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思想史.docx
《中国管理思想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管理思想史.docx（36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中国管理思想史
摘要
1．当代中国管理思想史问题的描述
中国管理思想史的重要性
2.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精华
求治防乱的思想
2.2以人为本的思想
2.3名正言顺的思想
2.4治众如治寡的思想
2.5审时度势的思想
2.6祸起萧墙的思想
3.古代管理思想对解决当代管理问题的借鉴与启示
3.1古代管理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古代管理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古代管理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3.2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异
4.总结
参考文献
摘要
1.当代中国管理思想史问题的描述
中国管理思想史的重要性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一、管理思想史在中国的地位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
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
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
他在文章开头引用了一句“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
”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帅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最近十几年更热。
五四时期知识界领袖人物胡适，后来他坚持把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还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改革开放时期即1980年代，李泽厚有关思想史的三部著作，也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也在中国大陆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座的艾尔曼教授、汪晖教授和我，也都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
在中国，不少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转向了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
特别是，它还引发对当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观念”的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
胡适六十岁时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政治”也特别重要。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高于一切的传统，“国是”一直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
不过，政治问题不宜轻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这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
正像梁启超所说，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
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就是入了《文苑》不行，得入《史林》，入了《史林》也不算完，还得入《儒林》，最好是入《道学》。
因为光靠文章诗赋不行，那是“雕虫”“末技”，靠史传小说也不够，连司马迁也说，皇帝对史家如“徘优视之”。
所以，不仅要有经学著作，更要提出大的笼罩性观念才行。
所以，政治、风俗、教育、制度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放在思想视野中作政治解读，而任何思想的历史变化，也必然会被政治性地理解为要推动制度变化。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任何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批判资源、认同基础和价值观念。
所以，历史学一直在人文学科里面很重要，也很敏感。
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还在变局之中。
以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翻地覆，“道”就得“变”了，“道”是什么，就是思想，可是思想应当朝什么地方变？
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想知道和特别想讨论的，所谓五四时代“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八十年代“借助历史批判现实的传统”，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学术”不仅仅是“专业”的或“知识”的领域，而常常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和政治表达，无论“文化”、“学术”还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
因此，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很重要，它的兴起和兴盛，需要在这一传统和背景下观察。
二、管理思想史在中国的背景
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所以，理解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很重要的背景。
中国的“思想史热”，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
在这之前的1980年初到1990年中，中国学界曾经有过“文化史热”，有过“学术史热”，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
19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首先，进入1990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有人认为，历史在这里转弯了，后一个时代的问题变化了。
但我想提醒的是，历史在中国并未“终结”。
只是因为情势有了变化，问题变得复杂，所以导致了表面的“转向”与“分化”。
在社会的转向和分化中，思想也在转向和分化。
原来同一的思想崩溃了，各自的思想资源不同了，思想取向有差异了。
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取向和资源在没有经过梳理和整合的情况下一涌而入。
本来，传统时代的儒家和孔子被民主观念打倒了，佛教道教被科学思想当成迷信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也被认定是保守僵化了，后来，现代民主科学思想又因为“现代性批判”的风潮变得令人怀疑了。
可是，当孔子又被抬出来的时候，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嫌疑，而后现代思潮呢，又因为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
在中国好像已经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使得过去为社会变化进行解释的“思想”，和原本很清晰的作为知识基础的“学术”，都发生了混乱。
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新时代中，思想史学界就有了很多需要回应的新问题，要告诉我们，“思想”是怎么变得混乱的？
如果要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什么是可以发掘的传统资源？
什么是需要重新确立的价值？
什么是呈现中国的思想？
其次，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百年里，中国在向西转，即所谓从“在传统内变”转向“在传统外变”，学科制度、研究方法、表述语言都西化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西方”化还好办，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新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在经历了一阵“拿来”和“实用”的风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检验这些被应用在历史解释中的各种理论，大家感到很困惑，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仍然需要从思想史角度去思考。
比如：
第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估价。
大家过去有的会强调它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文人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力等，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
可是，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就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可是，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专制”，是不是就对头呢？
问题一方面涉及历史，一方面指向现实。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是否可以窄化为儒学与儒经？
是否中国有一个“复数的传统”？
佛教和道教在这个传统中应该如何评价？
它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核心吗？
第三，借助西方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的瓦解，现在有人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
可是，到底真的历史是这样，还是一种反抗现代性的论述策略，或者只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版呢？
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连在一起。
第四，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
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延续到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观念？
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很多过去天经地义的前提或预设，都在被质疑。
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前提或预设都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而政治性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
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
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与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
我一直强调，过去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建立系谱”和“表彰道统”，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
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国内新材料，对以前的思想史脉络构成挑战。
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
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有几点很重要：
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丸山真男提出的概念，就是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第三是“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由于“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的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文明、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
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中国的“中国”研究所忽略的那些“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三、试析中国思想史研究将来的地位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
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中国现在说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
正因为思想史的边界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容纳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宗教、政治等内容，都被包容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了。
像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虽然他说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开放了的新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特别容易引起各不同专业学者的关心。
应当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容我简单地归纳，我觉得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是：
第一、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制度化”、“风俗化”和“常识化”。
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
这样你就得关注风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电光火花一样的少数天才当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当思想的连锁环节。
举一个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学为中心，那么北宋濂洛之学出现，理学家那种伦理道德严格主义就应当写在北宋。
可是如果你注意到北宋司马光劝谏皇帝勿看女子裸体相扑，就知道理学家那种伦理严厉化的思想，是渐渐地差不多在南宋以后才成为制度、共识和基本常识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思想史过程。
第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史和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拓宽了思想史的视野和范围。
第三、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不仅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恪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也要解决汉族与异族思想的交融。
这恰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因。
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依旧拥有很高的地位，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
比如，中国传统对内的一统观念和对外的天下观念，如何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国内管理制度和国际秩序构想？
传统的家国体系、君臣关系和礼仪制度，如何影响着今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
传统儒佛道的三教合一关系，如何影响信仰立场和批判精神的确立，以及宗教信仰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作用？
我身处中国，我的体会、经验和亲历的历史，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今天的思想状况，并且从这些思考出发，反省过去几千年的思想史。
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
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
2.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
我国有着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有着丰富的治理国家、发展农桑、战争攻守、教化百姓、文化礼仪等文化典籍，以及探究天理、人性等哲学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的思想。
作为中国的一个管理者、中国的校长，确实要做到数典不能忘祖。
既要从西方的管理理论中汲取营养，也要从东方的文化中寻根溯源。
中国的文化典籍中，如《孙子兵法》被世界誉之为最深刻、永远新鲜的管理经典。
中国的历史上，如秦始皇、诸葛亮等都可称之为管理的典范。
下面简要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列举一、二。
求治防乱的思想
管子指出：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
管理得当则“治”，管理不善则“乱”。
“乱”的后果如何呢？
《吕氏春秋》指出：
“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
”《尚书》也指出：
“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
”
如何求治防乱呢？
老子指出：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
另外，“治”必须统一思想。
墨子提出“尚同”，如果是“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则十义”的话，国家非乱不可。
《吕氏春秋》也指出：
“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
”管子说：
“政不二门”。
治理的统一思想是什么呢？
孔子指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司马光也说：
“治国莫先于公”。
公是一个标准，德是另一个标准。
司马迁指出：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诸葛亮讲：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所以中国的管理思想中，历来有着“为公”、“德治”的优良传统。
求治防乱的措施中，第一是明君，宋代的程颢、程颐说：
“君贵明，不贵察；臣贵正，不贵权。
”“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国家者，无之。
”第二是举贤，第三是赏罚分明。
宋代的陆九渊说：
“任贤，使能，赏功，罚罪——医国四君子荡。
”诸葛亮说：
“治国之道，务在举贤。
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这也是避免管理中因人设事之大忌。
2.2以人为本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直强调对人的重视，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指出：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明通鉴指出：
“得其人则百废兴，不得其人则百弊兴。
”孔子说：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取信于民，为民请命是一个重要的管理目标，唐太宗很明确地指出，民如同于水，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
管子说：
“争天下必先争人”。
人、财、物三个管理资源中，中国历来把人放在了首位。
2.3名正言顺的思想
中国在《周礼》一书中，早就论述了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确立了官职名称、职责范围、相应的权力、上下隶属关系。
孔子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越位谋政是制造混乱。
《尚书》中说：
“处其位不履其事，则乱也。
”意思是在其位，而不干事，是失职，也是制造混乱。
孔子提出“名正言顺”的观点。
实际上就是职责相符、职权相配的观点。
孔子提出要“正名”，他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所以越权指挥是不顺的，如参谋人员去代替指挥员下命令是不行的。
2.4治众如治寡的思想
孙子兵法》是一部不朽的兵书，也是多处闪烁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精华的名典。
孙子把军队划分为“军、旅、卒、伍”，实际上就是划分出管理的层次，同时确定了管理的幅度。
《孙子兵法》中说：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这里的“分数”，就是划分为可以指挥管理的人数；“形也。
”这里的“分数”，就是划分为可以指挥管理的人数；“形名”，就是指通讯、指挥的工具，如旌旗的信号、战鼓的声音等。
2.5审时度势的思想
审时度势是决策的依据，成都武侯祠的名联就指出这个道理：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治蜀的决策是宽、是严，如果不审时度势的话，可能都要失误的。
如何做到审时度势？
《孙子兵法》的名言：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己，不知彼，每战必殆。
”《孙子兵法》中指出：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其中第一条“可以战”与“不可以战”，就是一个对形势、环境的系统分析的问题；第三条就是指目标一致的问题；第五条就是指授权后不再乱加干预的问题；善于利用形势，也是管理的成败之条件。
《孙子兵法》中说：
“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
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
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
”
2.6祸起萧墙的思想
管理的大忌就是出现内耗，管理不怕环境恶劣而担心是祸起萧墙。
孟子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管子说：
“上下不和，虽安必危。
”《国语》中说：
“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
”管子说：
“言而不信，则民不附；行而贼暴，则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灭亡之所从生也。
”孔子说：
“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
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
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管理系统，大至国家，小至学校，只要内部上下不一，争权夺利，民心不服，大动干戈，即必然导致分崩离析，不仅是管理混乱的问题了，而是系统本身的毁灭解体的问题了。
以上从六个方面简要地论述了中外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主要内容，作为一名校长，既不能全学全用也不可能只用其中之一，应当做到融会贯通，根据学校管理的实际，悟出管理的真谛，化为自己的管理思想。
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
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3.1古代管理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古代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
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重人”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
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
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
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
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
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
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
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
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
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
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
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
他又说: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
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
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综合、重整体、重亲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