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伯特西蒙关于市场与组织的演讲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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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伯特西蒙关于市场与组织的演讲稿

郝伯特·西蒙在APSA2000年会上所做的高斯讲座

（郝伯特·A·西蒙，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当前组织和市场中的公共管理

郝伯特·A·西蒙（卡内基·梅隆大学）

我特别高兴能给一个以约翰·高斯（JohnM.Gaus）命名的讲座。

我的文件中仍然保留着几封他写给一个年轻同事（即西蒙自己）的雅函，其中一封是在我们参与了1950年的全美政治学年会之后，另一封是对我在1953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评论。

当我在65年前面临公共行政领域的时候，约翰·高思正在与莱昂·沃考特（LeonO.Wolcott）完成他们的大作：

《公共行政和美国农业部》（1940年）。

在我们撰写1950年的教材《公共行政》的时候，唐·斯密斯伯格（DonSmithburg）、维克·汤姆逊（VicThompson）和我从那本书里吸收了许多灵感。

技术进步经常给组织带来重要的新活动之潜力，从而影响组织发生并发展，高思与沃考特的著作在今天仍然对此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他们那本书所研究的农业部的创新包括森林保护、防治动物疾病的疫苗以及解决大萧条期间农业产量过剩的均衡（parity）原则。

事实上，高思与沃考特对组织和技术变迁的相互作用之分析，和今天对公共与企业组织的过程与增长速率之兴趣发生强烈的共鸣。

ResearchonComplexOrganizations关于复杂组织的研究

这直接把我带到了今天晚上的题目：

使复杂组织成为实现人类目的之有效工具的机制。

且和约翰·高思研究技术创新和政府组织变迁的相互作用的主题更为接近，我将探询何种组织结构能促使变迁和创新。

我将同时谈论私人经济机构和政府两者。

最近，罗素·赛奇（RussellSage）基金会主办过几次会议，其中包括某些步入政治学的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经常试图证明经济分析如何能解释政治现象（即“公共选择”），或者讨论市场和私人企业作为完成我们社会工作的一种方式的功过（Alt,Levi&Ostrom,1999）。

我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家而应邀参加会议，但“叛逃”到我的政治学渊源，为的是在功利最大化、竞争性市场和私有化的帝国主义面前捍卫我们的政治体制。

新古典经济学创造了一个统一的构架去“解释”几乎所有的人类行为，后者产生于一个不承认行为人的知识或思维能力有任何极限的功利最大化的奥林匹克式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构架假设了一个静态平衡，且一旦人们开始认真注意在庞大、复杂社会系统中的动力学现象和不确定性时，这个结构就开始走下坡路并继续衰落至今。

今天，经济学正越来越处于无组织的混沌与多产状态，探索着经济机制和人类理性——即人们力所能及的真正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的替代模式。

理论建议五花八门，但仍然短缺的是详尽的（这类为政治学所熟知的）经验研究，以决定人类在实际上究竟如何解决问题并作出决策。

我并不想重新打开有限理性所提出的问题的全部领域，而将把我的评论仅指向一个体制层面：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为什么有市场？

为什么有组织？

且什么决定了社会组织的两种机制的界限？

这些问题触及到我们现代社会中多种多样的公共或私人政治与行政机构的作用之核心。

MarketsasCoordinatingMechanisms

作为协调机制的市场

假如我们采用极端的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观点，市场和组织都没有必要存在。

对于一个自由意志主义者，人是莱布尼兹的单子（monads）：

一种硬性而有弹力的小粒子，彼此之间相互碰撞而不发生任何作用，既不影响也不回应对方的价值。

自由意志主义者要坚持其信仰，只有基于下列荒唐的假设，即我的自由的行使从来不影响你行使你的自由的能力。

但恰恰相反：

生活在我们地球上的60亿人的自由和命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市场和组织允许人类通过信息交流及其所产生的行为协调，完成他们独立所不能完成的事情。

协调（coordination）仅指以某种方式组织行动，来解决由于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以某些方式取决于其他参与者而产生的问题。

我几乎不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依赖经常有价值；如果你在访问不列颠的时候漫不经心地在路的右边而不是左边开车，那么你会很快发现后果是什么。

组织——有些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军队——自有史以来或更早就和我们在一起。

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假定它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且它们不如市场更能激发我们的兴趣；市场在后来才发展起来，一开始在近地，然后又越来越扩展到远方。

市场最特别的特性——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就是它在没有明显的中央计划和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下保障协调的能力；在此，每个买者和卖者都被认为在独立追求其自身的私人利益。

但这种相互依赖的不可见性是具有欺骗性的。

市场要有用，必须取决于下列因素：

分享对价格和所交换物资的特征等知识；不存在未反映在价格中的严重的第三人效应（即所谓的外部效应）；且产品和制造业务足够稳定，使得买卖双方能理性计划他们的活动并作出理性决定，以在市场平衡的价格成交。

它还至关重要地取决于交通路线的安全。

长期干旱对农作物买卖者的影响，或印度和欧洲之间的主要贸易路线中的战略性海峡被封闭所产生的影响，为市场在不同形式的不确定性面前的脆弱及其失灵所能导致的社会和人类痛苦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要通过市场为中国的油灯提供煤油，油田的主人必须知道中国这片土地的存在，且至少在近期内（相关的时间范围取决于生产煤油以及偿还投资所需的时间）那里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价格的煤油。

且中国商人只有在相信他们能以和其它光源相竞争的价格买到煤油，才会去购买油灯。

制造业、消费和贸易的充分稳定，对于市场的有效运作至关重要。

当然，社会体制尤其是政府组织对于维护（偶尔是破坏）这种稳定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另一个维度上，如果存在着多个相似但不全同的相互竞争的行业，价格信息可能必须被类似于“消费者报告”这样的组织所提供的产品质量信息所补充，从而使买方能比较相互竞争的品牌，或通过政府规章来保护他们不受有害产品的伤害。

如果我们想理解市场究竟多么复杂，我们可以先看看楼房建筑合同或建造按顾客需求而制作的大型机器的合同，然后算一算在合同封印之前设计师和建筑师之间必须交流多少次信息，以及买方和卖方在达成交易之前必须经过多少日常交流。

这种合同或许应被视为形成一个临时组织的协议，在一定的期限内完成一项特殊的建筑或制造工作。

总之，市场确实是一种显著的节省信息要求的协调机制；但它们远不如第一眼看上去那样节省，因为它们要求高程度的经济稳定和低程度的外部效应才能运作。

另外，对于某些重要类型的市场交易，许多产品信息都必须在交易谈判及其后的制造过程中流动。

亚当·斯密所谓的“看不见的手”经常是高度可见的。

因此，一旦对市场稳定的限制条件得不到满足，例如在战时，我们看到向中央计划的快速过渡，后者被视为对许多活动的更佳协调机制。

FromaMarketEconomytoanOrganizationalEconomy

从市场经济走向组织化经济

我们对于把我们的社会描绘为市场经济是如此习以为常，以至我们惊讶地认识到，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协调者，市场自从亚当·斯密之后就已稳定地衰落，而企业（和政府）组织一直在稳定地增长。

在斯密时代，超越个体家庭范围的几乎绝无仅有的经济组织是拥有者直接或通过工头管理的农庄，以及行会主人所拥有的规模相对较小的作坊。

发放（putting-out）系统是一种市场而非组织系统，尽管它对于资本家而言具有特殊的协调作用，使之能为产品制作的连续阶段——从亚麻到沙线到布料乃至农民身上的罩衫——签订合同。

签约者并不象一个雇主管理工厂那样运作。

亚当·斯密对管理和所有者的直接监督分离的大组织并不看好。

看看周围这些组织的例子，他只能发现象牛津和剑桥那样的大学，被他描绘为无能、低效、腐败。

（人们或许能宣称斯密预见了我们拿薪水的总裁们所具备的种种优惠。

或许他因绅士和贵族庄园的管家所经常发生的挪用而预先获得了警告。

）

但尽管斯密有疑问，组织还是发展起来，直到我们经济活动的大部分都不是发生在市场，而是在个体大企业的围墙内。

早在斯密撰写他的伟大著作的时代，这种发展在煤矿、炼铁、陶瓷和纺织工业生根，并在一两代之后就进入到海陆运输。

（他在制作针的分工效率的故事中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这主要是技术进步所触发的，尤其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作为一种集中化能源在厂矿以及后来在车船上的运用。

[1]

今天，由于这些发展，我们不再生活在市场经济中，而是生活在组织经济中，或至多是组织/市场经济，其中组织活动超过市场活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个向这种新类组织社会转移的工业是交通，其中铁路曾导致长距离市场交易的巨幅增长，生产交易货物的大工厂也同时随之兴起。

现在，电子学正在通讯领域内完成着一场可以相比的转型。

在继续进入到我的下一个话题之前，我必须发表一个避免误解的说明。

电子学的近来发展——尤其是万维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组织管理在地理上分散活动的能力之提高，为长距离协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今天，对这些新发展——它们的现有形式和潜力，我们只有极少经验。

因此，决定究竟是市场还是组织最能利用新的机会，且结果我们究竟将看到这种在组织内部的生产活动中心化趋势的继续或加速，还是将看到这种趋势变缓或甚至倾向于市场的逆转。

HowOrganizationsCoordinate

组织如何协调

为了理解企业和政府组织的增长，我们必须理解它们有效组织复杂活动并获得远比市场更高的协调程度之能力。

正如组织理论一直在教诲我们，协调并不是一种好事，但是一种必需。

它昂贵而不完善，且我们并不希望它的引入比我们目标的结构和复杂程度所要求的更多。

更积极一点说，组织设计把焦点放在平衡协调的收益和成本。

设计有效组织的第一步是决定其行为的何种相互依赖将得益于协调，然后再以如此方式使得分配活动所要求的协调两最小化，以至在更为宽松的时间范围内，任何层面上的子单元（subunits）之间的作用频率必须远远小于每个子单元内部的作用频率。

这是熟悉的分工。

指导组织设计的协调利益与成本平衡的同样问题，对组织和市场的界定也发挥着主要作用；这种界定包括何时在组织内部制造东西或履行服务，何时从外面的供应商购买它们。

无论如何，分工的基本现实是高度相互依赖的活动之间要求高频率的快速交流；接近独立的活动之间的交流频率则要低得多，且这一区别应清楚地反映在组织结构之中。

结构反映这些性质的系统被称为“近乎可分解”（nearlydecomposable）。

且我们将看到，今天已存在形式数学理论来描述它们，并对其行为作出重要预测。

OrganizationalIdentification

组织的识别

组织设计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组织和其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特殊合同，例如和工人签定的雇佣合同、和贡献资本的人签定的股份和债券合同以及和供应商与顾客签定的销售合同。

组织的重要特征就是雇佣合同，它“购买”雇员在工作时间内的努力，使之能被运用于组织的目标。

当然，普通的经济动机对保障雇员对雇佣的接受发挥重要作用，但其中所涉及的远比这更多。

一旦被安置到组织中去，雇员就被和另一个环境极为不同的信息和影响所包围，在雇员身上引导出不但在动机上而且也在认知上对组织及其目标的认同。

当亚当斯密认为雇佣经理的大组织不可能有效率时，他未能考虑到的正是这种组织认同机制。

组织认同是一种很强的促动因素，它的根源在于人们的价值，以及构建一种对世界的简化模型之需要，其焦点集中于其特殊责任和工作环境。

它和自身利益不同；当然，后者对于组织行为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成员的组织认同远比任何其它的特征更为重要；正是它赋予组织以非同小可的力量，保障为数众多的人们行为协调以达到组织的目标，因而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现代组织的兴起及其和传统市场机制的成功竞争中发挥主要作用。

[2]但在我们对组织的研究中，认同所受到的关注实在太少了。

组织认同并不依赖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