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学习方法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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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学习方法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英语学习方法

我学习外语和外国文学的经历

作者简介杨周翰，教授。

江苏苏州人。

１９３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

１９４９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英文系。

曾任西南联合大学讲师。

建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副教授、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英国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第一届副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会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一届副会长。

九三学社社员。

擅长英、法、拉丁语等外语。

著有《攻玉集》、《十七世纪英国文学》，译有〔古罗马〕维吉尔的《埃涅厄斯纪》〔古罗马）奥维德《变形记》，与赵萝蕤等主编《欧洲文学史》。

文章我出生在1915年没有上过私塾，从小进的是新式小学。

那时写国文作文，不论老师出什么题目，我们的开头一句不外是“人生在世”或“光阴”。

现在我已年逾古稀，回过头来看看往事，这样的开头倒也切题。

我是苏州人，从小生长在北京。

我进小学是在二十年代初。

当时在北京还有一座江苏会馆，是旅京江苏同乡的联络站。

我祖父大半兼管一点这个会馆的事。

为了旅行京江苏人的子弟就学方便，在会馆里办了一所江苏小学。

小学校长是洞庭东山人，我们都叫他叶教习（当时的教师都叫“教习”）。

他常因学校的事和我祖父有来往。

我的小学教育就是在这里接受的。

大半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学生有英文课了。

我记得教我们英文课的教师是吴郁周先生，他也是苏州人，和我祖父是朋友。

他为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

当然小学英文程度是极浅的，吴教习的英文水平如何，我虽然不能判断，但现在回想起来，他非常注重发音的准确。

他非常反对用汉字注英语发音。

他说比如有人为了记ENGLISHGRAMMAR两个字的读法，就编了一句顺口溜“英哥拉屎狗挠门”，既注了音又便于记忆，但这样是永远学不会英语的。

我想学一门外语而要摆脱本国语的干扰是困难的，但你若不摆脱，不建立另外一套完全独立的习惯，也是学不到家的。

我开始学英文，怎么也学不会，忽然有一天上课读课文，非常流利，好象豁然开朗一样。

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我想和吴教习教学有耐心是分不开的。

如果他认为孺子不可教，那么我的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对照今天来看，我们的启蒙英语，对发音似乎还不够考究，总带点“口音”。

陈毅同志主张要学那“洋腔洋调”，说得极对。

纠正方音的干扰，吐音准确，在启蒙阶段若不注意，以后难改。

初学英语，好象一个异物进入体内，格格不入。

教师自己发音要准确，还必须要有耐心。

当然有人会反对，会问什么是标准发音（如肖伯纳），言外之意，没有标准发音。

实际生活中的英语也确实各式各样，“标准”云云浑如柏拉图的“理念”，但我们总应有一个标准而取法乎上。

讲到方言，人人都说苏州方言适合女人说，不适合男人说，这一种偏见。

苏州方言对学英语语音有不少方便，有些英语的短元音相当于苏州方音的浊辅音，苏州方言的声调对模仿英语声调也比较方便。

苏州方言在几个大方言里恐怕最贴近英语。

这是我的印象，有待语音学家研究。

我在江苏小学毕业后，1926年经亲戚资助进了崇德中学（今北京31中），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

这所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办的，据说是要办成一个中国的伊顿公学。

家里怕我程度不够，先上了小学六年级。

我在这学校一直上到中学五年级，因为我和老师捣乱，被学校开除。

有位国文老师上堂讲黄庭坚，说他的号是“石谷”，我说不对，黄庭坚号“山谷”，塌了他的台。

我又在作文里写打油诗讽刺他，被他拿住把柄，就到校长处告状，说有我无他，有他无我，与我势不两立。

校长大了我几下手板，把我开除了。

这所中学除了国文、中国历史以外，其他课程都是用英文课本。

当时学的外国历史、外国地理对我后来很有用，许多历史上的人名，外国地名，不仅记住了拼法，而且记住了正确的发音。

现在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看见一个外国人名、地名，不知怎么念，一念又往往发音不对，或重音放错，或者认为读错了也无所谓。

这虽是小节，但却代表一个人的文化修养，就象说中国话而读白字一样。

至今西洋历史和文学中一些难读的名字如等等，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的数学学的不好，但一些数学名词如都还记得。

我学的英文课本记得是一套[英文津逮]，后来还用了林语堂编的开明英文。

教我英文的是一位英国老小姐，叫，她的发音当然非常地道，教书也很严格。

[英文津逮]是一套由浅入深的教材，可以打好英语的基础，到了开明英文就有些文学课了。

记得其中一课是讲亚瑟传奇的，把我带进了中古传奇世界，什么M魔术师，什么M，什么U，名字一个个都叫得出来，故事也十分吸引人，加以M讲得好，能引人入胜。

这时也接触到一两首抒情诗，但记不得是那些了。

英语课当然有笔头练习，到五年级可能有作文了。

也有口头练习，有时举行演讲会。

回顾这六年中学生活，我觉得学外语必须有一个外语环境。

当时各门课程除国语和中国历史外，都用英语，各课相辅相成，事半功倍。

这种环境已是历史陈迹，今天不可能再办什么教会学校，但是尽可能创造一点外语环境还是办得到的。

其次，设法把扩大知识和外语结合起来，例如讲外国史地，甚至讲数、理、化，能否把外文的专名、术语也教给学生？

不要把外语作为一门孤立的课去教，把外语以外的课和外语课看成井水河水，互不相犯，各自是个不漏水的密封箱。

要想提高全国外语水平，一定要在中学打好基础。

我被开除以后，同学们很同情我。

学校连转学证书都不给我，同学们想办法给我弄了一张假的转学证书，改了名字，转到了育英中学。

本来六年级一般不收转学生，大半也是走点关系才进去的。

这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在灯市口。

我上了一年就毕业了。

这一年的英文是一位美国太太教的，她比M大有逊色，不过她用的课本还不错，我不记得名称了，只记得课本中有一些法国短篇小说的英译文，似乎有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还有莫泊桑作品的英译。

这些读物不仅是很好的文学作品，而且因为它有故事性，初学英文的人不会感到枯燥。

一般说来，英文翻译的非英语作品，常常译文本身文学性很强。

英译本可能有时字面上不“忠实”，但它决不牺牲英语习惯，著名的翻译如[鲁拜集]，托尔斯泰小说的两位译家的译本，斯科特/蒙特克利夫译的[往事追忆]，威利译的唐诗，霍克斯译的[石头记]都是极好的英文。

翻译是一个解释过程，翻译者往往本能地要把原文晦涩难懂的地方译得使人能看懂，这样一来，译文往往比原文明澈，给学译文这种语言（如英语）的人减少困难。

所以不能小看通过英译外国作品来学英语的作用。

在育英中学毕业后，学校保送我去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费用太贵，我考了北京大学，居然考上了。

1933年我进了北大英文系，梁实秋先生是系主任。

我在北大一直呆到1936年3月。

在1935年夏天，北大有一位英籍女教师M把我介绍给来华访问的瑞典美术史教授喜龙仁（），要我和他一起核教一部他已出版的[中国画论]（）的英译文。

后来他又邀我去瑞典和他工作，此是后话。

在北大英文系学习的两年多，单就本系课程说，我上过朱光潜先生讲的欧洲名著。

朱先生这时刚到北大来授课，他从史诗、悲剧一直讲到歌德的[浮士德]。

他不是空讲，而是读作品，用的都是英译本，他也用英语讲授。

朱先生最善于在纷纭的现象中提炼出本质的东西。

当时他住在后门慈慧殿，办文学杂志，他的寓所就是一间文学沙龙，我也经常去敬陪末座。

朱先生使我开阔了对西方文学的眼界，同时使我对创作也发生了兴趣。

梁实秋先生总喜欢穿绸衣绸裤的中装，他讲莎士比亚是逐段讲解，参照各家注释，颇能深入浅出。

当时他以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邀翻译莎剧，可以说驾轻就熟。

潘家洵先生教我们戏剧。

潘先生不是留学生，苏州人，他的英语讲来娓娓动听。

他的北京话，苏州话都十分地道。

他译了易卜生，也译了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在课堂上讲剧本简直把人物讲活，对于王尔德用字如何俏皮，分析得十分细腻，使学生深感到作品的感染力。

（）淑平先生教我们传记，当时胡适十分提倡传记文学，我记得我还译了一部莫鲁阿（ANDREMAUROIS）论传记的书（英译本，书名忘记了）。

（）先生在牛津学的是历史，英语之流利动听，难与匹。

她教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洛克哈特的{司各脱传}，不局限在这些作家，而是旁及英国历史、社会、风俗习惯，使我们增加了许多背景知识。

应谊先生（女）教我们小说，记得读的小说有{傲慢与偏见}，还有其他十九世纪小说，要求我们的阅读量是很大的，她在课上重点分析。

邵可侣（RECLUS）先生教我们法语，他给每个学生起一个法国名字，他常常带实物上课，有一次带了夫人来作“教具”，教有关“夫人”、“妻”等词汇。

他用的是直接法，从不教语法，所以学生的语法概念级差，但发音、音调很好。

第二年就用他编写的法文文学读本。

回顾在北大学习的两年半期间，名师引路，为我打开了西洋文学的大门和前进的道路。

1936年3月，我应前一年夏天喜龙仁之约，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莫斯科，有转列宁格勒、芬兰，搭船到了斯德哥尔摩。

喜龙仁原是研究意大利绘画的，专攻文艺复兴早期画家乔托（Giotto），有专著（英译本19l7），后来研究中国建筑和园林艺术，1920年就到中国来过，据说是唯一获准在宫内拍摄建筑物的外国人（当时紫禁城还由傅仪居住），继而又研究中国绘画。

在我认识他以前，他已出版了《中国画论》，《中国早期绘画史》，他约我去的时候，正在准备写中国后期绘画史，包括元明清三朝。

他的古汉语不能独立工作，他要我做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他写下来。

在口译过程中，对原文的理解总要经过一番商讨。

我当时只21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则一无所知，尤其绘画理论，绘画术语，什么气韵生动、骨法用笔这些至今聚讼不止的概念，什么吹云泼墨，什么破刷点拖这类技术术语，都是从未接触过的。

但是这对我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同时对中国的绘画艺术也有所理解。

喜龙仁还带我去英、德、法各国首都博物馆看他们收藏的中国画，从所谓顾恺之的女史箴到明清画家的作品，颇开眼界。

1938年夏末我离开瑞典回国到昆明。

当时北大已与清华、南开联合成为西南联大，蒙自部分也迁到昆明。

北大英文系主任是叶公超先生，他同意我复学，进四年级。

从1938到1939年，我完成了大学学业。

这一年对我收获最大、对我以后的工作影响最深的是燕卜荪先生（WilliamEmpson）的现代英诗。

他从史文朋、霍普金斯、叶慈，艾略特一直讲到三十年代新诗人如奥登。

他自己是诗人，朗读诗歌极有韵味。

但他不讲自己的诗，请他解释他的晦涩的诗，他总是不肯的。

他是位批评家，在大学时他就写了他的成名作《七种晦涩的典型》。

他的批评有人把它归入新批评派，在主张“精读”（closereading）这点上，他们是相同的，但燕卜荪并不无视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他生前出的书如《牧歌文学的几种表现形式》、《弥尔顿的上帝》和他死后出版的《运用传记》即是明证。

他不同于新批评派还在于他认为应当追问作者的意图，评判作品应当有道德标准。

他的“精读”法从文字分析入手，引导人深入到作品的多层次涵义，不是象印象派那样去评论作品，而是有根据地把深层涵义发掘指点出来。

也许有人觉得他过于钻牛角尖，但不能指责他无中生有。

他的方法归根结底还是实证主义的，和推理的演绎法相反，我至今觉得从理论到理论有它的用处，但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还要看实际批评中能否应用来决定，不从具体作品出发，不深挖作品本身，便贸贸然提高到理论，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这就是燕卜荪先生给我的经久的影响。

1939年我毕业后，他就回英国了。

l950年我从英国回来，他又在北大，但我在清华，拜会的机会不多。

不久他就任舍菲尔德大学英国文学讲座直到1982年我去英国，我才又去拜访过他。

1985年我再去英国，他已于前一年去世了。

从1939年到1946年我一直在西南联大教大一英文，教两个班的读本和作文。

陈福田编的大学英文，选的材料和今天比，可能相当于今天三年级的程度。

有些文章也不愧为名篇，如红衣主教纽曼论大学教育，但教起来并不费力，改几本作文要费点时间，但仍有不少时间可以自学，写点新诗。

我也订了一个自学计划，但未能全部实现，只做成了一件至今受益的事，那就是自学了拉丁文。

我感到研究英国文学，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