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秘史》的文体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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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的文体特征

《蒙古秘史》的文体特征

一、历史散文叙事

《左传》成书于战国，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典范，它和《史记》分别代表了当时叙事性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明清文学史上的“古文”派，在写作上即极力模仿《左传》、《史记》。

所谓“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正道出了历史文学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影响和崇高地位。

《蒙古秘史》（亦称《元朝秘史》，以下简称《秘史》）是蒙古族第一部书面古代文献，保留下来的是汉译本。

就内容而言，它既是文学作品，又是历史著作。

文学是其表现形式，历史则是它的实际内容。

就历史文学而言，无论华夏民族的《左传》、《史记》，还是蒙古族的《秘史》，其绝大部分文字都是作者以全知全能的眼光来描述的。

作者首先对所写的历史知识和过程成竹在胸，能够从容地驾驭史料，将其剪裁组合，布局谋篇，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史著构思的整体一致性。

史书叙事的特点是要向读者告知事理，以缜密取胜，实事求是，并遵循着“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要求。

而文学叙事的特点则是以情动人，为达到此目的，可以采用夸张、虚构等手法。

但史书并不仅仅是史料的堆彻，撰史允许在大体上不失真的前提下，用细节想象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以突出其鲜明特点。

在史事的叙述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增删详略或艺术夸张等手法。

事实上，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的历史场景描写，也成为了历史真实的一部分。

恰当地引用诗文、歌谣、民谚等，不仅是史书保存历史史料所必需，而且也增强了史书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如《史记》中的《大风歌》，《左传》中外交辞令借《诗经》的吟诵。

在《秘史》中，民谚、歌谣、口传故事的记载运用极多，这些民谚、歌谣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蒙古史料，而且也为《秘史》的撰写增辉不少。

当然，《秘史》也和《左传》、《史记》一样，书中常常为了某种目的或意识形态的需要，用一些夸张性的语言，或增加虚构性的故事，或利用附会性的神话传说等。

从历史真实方面看，这些显然起到了混淆真假的作用，但若从阅读的趣味性方面看，这些因素的加入又极大地增加了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这也正是《左传》、《秘史》这些历史、文学名著受到人们持续喜爱的重要原因。

（一）叙事特征

《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

所谓的“右史记事”，即是以叙事为主的史书。

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为代表的叙事性历史散文，将先秦叙事文学推向了辉煌。

尤其是《左传》，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言事相兼，繁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考虑，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

”比如《郑伯克段于鄢》是体现《左传》叙事艺术水平的名篇，仅仅用了四百多字，就写出了郑庄公的虚伪、阴险和狡诈，文中记述了他与武姜、祭中、公子吕等人的对话。

“姜氏欲之，焉辟害”、“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无庸，将自及”、“不义不暱，厚将崩”等等，语言简短，却颇具个性。

故事情节在人物的一问一答中发展，叙事流畅，情节则层递而紧张，三言两语就塑造出了一个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形象。

《秘史》对战争描写最精彩的部分是纳忽崖战役。

对该战役的描写颇为用力，通过完整的情节叙述，勾勒出了多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秘史》描写战争场面的高超艺术水平，而其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借助人物之间的精彩对话：

塔阳问：

“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是什么人？

”札木合说：

“是我帖木真安答用人肉养的四个狗，曾教铁索栓着，那狗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鐶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

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

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蔑、速别额台四人。

”

塔阳说：

“似那般呵，离得这下等人远者。

”遂退去跨山立了。

又问：

“那后来的军，如吃乳饱的马驹绕他母喜欢般来的是谁？

”

札木合说：

“他是将有枪刀的男子杀了，剥脱衣服的兀鲁兀惕、忙忽惕二种人。

”

塔阳说；“既如此，可离得这下等人远者。

”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问：

“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

”

札木合说：

“是我帖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

你见么，你曾说若见达达时，如小羖（左羊右蜃，音历）羔儿，蹄皮也不留。

您如今试看。

”

塔阳但说可惧，又令上山去立了。

又问：

“随后多军马来的是谁？

”

札木合说：

“是诃额仑母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来，身有三度长，吃个三岁头口，披三层铁甲，三个强牛拽着来也。

他将带弓箭的人全咽呵，不擬着喉咙；吞一个全人呵，不够点心。

怒时，将昂忽阿的箭，隔山射呵，十人二十人穿透。

人若与他相斗时，隔着空野，用客亦不儿名的箭射呵，将人连甲穿透。

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

生得不似常人，如大蟒一般，名字唤作拙赤合撒儿。

”

塔阳说：

“若那般呵，咱可共站高山上去立了。

”

又问那后来的是谁，札木合说：

“是诃额仑最少的子，名斡赤斤。

他性懒，好早睡迟起。

多军马中，他也不曾落后了。

”

于是塔阳遂上山顶立了。

《秘史》对此次战役的描绘并没有从战场的正面着笔，而是从塔阳与札木合之间的一问一答中写起，但此次战役展开的时间、空间和层次，却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和叙述。

既表现了成吉思汗奋勇当先、指挥有方的军事才能，又表现出了蒙古人势不可挡的气势，如排山倒海般一波一波地向乃蛮部冲去。

如贪食的鹰般的成吉思汗，身先士卒地率领着如狼似虎的蒙古兵步步进逼，乃蛮部步步后退，乃至于无路可退。

战斗在慢慢地进入白热化，犹如看一场战争的独幕剧，即将进入高潮。

最后写道：

“其夜乃蛮欲遁，人马坠于山崖，相压死者甚重，明日拿住塔阳。

”笔调一转，骤然结束，好像突然间幕落剧终，令人回味无穷。

（二）神话、传说入史成文的取材观

神话，是人类在未能认识自我和认识世界时想象的产物，其叙述表达基本上脱离现实和缺乏事实根据。

传说则有所不同，传说必有其符合现实事实的部分，然而传说流传久了就有可能转化为神话。

无论古今中外，神话和传说都是文学艺术之源，是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其人史成文，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和审美价值。

历史和文学在思维形式和语言的运用上有所不同，历史要求记录客观的真实，文学追求的是主观的真实，即使是具有现实主义笔法的文学作品亦是如此。

而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有限，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晰。

因此，早期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也不严格。

如我国的早期文献典籍中文史哲不分，甚至有“六经皆史”的观点。

而在西方，《圣经》中的《旧约》既是犹太民族早期的历史，又是最早的优美的文学作品。

蒙古族的史诗《秘史》同样如此，它记载了自成吉思汗二十二祖至斡歌歹汗五六百年间的历史，其开篇即是苍色狼和白色鹿的神话：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斯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山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显然，这一叙述并非历史的真实，但作为记载历史事实的《秘史》，除了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之外，必然具有一定的目的性、意图性。

正如《孔子传》所说：

“欲神其事，乃诬其父母以非礼，不足信”。

《秘史》的作者同样如此。

另据《元史·文宗纪》载：

“奎章阁以纂修《经国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h赤颜》（即《秘史》）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绍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

押不花言：

‘《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

’从之。

”又《元史·虞集传》载：

“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刺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

”可知，《秘史》成书后，早期是藏于大内秘不示人的，其作用只是录“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之事以垂戒后世子孙。

既然历史著作皆以求治道为目的，所追求的自然应该是客观的事实材料，那么，作者为何又加入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离奇传说呢？

这显然是出于维持权力及政治斗争的需要。

各民族史书中所记载之事，并非皆为历史进程中的客观事实。

被编纂的史书中，既有客观社会时代背景的影子，也有编撰者的主观意图。

所以，神话、传说在各民族史书中的屡见不鲜便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成为传统史书撰写及文体表现的特点之一。

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作历史传说，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起源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不像西方古代神话那样严整化和系统化，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起源神话后来多被零散地插入史书典籍而不能独立成篇。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在神话传说的历史化方面，集中体现在“本纪”中，比如在《高祖本纪》中，就载有刘邦之母“梦与神遇”而孕的故事以及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

这些神话、传说都是统治者为自己编造的说法和借口，用以证明独裁王朝的正统性、合理性。

在《秘史》中，同样有着成吉思汗十世祖母阿阑豁阿感光而孕、其所生子为“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的传说，这与《史记》所载刘邦的神奇来历出于同一机杼。

在二十四史中，在记载开国皇帝的出生来历时，皆免不了夹杂附会一些离奇的传说或神话，读者自然不能因此贬低《史记》、《汉书》以及《秘史》的史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神话传说，也可以看作是活在民间的历史。

其之所以在民间不被认为是虚构荒诞之事，其重要原因在于神话被文学化、传说被书面化加之广泛传播之后，一般民众便皆信以为真。

因此，当民间历史书面化的时候，神话传说在民众心目中便自然成为真实的历史。

神话、传说或历史化、或文学化，记载神怪最多的《山海经》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山海经》有时被归为地理类史书——即历史化，有时被归为志怪类的小说——即文学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便认为，“书中叙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将收入太玄部竞字号中。

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

然道理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

核实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

历史大量取材于神话、传说，也正是我国传统史书史、文不分的特点之一。

神话、传说之所以“为文章之渊源”，是因为“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

历史取材于传说、神话，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

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蒙古秘史》是远古蒙古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蒙古文化早期开放的最美的花朵，《秘史》中的神话、传说构成了蒙古民族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

二、与中国“讲史说话”传统的比较

中国传统的四大小说名著中，有三部与历史典籍有着密切关系，是对历史材料的世代演义和再创造。

《三国演义》以前有《三国志平话》，《三国志平话》则取材于陈寿的《三国志》；《西游记》以前有《西游记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再之前则是《大唐西域记》；《水浒传》的原型多源于《大宋宣和遗事》。

离开了历史材料，四大小说名著不可能产生。

《三国志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都是两宋时代民间说书艺术中的话本，也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先声，它们也是民间口传历史故事书面化的一个里程碑。

两宋的话本，大致分为四科：

讲史、合生、小说和讲经。

四科虽都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但亦有所不同。

鲁迅说：

“《梦粱录》（二十）影戏条下云，‘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

’又小说讲经史条下云，‘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顷刻间捏合。

’……“是知讲史之体，在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小说之体，在说一故事而立知结局。

”话本中的“讲史”之体既然是“真假相伴”、“历叙史实而杂以虚辞”，即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允许对其进行艺术加工，那么，当然也就不能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