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档案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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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档案人

最美档案人

在深山腹地，有一支常年坚守在这里的兰台小分队，他们肩负着为党和国家重要档案资料进行安全备份的历史重任，几十年如一日，牢记使命、为国守史，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用赤诚之心谱写了一曲曲大山深处的兰台赞歌。

前不久，中国档案报社、中国档案杂志社组成“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联合采访小组，前往这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采访。

     冒着蒙蒙的细雨，记者乘车沿国道蜿蜒而上。

崎岖的山路上，“坡陡弯急、减速慢行”的交通警示牌随处可见。

在翻越海拔1700多米的山巅时，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50米。

瞅着路边近在咫尺、深不见谷底的悬崖，记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

经过50多个S弯道、1个多小时的颠簸，车子缓缓驶进了大山深处、采访的目的地——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某研究所。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

     20世纪60年代，为贯彻重要档案分套备份管理的原则，确保党和国家珍贵档案资料的安全，国家档案部门开始筹建这个研究所。

     1965年底，在隆隆的炮声中，工程在大山深处破土动工。

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和担负施工任务的解放军工程兵某部指战员斗风雪、战酷暑，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研究所在崇山峻岭中落成。

     今年已经70岁的退休职工许金发就是当年承担施工任务的工程兵一员。

他1959年入伍，1968年同战友杨国林、李守科、刘兴林从部队复员到了研究所工作，成为所里的首批职工。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他回忆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山里条件十分艰苦，负责所里工作的领导都是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老同志，他们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靠前指挥，带领大家艰苦奋斗、艰苦创业，与大家同甘共苦，身先士卒，成为大家的主心骨。

已经退休20多年的刘世清是最后一批志愿军战士。

他1956年入朝，1958年回国，在部队两次荣立三等功。

1978年，他调到了所里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

干了一辈子食堂的他，说起当年山里的艰苦条件仍历历在目。

“计划经济时期，吃的全凭油票、粮票、肉票供应。

为了改善干部职工的生活，我和姜土旺每周都要主动骑车去附近公社屠宰点帮忙，以便购买一些猪下水回来接济生活。

”

姜土旺也是一位复转军人，1966年入伍，1973年调到这里做饭。

他说，当年国家供应他的粮食标准是每月37斤，干部则更少一些。

窝头、高粱米是家常便饭，每月只能 吃两顿细粮，肚子油水少。

为了让大家吃得好一点，就托机关的同志利用送档案的车带些米面到所里。

     1985年以前，干部职工和家属都吃住在山里，购物难困扰着大家。

每到星期天，他们都自带马扎、木凳，挤坐在所里的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里，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城市集中购买日常生活用品。

在当时，每周能进城一次，成为干部职工和孩子们的企盼。

     那时还有一件让干部职工发愁的事，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

上小学还可以在附近村就读，但孩子每天要走半个多小时；上初中就要到十几里外的公社，每天接送极为不便；而上高中则要到几十公里外的市区或县城，没办法只能住校。

     生活的艰辛时刻考验着所里的干部职工。

为了改善生活，节约开支，工作之余，干部职工开荒种地，房前屋后，种瓜点豆。

周末，大家结伴上山挖野菜、找山货，但要时刻提防出没的熊、野猪、蛇等危险动物。

     如今，山里的条件大为改善，但大家延续了这一传统，种植各种时令蔬菜，既调剂了生活，又美化了所区环境。

     1985年后，所里的生活区搬到了市区，但交通问题随之而来。

从市区到所里，来回路程100多公里，大家每天上下班都要忍受3个小时左右的颠簸之苦；一年365天，他们至少有300天要在路上奔波。

     唯一通达的国道不仅交通流量大，而且时常发生交通事故，一堵就是半天。

有一年八月十五下午回家的途中路遇交通事故，班车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市里。

退休司机许金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春节，上级领导到所里慰问，也遇交通事故，上午从市区出发，下午四五点钟才到所里，一堵就是七八个小时。

特别是雪天，拥堵不堪，轮胎上都要绑上防滑链，车上备上铁锹、沙子、沙袋，以防车子打滑时垫用。

特别是途经“阴坡”路段时，大家坐在车里更是提心吊胆，因为这里一年四季不见阳光，冬天长期积雪，路面时常结冰。

每当这时，为了防止刹车失灵而出现意外，大家就会小心翼翼走过结冰路段后再乘车。

过去，车况比较差，面包车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大家一身汗，冬天四面透风，冻得大家瑟瑟发抖，没办法，只好打开发动机盖取暖；而谁坐在副驾驶员位置上，谁就要不停地擦拭前挡风玻璃上的冻霜，实在不行就点上蜡烛驱霜。

     从成立至今，所里吃的水都是地面水。

现在所使用的两座800立方米、用作囤积溪水、雨水的水窖，还是几十年前修建的。

他们也曾尝试过打井，但地下是花岗岩结构，没有水源。

2011年9月，所里组织干部职工到医院进行了体检。

体检结果显示，全所9位同志全都患有胆囊炎。

2011年12月，所里将水样送到了水质监测站进行检验，所检指标中大肠菌群、耐热大肠菌群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中所规定的限值。

     研究所地处海拔1300多米，属于高寒地带，紫外线比较强。

夏天每年早上9点到下午5点能见到太阳，冬天日照时间就更短了。

山里冬季时间相对较长，所里每年9月 份就要张罗着拉煤，10份开始自己烧锅炉供暖，一直供到来年的4月中下旬。

     吴根生已经年满60岁，马上就要退休了。

他1969年2月入伍，曾担任原解放军工程兵某团安装连电工班班长，他和战友宁凡信、刘海祥、部德友参加了所里1975-1977年的第一次大的改造，由于4人技术过硬、表现突出，加之都是党员，政治上可靠，被所里看中，后一块复员到了研究所工作。

从此，他在这山沟里一呆就是36年，把青春献给了研究所建设。

他表示，自己从一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普通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处级干部，是党培养了他，作为一名老兵，要站好最后一班岗，给自己的兰台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像吴根生一样，扎根山区，把毕生献给研究所建设的老同志还有不少，有的甚至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女。

如今，所里就有3人是子承父业。

     副所长许志明是许金发之子。

他1989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由于当时所里急缺计算机专业人才，正好他所学和从事的正是计算机自动化控制专业，所以，他于1996年10月调到了所里。

2001年被提拔为副所长，2010年支部改选，当选为党支部书记。

作为支部书记，他正确处理个人和家庭问题，岳父病重期间，他让下岗打工的妻子床前尽孝，自己则一心扑在工作上。

岳父去世后，只请了一天假料理后事，就又回到工位岗位上。

     刘世清之子刘强到所里从事电工已有21年。

作为一名技师，凡是所里与“电”字有关的机电维修，他都责无旁贷，甚至连外围的通信线路也属于他的“责任区”。

以前电话线路是明线，信号不好，一遇刮风下雨，线路经常出现断线、接地等故障。

每当这时，为了保障通信畅通，他就会手拿砍刀、肩背电话单机，带上干粮、水壶，在灌木丛中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去查线，在电线杆上爬上爬下，一段段排查，直至找到故障线段。

每次查线，往往一查就是五六个小时。

他的敬业精神大家有目共睹，2005-2007年，他连续3年被评为优秀。

     姜土旺之女姜丽敏是位“80后”，也是所里最年轻的工作人员。

1986年，孩提时的她随父亲从北京来到所里；1998年，她接班成为所里的一名职工，在办公室担任出纳，协助副所长吴慧萍负责财务、食堂、招待所、档案室的具体工作。

她坦言，刚进所工作时感到很不适应，作为年轻人，谁不羡慕城市的工作和生活？

但当看到父辈们兢兢业业、夜以继日，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时，耳濡目染中充满了敬佩，暗下决心：

既来之，则安之，要向父辈们学习，为所里的建设添砖加瓦。

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坚持自学，拿到本科文凭，通过了计算机操作员高级工考评。

     所里在编人员中，孙江南和吴慧萍是一对夫妻。

孙江南曾是位知青，1979年分配到了所里工作。

所领导关心青年人的婚姻问题，经所领导介绍，孙江南与吴慧萍喜结良缘。

1983年，婚后的吴慧萍调进了研究所，从此开始夫唱妇随。

后来，与孙江南一起来的6人陆续离开了这里，只有他1人留了下来。

其实，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俩符合进京条件，但当时所里人手紧缺，山里更需要他们，于是两口子毅然决定留在所里工作。

孙江南的父亲曾想把他们调到家乡工作，但两口子最终还是选择留了下来，从此在山里扎下了根。

     由于研究所地处大山深处，十分闭塞，加之工作性质，不跟地方打交道，人际交往圈子小，目前家属及子女就业不是很理想。

有的因原单位破产而下岗，有的因企业效益不好而停薪留职，有的因企业改制而买断工龄，自己交纳保险。

但他们不向单位提要求，不给组织添麻烦，默默地承受着。

安全至上，恪尽职守

1969年10月，随着第一批档案资料的接收进所，档案保管业务正式启动。

从此，一批又一批的同志走进这个神秘陌生的世界，与档案为伍，与大山为伴，在这里留下闪光的足迹。

     档案安全重于泰山。

每任所长上任前，上级领导嘱咐的是安全；每逢有人员补入，所领导上的第一堂课也是讲安全；所里的每一项工作也都是围绕安全展开的。

安全至上，万无一失，成为一任又一任所领导班子、一代又一代干部职工矢志不渝的追求。

     为了改善档案保护条件，所里1975年进行了第一次大的改造，主要解决洞库的温湿度控制问题和生活区功能配套问题。

2000年进行了第二次大的改造，更换上了当时最先进的报警、消防、除湿设备。

而组织完成第二次改造艰巨任务的是现任副所长郝志凌。

他是1994年从地方调任副所长的。

2000年，正在主持所里工作的郝志凌，带领干部职工争时间、抢速度，奋战四五个月，圆满完成了改造任务，洞库管理告别了手工操作而实现了自动化，为档案安全保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研究所地处山涧，上游纵深8公里，每逢汛期，山洪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直接对存放档案的洞库和办公区、生活区构成威胁，这也让历任的所领导寝食不安。

说到水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提起1981年8月21日这个日子。

特别是担任所领导长达27年之久的刘荣发更是记忆犹新。

这一天中午，所在地区遭受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暴雨袭击，瞬间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泥石俱下。

所里的险情更为严重，巨大的山洪将防洪堤和道路冲垮，部队营房倒塌，所里的家属房大面积进水。

外供电路和通信线路中断，与外界失去联系。

此时此刻，大家只有一个信念：

人在档案在，誓与档案共存亡！

干部职工和警卫战士发扬大无畏的精神，坚守阵地，严防死守。

一方面紧急转移档案，一方面将洪水引向远离洞库的一侧。

晚上，所有人员严阵以待。

所领导组织大家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第二天早上5点，3名同志临危受命，翻山越岭，步行十几个小时，于当晚赶到市区，通过电话向上级机关汇报了所里的受灾情况，为救援赢得了时间。

而此时3人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出现了虚脱现象。

在灾情发生后的第四天，上级领导率机关同志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带着电台到达研究所，亲临一线指挥抢险救灾，极大地鼓舞了干部职工和警卫战士的士气。

大家夜以继日、连续奋战，许多同志累倒了，但大家咬牙坚持，只盼早点恢复正常，确保档案的安全。

在没有恢复供电的情况下，大家把柴油从10里外的油库，用架子车推运到所里，用备用柴油机发电，保证供电；为了恢复对外联络，十几根6米多长的电线杆，硬是一根根从山脚下抬到山梁上架了起来，修复通信线路8公里之多；为 了出行方便，他们甩开膀子修路筑堤，并栽下一棵棵梧桐树……当年他们亲手栽下的树苗如今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它们就像历史老人一样记录和述说着当年这里发生的感天动地的一幕。

     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虽说这些年水患也集中治理了几次，但隐患仍在。

2010年，刚上任不久的所长高志，在经过一番调研和勘察后，下决心对水患进行根治，提高抵御特大洪水的能力。

所里主持召开了由当地水利专家参加的水患治理论证会，制定了水患治理方案。

2011年4月至11月，经过近8个月的努力，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困扰几十年的水患问题得到了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