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21世纪的中国职业声望与市民择业取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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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21世纪的中国职业声望与市民择业取向

迈向21世纪的中国职业声望与市民择业取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迈向21世纪的中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经济体制的转轨、产业结构的调整、分配模式的改变，以及多种经济形式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大量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重组。

这种社会资源的占有、分配以及分配关系的变动，不仅引发了中国社会成员间原有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而且导致了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

要揭示和把握这一变迁过程及其发展趋势，从人们的职业评价与择业取向着手无疑是最好的切入点。

一、中国城市居民的职业评价

职业声望由个人声望引伸而来，二者都是重要的社会现象。

所谓个人声望，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导致了对他人能力、品质、影响力等方面的评价，众人评价的综合即为被评价者的声望。

声望高者受人尊重，声望低者则往往被人轻视。

为此，声望提供了社会评价与社会分层的尺度。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组织日益取代家庭而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随着人们活动场所的扩大，诸多标志个人在生产组织中身份与地位的职业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社会地位标志。

由职业团体所构成的社会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可以说，在许多方面，职业群体都具备了社会阶层的应有特征，群体内具有较高的同质性，而在不同的职业群体间则存在着较高的异质性，群体之间差异明显。

因此，在现代都市中职业声望便取代个人声望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尺度。

为了了解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市民如何评价各类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于1999年7～8月在全国63个城市中对2599名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

问卷中一共设计了69种职业，请被调查者根据各自的主观感觉对所列职业的价值进行评价。

每一职业的价值均可分为5个等级，并采用美国社会学家诺斯与哈特的标准赋予一定的分数，依次为：

“最佳职业（100分）”、“较好职业（80分）”、“一般”的职业（60分）、“较差职业（40分）”、“最差职业（20分）”。

将调查结果汇总后，求出每一职业的平均得分，据此作出我国的职业声望量表[1]（见表1）。

表1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1635157

表1中国城市居民职业声望量表[2]

续表1

续表1

在职业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了四方面原则：

一是保证所选职业与其他国内外有关调查具有可比性；二是为大多数被调查者所熟悉；三是考虑到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一些特征，如所有制关系；四是能反映出时代特征，如电脑网络工程师等。

表1显示，位于前21位的职业得分都在80分以上，且除歌唱演员的标准差（19.51）较大外，其余20个职业的标准差均在13～16.6之间，说明我国城市居民对这些职业的共识很高。

概括这一组职业的特征，可以看到一些很明显的标志：

即政治权威、科学知识、复杂的职业技能、较高的收入和具有时代象征的产业。

其中，市长、政府部长和大学教授是声望最高的3个职业，得分均在90分以上。

从这些职业所具有的特征看，政治权力、社会责任和教育水平似乎是中国市民在进行职业评价时最为看重的标准。

此外，得分在60分以上、80分以下的职业共28个，基本上为白领职业。

得分在60分以下的职业共20个，以从事体力劳动的蓝领职业为主。

无疑，人们对于较少专业训练、较低教育水平、劳动强度大的职业一般评价较低。

不过，有一点在此需要特别注意：

量表中列出了3个职业性质相同、所有制形式不同的职业，即“党政机关小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

三者的声望得分呈现出明显差异，声望最高的是“党政机关小车司机”（70.1分），其次是“出租汽车司机”（59.5分），声望最低的是“公共汽车司机”（58.5分）。

若论收入，三者之中出租车司机无疑是最高的，但其职业声望却远远低于工作在党政机关为首长开车的“小车司机”；若论技术难度，开大车的“公共汽车司机”驾驶执照最难考，但其职业声望却位居三同行之最末。

显然，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收入，不是技术水平，也不完全是劳动强度，而是接近政治权威的距离、工作的稳定性和晋升的机会。

当然，优厚的福利待遇似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二、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业评价比较

由于职业声望主要反映人们对某职业的主观看法，不同的人出于自身经历、环境、观念等方面的不同，对于相同的职业往往会产生不尽相同的看法。

因此，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各种职业的评价，我们分别从年龄、受教育程度、城市规模与发展状况及政治面貌角度出发对调查样本进行了区分，籍以比较不同群体在职业评价上所存在的差异（见表2）。

表2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比较

续表2

①不同年龄群体的比较。

表2是不同年龄群体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评分接近的职业未予列出，表中所列只是差异较显著者。

从表中显示的数据看，16岁～35岁这一年轻组与36岁以上年长组相比，年轻组的政治权力取向似乎较弱，他们对那些象征政治权力的职业（如市长、政府部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等）不像年长组那样看好，他们给予这些职业的声望分均低于36岁以上组。

其次，年轻组对那些虽然有较高科学知识水平和较高技术复杂性，但收入较低的职业，评价也不像年长组那样高，如其对大学教授、社会科学家、翻译、作家的评分均低于年长组。

此外，虽然社会上普遍认为年轻人多是“追星族”，对此忧心忡忡者不少，但表中数据却告诉我们，他们对歌唱演员和影视剧演员职业的平均评分比年长组分别低了7.4分和6.45分。

相比之下，年轻组对那些具有时代特征、需要高新技术的职业则颇为青睐，他们对电脑网络系统管理员、广告设计师、计算机软件设计师和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的评价均高于年长组。

另外，他们对于伴随改革开放步伐而日渐壮大的私营部门似乎并无偏见。

从表2中可以明显看出，年轻组对私/民营企业家、私/民营企业工人、私立学校教师和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的评价均高于年长组。

显然，这是一个较少传统观念、较少权力意识、较多市场取向与较多创新精神的群体。

②不同受教育群体职业评价比较。

表3是不同教育程度被调查者的职业声望评价比较，其中高中以下组中包括中专、中技学校毕业生在内，大专以上组中包括接受成人高等教育者（如：

电大、夜大、函大）在内。

从表3显示的情况看，教育水平较低的高中以下组成员的职业声望评价普遍高于教育水平较高的大专以上组成员。

惟独对私/民营企业家、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证券公司职员和广告设计师这4个职业，大专以上组给出了明显高于高中以下组的评分。

如果对这4个职业的共同特征做个概括，那么，第一，这4个职业都是自改革开放之后才涌现出来的需要较高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的职业；第二，这些职业的任职者大都属于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外成员。

也就是说，在中国，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市场取向越强，对专业知识的偏好越强。

表3不同受教育群体职业声望比较

续表3

③不同地区市民职业评价比较。

表4是中国东、中部地区大城市及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开放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武汉、长沙、海口、厦门、大连、杭州、青岛等13个城市）与其他40个城市被调查者职业声望评价的比较。

我们的假设是：

中国的地区概念不是一个简单的空间概念，而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时间概念。

东、中部大城市与沿海开放城市由于较早实行开放政策、较早引入市场机制，因而这些城市的居民对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有着更大的承受力，其价值观念的转变比之西部城市及中小城市居民也更快。

表4大城市/发达城市与中小城市职业声望比较

表4的数据说明我们的假设基本成立。

大城市及沿海城市居民职业声望评分明显低于中小城市的职业多为传统职业；而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涌现出来的市场色彩较浓的新兴职业，大城市及沿海城市居民则给予较高评价，如他们对私立学校教师、私营高科技企业雇员、私/民营企业家、工商业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和投资公司经理的评价均高于中小城市居民。

不过，从大城市及沿海开放城市居民对政府部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党政机关一般干部的评分普遍高于中小城市居民来看，职业所拥有的政治权力也是他们评价职业声望时较为看重的一个标准。

三、中国不同时期职业声望量表比较

表5不同时期职业声望量表比较

续表5

表5是4个不同时期由不同研究人员在中国不同地区所进行的职业声望量表的比较。

其中，林楠与谢文的调查完成于1983年，整个量表含50个职业，全部调查样本均取自北京[3]；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完成于1987年，量表共含85个职业，调查样本取自北京和沈阳两市[4]；“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课题组”的调查完成于1993年，整个量表由100个职业组成[5]。

表5中列出的是4次调查中所含相同职业的声望得分。

美国社会学家特莱曼在对60个国家与地区的职业声望进行比较后发现，由于社会结构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必要性（functionalimperative）和组织必要性（organizationalimperative）所致，各国/地区对职业声望高低的评价非常接近，其相关系数约达0.80[6]。

中国的情况亦不例外，4次调查虽然完成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但通过对各调查所含相同职业的比较可知，声望得分的相关度很高：

1999年“中国社会发展中长期预测”课题组的调查与1983年林楠和谢文调查的相关系数为0.87；1999年调查与体改所“中国社会分层”课题组1987年调查的相关系数为0.90；1999年调查与1993年“中国居民家庭生活调查”的相关系数为0.92。

然而，尽管有着较强的相关，调查者对其中一些职业的评价却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明显差异。

首先，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评价，在1999年的调查中，这一职业声望得分为85.7，高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等要求专业知识水平较高职业的声望；而在1983年该职业声望得分为68.1，1987年为77.7，90年代初为71.9，均大大低于“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的职业声望，并且低于“国有大中型企业厂长经理”和“国有小企业厂长”的声望。

其次，“工商/税务管理人员”和“警察”的职业声望在1999年调查中也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1983年时，警察的声望低于运动员、会计、党政机关一般干部、护士、邮递员等职业；1987年，警察声望低于国有小企业厂长、护士、饭店厨师、出租车司机和公共汽车司机；即使到了90年代初，警察的声望也还低于机械工程师和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的声望。

但是1999年调查则显示警察这一职业的声望已明显高于上述那些职业。

不仅如此，从表5中还可以看到，工商/税务管理人员的职业声望上升幅度也很大：

1987年时，工商/税务管理人员的声望低于编辑、银行职员、中小学教师、国有小企业厂长和饭店厨师；90年代初，其声望低于编辑、警察、机械工程师和企事业单位政工干部；而到1999年，其声望已高于这些职业。

相对于其他职业来讲，在中国，“党政机关领导干部”、“工商/税务管理人员”和“警察”这3个职业均拥有较大的特权，前者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任职者，后两者则是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的任职者。

这3个职业声望的显著提高，似乎说明人们在评价职业声望时对职业所拥有的权力特征以及市场机制下职业所具有的凭借权力获取资源的特征更加看重。

此外，表5中的声望在1999年有较大提高的职业还包括“私/民营企业家”、“歌唱演员”、“影视剧演员”、“文化个体户”和“工商业个体户”。

这些职业都属于近年来市场因素渗透较多、收入增长较快的职业。

由此可见，经济收入与市场适应能力在人们对职业价值进行判断时的作用有了明显增加。

另外，“国立中小学教师”的声望也有较大的提高（与警察、机械工程师、国有小企业厂长相比），显然，教育产业的发展、中小学教师收入的提高和中国特有的独生子女政策都为这一职业增添了砝码。

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工人的职业声望则在明显下降。

1987年和90年代初调查显示，“国有大中型企业工人”的职业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