分析

・２１１・

协议效力的判定，我国《仲裁法》第２０规定由仲裁委员会决定或由法院裁定。

然而即便是机构仲裁，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也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判定，实行“自裁管辖权原则”（ＬｏｕｋａｓＭｉｓｔｅｌｉｓ，ＬａｕｒｅｎｃｅＳｈｏｒｅ，ＨａｎｓＳｍｉｔ，２０１０）即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协议的效力。

临时仲裁通常并不涉及仲裁机构。

因此，在存在仲裁协议效力争议时，应由仲裁庭来决定是否有效。

３．临时金融仲裁员的选任及责任制度。

临时金融仲裁员是指根据双方先前的仲裁协议而确定的临时金融仲裁员。

“仲裁的好坏取决于仲裁员”

（Ａｎ

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ｓ

ｇｏｏｄ酗ｔｈｅａｒｂｉｔｒａｔｏｒ）

（ＧａｒｙＢ．Ｂｏｍ，２００９），仲裁员的选任、确定情况

关系到整个临时金融仲裁制度的成败。

临时金融仲裁员的人数、构成、权限等事项均可由当事双方白行约定，但这并意味着没有任何限制。

允许双方可选择不具备适当仲裁能力的人为仲裁员，将损害临时金融仲裁制度的实效性。

对此，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一般是要求临时仲裁员和仲裁员名册中的仲裁员一样，须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裁判能力、道德品德等素质，实践中被选任的临时仲裁员也多是行业资深人员、法律专家

（Ｌｏｕｋａｓ

Ｍｉｓｔｅｌｉｓ，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Ｓｈｏｒｅ，ＨａｎｓＳｍｉｔ，

２０１０）。

我国可以参照现有《ＣＩＥＴＡＣ金融仲裁员

名册》的选任条件来确定临时金融仲裁员的任职资格，将之纳入《办法》予当事人以指引，并在此基础上允许当事人根据其争议的特点，自主决定仲裁员的其他资格条件。

对于当事人不能及时就选定金融仲裁员达成一致意见，或一方当事人通过拒不指定金融仲裁员等不作为方式，致使临时仲裁无法进行时，则可赋予一方申请金融仲裁机构任命仲裁员的权利。

当事人应事先在仲裁协议中选定任命机构或在事后协商一致确定，若没有约定事后又协商不成时，《办法》则可明确规定由某一个仲裁机构进行指定。

由于仲裁委员会在各地的机构设置比较完备，规则也相对较为完善，为方便当事人随时、及时提出申请，则该项职能可由各地仲裁委员会承担。

仲裁员责任制度是保证临时仲裁质量的重要因素，引入临时金融仲裁后，仲裁员的来源将更为广泛，仲裁员素质也将参差不齐，建立仲裁员责任制度是确保临时金融实效性的必然需求。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健全规范的仲裁员责任制度，现实中仲裁员的行为也未得到有效约束（萧凯，

２００６）。

在２００６年《刑法修正案（六）》确立枉法

仲裁罪名以后，仲裁员刑事责任规范方面得到控制与完善（徐前权，２００６），而关于仲裁员民事责任方面，我国《仲裁法》、《民事诉讼法》以及其

它法律规定中尚找不到相应规定。

对此我国应采用世界上多数国家做法（张心泉、张圣翠，２０１０），规定临时仲裁员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时，应承担有限的民事责任。

这样既可以有效监督仲裁员行为，又为仲裁员自主裁决留下足够空间避

免干预仲裁。

４．完善仲裁机构对ｉ临时金融仲裁制度的服务职能。

临时金融仲裁和机构金融仲裁解决金融纠纷的本质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手段和方式。

尽管临时金融仲裁依据仲裁协议进行，但在仲裁员选择、仲裁程序的开展等方面较大的弹性为相关制度的构建带来了一定难度，赋予常设金融仲裁机构为临时金融仲裁提供辅助服务的职能，不仅是仲裁制度市场化的创新举措，也可以助推临时金融仲裁的发展。

更好的保障当事人的金融权益。

因此，在临时金融仲裁机制确立初期，可借助现有常设仲裁的相关资源和规则，以推进临时金融仲裁活动的开展。

如相关主管部门可以推荐当事人从常设金融仲裁机构的金融仲裁员名册中选定仲裁员、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