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1.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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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1

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

　　从中国全力引进外资探析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国内体制根源岳健勇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在有关中国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国内存在着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

吸引外资是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和引进国际先进技术。

目前，国内高达7万多亿元的庞大居民储蓄［1］和不断扩大的银行存贷差［2］，表明将引进外资用以解决储蓄－投资缺口的解释并不成立；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结构的整体效益也远未带来预期的成效［3］，那么千方百计引进外资的动机和必要性究竟何在？

　　一.中国经济竞争力的衰退轨迹

　　2000年，中央安排社会保障支出达458亿元，比1999年增长了80％，比同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社会保障预算支出高出％［4］，由此可以明显感受到失业给国家社会政治带来的沉重压力。

同年，国家成立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剥离的坏帐近万亿元［5］，然而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达25%［6］。

银行实际坏帐有多大迄今还是个谜［7］，但毫无疑问，坏帐总额肯定远远高于已剥离的数额，这可以从国家发行特别国债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严令银行业强化信贷风险控制中看出端倪。

　　巨额的银行坏帐暴露出长期以来国内投资的低效，即企业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中国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就不再受困于储蓄不足和外汇短缺，“双缺口模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日甚一日的强烈需求。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繁荣主要得益于旺盛的国内消费，当时的改革是双赢博弈，社会各阶层均从改革中受益。

放权让利和承包制改革使国民收入和福利的分配明显倾向于企业承包者和职工，国家统一确定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总额、不断地涨工资、几乎不允许国企破产，以及通过财政贴息方式补贴亏损的国有企业，保持了企业间职工收入水平的均衡，稳定了占城镇就业主体的国有企业职工的收入预期，使得居民消费倾向极其强烈，于是出现了对于轻纺、家电类消费品工业的投资高潮，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高达29％，比1953－1980年超出近十个百分点。

　　由于承包制负盈不负亏，企业存在着投资的软约束；行政分权使“条”的中央政府权力向“块”的地方政府转移，权力上升的地方政府在中央要求加快经济建设的政治压力和各级政府逐级对下实行与政绩挂钩的仕途升迁激励机制下，产生了强烈的投资冲动，利用一切可控制的资源、包括利用人事任命权控制国有银行在当地的分支行，追求产值的增长。

中央计划在下达过程中又被好大喜功的地方政府层层加码，导致实际投资发生放大效应。

地方政府与所辖国有企业在“块”的体制下形成的利益上的共生关系，必然滋生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以维持落后的生产和技术以及相应的就业。

资金的短缺促使急于求成的各地政府纷纷投资“短平快”的中小型加工工业项目，并控制本地资金外流，造成投资的分散化和小型化，许多行业出现大量达不到规模经济的低技术、高成本的重复建设。

在一些投资较大的耐用消费品行业，如彩电、冰箱等家用电器生产线的引进上，同一类型的技术和设备被各地竞相重复引进，很快导致行业生产能力的过剩。

　　从另一方面看，行政分权以及缺乏有效的、有利于国内市场统一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使地方政府通过对本地资源的牢固控制竭力加强其政治权力，“理性”地排斥不利于其实施行政控制或干预的跨地区的企业间购并，包括有竞争力的企业间的“强强联合”，使得市场退出机制难以形成和启动；加之当时存在着向国有银行转嫁企业亏损的便利条件和政治环境，落后企业得不到及时淘汰，低水平重复建设遂愈演愈烈，造成地区间产业布局的严重雷同［8］，到1996年，沿海和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而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则高达［9］。

这不仅使地区间难以进行经济协作、实行规模经营，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而且还埋下了市场需求不振时，为了利益上的自保，各地互设壁垒恶性竞争的隐患。

然而总体上的经济短缺暂时掩盖了投资的低效。

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接近饱和，同时在国家抑制通胀的政策下，国内消费增长趋缓，社会经济中开始出现结构性商品过剩。

但经济仍有局部短缺，表现为收入的增加使国内储蓄上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档次提高，而国有企业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经营亏损和企业间相互拖欠。

中央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促使经济复苏的措施，如放松银根、在国企中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因不触及国企改革的根本而无济于事。

这时，放权让利后占GDP比重不断下降的国家财政已不能无限制地支持亏损的国有企业，为维持社会稳定，国有银行承担起了向亏损企业输血的功能。

　　1992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高速增长。

邓小平南巡扫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激发了全国各地发展经济的空前热情。

投资拉动是此次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因，中央银行大幅度放松银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由原计划的%提高至%。

但实际上由于席卷全国的开发区热使得土地和房地产投机有暴利可图，大量的银行贷款被投进了房地产的开发，甚至不少工业企业将生产性贷款拿去做房地产和股票的投机。

房地产热带动了钢材、水泥等建材行业的兴旺和部分社会就业，这些投资相当一部分又转化为消费，经济因此再次出现空前的繁荣景象。

　　由于国企改革始终解决不了其内在运行机制上的缺陷，国有企业缺乏在市场竞争中，特别是缺乏在买方市场条件下进行调整、改造和技术创新的动力，其开工不足、生产能力闲置、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依赖消费的膨胀来解决。

而1992－93年投资引发的社会消费的激增，又提供了一次可以趁机提价和恢复满负荷生产能力的机会，提价形成的毛利又有一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消费基金，因而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和资产收益率仍然很低。

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对外部需求膨胀的过度依赖，刺激了企业在繁荣期过于旺盛的投资需求，必然造成生产能力的再度过剩。

在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形势下，市场需求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的不足，开始反逼企业削减工资和福利，导致消费萎缩，企业重新面临开工不足和亏损。

由于投资低效和萧条时的企业亏损，累积成巨大的银行呆坏帐，足以威胁到国家金融运行的安全，国有企业普遍的高福利再不可能维持下去。

因此不是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上的消费膨胀从此消失，虽然1997年固定资产投资仍高达％，下岗、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已大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预期，经济难以再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九十年代以来固定资产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10］，产出大量增加，导致买方市场迅速形成，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与国内企业进行“替代性”竞争的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生产能力的过剩，1997年市场全面饱和，中国短缺经济时代结束。

到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国内市场609种主要商品的供求状况的调查发现：

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18％，供小于求的商品仅占2％［11］。

国内技术落后、规模过小的大量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

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利用率不到50％［12］，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迅速下滑。

　　在1992年的投资高潮中，作为投资主体、不用顾忌投资后果的大批国有企业介入房地产业，经济泡沫不断膨胀。

形形色色的乱集资、乱拆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国有银行面临的金融风险越来越大。

由投资拉动的信贷过度扩张引发的通货膨胀和金融、地产泡沫迫使中央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起采取严厉的财政货币“双紧”政策，整顿经济秩序。

“双紧”政策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使国有企业再度陷入困境，国内企业投资的相对萎缩恰被此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填补。

这一轮外商直接投资以欧美跨国公司为主，它们深受中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鼓舞。

随着1992年以来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1992－97年间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大量增加，维持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这期间跨国公司投资表现出与八十年代外商投资的很大差异。

八十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以港澳台资为主，主要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除了在出口市场与国内企业有所竞争外，基本不侵蚀国内市场，还增加了国家外汇收入和社会就业，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新的消费群体，部分弥补了优惠政策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

跨国公司则不同，它们以市场控制为主要目的，一进入中国市场，即与国有企业产生激烈竞争，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上的优势给国有企业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

　　国有企业长期以来的高福利和工人的“贵族化”，保持了消费市场的活力，促进了消费结构升级，吸引了西方跨国公司蜂拥而至，但同时也将国际竞争引入国内市场，使大批同行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挤垮，从而对中国产业的成长形成巨大冲击。

九十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

到1996年，轿车业的68％，电梯的70％，彩色显象管的65％，程控交换机的90％，移动通讯设备的100％被跨国公司控制［13］。

1992－1993年的经济泡沫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积压，银行呆坏帐猛增，加上75％的贷款流向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以及为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发放的大量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安定团结”贷款，使国有商业银行坏帐累累，资本充足率仅为3％［14］，远低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的比率，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

虽然国家信用和金融垄断维持了居民储蓄存款的信心，但如果继续无限制地对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最终必将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

　　因此，从1993年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改革以来，对信贷风险的控制力度不断加大，甚至到了对银行信贷人员搞“贷款终生负责制”的极端地步。

任何国家的银行，包括那些有国际竞争力的西方跨国银行，都不可能做到信贷控制上的万无一失，关键在于提高银行风险控制技巧和管理水平，把坏帐发生的概率降到可控制的水平。

但目前政府的一些政策很不协调，为对付正常的信贷风险，银行必须提取坏帐准备金，而国家为了从银行汲取足够的税收，又不允许提足准备金。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准备金提取比率大大低于外资银行，这必然产生银行经营行为的保守化－为规避风险和相应的政治责任，实行“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

这也会令一些有条件获得贷款的企业因得不到及时的金融支持而面临绝境。

一些企业因此走投无路，被迫放弃自身品牌与外商合资、或干脆被兼并，以获取外方资金的注入。

　　在国家财政困乏、银行巨额坏帐，不可能再无限制地提供金融支持的情况下，国有企业从1995年开始进入倒闭、破产的高潮。

大批工人的下岗失业使得工资刚性不复存在，收入预期下降，购买力明显萎缩。

随着短缺经济的结束、产品全面的供过于求，和其后的通货紧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能力下降。

一方面，差的企业由于求贷条件遭到银行否决而无法继续投资；另一方面，好的企业因项目选择和市场前景不易把握而十分谨慎，有些企业干脆将利润存入银行坐收利息，或将富余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贷给资金短缺的企业，银行则收取手续费，不承担任何风险。

但是，即便好企业通过种种方式力图回避竞争和经营风险，生产性资金向金融机构回流不仅提高了银行的负债水平，而且没有用于生产增值、技术进步和增加就业，致使企业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状态，这样的企业同样无法应对国际竞争。

企业投资能力的下降还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

国内信用的严重倒退。

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在法律和商业伦理的规制下建立起来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信用的建立实际上是法律和商业伦理的重建。

在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和行政主管部门存在着利益共生关系，党政领导司法的政府体制在行政分权下，加强了地方政府对其管辖范围内政治经济资源的控制力，通过干预司法对本地企业实行偏袒式保护，有利于地方实用主义的短期经济目标。

司法屈从于行政意志，损害了法律的公正，导致地区间在处理经济合同争议上相互采取司法报复，并误导企业千方百计寻求本地行政司法部门的袒护。

在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