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docx
《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docx（35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
《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及其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
内容摘要
摘要：
本文将《儒林外史》中的二十多对兄弟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研究。
首先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几对兄弟形象进行抽样个案分析，以凸显《外史》中兄弟形象的成就及作者致力于此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不同的标准对《外史》中的兄弟形象进行分类：
从家庭伦理角度将他们分为鹡鸰型和参商型两大类，并从中可以看出吴敬梓对鹡鸰型兄弟满含褒扬之情，对参商兄弟予以无情的贬斥和讥讽，表明他对友悌理想、对温情和善的兄弟关系的向往及其幻灭。
从性情和行为方式将《外史》中的兄弟形象分为类同型与类异型两类，强化审美特质，加大了作品对兄弟形象刻画的力度。
本文认为，吴敬梓之所以创作出如此众多的兄弟形象，是因为他寓藏着难以释怀的兄弟情结，这种兄弟情结的形成与吴氏先辈的友悌行为、吴敬梓“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亲身经历以及社会上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恶俗是分不开的。
兄弟形象在《儒林外史》独特的叙事结构中，不仅贯穿着“反功名富贵”、“倡文行出处”的情节结构的明线，而且起到了连环套结，推动小说一环一环向前发展的作用，使整篇小说神聚而形不散，人物故事层面关联紧密。
而兄弟形象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凸显和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使读者对封建社会末世宗法血缘关系终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诱惑、伦理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更加痛心疾首。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当代中国，同样也面临着伦理道德的失范与紊乱。
《儒林外史》能过兄弟形象刻划对伦理关系的理性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其启迪意义。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发展观，确立符合经济时代的正确的伦理道德观，以德治国，以解决当前的道德滑坡现象，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关键词:
兄弟形象兄友弟悌兄弟参商道德
导言
（一）选题的价值及研究视角
作为一部经典之作，《儒林外史》的成就是多方面的，除蕴含于内的学术史价值（士文化源流等）之外，它在思想艺术、社会生活各方面均极突出：
它富有理性的内容与独特的选材视角，“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结构，“生活流”式的叙述方法，深刻而含蓄内敛的笔法，尤其是其讽刺艺术，向为世人称颂，并对后代作家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如鲁迅等）。
我们认为《儒林外史》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具有高度的历史认识价值，在当今社会还具有现实的价值，其反映的伦理道德危机的主题对当代社会仍有着令人深省的启示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参考。
两个世纪以来，《儒林外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很少关注到兄弟群体（包括同胞兄弟和族兄弟），并将其作为一个类型或整体来进行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拟将《儒林外史》中的二十多对兄弟形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结合吴敬梓的家世和自身经历，把这些兄弟划分为鹡鸰型与参商型两大类，并且作出伦理评价，揭示吴敬梓友悌理想的幻灭。
同时，将《儒林外史》兄弟分为类同型和类异型两类，强化了审美特质，加大了刻画的力度。
（二）与本论题有关的研究成果综述
《儒林外史》自成书之初，对其研究主要是在传抄、印刷过程中通过“序”、“跋”、“识语”等形式来进行的。
近代研究，始于辛亥革命前夕，当时西学东渐，维新派人士受其影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小说，一批学者（如梁启超、韩邦庆、邱炜爰、天僇生、黄摩西等）认识到了《儒林外史》的价值、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纷纷发表了评论。
开创性的同时，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和胡适等人也竭力提倡白话文学，他们（特别是钱玄同）充分肯定了《儒林外史》在白话文学方面的价值（陈、钱二人还同为汪原放标点本《儒林外史》（1920）写“新叙”）。
胡适发表了许多评论，他认为《儒林外史》同《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一样都是“活文学”，是“模范的白话小说”：
赞扬作者“写人物的画工的本领”，认为《儒林外史》“开一种新体”，后来南方许多讽刺小说都学《儒林外史》，是“《儒林外史》式的”；吴敬梓“见识高超，技术高明”，是“我们安徽的第一大文豪”等等。
胡适撰写的《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发现并介绍的《文木山房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与此同时，鲁迅先生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与艺术眼光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展开了极深刻的研究。
他认为《儒林外史》在内容方面“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创作态度上“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盛称其艺术上“整而能谐，婉而多讽”，“迨《儒林外史》出，…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认为《儒林外史》是具有“永久”意义的“伟大”作品。
在鲁迅之后，茅盾、张天翼、王璜、钱钟书、赵景深、季羡林等人都写有评论文章，一些文学史著作中也多有论及。
建国以后，《儒林外史》的研究格局进一步活跃，出版的重要著作有:
何泽翰《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1954年）、王俊年《吴敬梓与（儒林外史》》（1980年）、陈汝衡《吴敬梓传》（1981年）、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1984年）、《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陈美林《吴敬梓研究》、孟醒仁、孟凡经《吴敬梓评传》、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综览》、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1991年）等等。
其间，何满子、吴组缃、宁宗一、何泽翰等人也发表了重要文章。
其中与本论题研究有关的专著，如陈美林的《儒林外史人物论》（1998年），分论了《儒林外史》的主要人物。
胡益民、周月亮《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1995年），则从士文化角度出发，将《儒林外史》人物分为四个类型，对本文所涉及的大多数兄弟人物进行了分析。
除了研究资料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外，《儒林外史》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地拓宽，如关于《儒林外史》主题的重新审视，关于《儒林外史》类型特征的研究，从“史传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儒林外史》，尤其是从宏观的文化演变的背景下来研究《儒林外史》。
张国风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儒林外史》，走出了跨学科研究《儒林外史》的新路子。
（三）本文的研究方法及重点难点
本文着眼点在于对《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进行系统的研究，按不同的标准对其进行分类，包括伦理道德的鹡鸰型与参商型，审美艺术的类同与类异。
力图揭示吴敬梓创作如此众多兄弟形象的动因，兄弟形象对深化《儒林外史》主题的作用，以及对当今社会道德危机的启示等等。
一、《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综览
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出现兄弟联袂登台的情况，如《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与诸葛谨，曹丕与曹植：
《水浒传》中的阮氏三雄，解珍与解宝，李逵兄弟；《红楼梦》中的贾政与贾赦，贾宝玉与贾环等。
《儒林外史》的情况尤为突出，作为一部描绘社会众生相的小说，在文中描写或提到了21对兄弟，这一数量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较为罕见。
两个世纪以来，虽然《儒林外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很少关注到兄弟群体（包括同胞兄弟和族兄弟），尤其是将兄弟形象作为一个类型或整体来研究，本文拟从兄弟形象分析入手，将《儒林外史》中的兄弟形象从伦理道德、性情差异等方面进行分类，揭示吴敬梓创作如此众多兄弟形象的动因，以及兄弟形象对深化《儒林外史》主题的作用。
（一）《儒林外史》中兄弟形象的凸显
《儒林外史》中描写或提到的兄弟，前后共计21对，这21对兄弟从出场频率来说，《儒林外史》56回中，仅有8回没有出现兄弟形象，其余48个回目中均有，出场频率高达86%；从人物刻画效果来讲，王仁王德、严贡生严监生、汤奉汤奏、杜倩杜仪、余特余持、娄捧娄攒等兄弟形象刻画得十分成功，堪与范进周进相媲美。
从兄弟出场的时间跨度来讲，最先出场的二严所处的是明成化末年（1487年），最后出场的二徐所处的是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间间隔百余年，对于揭露世情世相具备了百年审视的深刻意味。
作者运用互衬烘托等各种艺术手法，来描写兄弟形象，则大大提高了《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的力度。
〔附表列〕
兄弟姓名
主要分布回目
兄弟姓名
主要分布回目
严贡生、严监生
4一6、18
汤奉、汤奏
4一5、43一44、46
王德、王仁
5一6
王大、王小二
5
娄捧、娄攒
8-13
匡大、匡超人
15-20
潘保正、潘三
16-18
匡叔、匡太公
16
杜倩、杜仪
29-38、40-41、44-46、53、56
倪廷珠、倪廷玺
25-33、37、42
胡缜、胡八乱子
15、18、22
卜诚、卜信
21-22
施御史、施二
27、44、49
汤由、汤实
42-44
余特、余持
44-46
唐二棒椎、
唐三痰
45-47
余殷、余敷
45
方老二、方构
47
秦中书、
秦二侉子
49-50、52
徐三公子、
徐九公子
53-54
彭氏兄弟
45
（二）《儒林外史》中的主要兄弟形象个案分析
《儒林外史》中描写了20多对兄弟形象，本节拟先选取其中几组刻画得十分成功的兄弟形象进行个案分析，以便在下文对这些形象类型、在作品构成中的意义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1、严贡生、严监生兄弟
二严是《儒林外史》出现的众多兄弟形象中的第一对，虽是同胞兄弟，却在性情、行为方式、价值取向等诸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陈美林先生在《儒林外史人物论》系列论文中，分析这对兄弟用词是“泰列衣冠的严贡生”与“胆小有钱的严监生”，借用书中语言，高度概括了兄弟俩的特征。
首先，从命名上看，严贡生名大位字致中，严监生名大育字致和。
据考，二人名字取自《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而严氏兄弟的言行举止、处世待人、道德品行与名字的寓意是相悖的，名不符实，表达了作者对其的讽刺与贬斥。
严贡生初次出场是在关帝庙中交好结识前去高要县知县汤奉处打秋风的张静斋与范进。
正当他洋洋得意吹嘘自己“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时，他家的小厮却前来报信:
“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
”通过王小二、黄梦统的告状揭发，我们知道了严贡生拦人的猪仔，讹人的利钱的经过，知道了严贡生武断乡曲，极尽敲诈勒索之能事，连知县汤奉也不得不斥责他“一个做贡生的人，泰列衣冠，不在乡间里做些好事，只管如此骗人，其实可恶”（《儒林外史》第五回）。
如果说，这些是作者借别人之口，而说明的严贡生的劣迹，那么以后他的种种罪行，则是让他自身的言行表现出来的。
在省城，他终于攀结上一门官亲，讨得曾做过“巢县正堂”的第二个令爱为自己的二儿媳。
成亲时，既想讲究排场，可又刻剥成性，舍不得花银子，狐假虎威，借仗着张静斋的势力，压低、克扣吹鼓手的工钱，导致在迎亲时，只来了一个吹箫的，一个打鼓的，“在厅上滴滴打打的，总不成个腔调”。
作者形象地描绘出这一令人发唬的场景，又通过四斗子之口讥之为“臭排场”，就对这个贡生的品行作了有力的抨击。
勉强成亲后，他即携子掣媳回到高要，返乡之际，又借了亲家“巢县正堂”的金字牌和“肃静”、“回避”的白粉牌，以及四根门枪，一一插在船上，“又叫了一班吹手，开锣掌伞，吹打上船”，十足的官派，使得“船家十分畏惧”，但却舍不得十二两银子的船资，乃以云片糕充做“费了几百两银子合了”的“一料药”来诈骗，赖掉船资。
严贡生处处以刻剥和讹诈的手段来讲排场，装身份，实在令人可恨可厌。
而更让人憎恶的是他对胞弟严监生一家的欺压。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严贡生与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
严贡生避走省城后，曾两次返乡。
第一次是严监生一病亡故，自己官司已了结：
第二次是侄子夭折，自己携带子媳同归。
且看严贡生两次返乡的表现。
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即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他弟弟生病故亡的情况，他毫不提及，先行“打开看了”，见是“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满心欢喜”，在好处的驱使下，他一口一声称呼“二奶奶”，完全承认了赵氏的扶正。
随后，“又细问浑家，知道儿子们都得了他些别这是单留与大老官的”，在这之后，他才‘换了孝巾走过去，在其弟灵枢前叫“‘老二’，干号了几声，下了两拜”。
丝毫看不出手足之情，悲戚之感。
而在酒饭之后，弟妇询问丧葬事宜，严贡生又交代，他马上要带二儿子去省里周府招亲，无暇过问其弟的丧事，但十分明确指出的是“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疑将严监生从家族中剔除去了。
第二次返乡，是因严监生的儿子“出起天花来”，不过病了七日就天折，弟妇为守住家产与“二奶奶”的地位，想立严贡生的幼子过来承嗣，王德王仁两位舅爷写信到省城接他回来商议。
收到此信后，严贡生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这就透露出他早已成竹在胸。
此时娶媳不过“十朝”，就匆匆返乡。
“严贡生回家，…他浑家正在房里抬东抬西，闹得乱哄哄的。
严贡生走来道:
“你忙甚么?
”他浑家道:
“你难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鳖鳖的？
统共只得这一间上房，媳妇新新的，又是大家子姑娘，你不挪与他住?
”严贡生道:
“呸!
我早已打算定了，要你瞎忙！
二房里高房大厦的，不好住?
”他浑家道:
“他有房子，为甚的与你的儿子住?
”严贡生道:
“他二房无子，不要立嗣的?
”浑家道:
“这不成，他要继我们第五个哩。
”严贡生道:
“这都由他么?
他算是个什么东西?
我替二房立嗣，与他甚么相干?
”（《儒林外史》第六回）”
通过严贡生与他浑家的一席对话，将其企图霸占二房家产的心机暴露无遗，“我早已打算定了”更说明他这种心机蓄谋已久，对二房家产是志在必得，如今只须付诸行动了。
果然，送走了王德王仁兄弟后，严贡生就开始吩咐家人，腾出正屋给他二儿子歇宿，要称呼其二儿子、二儿媳为“二爷”“二奶奶”，赵新娘只是父妾，要先过来拜见其二儿媳。
此时，他完个忘了自己第一次返乡时已承认了其弟妇的身份，忘了自己曾一口一声“二奶奶”。
严大老官还特别强调:
“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都是差错不得的。
你们各人管的田房，利息帐目，都连夜攒造清完，先送与我逐细看过，好交与二相公查点；比不得二老爹在日，小老婆当家，凭着你们这些奴才朦胧作弊!
此后若有一点欺隐，我把你这些奴才，三十板一个，还要送到汤老爷衙门追工本米饭哩!
”在这里，严贡生根本未将已扶正的赵姨娘放在眼中，俨然以一家之主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并且似乎还是封建礼义的捍卫者，是深得父母官青睐的乡绅。
我们通过其种种言行，早己看出他的虚伪与贪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几次被人告到汤知县那里，不仅没得到汤知县的照顾，反而引起知县对其极端反感，这与他处处向人吹嘘自己“与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汤父母对他“凡事心照”，形成极大的反衬，更进一步暴露了他虚伪无耻的嘴脸。
而严监生与其胞兄不同，是个“胆小有钱”的乡绅。
由于社会地位比其兄严贡生低，所以严贡生眼中并无这个弟弟，但他却偏偏“家有十多万两银子”，这种经济状况不能不令贪鄙刻剥的严贡生有凯觎之心。
严监生的出场是为了处置他兄长严贡生的官司，当严贡生走避省城以后，差人就来找他说话。
其实他们兄弟俩虽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己经分炊，各自成家立业，官府根本没有理由因严贡生的“细故”官司而牵累到严监生，只因为严监生“有钱”而又“胆小”，才被差人当作“有头发的”来抓。
他也果然就慌了手脚，“不敢轻慢”差人，还请两位舅爷来商议如何消弥这场官司，最后花了十几两银子，将官司了结了。
在这场官司中，他白赔了银两，担了心惊，死后反被严贡生责怪，贬责他懦弱无能。
其实，我们仔细品味一下，便会发现严监生并不是一个毫无主张，蒙昧昏馈的角色，他对其胞兄一家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他的心目中，严贡生的劣迹一时“也说不尽”，遇到麻烦就“两脚站开”，贻祸于他，即使寻着，“他也不肯回来”亲自了断。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严监生出钱为其兄消弥官司，并非心甘情愿，而只是迫于官府的淫威与自身的卑微渺小，以及对其兄无赖行径的无可奈何。
看过《儒林外史》的人都不会忘记严监生死前伸出的两个手指头，也正是这“两个指头”，使他成为中国吝音鬼的典型，成为后人讥讽的对象。
而他的家产却是通过许许多多这样的吝啬行为而积累起来的。
且看严监生对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的表白:
“便是我也不好说。
不瞒二位老舅，像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的稀烂：
上顿吃完了，下顿一又在门口赊鱼。
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
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
”（《儒林外史》第五回）”
这段话是严监生的自为写照，虽然这话是说给窥伺他的银钱的二王听的，不免有“哭穷”之嫌，却一石二鸟地表现了严大老官的“奢”与严二老官的“吝”。
诚如闲斋老人所评:
“严大老官之为人，都从二老官口中写出。
其举家好吃，绝少家教，漫无成算，色色写到，恰一与二老官之为人相反。
然而大老官骗了一世的人，说了一生的谎，颇可消遣，未见其有一日之艰难困苦：
几老官空拥数十万家货，时时忧贫，日日怕事，并不见其受用一天”。
严监生之所以未“受用一天”，原因在于他的吝啬，总是苦了自己，便宜了他人。
他对自己是“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病得“骨瘦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临死前将两根灯芯换成一根才肯瞑目。
而对别人呢？
却是白白地花银子去替兄长消弥官司，为王氏之丧和扶正赵氏，“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临终前还敬奉乃兄白银二百两，新衣两套。
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无可奈何，都有着深深的用心。
但作者运用这种“豪奢”与“吝啬”所形成的对比与反衬，更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活得卑微、死得窝囊的悲惨命运，揭露了他的胞兄和内兄的狼虎之心。
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揭示了他一生悲苦的部分成因:
“我死之后，三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
”
2、王德、王仁兄弟
王德、王仁是小说中与二严几乎同时登场的又一对亲兄弟，他们的活动不是很多，情节也不复杂，但形象却十分鲜明，作者塑造这一对兄弟的寓意也极为深性卜刻，是《儒林外史》中不可忽视的两个人物。
王德、王仁同为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吝”。
按理说，不管从他们具有的廪生的身份，还是从他们从事的为人之师的职业，这一对兄弟都该是士人的表率，然而他们却是一对无德无仁，行止有亏的无耻之徒。
王德、王仁兄弟的出场，是因严监生请他们帮助处置严贡生的官司，在二人的谋划之下，官司很快就了结了。
而妹丈严监生的软弱无能也被两个舅爷从中窥知，从而触发了凯觑之心，演出了一幕幕的丑剧。
作者着重从他们对待胞妹王氏与严监生之妾赵氏的态度变化中，以及赵氏立嗣的“两脚站开”过程中，深刻地暴露出他们兄弟俩同恶相济、狼狈为奸的丑恶行径，抨击了他们卑污的心灵。
他们的胞妹王氏虽为正妻却无子嗣，赵氏虽是“新娘”却是“生儿子的妾”，在封建宗法社会中向来是母以子贵，所以赵氏自然对王氏的地位形成了威胁，而赵新娘也日夜图谋能顶替王氏“大娘”的身份。
在这种情势下，二王似乎处于下风，但事实并不然，没有二王这两位舅爷的首肯，赵氏的正室身份是无法谋求到手的。
因此，赵氏与严监生不得不讨好王德、王仁俩兄弟，不得不屈从满足二王的无耻要求。
而二王也就可以借此拿捏“胆小有钱”的妹丈。
当严贡生官司了结后，严监生整酒致谢二王，但“两个秀才拿班做势，在馆里又不肯来”，表明他们志不在酒席。
到听说妹妹王氏“心里有些不好”，要与他们“谈
谈”，二人方才赴席。
但对“面黄肌瘦，怯生生的，路也走不全的”妹妹，他们并没有表现
出深刻的关注之情，只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总是虚弱，该多用补药”。
此后二王从未主动来问候其妹的病况，直到王氏病笃之际，严二为了扶正赵氏，不得不叫人去请他们。
这时，二王再也不做作了，一请即到。
当严二说及扶正一节时，他们两个冷若冰霜地“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这真是无声胜有声。
严二也十分乖觉，及时刹住这一话题，先招待他们“用饭”，再请至“密室”，屏退小厮，“拿出两封银子来，每位一百两”，二王“双手来接”，脸也不本丧着，口也开了。
“王仁道:
“方才同家兄在这里说，舍妹真是女中丈夫，可谓王门有幸。
方才这一番话，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没有这样道理，还要忧恍忽忽，疑惑不清，枉为男子。
”王德道:
“你不知道，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
舍妹殁了，你若另娶一人，磨害死了我的外甥，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
”王仁拍着桌子道:
“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
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
”严致和道:
“恐怕寒族多话”。
两位道:
“有我两人做主我，但这事须要大做，妹丈，你再出几两银子，明日只做我两人出的，备十几席将三党亲都请到了，趁舍妹眼见，你两口子同拜天地祖宗，立为正室，谁人再敢放屁!
”严致和又拿出五十两银子来交与，二位义形于色的去了。
（《儒林外史》第五回）”
见到银子，王德王仁这两位“全在纲常上做工夫”，“代孔子说话”的廪生，马上“义形于色”，一唱一和地为扶正赵氏卖力，当严二担心族人会说话时，二王又慷慨激昂地表示“有我两人做主”，只不过要以严二的实利作为二王的名义去将这事大做。
明明是中饱私欲，却以“行道”为名，二王的这种见利忘义的不耻行为，以“义”牟“利”的卑污手段，让人不由得不对他产生一股憎恶之情。
作者运用春秋笔法来剥露了他们口言圣贤行同狗猪的真面目。
吴敬梓对这两个“铮铮有名”的座生的揭露并未就此停止，又借立嗣一节奋笔直戳他们丑恶心灵的深处。
扶正后的赵氏为了巩固自己“奶奶”的地位，抛开自己的亲兄弟，一味巴结、讨好二王，多有钱财馈赠，二王也安享无愧。
当严二病笃托孤于他们时，又收受了几封银子，但却没有任何承诺。
而当外甥夭折，赵氏的优势己失时，他们对赵氏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由过去的讨好转为敷衍，至在立嗣一事上两脚站开，不闻不问。
当赵氏因立嗣一事请他们前来商议时，他们表示“这件事，我们做不得主”。
看似情理之中，实则想撒手不问，这与前文扶正时“有我们两人做主”截然相反，反映了二王态度的急剧变化。
严大从省城回来谋夺严二的家产时，赵氏又请他们来商议，他们更是寻找借口脱身，不愿得罪严贡生。
及至赵氏告至衙门，汤知县批下“族亲处覆”时，他们本可站出来说话，但却“像泥塑木雕的一般，总不置一个可否”。
在商议写复呈时连名也不列，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身在学宫，片纸不入公门”，似乎是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文人，但这正是作者的诛心之笔，揭露他们处处口称“纲常”，其实卑鄙无耻，依仗权势为非作歹，道德良心沦丧殆尽，是儒林中最腐朽反动的一部分。
3.杜倩和杜仪
杜倩和杜仪是一对族兄弟，是天长望族杜府的后人。
在同族兄弟六、七十人中，只有他们两位不肯闭门在家做举业，而是招接四方宾客，广为交游。
但他们之间又有很大的区别。
杜倩所交结的是一些自命风雅的斗方名士、风流才子，他自己也瞧不起这些假名士，但却又终日与他们厮混在一起，以此来混时间，来使他的日子稍微有点意思。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他所交往的人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杜十七老爷的品位与性情。
论才情，论见一识，杜倩明显地超过他身边的那些假名士，这只须看他批评萧金铱游乌龙潭的诗作以及评价建文与永乐两个皇帝便可知晓（第二十九回）。
不过，从杜慎卿的思想实质及生活作风来看，则是一个“风流”习气极为浓郁的“才子”，品位并不高。
他一到南京，就由做媒的沈大脚介绍，找了一个长得“十二分的人才还多着半分”的姓王的十七岁姑娘。
当季苇萧向他恭喜时，他却故意愁着眉说“这也为嗣续大计，无可奈何”，并且大骂妇人，认为天下妇人没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
杜倩这种前庭骂女人臭，后门又纳妾的具有讽刺性的对比行为，将其矫情虚伪活现纸上，也是自己在打自己的耳光，自己暴露着自己。
他的最大的不可排解的痛苦是找不到一个“知心情人”，而他的“情人”并非女色，却是男风。
“难道人情只有男女么？
朋友之情更胜于男女!
”“假使天下有这样一个人，又与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这样多愁善病!
只为缘分浅，遇不着一个知己，所以对月伤怀，临风洒泪!
”他用美丽的言词包装自己龌龊的感情和丑恶的心灵。
连俗不可耐、穷极无聊的季苇萧居然都有了嘲笑他的资格，“他已经着了魔，待耍他一耍。
”于是有了“访友神乐观”一节，作者对此叙写得十分精彩，情节延宕顺挫，而结局却完全出乎意料-一季苇萧让他去会的是一个肥胖油黑，还有满腮胡须的“妙人”。
这意外的
升级会员 