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课专题之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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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课专题之一
中国农民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国国情与青年的历史责任”课专题之一
郭书田
2011年9月
（一）
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社会，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从采集到种植，从狩猎到饲养，从捕捞到养殖，产生了农耕文明（黄色）、游牧文明（白色）、海洋文明（蓝色），创造了丰富的农业文明，成为东方农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对世界农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但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深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为改变农民这种状况，一些先辈们开展了可歌可泣的抗争，包括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辛亥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推翻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为解决农民问题指明了方向，但由于这个革命失败，使这个主张在胎中夭折。
1917年列宁领导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有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在北李（大钊）南陈（独秀）等策动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党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经历了28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依靠农民提供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起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失误中，党依靠农民坚持生产，保证了城市的食品供应与国家安全。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依靠农民把农村作为突破口，取得成效，推进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二）
回顾党的90年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与创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依靠农民奋斗不息战胜一个又一个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历史，也是农民作出重大贡献与牺牲的历史。
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帝国主义与国内反动派，没有走苏联武装工人夺取城市的道路，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了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由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和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然后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由美国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800万国民党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胜利。
党的领导、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是优点。
这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这个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因为毛泽东受到不相信中国农民力量的第三国际与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排斥和打击，加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右倾思想，使革命力量在苏区损失了90％，在白区损失了100％，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思想，突出表现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名著中列举了农民运动创造的十四件大事，这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
在抗日战争中，为扩大爱国抗日的统一战线，在农村实行土地的减租减息政策。
为了支援前线，农民承担了巨大的后勤保障任务，涌现出一大批支前劳动模范。
陈毅元帅在总结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的经验时特别指出，如果没有沂蒙山区的广大农民用手推车提供给养，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对农民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
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这是党的工作战略性转变。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指出：
“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绝不可以丢掉农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
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成为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之一，使农民真正实现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解放区已有1.6亿农民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后，于1950年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在3亿人口的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使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6.15亿亩土地，每年免交谷物地租3500万吨。
土地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
农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326亿元增加至1952年的484亿元，年均增长14.1％，加上广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和推广新式农具等，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战前水平。
有人以台湾对地主
实行赎买政策发展工商业的经验非议大陆的土地改革是不切实际的，这种由农民起来自己实现“耕者有其田”而不是“恩赐”，是走群众路线的成功举措，而且当时国家的财力也无力支付巨额的赎买资金。
三、从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由小生产的农业过渡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只有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走合作制的道路，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
在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后，不失时机地让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互助组包括季节性的临时互助组与常年性的固定互助组。
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社体系，到1955年底加入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的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50％与14％。
也就是土地由私有私营转变为私有公营，发挥了统一经营的优势，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从1953年起实行“一化（工
业化）三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由于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史无前例，只有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并在他们的援助下，开展了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建设，通过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由农民提供了9494亿元（压低农产品价格8019亿元，提高工业品价格1475亿元）①巨额的“原始积累”（斯大林称之为“超额税”），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工业现代化的基础，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国防能力，“两弹一星”就是在这个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在回顾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程时，千万不能忘记农民所做的重大贡献。
四、由于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也随着增加。
但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一些粮食私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影响社会安定。
对此在粮食部长章乃器的倡议下，经中央同意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即由国家粮食部门按照国家定的收购价格统一收购农民的余粮，同时统一按国家规定的销售价格，并按定量向城市居民销售粮食，购销差额由财政承担，简称粮食的“统购统销”。
以后由粮食扩展到棉花、油料、糖料等。
这项政策为稳定物价，保证供应起了重要作用，是不能全盘否定的。
尤其是农民积极生产和销售余粮，对解决城市粮食供应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由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使农民变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世袭农民”，特别是在“反右派”当中，把反对“统购统销”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则显然是错误的。
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冤假错案同时得到纠正。
五、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特别指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
但是随后不久，毛泽东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农业在初级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急
速地推进将土地私有变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除宅基地外成为公有公营。
农民成为单纯拿工分的劳动力，供销合作社变为第二国营商业，信用合作社变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使合作制变了型走了样。
时隔不久，于1958年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由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变为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的制度，同时开展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一直持续了20年。
1962年在修改人民公社条例60条时又将宅基地变为集体所有。
在这期间发生了“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严重失误。
由于不断开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干部中产生了“宁左勿右”的心态。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既是受害者，特别是在刮“五风”（高指标、瞎指挥、浮夸、平调、强迫命令）以及不讲条件扩大核算单位的“穷过渡”等形势下，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减产，一些地方农村征购过头粮，出现了非正常死亡的不幸事件①。
但同时农民又是提供农产品的承担者，为保证农产品的基本供应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文革”中除了河北保定和广西柳州农村有些“武斗”外，基本上坚持生产。
批判“唯生产力论”与“唯条件论”在农村没有市场。
全国粮食产量由1958年的2亿吨上升到1978年的3亿吨，人均粮食由200公斤上升为300公斤。
其中在“十年动乱”期间，粮食是增产的。
1975年与1965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由17.94亿亩扩大为18.15亿亩，亩产量由108公斤上升为156公斤，总产量由3890亿斤增加为5469亿斤，人均产量由272公斤上升为311公斤。
这是农民坚持生产辛勤劳动的结果，为保证城市粮食供应与国家安全做出的突出贡献。
因此不能说“十年动乱”使农业也走上“崩溃的边缘”。
六、值得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的农民状况，把失误造成的损失与农民辛勤劳动和奉献区别开
来。
一是在“大跃进”中“大办水利”，兴修了一大批水库，增加了灌溉面积和保证城市与工业用水。
除了有些劳民伤财的“豆腐渣”工程外，多数保留下来的有效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积，这为改革开放后农业的高速发展，粮食由1978年的3亿吨上升到1984年的4亿吨，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实行“以粮为纲”和“大炼钢铁”过程中森林遭受严重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使水库大量淤塞，以及移民问题未能妥善解决，是个极大教训。
二是农业学大寨有负面作用，如宣传大寨的大队核算，标兵分工，取消自留地，消灭家庭副业，封闭农贸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虚报产量等，是错误的。
国务院在1970年召开的北方农业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抵制了这种错误，减少了负面作用。
但大寨的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特别是投入大量劳力修筑梯田，加强农田基本建设，保持水土，大量施用高温堆肥，提高土壤有机质，形成“海绵田”，能够持续高产，则是科学的，是不能否定的。
河南省林县在以杨贵为首的县委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全县农民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增加灌溉面积，增强抗旱能力，在水利建设上创造了一项奇迹。
三是在人民公社里保留了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建立敬老院，实行“五保户”，配备“赤脚医生”以及建立公益金与公积金制度等，农民是欢迎的。
1995年2月在斯德哥尔摩参加“提高人口质量”的国际人类发展会议，讲了人民公社的上述五件事，引起强烈反响，写到会议纪要之中。
四是在“文革”中有1000多万名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虽然有影响学习的负面作用，但是接触农村社会，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的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出色领导人来自于插队或生产建设兵团。
与此同时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为生产建设兵团和农建师兴办工业，装备农业，提高了国营农场农业机械化水平。
五是在“文革”中中央决定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以及农业科技人员培育的“双杂”粮食作物（杂交水稻、杂交玉米），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粮食大幅度增长和农业的高速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六是在人民公社中产生的社队企业，被毛泽东誉为农村光明灿烂的希望所在。
社队企业的产供销全靠市场调节，成为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是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起来的基础。
七是以“农业八字宪法”（土、水、肥、种、密、保、工、管）为内容的《农业发展纲要》40条，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改革开放以农村作为突破口，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取得经验，带动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也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
勤劳勇敢的农民为了生存与发展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极为宝贵的经验：
一是土地的包干到户，也称土地大包干，即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都是自己的，直来直去不拐弯。
比实行工分制的包产到户利益更为直接，方法更为简便，颇受农民欢迎，势如破竹，一泻千里，迅速在全国推开。
土地成为公有私营。
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是农民智慧的集中表现。
在此基础上建立与形成了以分户经营为基础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舒尔茨说，土地包干制是农村社会进步的第一推动力。
二是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其前身为社队企业，使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就地转至非农产业，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还承担以工补农、建农、促农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任务，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被一位国际知名政要说成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武器”。
三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实行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美国前总统卡特说农民找到了做主人的“诀窍”。
四是进城的农民工，“离土又离乡”，成为城市建设和服务业的主力军，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农民由“世袭农民”变为“两栖农民”。
农民工在抵御国际金融危机中做出突出的牺牲与贡献，受到国际的高度赞扬。
美国《时代》周刊在年终封面刊登照片，向“背井离乡”的他们致敬。
五是在产权制度改革上的突破，创造了集体所有制经济（包括土地与企业）的有效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推动了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
农村改革的过程可以归纳为解放思想——群众创造——专家总结——领导认可——政府规范。
坚持的原则：
一是尊重农民的意愿与选择；二是因地制宜多样化，不一刀切；三是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
其效果是成本低，效益好，风险小。
八、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特别是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任务”。
接着提出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是治国理念的重大变化。
采取了包括取消农业税费、实施粮食等四项补贴、推行合作医疗、九年义务制教育免收学杂费、实行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费、增加对“三农”的财政投入等惠及农民利益的一系列措施，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
中央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和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连续发了八个1号文件。
提出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在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要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三）
90年来，党依靠农民奋斗不息，取得了辉煌成就，也有过失误，能够加以修正，使农村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
一是以占世界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亿吨上升到5亿吨，在人口翻番的情况下，人均粮食产量由200公斤上升为400公斤，使认为中国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庞大人口吃饭问题的预言彻底破产。
二是在粮食生产大幅增加的同时，棉、油、糖各种经济作物和水果、蔬菜以及肉奶蛋畜产品和水产品成倍增长，人均占有肉类54公斤，奶类28公斤，蛋类20公斤，水产品37公斤。
由于设施农业的发展和流通条件的改善，“菜篮子”丰富，季节性与区域性差别缩小，食品结构显著变化，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三是农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率下降到2%以下，反贫困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四是县医疗院——乡镇医疗所——村医疗室体系普遍建立，合作医疗基本覆盖农村，人口的期望寿命翻了一番。
五是农村文盲基本消除，受教育年限普遍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普及。
六是农村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占3/4，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工业、建筑、交通、商业、服务业“五业并举”，乡办、村办、个体、私营“四轮驱力”，有2.5亿劳动力（其中1.5亿为进城的农民工，由“世袭农民”转为“两栖农民”，成为城市建筑业与服务业的主力军）转移到非农产业，工资性收入占家庭收入50%以上。
与此同时农户的就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纯农户和以农业为主的第一兼营户占2.4亿户的32%；纯非农业户和以非农业为主的第二兼营户占68%。
七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2010年人均纯收入达5919元，比上年增长10.8%，超过城市居民增长幅度，恩格尔系数下降为43%。
八是农村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普遍改善，电话、电视、广播等文化事业基本普及。
九是农业科技服务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与保障体系显著加强，科技服务队伍壮大，农业科技贡献率上升为52%，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0%以上，农产品加工率大幅上升，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规模扩大。
十是农业法治体系基本形成，全国人大颁布有关农业法律15部，国务院颁布有关农业的法规25件，农业部发布的行政法规156件。
以县为单位的综合执法大队逐步建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格局正在形成。
十一是村民的自治制度逐步完善，农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日益增强。
十二是出现了年收入亿元以上的村1万多个，10亿元以上的村100多个，100亿元以上的村20多个，最高的华西村达500亿元，展示了中国农村的辉煌前景。
十三是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干部的骨干带头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工青妇等群众组织的作用正常发挥，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务实有效。
（四）
90年来，党依靠农民奋斗不息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反映了党与农民的智慧，在马克思主义的宝库中增添了新的花杂。
一是中国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个农民问题。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斯诺关于农民与土地问题时说过：
“在中国，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①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是革命与建设最大的主体，是党最大的依靠力量，维护与保障农民的权益，是党的工作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一切侵犯和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斗争是党的一项基本任务。
二是农民是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必需农产品的劳动者，他的财产应受到法律保护，不论是“无偿或有偿”，“暴力或非暴力”，是不能剥夺的。
消灭私有制不是消灭劳动农民的私有制。
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和《法德农民问题》、列宁在《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等著作中十分强调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违背的。
三是农民是小生产者，为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就必须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而这种合作化是自愿互利的，是通过示范和社会帮助实现的，既不能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更不能侵害他们的利益。
在合作化过程中因违反自愿互利原则而产生的闹退社、牢杀母猪、砍树等现象就是农民对错误做法的反抗。
四是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也就是“基础的基础”。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农业是“中心的中心”。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具有强烈的社会功能。
农民是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承担者。
为此，国家必须把把发展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
在计划安排上，必须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五是农业又是生物性产业，生产周期长，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紧密结合的产业，既受市场风险的影响，又受气候风险的制约。
这就要在资源与要素配置中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健全政府宏观调控的机制，采取切实有效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
六是农业是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农产品价格经历了计划价格——双轨价格——市场价格——保护价格——补贴价格的多种形态，在尊重市场供求规律的前提与WTO框架下，增加财政补贴，是提高农业比较效益、调动农民积极性与增加农民收益的必然选择。
七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以及公民权益等方面实现城乡均等化，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和促进社会和谐与安定的重要基础，也是党的一项重大任务。
八是把农业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把传统农业的精华与现代农业的技术结合起来，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与增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特别是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农民”是改变农民弱势地位的重大措施。
这种文化既包括以汉族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又包括55个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
九是由“世袭农民”——“两栖农民”——“现代农民”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城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将转为城市居民，并逐步融入城市社会，在各方面与原有市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其余少数返乡第二次创业，会成为“现代农民”，大批大学生下乡当“村官”，也会有一部分留在农村转为“现代农民”。
通过在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成一批种田大户，成为“现代农民”。
十是在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中，继续完善村民自治的同时，通过集体资产（土地、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探索有效的实现形式，特别是通过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使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股东，不仅增加财产性收入，更能行使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选择权等五项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农民在生产资料共同享有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成为“联合体的自由人”。
十一，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人口庞大，人均占有资源短缺。
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和提高生态文明水平，是实行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
根本任务。
前车之鉴，绝不能再走以损害和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老路，这应成为检验各级领导政绩的基本依据。
如何正确对待农民，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具有国际性质。
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处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经对农民实行“余粮收集制”，与农民发生尖锐的矛盾，引起农民强烈不满。
1921年列宁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将余粮收集制改为粮食税，农民纳税后的余粮由农民自己支配，可以自由出售，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迅速恢复到战前的水平。
列宁为此发表了《论粮食税》和《论合作制》总结了这项改革的经验。
但在30年代，斯大林推行全盘集体化运动，出现了违背自愿原则的强迫命令问题，把宅旁园地、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都实行共有，越过合作性质的劳动组合，直接进入集体农庄。
斯大林在《胜利冲昏头脑》中虽然严厉批评了“左”的过火行为，但未根本改变对农民“竭泽而渔”的政策。
我国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过早消灭农民私有财产的错误。
早在1951年山西省委提出为“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动摇、削弱、否定“私有基础”的主张，受到华北局与刘少奇的批评，指出这是空想社会主义，但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支持。
随后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在“一大二公”思想下提出核算单位由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的过渡，由集体所有——全民所有的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过渡的理想，成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纲领，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发展的逻辑性，实际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自觉地重蹈农业社会主义的覆辙，导致了农村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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