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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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

1000-8462（2009）01-0013-06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许学强，李郇（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中国广东广州510275）摘要：

改革开放30年见证了珠江三角洲瞩目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成就。

农村城镇化是珠三角在当时全国展现的一种全新城镇化现象，其中，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关键的激励因素。

在这30年之间，珠三角城镇化的空间模式从“小集聚，大分散”向“大集聚，小分散”的格局演变，城镇空间演变的动力也由原有的外商直接投资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转变。

展望珠三角的未来，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是珠江三角洲的必然趋势，同时珠港合作格局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以广州和香港两大城市为核心的环珠江口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必将以全新姿态崛起于世界地理版图之上。

关键词：

城镇化；外资；城市区域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

A1978年以来，珠江三角洲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缔造了一个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1980年，珠江三角洲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6.32亿元，占全省总量的47%，到2006年，经济总量占广东省的比例增加到81.73%，但相对的，其土地面积和人口仅占全省的23.1%和46.4%。

同期，这个土地面积仅占全国0.43%，常住人口仅占全国3.28%的地区，创造出了全国10.3%的经济总量，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6.7%，高出全国5.6个百分点。

与经济奇迹相对应的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奇迹。

2006年，珠三角的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6.26%，增长到了79.6%，远远高出全国城镇化率35.7个百分点。

到2006年底，珠三角外来人口数达到了约2400万人，建制镇数量346个，人口密度达到1039人/km2，成为我国城镇密度最大、经济要素聚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多中心巨型城市区域之一。

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地区，其城镇化过程不仅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镇化的缩影，更是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

珠江三角洲30年来取得的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范，其发展的动力、模式和趋势也值得进一步的思考。

1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动力在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展现出一种全新的城镇化现象，以农业快速增长、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多以及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农村城镇化为特征，在珠三角城镇化的过程中，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为城镇化提供了初始的动力，而对外开放政策促使大量外资尤其是港资进入珠三角，使珠三角的城镇化进程加速，在1986年已成长为全国市镇数目多、密度大、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之一。

1.1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珠三角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一系列改革，不断解放部分农业劳动力，为城镇规模的扩大提供了人源。

1984年政府公布了允许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并在户籍管理上，成为自带口粮的城市人，据不完全统计，1984年珠三角这类人达到30万之多。

农业的发展不仅间接扩大了城市人口规模，还由于农村产业结构的改变以及农业商品率的提高，为城镇发展加工业提供原料，为发展交换和贸易提该段数据主要来源于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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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统计年鉴http:

/29卷第1期经济地理Vol.29，No.12009年1月ECONOMICGEOGRAPHYJan.，2009供货源。

1978年，中央把118种统购派购农副产品减少到5种，开放农贸市场，1985年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业生产政策方针。

19781990年，广东省农业商品率从43.7%提高到67%，而珠三角则提高到80%以上；1986年，以佛山、中山、东莞7县市为例，在整个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轻纺制品在出口商品外贸收购总值中占90.6%，这些数据说明，珠江三角洲在当时初步形成了贸工农型的产业结构。

农业商品率的提高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而扩大了城镇的生产和服务业市场，商品经济需要及时掌握市场信息，要求城市及时、准确、大量搜集、加工和传播信息，因而城市作为一个区域中心的向心力加强。

在发展农业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乡镇企业成为农村商品生产的重要支柱。

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起点，而且由于其外向化、市场化的特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和地方财政收入及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摆脱了传统的计划时期的企业发展模式，不再由国家投资和确定企业发展方向，而是由乡镇自筹资金，按照市场需求发展，这与从中央到地方的“放权”密不可分。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曾回忆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直接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一点权，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有利的条件在四个现代化中先行一步”。

随后，在广东的“放权”从省市县镇村层层展开，一直深入到最基层，其中，乡镇一级政府成为地方经济的主要推动者。

在珠三角，乡镇政府直接指导和监督企业的发展方向，其主要领导人由当地党政部门确定，并对乡镇企业实施“放水养鱼”，也就是在财政上给乡镇企业更多的激励，使企业的利益和管理者的利益与县政府的利益密切的结合起来。

由于乡镇一级政府是分布广泛、数量最多的一级政府，乡镇政府发展经济的高度积极性，最终导致了珠江三角洲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珠三角的不同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和初始禀赋条件的不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特别是珠三角西岸城镇如顺德县的“乡镇办工业和大型骨干企业为主”的集体经济模式以及南海县的“以县办为龙头、镇办为主体、村办为支柱、个体联合体为补充”的非公有制经济全面发展模式，都是乡镇企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典型。

1.2外资的进入是珠三角城镇化的加速器在1980年代，珠江三角洲主要经济指标的年递增率最高的是实际利用外资额和外贸出口总额。

1991年，这两项指标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18.4%和14.8%，是中国引进外资和创造外汇的主要区域。

引进外资主要有“三来一补”、合作和合资经营等形式，这些外资的进入使乡镇企业和地方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

特别是乡镇企业，由于规模小，门类多且灵活性强，对外来料加工工业主要转向乡镇企业，使得乡镇企业数量剧增，外资的利用使得这些乡镇企业冲破了“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的框框，大量引进外来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改资源性、封闭性为市场型、开放型，生产出数以百计的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远销国内外。

从1980年代开始，以香港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凭借着其与珠三角的地缘和人文优势快速地向珠江三角洲转移，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地域劳动分工模式。

到1990年代中期，约80的香港厂商已经在珠江三角洲设厂，香港塑胶业的8090，电子业的85、钟表业和玩具业的90都迁到珠江三角洲地区。

随后，台湾的IT产业，主要是电脑周边产品，通过香港持续进入珠江三角洲地区。

同时，欧美国家以及华侨多的东南亚国家也看中珠三角的成本优势，纷纷在这里投资办厂。

其中，东莞就是珠三角典型的外资主导性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以轻型消费品为主的港资“三来一补”企业是东莞初期发展的重要力量，东莞成为香港制造业的“大工厂”。

这些企业的生产原料或者样式以及销售市场在国际市场，这正好规避了当时国内流通领域十分封闭的状态，同时，劳动力和土地要素在国内，又正好适应了东莞当时禀赋丰富的要素。

当时的东莞县委充分认识到了“三来一补”企业对东莞的重要性，制定了发展“三来一补”企业的十条优惠措施，198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抽调了40名骨干组成对外加工装配办公室，统一领导“三来一补”工作。

1986年东莞的“三来一补”累计收入工缴费已经达3亿美元以上，其中50%为集体积累，成为各镇基础设施建设和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变了东莞落后的投资环境，这使得东莞在下一轮以台资主导的电子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台资成为仅次于港资的广东第二大外资来源。

全球电子产业的生产链条，通过分包合同的形式，集聚到东莞。

只要在东莞跑一圈，桌面电脑的14经济地理第29卷第1期许学强，李郇：

改革开放30年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回顾与展望15各种配件就可以配齐组装起来，东莞在1990年代末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外资企业在珠三角的投资建厂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以不同形式转移到城镇务工。

当本地剩余劳动力不能满足劳动力需求，而本地的高劳动报酬又对区外和省外劳动力产生较大吸引力时，出现了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

到19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已经成为我国人口迁入量最大的地区，大量迁移人口已经成为城市人口增长越来越重要来源，并导致珠三角大量城镇规模突然升级。

由于吸引外资大都来自香港，迁移人口的分布与迁移人口的集聚程度取决于与香港的距离，形成以珠江口为核心的圈层集聚结构。

大量的外来人口流入，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一个丰富的劳动力市场，形成低成本劳动力的来源，促进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成为珠江三角洲城镇化持续增长的源泉之一。

总的来说，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是珠三角农村城镇化的初始动力，对外开放是农村城镇化的加速器，而国家执行的有关政策，才是实现农村城镇化的关键。

国家政策不仅直接推动珠三角的城镇化进程，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对农村劳动力的解放，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对剩余农业人口的吸纳，对外开放政策所带来的国外资金和市场对工业化的促进等等，还通过在政策边界之内的放权，发挥珠三角各个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包括扩大地方在经济计划制定中的主动权，下放对外经济贸易、物价、劳动、工资、金融、物质等方面的许可权，以及增加市场调节程度等。

可以说，国家政策是珠三角实现城镇化最主要的外生因素，不管是自下而上的农村发展，还是外资所带动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动力背后的激励始终是政策，这是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背景相适应的。

2珠江三角洲城镇化的空间模式城镇化是一种空间过程，总是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一定的城市化过程形成一定的地域空间组织，一定的空间组织又影响城市化进程，过程与组织同步变化互相影响。

改革开放作为历史轴线上的一道分水岭，使珠三角与全球化经济发生紧密地联系，从而深刻影响着珠江三角洲的空间模式的转化过程。

2.1“小集聚，大分散”的城镇均衡发展格局改革开放前，广州是珠江三角洲市镇体系中无可争议的中心。

1978年，广州在珠三角的GDP总量中的比重几乎占一半以上，珠三角呈现以广州为单核心的城镇经济空间格局，首位分布特征明显，并以此为中心向南部三角洲地区呈单向辐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到边境形成“绝缘带”。

改革开放后，随着港资大量参与珠三角的经济活动以及港澳之间“前店后厂”地域分工模式的形成，珠三角的空间格局显示出以香港为主导性的空间引力，并且表现出一种对小城镇的偏向。

在1980年代末，珠三角的城镇发展表现为点多、速度快、工业城镇比重高和分布渐均衡的特点。

珠三角城市快速扩张的现象在珠江东岸发展走廊上十分明显。

“深港”地区与“广佛”地区一起形成一种“两翼齐飞，双向辐射”的格局。

随着东部走廊的崛起，原来的首位城市广州不再具有垄断地位,至1990年代初期广州在珠三角经济的比重由原来的1/2下降为1/4，在1992年其人均收入水平更是低于珠海、佛山、深圳而降至第四位，区域地位相对下降。

此时，珠江三角洲在人口、产业、建设用地等空间要素的动态分布上分别表现为“就地转移”的城镇化过程，“小集聚、大分散”的产业空间以及建制镇建设用地增长快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并且，传统的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强单中心结构被打破，各城市之间的经济关系普遍松散，城市间的关系属于竞争型交易关联，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相对其它都市圈松散。

事实上，麦基认为1980年代开始，亚洲正在发生的城镇化现象与传统的城镇化学说所预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