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时期两性伦理观念的嬗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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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时期两性伦理观念的嬗变
五四新文化时期两性伦理观念的嬗变
关威
作者简介：
关威，辽宁本溪市人。
1987年研究生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长期在高等学校从事基础课、专业课教学，现为惠州学院政法系历史学教授。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研究，取得一定的科研成果。
研究范围主要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
注重探讨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的过程、原因及社会影响，致力于全面创新中国文化的研究。
主持和承担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
历年共发表学术论文约60篇（4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近代史》全文转载），参编7部著作。
被收入《当代中国中青年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等多部人名辞典。
内容提要：
五四新文化时期是近代社会和思想文化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是妇女解放运动得到广泛深入发展的时期。
许多激进人士从反对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解放的立场出发，对传统社会男女两性关系中违背理性的规范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提出了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原则和主张，对于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变迁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五四运动性伦观念变革
近年来，作为中国社会史之重要方面的妇女史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尽管研究者对于妇女史的内涵、研究范围、研究角度等方面还有一些不同认识，但是推进妇女史研究的必要性已经成为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对于中国妇女史研究，不少学者把研究范围指向清末至民国年间，这不是偶然的。
这一时期是中国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生活和伦理观念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的背景无疑为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多的切入点。
尤其是，民国初年的1915年，发生了除旧布新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了近代社会、思想、伦理、观念等最广泛深刻的一场变革，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妇女解放运动的强势推进，更成为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一个亮点，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一个里程碑。
当时，在《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倡导下，不少激进人士从民主和自由的观点出发，对中国传统社会中违背理性、缺乏人性的男女两性伦理道德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尖锐批评，旗帜鲜明地提出妇女解放的主张，使妇女解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了实质性进展。
五四新文化时期的时代精神是民主与科学。
讲民主就要讲自由和人权。
在旧中国，最缺少自由和人权的莫过于广大妇女。
因此关注妇女的自由和人权，提倡妇女解放，无疑将成为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关于这一点，不少激进人士表达了明确的观点。
1919年2月15日，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2号发表《战后之妇人问题》一文指出：
“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妇人参政的运动，也是本着这种精神起的。
因为妇人与男子虽然属性不同，而在社会上也同男子一样，有他们的地位，在生活上有他们的要求，在法律上有他们的权利，他们岂能久甘在男子的脚下受践踏呢？
”“我们中国的女界，对于这世界的妇人问题，有点兴趣没有，我可不敢武断。
但是我很盼望我们中国不要长有这‘半身不遂’的社会。
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
”10月15日，李大钊在《少年中国》1卷4期发表《妇女解放与DEMOCRACY》一文，指出：
“妇女解放与民主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断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若是要求真正的民主，必须要求妇女解放。
”“我们中国人的一切社会的生活，都不许妇女加入，男女的界限很严，致成男子专制的社会。
不独是男子对于妇女专制的社会，就是男子相互间也是一个专制的社会，生活的内容，冷酷无情，干燥无味，那些平和优美博爱的精神都没有机会表现。
我们若想真正的民主在中国的社会能够实现，必须先作妇女解放的运动，使那妇女的平和美爱的精神，在一切生活里有可以感化男子专暴的机会，积久成习，必能变化于无形，必能变专制的社会为民主的社会。
”同月，李达在《解放与改造》1卷3号发表《女子解放论》，是一篇非常深刻、非常犀利的文章。
绪论部分写道：
“世界女子过去一大部分的历史，是被男子征服的历史。
在这时期，道德上风俗上习惯上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一切种种，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
男子好象天神，是主人。
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
好象这世界是男子独占的世界，不是男女共有的世界。
女子地位的惨痛，真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了！
这也不单是中国，就是往时欧美各国，也是一样的，不过中国是个礼仪之邦，男子管理女子的手段，比较的利害得一点罢了。
”“支配社会的一切道德、风俗、习惯、法律、政治、经济，都以男子为中心，女子的人格，堕落在万丈深坑的底下去了！
于是人类的进化也迟滞了！
人生的幸福也减少了！
社会的真价值也没了！
恶习传了数千年，世界惨无人道的事，比男子压迫女子再利害的恐怕没有了！
”文章接着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性：
“近世以来，世界的大人道家，推究这人类的社会的真理，晓得男子压迫女子，是件无人道的事，就大声疾呼的提倡女子解放。
因为女子被锁闭得如囚犯一般，所以这囚犯是应该解放的。
因为女子被压迫得如奴隶一般，所以这奴隶应该解放的。
所谓解放女子的话，也可叫做解放奴隶囚犯——莫怪我说得太不恭敬，却是实在的话。
”“况且我中国的国情，比欧美更加有解放女子的必要。
所以为女子的应该知道自己是个‘人’，赶紧由精神物质两方面，预备做自己解放的事。
为男子的既能晓得世界大势，标榜人道，就应该晓得‘平民福利’，‘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道理，赶紧帮助女子解放才算得拥护人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更多的激进人士对中国社会男女两性关系和伦理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改革的主张。
其中包括以下方面：
一、批判封建的贞节烈观念
人，在本质上是生物人和社会人的统一。
人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
在人的各种欲求中，理所当然包含对异性的需求。
所以，如何处理男女两性的关系就成为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在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贞孝节烈”为核心的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广大妇女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多重压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妇女问题当中，尤其严重的是妇女受到性压迫、性禁锢的问题，其突出表现是针对妇女的片面贞节烈观念。
《大清会典》规定，妇女贞节烈表现突出的，可以予以旌表，具体有：
节妇（丧夫后守节不嫁者，且连续守节一般不少于15年）、贞女（未婚夫死守节不嫁者）、贞烈（未婚夫死，闻而自尽者）、烈妇（夫死而自尽者）、烈女（遇强暴拒辱受害者，且未被奸污）……字里行间，无处不浸透着妇女无尽的血和泪。
五四新文化时期进步人士倡导妇女解放，首先对严重压迫妇女的片面的贞节烈观念提出严厉批评。
1916年12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新青年》2卷4号发表《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对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道德提出尖锐批评，文章写道：
封建礼教“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为失节，为奇辱。
……国人遂以家庭名誉之故，强制其子媳孀居。
不自由之名节，至凄惨之生涯，年年岁岁，使许多年富有为之妇女，身体精神俱呈异态者，乃孔子礼教之赐也！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的日本女权主义者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
文中认为：
贞操应是人人遵守、人人实践的行为准则；不能只要求妇女守贞操，不应以贞操为压迫妇女的精神枷锁。
周作人在《译者前言》中表示赞同这一观点：
“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
周作人还进一步指出：
“我译这篇文章，并非想借他来论中国贞操问题；因为中国现在，还未见这新问题发生的萌芽，论他未免太早。
……但是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
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
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
我译这篇文章，便是供这极少数男子的参考。
”虽然周作人认为在中国讨论贞操问题“未免太早”，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发表后，随即引发了一场关于贞操问题的讨论，成为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7月，胡适在《新青年》5卷1号发表《贞操问题》一文，对这一违背人性的现象进行严厉批评：
“中国的男子要他们妻子替他们守贞守节，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
再嫁的妇人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不是最不平等的事吗？
”“贞操不是个人的事，乃是人对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双方面的事，……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
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
“若不问夫妇之间有无可以永久不变的爱情，若不问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贞操，只晓得主张做妻子的总该替他丈夫守节，这是一偏的贞操论，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伦理”。
“法律既许未嫁的女子夫死再嫁，便不该褒扬处女守贞。
至于法律褒扬无辜女子自杀以殉不曾见面的丈夫，那更是男子专制时代的风俗，不该存在于现今的世界。
”8月，鲁迅在《新青年》5卷2号发表《我之节烈观》一文写道：
“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
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
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
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
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
”文章结尾指出：
“节烈苦么？
答道，很苦。
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
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
节妇还要活着。
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
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
……要断定节烈这事是：
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
李达在《女子解放论》一文中也指出：
“社会既以男子为中心，所以凡有男女间的道德，偏责重女子一方面。
男子放纵荒淫，不算奇事，女子是必要守贞洁的。
男子应守贞洁与否，是别一个问题。
女子既经变了男子的奴隶，所以除了自己夫君以外的男子，连会面都是不许的。
……若是嫁的男子死了的时候，他便替男子顶门立户，支撑局面，守着贞洁二字，死而无悔，与那殉教的一般了。
贞洁二字，原来对于有夫之妇设的，后来应用推广，连累那未字的女子，也强使他遵守，许嫁之夫死了的时候，许嫁之女就要尽那为妻的道理，服丧的虚文都算罢了，还要他替那人守节。
女子是受人压制惯了的，怎敢违拗，不依也都依了。
起初女子还自信有志气，可以守的，后来经历了万般不幸的事情，却怕了社会笑，他不敢说改嫁的话。
上述种种女权衰落的原因，本非一朝一夕之故，到了今日，女权已蹂躏到这步田地，恐怕再也不能退让的了。
物极必反，女子岂能长此终古的么？
”1920年1月，《新青年》7卷2号刊登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对封建思想核心的“孔门伦理”给予强烈抨击，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动，新思想和新道德必然产生的道理。
文章写道：
“看那二千余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门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
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
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
”“至于夫妇关系，更把女性完全浸却：
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
”文章结尾写道：
“社会上种种解放的运动，是打破大家族制度的运动，是打破父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夫权（家长）专制的运动，是打破男子专制社会的运动，也就是推翻孔子的孝父主义、顺夫主义、贱女主义的运动。
”
二、倡导性的科学与教育
中国传统社会不仅存在性压迫、性禁锢，还存在性神秘、性愚昧。
性，长期以来被视为“淫”、“秽”，而且讳莫如深，所谓“万恶淫为首”。
正如周建人在《性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所指出的：
“中国向来看两性关系是非常卑下而且秽亵；以为男女之间，除了严防以外，更无别法，……在这种习惯之下，与性教育的意见，相差真是远极了！
其实男女隔离愈严，则相见时愈容易受强烈的刺激。
”此外，林昭音在《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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